本刊特稿
隧道之光：史上三个半和谐盛世述论（下）
——一种基于和谐伦理维度的研究
刘长明
摘要：一般说来，“三态”——心态、世态、生态是检验社会和谐与否及和谐状态的三个维度，这样，心和、人和、天和这“三和”在客观上就成为衡量和谐度的三个指标体系。依据以“三和”为核心的和谐度标准，可将迄今为止的社会形态划分为和谐社会、失衡社会和不确定社会。和谐社会，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盛世，就是自我、人我、物我相对和谐的时期。和谐盛世，恰如历史隧道中的和谐之光，令人向往。以和谐伦理的维度回望历史，悠悠上下五千年，和谐盛世三个半：尧舜治世，神州风和，天人合意，开盛世先河；文景之治，道法自然，黄老思想一以贯之，70年盛世令人叹为观止；贞观之治，君明臣忠，安人静俗道一贯，遂成20多年盛世欢歌；半是辉煌、半是悲情的“康乾盛世”，恰如落日前的辉煌，盛世悲歌中埋下了乱世的种子，遂有“半个盛世”之谓。漫漫时空隧道中，洗尽的是铅华，留下的是和谐之珠——恒久闪光的盛世。
关键词：隧道之光 尧舜治世 文景之治 贞观之治 康乾盛世
一 半是辉煌、半是悲情的“康乾盛世”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大一统政权最长的封建王朝，自清太祖努尔哈赤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起兵到明崇祯十七年得国，龙兴辽东，三代人不懈努力终于以东北偏隅之地并吞海内，一统天下。从顺治入主中原（1644）到宣统退位（1912），中经10个皇帝，共268年。综括清政府君臣的论述，所谓“康乾盛世”（或称“康雍乾盛世”），起于康熙二十年（1681）三藩之乱平定，止于嘉庆元年（1796）川陕楚白莲教起义爆发，持续时间长达115年。在此期间，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诸多变化，改革措施推陈出新，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社会秩序渐趋稳定，经济商业快速发展，人口增长稳定迅速。康雍乾三帝也每每自诩为盛世，康熙还首开抹黑“盛世”者“斩立决”的先例，雍正上谕、朱批有近50处提及“当此太平盛世”之类的话语，乾隆时所编《八旬万寿盛典》更有70余处自命为“盛世”。清朝典籍中，有数不尽的对“盛世”的阿谀。一个时期以来，复又暗流涌动，对于“康乾盛世”的阵阵歌功颂德不绝于耳，令人疑窦丛生。
其实康雍乾时，在盛世局面下隐藏着巨大的危机，政治腐败与社会矛盾愈演愈烈，已有许多人以各种方式表达了对“康乾盛世”的强烈质疑，但慑于清政府的淫威，这种质疑声音被巧妙遮蔽，不过我们还是能够从中发现盛世“闹剧”之一二。后来，鲁迅先生严肃地提出，所谓“康乾盛世”是史料被大规模篡改的结果，是清朝奴隶文化下歌功颂德式的产物。
要准确评价康雍乾之世的历史地位，最重要的是把它放在历史的和世界的总坐标系中全面观察。无论是从历史上纵向看，还是从世界层面横向看，这个血雨腥风的王朝都既有繁华灿烂的一面，也有难当盛世之名之处。“盛世”表象下危机四伏，内有腐败透顶、暗流涌动，中有民变起义、风起云涌，外有列强环伺、虎视眈眈。康雍乾之世，恰似一座外表光鲜却矗立在流沙之上的大厦。这座社会大厦充满了辉煌，也暗藏野蛮、血腥。一半是辉煌、一半是悲凉的“康乾盛世”，那些值得炫耀的地方，也不过是落日辉煌。
康雍乾三帝皆重视发展农业生产，耕地面积有所增加。雍正二年，全国可耕地面积683万余顷，乾隆三十一年扩大到741万余顷。乾隆鼓励开荒，扩大种植面积，并要求北方向南方学习耕种技术。乌鲁木齐地广人稀，朝廷资助甘肃贫民前去垦种。以前贵州遍地桑树，但不养蚕纺织，朝廷便责成贵州地方官向外省招募养蚕纺织能手传授技术。
就手工业技术而言，也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如广东的冶炼业、京西的采煤业、江南的纺织业、云南的铜矿业等都有了较快发展。手工劳动的分工进一步精细，如江苏松江棉布染色业作坊，按照产品种类分成蓝坊、红坊、漂色坊、杂色坊等。织布机也有一些改进和革新，如上海的纺纱脚车，可“一手三纱，以足运轮，人劳而工敏”。当时的棉布生产，无论数量或质量都比以前有很大的增长或提高。上海的“梭布，衣被天下，良贾多以此起家”。苏州的“益美字号”，因大家誉其“布美，用者竞市”,“一年消布，约以百万匹”，结果“十年富甲诸商，而布更遍行天下”,“二百年间，滇南漠北，无地不以益美为美也”。
人口剧增是康雍乾之世的一大亮点。明代全国人口稳定在6000万左右，在康熙时突破1亿大关，至乾隆后期又突破了3亿。人口增速加快，以致史家赵翼萌生了提倡晚婚晚育的想法，他在《米贵》诗中说道：“勾践当年急生聚，令民早嫁早成婚。如今直欲禁婚嫁，始减年年孕育蕃。”从积极方面看，人口持续快速增长无疑是社会发展的标志之一。当时国家以10亿亩上下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30%左右的人口。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明末引进的番薯、玉米等高产作物在全国推广。
康熙五十一年上谕：“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是年又宣布：自康熙五十年为始，三年内，全国地丁钱粮全免一次。乾隆帝效仿康熙帝的做法，从乾隆十一年到五十五年，相继四次普免全国钱粮赋税。此举值得肯定。客观地说，康雍乾之世的经济确有一定发展。但是，清朝统治者入主中原后，采取的野蛮的“圈地运动”等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全国的生产力。
清朝统治者入主北京后，为解决八旗官兵生计，遂下圈地之令。根据圈地令，旗人携绳骑马，大规模圈占汉人土地，导致“近畿土地，皆为八旗勋旧所圈，民无恒产，皆赖租种旗地为生……流民南窜，有父母夫妻同缢死者；有先投儿女于河而后自投者；有得钱数百，卖其子者；有刮树皮掘草根而食者；至于僵仆路旁，为乌鸢豺狼食者，又不知其几何矣”[（清）昭梿：《啸亭杂录》卷七]。圈地给汉族人民带来极大痛苦，原田主被逐出家门，背井离乡，因此纷纷起而反抗。迫于形势，康熙后来废止圈地令。1712年清廷下诏的“永不加赋”，是在经历近70年投充、圈地等野蛮政策后迫不得已的所谓“仁政”。而且，“名为永不加赋，而耗羡、平余，犹在正供之外”（章太炎语）。
康雍乾之世的工业总产量其实不及明末万历年间。明朝时，松江棉纺织业相当发达，松江是明朝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地，有“苏松财赋半天下”之誉。松江的棉纺织业在清朝时开始退步。明朝无论是铁、造船等重工业及建筑业，还是丝绸、棉布、瓷器等轻工业，都遥遥领先于世界，工业产量占世界的2/3以上，比农业产量占世界的比例还要高，而康雍乾之世虽然人口数倍于明朝，然而铁和布匹这两项指标性的工业产品总产量始终未达到明末的水平。到康雍乾之世末期，中国工业产量仅为世界的1/10左右，无论是总产量还是在世界所占比例，都不及200年前的明末。明末西方传教士还在赞扬中国物产之丰富，物质生产能力远胜欧洲，声称“大明人”“衣饰华美，风度翩翩”。1636年，从中国返回欧洲的曾德昭记载的那个“相当的富裕繁荣，在各方面都令人赞叹”的明朝已经于1644年灭亡了，取而代之的是号称“盛世”实则暗藏危机的康雍乾之世。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在乾隆时期的出使日记中记载：“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在马戛尔尼眼中，“康乾盛世”也只是“一艘破烂不堪的巨大船舰”，他形容清政府“不过是一个泥足巨人，只要轻轻一抵就可以把他打倒在地”。
康雍乾之世，虽然小有成就，但并不能掩盖清朝腐朽落后日薄西山的本质。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一位无名氏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中非常大胆地拷问：“我国之所以积弱，实滥觞于乾隆之晚际”, “清之积弱以迄午亡，实自乾隆间隐拨其根本矣”。可能是文字狱的缘故，作者隐去了姓名。吴歌的《啸亭杂录》详细地记录了有关清朝宗室淫虐无度、欺压黎民，整个国家政以贿成、官以资进、朝纲败坏、民不聊生的空前“盛况”。马克思把康雍乾之世称为“奇异的悲歌”: “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亚当·斯密认为中国社会似乎“停滞于静止状态”了。德国哲学家赫尔德在1787年出版的《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中，认为这个帝国的“体内血液循环已经停止，犹如冬眠的动物一般”。
二 盛世启示录
在波澜壮阔的五千年华夏文明盛衰史上，看似缭乱无序的背后，其实都有内在的规律。纵览中华民族五千年的风云画卷，三个半和谐盛世的成功经验在诸多方面存在惊人的相似，衰世或乱世的教训也如出一辙。盘点三个半和谐盛世，之所以为后人所讴歌、所向往，就在于其间国家充满阳刚之气、社会充满勃勃生机、民众充满无限希望、历史充满巨大机遇。
1．刚柔兼济，和谐发展
刚与柔，不可废其一。《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即在提倡刚健中正的同时，主张柔顺宽厚，做到刚柔并济、动静有时、外圆内方。唯其如此，才是家国君子的上乘境界。乾道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与坤道柔顺宽厚、博大宽广的精神相互补充、相辅相成，形成中华民族特有的刚柔并济、进退有度的民族精神。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刚柔相济，该出手时决不手软，该收敛时决不轻言用兵，文事与武备和谐发展，实乃盛世之要。尧舜治世、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皆得此要，遂成盛世。
大凡衰世或乱世，无不是扬刚废柔或扬柔抑刚。其中，以阴盛阳衰为祸中华尤甚。我们的追求究竟是强大还是肥大？是繁华还是浮华？是狮子还是肥猪？对这些严肃问题的选择，关乎国之存亡。国肥气短，注定被动挨打。为什么会有“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的耻辱？气短使然也！阴盛阳衰后，曾经刚健的中国一步步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中华民族为“软弱就要挨打”的铁律写下了绝好的注脚。历史没有沿着“落后就要挨打”的逻辑运行，而是一再诠释了“腐败+疲软=挨打”的必然逻辑。GDP只是衡量盛世与否的指标之一，绝不是唯一指标，甚至不是最重要指标。宋朝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的1/3强，科学技术遥遥领先于世界，然屡屡挨打，有“弱宋”之称。宋王朝花钱买和平，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抱残守缺的懦夫思想，不但在思想上“独尊儒术”，而且在用人政策上重文轻武。汉唐以来的尚武风气，以及中国军人那种敢于消灭任何来犯之敌的雄风，从此消失。汉唐时期激越高亢的民族精神、气吞山河的磅礴气势在宋朝却变成了逢战即败、不战即降、处处挨打的萎靡不振之势，而且这种颓废之势影响着后世。鸦片战争前的晚清，经济总量占世界的1/3，却也免不了屈辱挨打的命运；腐朽清政府“绝不给对方以口实”的避战政策，葬送了强大的位列世界第四的北洋水师；1931年，驻扎在我国东北的2万日本关东军攻击拥有20万之众的东北军，挑起了“九·一八事变”，东北军在“不抵抗”的严令之下，不战而退，3个月便丢失了东北。我们的软弱给了强盗足够的勇气。历史的经验一再证明，崇阴柔而抑刚健的颓势国策，必定招致无穷祸患。你若怕鬼，鬼就偏偏登门造访。不怕鬼的人永远不会遇到鬼，不惧怕战争的民族才会享有和平。
对外能用雷霆手段者，对内必怀菩萨心肠，反之亦然。作为对外软弱无能的双行线，对内就是专制统治。历史的刚柔逻辑，屡试不爽。
2．为政以道，天下归心
为政以道，譬如天籁，琴未鸣而万民和之。尧舜治世、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的为政之道均在于此。
义利和谐之道。义在利先，为政者须秉承先义后利、义利和谐之道。《荀子·大略》说：“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亘古义利之辨及其实践告诉我们：但凡谨遵先义后利、以义统利、以义取利者，可成治世或盛世；但凡先利后义、以利制义、见利忘义者，必祸乱家国。一个人人逐利的时代，妄谈什么盛世，徒留历史笑柄。如果仅把发财致富定位为国家的目标，将遗祸无穷。
无为而治之道。老子曰：“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第60章）道家提倡“无为”，实则“无不为”。“为无为而无不治”的辨证施治法则，强调的是按客观规律办事，清简政事。道家无为是一种积极的、为了大为的“无为”。可以把这一原理根据辩证法分成三个阶段：有为—无为—无不为。雕虫小技之智慧和欲望是导致祸乱的根本，因而，老子主张无知无欲，故曰：“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老子》第18章）“人”与“为”合在一起就是“伪”。要去伪就要“返璞归真”，与自然合道。
师法自然之道。人居天地间，当以天地之道为师。黄老之学的根基是“道”，从道出发，认为道的自然本性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25章）。合道而行，则天兴地育，高天佑之；背道而驰，则天诛地灭，天地不助。
损有利无之道。老子认识到：“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老子》第77章）人之道逆天道而动，则不会久远。因此，他告诫“有道者”要“有余以奉天下”，与天道和谐。这与共产党主张的“打土豪分田地”所见略同。天道有意，既不多造，也不错造：“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嚣嚣苦不足也。”（《汉书·董仲舒传》）秉持损有利无之道，方能为盛世奠基。
道在德先，为德之本。有道斯有德，舍道则无德。离道而求德，如缘木以求鱼。“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历史悲剧皆由离经叛道而起。回归道根，实乃盛世之应有之义。胸怀黄老之道，鸣起我们心灵的道德之音，无为的天籁足以使远人归来，天下归心，达致琴不鸣而治。
3．大道至简，国策一贯
大道从简，至道不繁，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老子》曰：“少则得，多则惑。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老子》第22章）繁杂无绪，皆为道末，令人不得要领。所以应该“去甚，去奢，去泰”（《老子》第29章），意即去掉那些极端的、奢侈的和过分的东西，否则，就会被纷繁复杂的表象遮蔽双眼。
刘邦入关，仅“约法三章”: “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史记·高祖本纪》）我们今日虽不知秦法是如何的苛暴，但从“悉除去秦法”可知，刘邦这一做法顺应了民心，开汉初大道至简的黄老政治之先河。后来，萧何定律，仅九章耳！唐李渊初定京师，亦效仿汉高祖，“与民约法十二条，悉除隋苛禁”（《资治通鉴》卷184），行简约政治。
保持简约国策的一贯性、连续性，是盛世的基本条件。尧舜治世、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中，治国者如履薄冰，大政方针皆一以贯之。《易》曰：“《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周易·杂卦传》）整个《革》卦的卦爻辞，反映的是严肃而审慎的社会变革思想，寓意深刻。“变则通，通则久”，但并不是所有的“变”都能“通”, “变”的结果可能是“通”，也可能是“塞”。背离“变”的规律，好大喜功，为变而变，朝令夕改，政令烦苛，整天折腾来折腾去，必然误入歧途，祸乱家国。我们需要的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革故鼎新，而不是打压弱势群体的折腾。
删繁就简三秋树，标新立异二月花。盛世之道，和谐从简而已矣。是谨遵道法自然的为人民服务大道，还是一味折腾来折腾去，事关中国之命运！
历史隧道中，氤氲化生，吐故纳新，时光如流水，洗尽的是铅华，洗不尽的是盛世辉光。盛世已矣，光芒犹在。说不尽的尧舜治世、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像历史的启明星一样，永远照耀着我们的夜行之路。前方时空隧道中，是光芒万丈的和谐之珠、盛世的高级形态——共产主义社会。比照心和、人和、天和的“三和”标准，营造良好的心态、世态、生态，是建设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切入点。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只是回归和谐的第一步。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指出：“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为了建设理想的和谐盛世，应回归和谐发展之道、义利和谐之道、无为而治之道、师法自然之道、损有利无之道、人民为本之道、为民服务之道。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为政以道，以道制器，才是治世之本。沿着和谐发展的方向，秉承人民为本的法则，奏响大道自然的天籁，和谐的盛世还会远吗？和谐的心灵界、社会界和自然界就像未来时间隧道之中的亮光，我们每前进一步，和谐也向我们走近一步。“三态”和谐的盛世之光正在通向未来的隧道中闪烁，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我们还犹豫什么呢！
（责任编辑：郭锡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