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再现与身份认同:以新时期以来的“蒙古历史叙事”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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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相关领域的研究现状

“历史再现与身份认同——以新时期以来的 ‘蒙古历史叙事’为中心”是一个宏大而庞杂的课题,也是一个颇有难度的课题。尽管如此,对他人相关研究的整理工作和学术史勾勒依然必不可少。系统而有效地整理他人的论述,一方面可以迅速掌握最新的研究动向,对课题有一个全局的观照;另一方面还提示了切入课题的不同的视角,为我们即将展开的论述提供了“见缝插针”的可能。根据本书的研究对象和论述层次,相关研究的梳理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一 与“蒙古历史题材”直接相关的研究

(一)蒙古族的“蒙古历史叙事”研究

本书主要的研究对象是“新时期以来的 ‘蒙古历史叙事’”,主要考察此阶段多民族文学/文化关系,其中尤以蒙古族的历史小说为焦点。与此课题直接相关的研究,主要包括综合性研究与单篇评论两种类型。

第一类是综合性研究,其中包括学者论著和博、硕士论文。首先是姚新勇先生的《文化民族主义视野下的转型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未刊)。在该论稿的第三章“民族历史的重述:记忆与虚构”第四节“蒙古帝国叙事”中,姚新勇对“蒙古历史书写”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讨论。他将“蒙古帝国叙事”作为“转型期少数族裔历史重述的重要标本之一”姚新勇:《文化民族主义视野下的转型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未刊),第107页。,在论文中介绍了作品的大致情况,重点考察了“蒙古帝国叙事的话语方式”和“历史与现实”等。他的研究具有自觉的比较意识,进行了精密的文本细读,且将文学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结合起来,在古今交错的对话中把握“蒙古历史书写”,十分有开拓性和示范性。

直接涉及此课题的还有张健的《蒙古帝国叙事——转型期中国大陆地区“成吉思汗”形象的“多元道德化”叙述》(硕士学位论文,暨南大学,2007)。在此论文中,作者用“道德高低论”的视角来对“蒙古帝国叙事”进行四个核心情节(前代恩怨、手足相残、爱恨情仇、烈烈西征)的比较,且追问了这种多元道德叙述背后的成因。该论文对道德问题的考察十分深入,正是由于这一视角的集中为笔者全面考察此议题提供了契机。此处有必要补充的是本书的选题问题。本书的选题是由姚新勇教授提议的。在笔者写作本书之前,姚新勇先生已经指导了他的硕士张健进行了同题的研究,张健随后写出暨南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蒙古帝国叙事——转型期中国大陆地区“成吉思汗”形象的“多元道德化”叙述》。其后,姚新勇先生在张健的基础上进行深度的加工和再创造,写出了《文化民族主义视野下的转型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未刊)中的第三章“民族历史的重述:记忆与虚构”第四节“蒙古帝国叙事”。写完之后,他依然觉得此议题还有可以深入的空间和开拓的价值,所以建议笔者继续从事该议题的研究。本书的工作主要是对两位的研究提出了很多替代性的观点和补充性的论据,是在新的立场和视野下进行的研究。因此,本书是在两位收集的材料和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中间有传承和创新的关系。

带兄的《当代蒙古族汉语小说创作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内蒙古大学,2011)是触及蒙古历史书写的重要论文。在该论文第三章“黄金家族情结”中,他研究了蒙古族汉语小说对黄金家族历史的书写。他对此阶段所有的历史小说进行了扫描,从审美的角度分析了“成吉思汗及其后裔的完美形象”。但从框架设计而言,他并未有一个全局的观照,而是简单连缀多部单篇小说的分析,这就导致了论述的单薄和不够深入。同时,由于外部研究的缺失,论文在整体上显得不够立体,而较为平面。

包天花的《当代中国蒙古族文学叙事的性别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南开大学,2013)也是一篇涉及蒙古历史叙事的论文。该论文全篇以性别视角切入,对各种文本进行了精致的文本细读。在该论文的第二章第一节中,包天花对成吉思汗叙事的性别文化内涵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为笔者处理“蒙古历史叙事”中的性别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其他的综合性研究则没有聚焦在此主题,只是在研究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历史小说时稍微提及。李慧君的《当代少数民族史传小说论略》(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07)正是如此。该论文的主要论题为当代少数民族的史传小说,在第二章“当代少数民族史传小说中对于民族英雄叙事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中,“英雄叙事的典型代表:成吉思汗和他的时代”占据了第二节。从该论文的整体架构来说,蒙古历史叙事只是作为英雄叙事的案例被简略地论及,而没有作为核心的议题。同时,该论文的议题太过庞大,导致个案的研究无法充分展开。

此外,徐文海主编的《草原文学论稿》也涉及“蒙古历史书写”。在该书第三编“现当代草原文学”的第六节“草原历史小说”中,作者以巴根的历史写作为中心,在“草原文学”的范畴中对其作品进行了细致的解读。“草原”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框架,它不仅具有风景的维度,同时也提醒我们注意空间、生态等内容在“历史书写”过程中的重要性。

不得不简单提及的还有很多以蒙文书写且尚未翻译的论述,其中包括哈申高娃的《蒙古族历史题材长篇小说与蒙古人的历史意识——当代蒙古族历史题材长篇小说主题的阐释》(博士学位论文,内蒙古大学,2010)。从题目上看,这篇论文在研究对象上与笔者的课题十分相近,但因笔者不通晓蒙文,这部分的资料只能付之阙如。

第二类是单篇评论。尽管有关“蒙古历史书写”的小说出版数量很多,但是围绕单部作品的有分量的评论文章并不多,这与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与批评的现状有关。在“蒙古历史书写”的相关论文中,其写作的中心意旨多围绕作品英雄人物的形象分析和文学内部的审美研究,局限性较大且不够深入。相关单篇评论主要有:

关于苏赫巴鲁的研究。关于苏赫巴鲁的研究成果较多,其中较为重要的几篇是:廖一的《民族、民间、经典——苏赫巴鲁成吉思汗传记系列论评》(《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3期),廖一的《天籁颂族魂 健笔塑天骄——苏赫巴鲁创作论评》(《荆楚理工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康建强的《苏赫巴鲁文艺创作概论》(《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冯振翼的《殚精沥血铸英魂——论苏赫巴鲁作品中英雄形象的塑造》(《通化师院学报》1998年第1期)。

关于巴根《成吉思汗》的研究。包括:徐文海的《成吉思汗·战争·女人——巴根长篇小说〈成吉思汗〉分析》(《民族文学研究》1996年第2期),谢永旺的《〈成吉思汗〉得失谈——在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当代作家评论》1996年第2期),周双利与于东新的《重现“一代天骄”英雄形象的历史画卷——评巴根的长篇历史小说〈成吉思汗情狩〉》(《民族文学》1996年第4期),庞维天的《沿着民族的心灵之旅漫溯——谈巴根的长篇历史小说创作》[《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此外,还有一篇关于作家的报道为张晓华和许洋洋的《巴根:从草原深处走出来的军旅作家》(《中国民族报》2007年8月3日,第12版)

关于包丽英的研究。包括:张清芳《成吉思汗第36代长孙女笔下的蒙古帝国》(《中国图书商报》2007年6月26日,第5版),王维玲的《〈蒙古帝国〉既写出了“历史”,也写出了“小说”》(《中国图书商报》2007年11月27日,第8版),崇先鸣的《包丽英:游走在蒙古帝国的时空》(《通辽日报》2009年5月24日,第1版)。

(二)汉族的“蒙古历史叙事”小说与电影研究

“新时期以来的 ‘蒙古历史叙事’”是一个开放性的题材,这也就意味着它不仅存在于蒙古族,也存在于汉族作家的笔下。由此,我们研究的版图也将跨越地理的边界,在跨族际的视野中进行。面对不同的文化语境中的相关文本,早先的研究工作对我们理解作品有所助益。

冉平的《蒙古往事》是我们重点考察的个案。冉平是当代汉族作家中对蒙古历史书写着力甚勤的一位。《蒙古往事》也以入围茅盾文学奖而出名。尽管如此,关于该作品的评论或研究还是非常稀少,仅有几位研究者稍微提及。例如付艳霞的《浮士德式的一代天骄——读〈蒙古往事〉》(《南方文坛》2006年第2期)和张柠与行超的《当代汉语文学中的“边疆神话”》(《文艺研究》2011年第2期)。后一篇论文将《蒙古往事》放置在当代汉语文学的少数民族题材创作的框架下进行研究,虽然只是稍微提及,但十分具有启发意义。

王坪导演、冉平编剧的电影《止杀令》也是我们研究的个案。围绕这部电影的评论和研究资料有:由燕然和胡龙华采访整理的《冉平:我个人喜欢示弱的东西》(《电影》2013年第5期),这篇文章是该片编剧冉平的自述,对理解电影的创作意图具有重要价值;付宇的《古装历史题材影片创作中的商业性元素——娱乐的历史和历史的娱乐性》(《电影艺术》2014年第1期)对近年来的几部历史古装大片进行了综合的分析,总结了这些电影票房失败的原因和在叙事上的教训。另外,上林的《〈止杀令〉:丘处机让成吉思汗放下屠刀?》(《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第8期)和崔理明的《慈爱与仇恨来自哪里?——看电影〈止杀令〉》(《中国道教》2013年第3期)是两篇重要的资料,这两篇文章展开论述的方式都是将历史材料与电影情节进行比对,这为我们深化对电影的理解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 涉及“历史叙事”相关问题的研究

(一)跨学科视野下的“转型中国”研究

新时期以来的“蒙古历史叙事”并不是封闭在文本结构中的静态文本,而是在当代文学/文化场域不断衍生、增殖和繁衍的动态文本。我们要解读“蒙古历史叙事”,就必须回到语境中去,在政治、历史与文化的多重维度中进行把握。“蒙古历史叙事”涉及的问题的杂糅性和文本的症候性必须放置在现代中国转型期的整体视野中进行观照,而关于“转型中国”的相关论述则是在跨学科的视野下展开的。

首先是汪晖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和《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在前书中,汪晖回应了海外汉学中关于中国政治文化中“帝国”与“国家”的二元论问题。现代中国乃是由古代多民族帝国转型而来,耦合了多种历史的体制资源和文化遗产,而要研究转型中国,就必须回到历史世界中去探寻。在后书中,汪晖推出了“跨体系社会”的重要概念,同时,西藏和琉球的案例也有利于我们理解帝国向民族国家转型中在地方区域上遇到的种种问题。

葛兆光的《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对中国认同和“何为中国”的问题阐释得十分深刻。葛兆光在综合了多种关于中国认同问题的学术前沿观念的同时提出了自己的论点:“在中国,并非从帝国到民族国家,而是在无边 ‘帝国’的意识中有有限‘国家’的观念,在有限的 ‘国家认知中保存了无边“帝国”的想象’。”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中华书局,2011,第28~29页。由此看来,葛兆光的相关论述其实也是围绕着“中国转型”展开的。

与上述研究展开对话的是关于“天下观”的研究。赵汀阳的《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对“天下观”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是近年来关于该问题的重要研究专著。在该书中,赵汀阳重新阐释了周朝的天下概念和制度设计,并试图建构出一个作为未来世界政治制度的“天下体系”。这是他对西方现代政治制度的反思,也是当代最新的世界和平理论。王铭铭的《人类学讲义稿》虽然内容庞杂,但也大量涉及“天下观”的问题。王铭铭认为,中国的“天下观”从初具雏形起就是中心汉族区域、少数民族区域与海外区域的“三圈”形式。这是一个由中原视角放射的同心圆。王铭铭的研究方法带有思想史的色彩,他对“三圈”模式进行繁复细致的观念史的考证,这有利于我们把握历代以来的“天下观”的变迁。

刘凤云、刘云鹏所编的《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是大陆学界对海外汉学中“新清史”思潮的重要汇编文集。“新清史”是海外学者对清历史的新阐释和新讨论,该思潮对“满洲性”的强调和对满文档案的使用都为既往的清史研究开辟了新的思路,也带来了不同的学术政治的争论。该书收集了有关的商榷文章,从而凸显了这一思潮中不同观点和立场的博弈。

杉山正明的《忽必烈的挑战——蒙古帝国与世界历史的大转向》以及《游牧民的世界史》也是我们进行蒙古历史叙事研究的重要参考。杉山正明是日本学界“蒙元时代史”研究的代表人物,他的主要观点是将蒙古帝国放置在世界史与中国史的交叉地带进行研究。在他看来,蒙元扩大了中国的版图,从而使中国实现了从宋朝的“小中国”向多民族帝国的“大中国”的跳跃。他关于成吉思汗的历史贡献的评价也打破了我们对蒙古使用暴力与战争手段的刻板印象。

与前述汪晖以及葛兆光等学者的研究不同,宝力格的Collaborative Nationalism The Politics of Friendship on China's Mongolian(《协作式的民族主义:中国蒙古边疆的友情政治》)是一个很好的研究专案,也为东北亚政治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他聚焦于蒙古族在多边的地缘政治与多方的势力博弈的格局下所采取的举措,这些举措体现了一个弱势族裔的生存之道。

(二)多民族文学/文化关系,或少数民族比较文学研究

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学学界已经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转向多民族文学研究,这一研究路径的“比较文学取向”产生了诸多新的议题,也与前述汪晖的“跨体系社会”等概念构成了对话关系。详细研究参见本书第四章“跨民族连结:少数民族比较文学与 ‘蒙古历史叙事’”。在本书中,尽管我们将研究聚焦在涉及“蒙古历史叙事”的历史书写上,但一个广阔的学术视野依然是有必要的,而“作为比较文学的少数民族文学”对我们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相关研究领域的主要论著如下:

第一类是统合性的研究。关纪新主编的《20世纪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是该领域的一部重要的典范型的论著。该书规模宏大,从“20世纪”和“中华”两个术语出发,通过“功在史册的文学向导”、“代表性作家的个案寻绎”、“交流互动中的民族文学路径”和“从国家文化语境到全球化文学浪潮”四个部分铺陈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学关系。该书由业内各个领域的专家合作编写,是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内一部重要的标杆性论著。

刘亚虎的《中国南方民族文学关系史》是一部系统的专著,该书按照历时性的线索,从先秦一直写到清,梳理了各个朝代南方各个民族之间彼此交汇和互通的文学/文化关系。该书尤其注重汉族文学与其他少数民族文学之间的文学对话。

另外一部理论建构与个案分析相得益彰的专著是姚新勇先生撰写的《寻找:共同的宿命与碰撞——转型期中国文学多族群及边缘区域文化关系研究》。该书上卷以问题意识和理论关键词为导向,梳理了诸如主体、认同、寻根、女性话语、后殖民话语等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重要的话题,而在下卷中则提供了对象各异的个案研究。该书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视野和一系列评论实践的示范。

刘大先主编的《本土的张力——比较视野下的民族文学研究》是一部汇集了多人论述的论文集。该书以学术史和学科基础、个案研究、相关学科借鉴三个部分为框架,体现了宽广的学术视野。该书的长篇导言《民族文学的跨界、翻译与超越》则提出了关于“比较视野”的诸多理论命题,体现了前瞻性。

第二类是个别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比较文学研究。扎拉嘎的《比较文学:文学平行本质的比较研究——清代蒙汉文学关系论稿》从构建国内各民族文学关系的角度,对比较文学理论在少数民族文学领域的应用进行了示范,不仅有理论构建,还有专题研究。

王菊的《比较文学视野下的彝族文学研究》也是一部细致的文本研究专著。在全球化的背景中,该书将彝族的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放在古今中外的范围内进行广泛的比较和对照,从而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区隔。彝族文学的特质在比较中更加充分地凸显出来。

使用比较文学方法做个案研究的还有包红梅的《蒙古文学文体转化研究—— 〈青史演义〉与蒙汉文历史著作的比较》。该书使用叙事学的方法,揭示了汉蒙两个族群之间对话互动的文学关系。同时,她还成功地处理了史传与小说之间的转换关系,并在蒙古族文学的脉络中呈现出来。上述横向与纵向的双重网络使得研究得以深化,同时,该论文集中在《青史演义》的互涉文本上,使得讨论十分集中,这对我们研究当代蒙古历史书写具有参考价值。

(三)相关学科的历史叙事研究

1.现当代文学的历史叙事研究

本书研究的对象“新时期以来的 ‘蒙古历史叙事’”中很多作品属于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范畴内。由此我们在进行研究时有必要借鉴现当代文学学科对于“历史小说”的研究方法。在现当代文学的学科版图中,历史小说常常被放置在“通俗文学”的范畴内进行研究。在这种格局下,历史小说的研究往往变得平面,显得无关痛痒。而在理论的提倡下,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优秀的研究论著。

站在文学史的角度,对历史小说进行纵览式研究的是汤哲声的《边缘耀眼:中国现当代通俗小说讲论》。在该书中,汤哲声梳理了历史小说的发展脉络,从而给予了历史小说一个新的文学坐标。

从叙事类型学角度切入历史小说研究的则是许道军的《千秋家国梦: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类型研究》,他打破了传统历史小说研究的雅俗观念,从民族志的角度对历史小说类型做出了界定,建构了一个研究历史小说的新框架。当然,从总体上看,他的研究偏重于内部研究,是对既往历史小说研究偏重外部文化阐释的一个扭转。

吴秀明的《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文化阐释》是关于历史小说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对所有研究历史小说的后学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该书从当代文化转型的历史语境中对历史小说的本体演变进行了探讨,以专题的形式讨论了与历史小说相关的诸多问题。其后,他又以代表性的作家作品为范例,将宏观的文化阐释与细部的文本解读相结合,全面梳理了当代历史小说的现状和发展方向。

但是,历史小说的研究更需要理论的介入。王德威的《小说中国:晚清到当代的中文小说》为我们思考历史、小说和政治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路。在他看来,新历史主义的介入打破了历史的“真实性”,使历史变成虚构的历史,小说以虚构的形式重新改写了历史。鲁晓鹏的《从史实性到虚构性:中国叙事诗学》则从中国的史传传统出发,在古典诗学的建构中重新钩沉了中国史与诗的关系,而他的这种观点事实上在古代文学的领域内呼应了王德威的观点。

2.文艺理论及其他相关研究

近年来,文艺理论界对历史文学的价值逐渐重视,并出版了大量关于历史小说研究的理论与个案研究的著作。这些研究对历史小说进行了整体性的理论考察,也提供了详细的个案分析,对我们处理少数民族历史小说提供了很好的“范式”。以下仅仅列举几本晚近出版的相关书籍。

近年来,童庆炳先生主持了一些重要的关于历史题材文学的研究的项目,如2011年出版的《历史题材文学创作重大问题研究》以及2014年出版的《历史题材文学系列研究》。在《历史题材文学系列研究》中,第1卷是《历史题材文学前沿理论问题》,第2卷是《中国古代历史文学的传统与经验》,第3卷是《中国现代历史文学的传统与经验》,第4卷是《中国当代历史文学的创造与重构》,第5卷是《英俄历史文学的传统与经验》。从上述出版品的标题中可以看出,此系统的研究触及了历史小说或历史题材文学的方方面面,因此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外国文学的研究中,王建平《美国国后现代小说与历史话语》也对我们研究历史小说具有借鉴意义。王建平以独特的视角将美国后现代小说与历史理论相结合,将文本与美国历史断裂和社会转型的历史语境结合起来,这种问题意识对我们理解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