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论文

中国近代“中华民族复兴”思潮的历史考察

郑大华

本文系200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抗战时期（1931—1945）民族复兴思潮研究”（批准号：09BZS033）、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课题“中国梦与中华民族复兴历程研究”（批准号：13＠ZH018）和2013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招标课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内容提要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矢志不渝的愿望和追求，但“中华民族复兴”思想有一个从萌发，到发展，再到成为社会思潮的历史过程。虽然早在清末民初，“中华民族复兴”思想即已孕育或萌发，到五四时期，“中华民族复兴”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但“中华民族复兴”从思想发展成为一种思潮则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首先，一些以“中华民族复兴”为宗旨的刊物相继创刊；其次，一些以探讨民族复兴为主要内容的书籍相继出版；最后，知识界纷纷发表文章，就“中华民族复兴”的有关问题各抒己见。“中华民族复兴”从思想发展成为一种思潮的主要原因，是九一八事变后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激化了人们的民族认同感和民族责任感，从而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提供了契机。除民族危机这一主要原因外，以张君劢为代表的国社党人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人的推动，也是民族复兴思潮能于九一八事变后迅速形成的原因。

关键词 九一八事变 中华民族 民族复兴 思潮

Abstract: Although the Chinese dream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Chinese nation is the persistent pursuit of Chinese people in modern China, the“rejuvenation of Chinese nation”idea experiences a historical process from emerging to developing and then becoming a social thought. Specifically, the“rejuvenation of Chinese nation”idea emerged as early as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and developed further in May 4thMovement, but it was after the September 18thIncident that the idea became a social thought. During that period, periodicals for the purpose of“national rejuvenation”started publication; works with contents focusing on the discussion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were published successively; and intellectuals published many articles to express their opinions on the“rejuvenation of Chinese nation”. The major cause for the change from an idea into a social thought lies in the deepening national crisis after the September 18thIncident, which activated people's sense of national identity and responsibility, thus providing an opportunity for the rejuvenation of Chinese nation. Apart from this, the push from the Chinese National Socialist Party represented by Zhang Junmai and the Kuomintang represented by Chiang Kaishek is also one of the causes for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thought.

Key words: the September 18thIncident Chinese nation national rejuvenation thought

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0月29日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何谓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矢志不渝的愿望和追求，但“中华民族复兴”思想有一个从萌发，到发展，再到成为社会思潮的历史过程。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民族复兴思想孕育或萌发阶段，从孙中山的“振兴中华”口号，到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再到国粹派的“古学复兴”主张，实际上这些提法都包含民族复兴的思想内容。五四时期，是民族复兴思想的发展阶段，李大钊提出了“新中华民族主义”和“中华民族之复活”的思想，孙中山提出了“要恢复民族的固有地位，便要首先恢复民族的精神”的思想，梁漱溟、梁启超等“东方文化派”提出了复兴东方文化的思想，王光祈在《少年中国运动》一书的序言中，提出了“中华民族复兴运动”的思想。但民族复兴成为一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社会思潮则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其主要原因是九一八事变后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激化了人们的民族认同感和民族责任感，从而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提供了契机。除民族危机这一主要原因外，以张君劢为代表的国社党人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人的推动，也是民族复兴思潮能于九一八事变后迅速形成的原因。本文拟就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复兴”思潮的形成做一探讨，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一

“中华民族复兴”思想孕育或萌发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早提出这一思想的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革命团体兴中会，在他起草的《兴中会章程》中提出了“振兴中华”这一具有民族复兴思想内涵的口号。继孙中山之后，梁启超于1900年在《清议报》上发表《少年中国说》一文，提出了通过“少年”的努力来建立一个“称霸宇内，主盟地球”的“少年中国”的梦想；在他的笔下，“少年中国”犹如初升的红日，腾渊的潜龙，充满着无限的生机与活力：“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此后，欧榘甲于1902年在《新广东》中提出“中国者，今日将死而复生，散而复聚，静而复动，灭而复兴之大机会也”;《新民丛报》1903年刊出的《〈大同日报〉缘起》一文使用了“复兴中国”“振兴民族”的提法；华兴会1904年提出过“驱除鞑虏，复兴中华”的主张；以章太炎为代表的“国粹派”提出了“古学复兴”的思想。“国粹派”认为，中世纪欧洲通过文艺复兴，开启了近代文明之路；中国应该向西方学，通过复兴古学，来重振中国文化，实现中国文化复兴，进而推动民族复兴的实现。借用邓实在《古学复兴论》一文中的话来说：“吾人今日对于祖国之责任，唯当研求古学，刷垢磨光，钩玄提要，以发见种种之新事理，而大增吾神州古代文学之声价……欧洲古学复兴于十五世纪，而亚洲古学不复兴于二十世纪也。呜呼，是则所谓古学之复兴者矣。”

上述这些口号、梦想、主张和思想的提出，曾产生过重大影响，如孙中山提出的“振兴中华”的口号，曾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具有十分重要的思想意义。梁启超提出的“少年中国”的梦想，影响了清末民初整整一代中国人，人们以“少年”和“少年中国”这一符号来寄托他们对社会变革、政治革命、民族复兴的渴望；1902年南洋公学学生组织“少年中国之革命军”，是为现代中国学生运动历史之开端。1905年，吴趼人以“老少年”署名，撰写长篇章回小说《新石头记》，采用虚实结合的创作手法，为人们描绘了一幅新中国的美好图景。“老少年”既是作者的化名，也是小说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即贾宝玉漫游“文明境界”的向导。1910年，汪精卫密谋刺杀摄政王载沣不成，被判终身监禁，在狱中他写下传颂一时的诗作《慷慨篇》，其中有“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的名句。即使到了五四时期，因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发表《敬告青年》一文，“青年”和“青春中国”成了人们喻意人生、国家、民族美好未来的核心符号，但“少年”和“少年中国”仍然有着它的影响力，五四时期有个著名的社团就取名为“少年中国学会”。以章太炎为代表提出的“古学复兴”思想，希望通过复兴古学来重振中国文化，实现民族复兴，开启了中国近代以来倡导以文化复兴来实现民族复兴之思想的先河，五四时期的“东方文化派”、1930年代的“本位文化派”和现代新儒家，可以说都是他们思想的继承者和发展者。

我们在充分肯定上述这些口号、梦想、主张和思想之意义和影响的同时，也应看到它们的历史局限性。孙中山“振兴中华”口号中的“中华”，指的并非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而是汉族。因为中华民族虽然形成很早，但民族意识较为淡薄，借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说，古代的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而不是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这一观念是梁启超于1902年率先提出和使用的。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们尤其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主要是在两种意义上使用“中华”一词的：一是指“中国”，如陶成章在其著作《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中就写道“我们中国将国家自称为华夏，夏为大，华为美，是大而美丽的国家的意思。中华，也称中国”；二是指“汉族”，陶成章在同一本书中又指出“所谓中国民族，一名汉族，自称中华人，又称中国人”。1904年华兴会提出的“驱除鞑虏，复兴中华”、1905年同盟会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其中的“中华”指的都是汉族，而非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梁启超的“少年中国”的梦想，只是对民族复兴的一种憧憬和喻意，它并没有明确表达出“民族复兴”的思想含义。其他如欧榘甲1902年在《新广东》中提出“中国者，今日将死而复生，散而复聚，静而复动，灭而复兴之大机会也”;《新民丛报》1903年刊出的《〈大同日报〉缘起》一文使用的“复兴中国”“振兴民族”，从其前后文和整个文章的意思来看，我们也很难得出是明确主张“民族复兴”的结论。这也是我们将19世纪末20世纪初，称为民族复兴思想之孕育或萌发时期的主要原因。

到了五四前后，“中华民族复兴”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首先，比较明确地提出了“民族复兴”或“民族复兴运动”的思想。如1917年，李大钊在《大亚细亚主义》一文中，针对日本鼓吹的大亚细亚主义提出：“大亚细亚主义者，当以中华国家之再造，中华民族之复活为绝大之关键。”就字义来说，“复活”虽然不能完全等同于“复兴”，但具有很强的“复兴”意义。当时使用“复活”一词的，还有“东方文化派”的代表人物梁漱溟。1921年，他在其成名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写道：“中国不复活则已，中国而复活”当于“昭苏了中国人的人生态度”中得之。同年，另一位“东方文化派”的代表人物陈嘉异在《东方文化与吾人之大任》一文中用的是“民族再兴”，认为东方文化“实含有‘中国民族之精神’，或‘中国民族再兴之新生命’之义蕴”。1924年，孙中山在“民族主义”的演讲中，不仅第一次使用了“民族复兴”一词，而且在批评列强想维持垄断地位时，提到“不准弱小民族复兴”。几乎和孙中山同时，少年中国学会的主持人王光祈在《少年中国运动》一书的序言中，主张开展两种重要运动“一、民族文化复兴运动，二、民族生活改造运动”，并合称这两种运动为“中华民族复兴运动”。也是这一年，李大钊在《人种问题》中提出：“我们中华民族在世界上贡献，大都以为是老大而衰弱。今天我要问一句，究竟他果是长此老大衰弱而不能重振复兴吗？不的！从‘五四’运动以后，我们已经感觉得这民族复活的动机了。”

其次，李大钊、孙中山等人这时所讲的“民族复兴”，是包括汉、满、蒙、回、藏等在内的中国各民族亦即“中华民族”的复兴，而非孙中山提出“振兴中华”口号时仅仅是“中华”亦即“汉族”的振兴。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中华民族”一词首先是梁启超于1902年提出和使用的，辛亥革命前，使用过“中华民族”一词的只有三个人，除梁启超外，还有杨度（《金铁主义说》, 1907）和章太炎（《中华民国解》, 1907）。但无论是梁启超、杨度，还是章太炎，他们都是在汉族的含义上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下过一“断案”:“今日之中华民族，即普通俗称所谓汉族者”, 它是“我中国主族，即所谓炎黄遗胄”。梁启超的这一“断案”说明，他对以“中华民族”来指称汉族这一用法有相当的理论自觉。杨度和章太炎也是如此。杨度的《金铁主义说》一文在说明“中华”作为民族名称的由来时写道：“中国向来虽无民族二字之名词，实有何等民族之称号。今人必目中国最旧之民族曰汉民族，其实汉为刘家天子时代之朝号，而非其民族之名也。中国自古有一文化较高、人数较多之民族在其国中，自命其国曰中国，自命其民族曰中华。”很显然，文中讲的自古以来就存在的这一“文化较高、人数较多之民族”就是汉族。至于章太炎，他的《中华民国解》一文两次提到“中华民族”，一次是转引杨度的话，另一次是他自己的论述，从论述的前后文来看，指的是汉族。他说：“中国魏晋以来，异族和会者数矣。稽之谱牒，则代北金元之姓，视汉姓不及百一，今试于通都广市之间四方所走集者，一一询其氏族，旧姓多耶？抑吊诡殊恒之姓多耶？其间固有私自改变与朝廷赐姓者，征之唐宋人姓氏书中其数犹最微末。夫岂徒中华民族之空模，而以他人子弟充其阙者。”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中华民国宣告成立。中华民国的成立，尤其是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提出的“五族共和”“五族平等”的建国主张，对“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形成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因此，民国初年到五四前后，不仅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人不断增多，而且开始具有了“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称谓的民族认同意识。1917年2月19日，李大钊在《甲寅》日刊上发表《新中华民族主义》一文，他在谈到“新中华民族主义”的含义时指出，在“高远博大”之民族精神的铸筑下，中国境内各民族早已“畛域不分，血统全泯”，凡籍隶于中华民国之人，“皆为新中华民族矣”。此前的汉、满、蒙、回、藏之五族的称谓，是辛亥革命特定时期的产物，现今五族的文化早已渐趋于一致，而又共同生活在统一的民国之下，汉、满、蒙、回、藏之五族以及其他苗族、瑶族都已成为“历史上残留之名辞”，没有再保留的必要，所有五族和其他各族都应统称为“中华民族”。与此相适应，今后民国的政教典刑，也应以新民族精神的建立为宗旨，统一民族思想，这就是所谓的“新中华民族主义”。很显然，李大钊在这里所讲的“中华民族”，指的是包括汉、满、蒙、回、藏、苗、瑶等生活在中国境内的各民族。孙中山也是如此。1919年他在《三民主义》一文中就主张：“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而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于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如美利坚之合黑白数十种之人民，而冶成一世界之冠之美利坚民族主义。”

最后，孙中山提出了要“恢复民族的地位”，必先“恢复民族的精神”的思想。他在“民族主义”的演讲中指出，中国之所以从“世界独强”沉沦为“次殖民地”,“是由于我们失去了民族的精神”。因此，我们“要恢复民族的地位”，实现民族复兴，就必先“恢复民族的精神”。他还阐述了什么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恢复和弘扬民族精神对于民族复兴的重要意义，以及如何处理好恢复和弘扬民族精神与向外国学习的关系等问题。孙中山提出的要“恢复民族的地位”，必先“恢复我们民族的精神”的思想，是对民族复兴思想的重大发展，因为此前虽然有人讨论过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但并没有把它与中华民族的复兴联系起来，没有认识到恢复和弘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前提。此后，中国知识界根据孙中山的这一思想，就民族精神与民族复兴的关系问题展开了充分讨论，并认识到：“欲复兴中华民族，必先恢复中国之固有民族精神”; “重唤起中国民族固有之精神”，这是“实现民族复兴之必要的原则”; “复兴民族是要复兴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

“中华民族复兴”思想虽然在五四时期有了进一步发展，但它还没有成为一种有影响力的社会思潮，它还只是李大钊、孙中山、梁漱溟、陈嘉异、王光祈等少数几个人的思想，知识界的大多数人并没有关注这一问题，更没有引起社会的广泛讨论，而所谓“思潮”，诚如梁启超所说，潮起潮落，汹涌澎湃，它不是少数几个人而是一大群人甚至社会大多数人的思想。“中华民族复兴”思想发展成一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社会思潮则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

二

我们说“中华民族复兴”思想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发展成了一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社会思潮，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认识。

首先，一些以“民族复兴”为宗旨的刊物相继创刊。如1932年5月20日于北平创刊的《再生》杂志，即明确宣布以“民族复兴”作为办刊的宗旨，并提出了较为系统的民族复兴方案供社会讨论，其《创办启事》写道：“我中华民族国家经内忧外患已濒临绝地，惟在此继续之际未尝不潜伏有复生之潮流与运动。本杂志愿代表之精神，以具体方案，谋真正建设，指出新途径，与国人共商榷，因定其名曰再生（The National Renaissance）……兹拟一方面根据历史之教训，他方面博征世界之通例，提出另一新方案，以为惟循此途可致中华民族于复生。”括号里的英文，直译出来就是“民族复兴”。当时明确以“民族复兴”为办创宗旨的刊物，还有创刊于天津的《评论周报》和创刊于上海的《复兴月刊》等。1932年9月1日创刊的《复兴月刊》的《发刊词》说：“新中国建设学会同人，集议筹复兴月刊，夫‘复’有重新之意，‘兴’待建设而成。换言之，即中国今日，内忧外患，国难重重，物质精神，俱形枯槁，实离总崩溃之时期，已不在远，试问吾四万万人同立在此‘不沦亡即复兴’之分水岭上，究竟将何以自处？吾敢断言，无男无女，无老无幼，全国中无一人甘沦为亡国之民，故吾又不能不要求，无男无女，无老无幼，全国中无一人不应起而共负建设之责。盖中国之能否复兴，实在乎新中国之能否建设而已。”其《本刊启示》更是明确强调，《复兴月刊》的宗旨是要集合全国有识之士，“研究现代建设计划，探讨民族复兴诸问题”。除这些以“民族复兴”为办刊宗旨的刊物外，其他许多未标明以“民族复兴”为办刊宗旨的报刊也都大量地刊登过相关文章，有的还发表“社论”（如天津《大公报》1934年5月15日“社评”《民族复兴之精神基础》），开辟专栏（如《东方杂志》第31卷第18号就开辟过“民族复兴专栏”，发表赵正平的《短期间内中华族复兴之可能性》、潘光旦的《民族复兴的一个先决问题》、吴泽霖的《民族复兴的几个条件》等文章），就“民族复兴问题”进行讨论。就是由南京中央大学中国教育社编辑并发行的《教育与中国》杂志（1933年5月1日创刊），其“发刊词”也一再强调：“我们深信，中国教育一定要整个的建设在含有五千年历史，四万万人口，三千万方里的土地之上。我们对于一切帝国主义的教育学者带有颜色的论调，及其盲从的宣传，要加以相当的批判；同时，对于国内一切侵犯民族利益的，非科学的教育设施，要加以严重的检讨和暴露。我们只知道以全体的精神，贡献给中国教育，复兴中华民族，却不计我们话语之为罪为功。”所以，《教育与中国》创刊后，先后发表了《我国教育改造与民族复兴》《民族复兴与教育建设》《民族复兴与中等教育》《民族复兴与初等教育》《民族复兴与幼稚教育》等一批讨论教育与民族复兴之关系的文章。

其次，一些以探讨民族复兴为主要内容的书籍相继出版，如张君劢的《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吴庚恕的《中国民族复兴的政策与实施》、周佛海的《精神建设与民族复兴》、王之平的《民族复兴之关键》等。张君劢的《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出版于1935年6月，书中收录了他此前的一些演讲稿和文章，如《民族复兴运动》《思想的自主权》《学术界之方向与学者之责任》《科学与哲学之携手》《中华民族复兴之精神的基础》《中华新民族性之养成》《中华历史时代之划分及其第三振作期》《历史上中华民族中坚分子之推移与西南之责任》《山西对于未来世界战争之责任》《十九世纪德意志民族之复兴》等，在该书的“凡例”中他写道：“全书分为上下两卷，上卷为学术思潮，下卷为民族复兴，其要旨不外乎民族之自救，在以思想自主、文化自主为基础。”周佛海的《精神建设与民族复兴》一书，除自序外，正文分为五章。第一章说明精神建设于民族复兴的意义和重要性，认为中国的道德只是消极地训勉人有所不为，而没有积极地训勉人有所为，这是导致中国衰弱不振的重要原因，因此，所谓“精神建设”就是要建设积极的道德以补足消极的道德。第二章从历史上观察时代精神和民族盛衰的关系，证明五胡乱华、五代之乱、辽金元的侵入和清代的专制，都是由于时代精神的不健全即风气的败坏所造成，并认为晋唐宋明亡国的原动力是贪图禄位不重名节、夺利争权不顾公益、萎靡颓废不思进取等6种风气。第三章分析近数十年来各种运动的演进及其失败的总因，即营私、舞弊、因循、虚浮、逞意气、争权利，所以要救国家，救民族，实现民族复兴，就需要一种健全纯正的精神作动力，制造这种动力就是精神建设。第四章提出了精神建设的目标：一要扫除因私害公的风气，建设为公忘私的精神；二要铲除敷衍、应付和虚伪的风气，建设忠于所事、忠于职责的精神；三要铲除互相推诿、互相责难的风气，养成任劳、任怨、任咎的精神；四要铲除冷淡的心理，养成狂热的风气；五要铲除个人自由的风气，养成严守纪律的精神；六要铲除卑鄙贪污的恶习，树立尚名节、重廉耻的风气。第五章是精神建设的方案，包括领袖人物要以身作则、选好人才，政府要赏罚分明、制造社会舆论、厉行训练等。

最后，知识界纷纷发表文章，就“中华民族复兴”的有关问题各抒己见，出谋划策，借用1933年9月1日出版的《复兴月刊》第2卷第1期的一篇文章的话说：“中国今日，内则政治窳败，财尽民穷；外则国防空虚，丧师失地；国势岌岌，危如垒卵。忧时之士，深虑神明华胄，将陷于万劫不复；于是大声疾呼，曰‘复兴’!‘复兴’！绞脑沥血，各本其所学，发抒复兴国族之伟论。”以《复兴月刊》为例，第一期的11篇文章，其主题全是民族复兴，即寰澄的《中华民族复兴与世界之关系》、赵正平的《中华民族复兴问题之史的观察》、资耀华的《经济复兴与经济政策》、刘麟生的《复兴时代的文学》、沈亦云的《复兴？匹妇有责》、张水淇的《产业复兴之进路》、葛敬中的《农业复兴与中国之出发点》、何杰才的《复兴与外交》、孙几伊的《战后德中人民对于复兴底努力》、寿宇的《欧战后意大利的复兴》、岑有常的《波兰复兴伟人毕尔苏斯基》。就上述文章的标题来看，内容非常广泛，涉及了民族复兴的各个方面。第二期的10篇文章中，有5篇的主题是民族复兴。第三期的10篇文章中，以民族复兴为主题的有3篇。第四期的10篇文章中，谈民族复兴的文章也有3篇。此后各期，谈民族复兴的文章大约都在3～5篇。就作者的身份而言，据蒋红艳博士研究，《复兴月刊》的作者群主要分为三大类：一类是服务于学术界者，如在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工作的大概有37人，约占35%；二类是服务于政界者，约有52人，约占49%；三类是自由职业者，这类作者有17人，占16%。也就是说其作者主要以大学教授、政界人士居多，约占84%。其他报刊，如《东方杂志》《独立评论》《时代公论》《反省月刊》《西北公论》《正中半月刊》《妇女共鸣》以及天津《大公报》等，也都刊发过不少以民族复兴为主题的文章，只是刊发的量不如《复兴月刊》那么多，那么密集。如《反省月刊》第9～10期刊发的《民族复兴运动之内容及其前途之展望》,《西北公论》第1卷第5期刊发的《中华民族之危机与复兴及民族复兴运动之史的证论》,《文化与社会》第2卷第6期刊发的《民族复兴运动之认识》,《清华校刊》第2卷第1、2期刊发的《复兴民族必需的几个条件》,《妇女共鸣》第3卷第8期刊发的《妇女运动与民族复兴运动》,《交大学生》第6卷第1期刊发的《民族复兴与青年运动》,《江汉思潮月刊》第3卷第3期刊发的《中国民族复兴运动的现状》,《晨光周刊》第6卷第18期刊发的《民族复兴运动的回顾与前瞻》,《正中半月刊》第1卷第10期刊发的《复兴民族中的妇女运动》,《师中集刊》第3卷第12期刊发的《家事教育与中华民族复兴运动》，等等。可以说在九一八事变后的1930年代，几乎很难找到一种没有刊发过民族复兴文章的政论性或综合性的报刊了。这正如时人所指出的：“‘中国复兴’四字，现在几乎成了口头禅。而各种复兴运动，也就应运而起。”

民族复兴之所以在九一八事变后成了一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社会思潮，其主要原因是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激化了人们的民族认同感和民族责任感，从而为“中华民族复兴”思潮的形成提供了契机。这正如张君劢等人在《我们所要说的话》中开篇明义所指出的那样：“中国这个民族到了今天，其前途只有两条路，其一是真正的复兴，其一是真正的衰亡。”日本的残暴侵略使中华民族陷入了生死存亡的严重危机之中，但“危机”也就意味着“转机”,“这个转机不是别的：就是中华民族或则从此陷入永劫不复的深渊，或则从此抬头而能渐渐卓然自立于世界各国之林”;“所谓转机的关键就在以敌人的大炮把我们中华民族的老态轰去，使我们顿时恢复了少年时代的心情。这便是民族的返老还童”。沈亦云在《复兴？匹妇有责》一文中也写道：“内忧外患，至于今日，强邻压境，可以亡国。政治紊乱，可以亡国。军纪废弛，可以亡国。土匪遍野，可以亡国。教育失宰，可以亡国。经济涸绝，可以亡国。风俗颓靡，可以亡国。人心腐败，可以亡国。有一于此，殆将不免，况兼之乎？然则此四千余年之古国，四百兆方里之土地，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之民族，享有过去历史上之光荣者，竟忍视其沦亡已乎？曰：绝续之交，其道惟二，不沦亡，即复兴耳！”傅斯年的《“九一八”一年了》一文称，“‘九一八’是我们有生以来最严重的国难，也正是近百年中东亚史上最大的一个转关”，它与“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一样，“是二十世纪世界史上三件最大事件之一”。而作为九一八事变的受害者，“假如中国人不是猪狗一流的品质，这时候真该表示一下子国民的人格，假如世界史不是开倒车的，倭人早晚总得到他的惩罚。所以今天若把事情浅看出来，我们正是无限的悲观，至于绝望；若深看出来，不特用不着悲观，且中国民族之复兴正系于此”。邹文海在《选举与代表制》一文中同样写道：“感谢日本飞来的炸弹，因为它无形中启发了我们新的政治生命。外寇的压迫，引起了国人自尊的心理，对外的抵抗，破除了向来自私的习惯。我们中华民国的国民，从此以后，要在一致势力之下，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署名“平凡”的作者在《中华民族之危机与复兴及民族复兴运动之史的证论》中说：“在达尔文氏定论下，堕落消沉之中华民族，的确走进于生存最后的厄运！九一八的痛事，是血钟从迷梦中向中华民族最后之警告。在敌人烽火连天的袭击中，吾人深信五千年中华民族的血魂，是不甘心于征服毁灭，民族复兴之火焰，必然的要爆发，要成功。”王荣骥在谈到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复兴思潮的兴起时也认为：“‘九·一八’的重鞭，很残酷地打在了中华民族的背上，虽然毁伤了我们的肢体，却因此使我们感觉惨痛，而警觉，而反抗。就从这时起，仇恨敌人的情绪，普遍了全国，民族解放斗争的火焰，就从每个国民的心中燃烧起来了。”所以“自‘九·一八’国难发生以来，全国上下无日不以复兴中华民族为口号”。

除民族危机这一主要原因外，以张君劢为代表的国社党人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人的推动，也是民族复兴思潮能于九一八事变后迅速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

张君劢早年追随梁启超参加清末立宪运动，后因国民党迫害，于1929年去了德国，直到九一八事变前一天，他才回到北平。1932年4月，他与张东荪等人一道秘密发起成立国家社会党（简称“国社党”）。同一天，宣布成立再生社。5月20日，《再生》杂志（月刊）在北平创刊。其创刊“启示”明确提出以指示新途径、谋中华民族的再生为宗旨，认为20年来所有建国方案，如君主立宪、共和、专制等历试殆尽，而皆无所裨益。现在中华民族国家内忧外患已濒绝地，所以“提出另一方案，以为唯循此途可致中华民族于复生”。而这“另一方案”就是张君劢、张东荪等人在《我们所要说的话》中提出的对中国政治、经济、教育的主张及其98条纲领。张君劢本人开始着手翻译德国哲学家费希特在法国拿破仑军队占领德国时发表的《对德意志国民演讲》之摘要本。在译稿前面的引言中，张君劢写道：“数千年之历史中，大声疾呼于敌兵压境之际，胪举国民之受病处，而告以今后自救之法，如菲希德（即费希特）氏之《对德意志国民之演讲》，可谓人间正气之文字也。菲氏目的在提高德民族之自信心，文中多夸奖德人之语，吾侪外国人读之者，原不求必之一字一句之中，故取倭伊铿氏关于菲氏演讲之摘要本译之，繁重处虽删，而绝不影响于菲氏真面目……呜呼！菲氏之言，既已药亡国破家之德国而大收其效矣，吾国人诚有意于求苦口之良药，其在斯乎。”他认为费氏在演讲中阐述了民族复兴的三个重要原则：第一，在民族大受惩创之日，必须痛自检讨过失；第二，民族复兴，应以内心改造为重要途径；第三，发扬光大民族在历史上的成绩，以提高民族的自信力。“此三原则者，亦即吾国家今后自救之方策也。世有爱国之同志乎！推广其意而移用之于吾国，此则菲氏书之所译也。”从1932年7月20日起，译稿开始分五期（即从第1卷第3期到第1卷第7期）在《再生》上连载，并于年底集结成书，由再生杂志社正式出版。张君劢的两位好友教育家瞿菊农和哲学家林志钧分别为该书作序。费希特《对德意志国民讲演》节本出版后“颇受人们欢迎，不久即销售一空。翌年春夏，又两次再版”。除费希特的《对德意志国民演讲》之摘要本外，《再生》还先后发表了《中华民族之立国能力》（第1卷第4期）、《民族复兴运动》（第1卷第10期）、《民族文化与民族复兴》（第1卷第11期）、《学术界之方向与学者之责任》（第2卷第2期）、《十九世纪德意志民族之复兴》（第3卷第1期）、《民族命运之升降线》（第3卷第2期）等一大批宣传和探讨民族复兴的文章。

这些文章的发表，尤其是费希特的《对德意志国民演讲》之摘要本译文的连载，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正是在张君劢和《再生》的推动下，知识界形成了一个介绍费希特民族复兴思想的小高潮。初步统计，仅《东方杂志》、《国闻周报》、《时代公论》、《教育杂志》、《再生》和《大公报》等报刊发表的费希特《对德意志国民演讲》之译文（节译或摘译）或介绍费希特之民族复兴思想的文章就达23篇之多，其中《教育杂志》和《再生》各5篇，《国闻周报》、《时代公论》和《复兴月刊》各3篇，《东方杂志》2篇，《国论月刊》和《大公报》各1篇。此外，还有一些西方哲学史、政治史、教育史和文化史著作出版，如加田哲二著、周承福译的《德意志经济思想史》（神州国光社，1932），陈明志、唐榖译的《近代西洋教育发达史》（商务印书馆，1934），庄则宣、陈学恒著的《民族性与教育》（新民主出版社，1939）等也对费希特在演讲中提出的民族复兴思想做过介绍。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费希特的《对德意志国民演讲》之节本，还被收进了1934年出版的《中学国文特种课本》第二册（高中用书）中。该篇课本的文后“题解”写道：“普鲁士之抵抗强敌，复仇雪耻，端赖以是（指费氏的《对德意志国民演讲》——引者）。全书凡十四讲，纵论日耳曼民族之特质，自精神方面所见民族与祖国爱之意义，新国民教育之出发点，达到目的之方法等，极其透辟详尽。”而“现在日寇夺去我东北四省之地，我所受之耻辱，不减当年普鲁士之败，我爱国青年，读斯文其亦将有所感动于中而毅然兴起乎？”

对费希特民族复兴思想的大量介绍，对于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复兴思潮的形成是起了促进作用的。因为《对德意志国民演讲》讲的便是德意志民族在面临外族入侵的历史关头如何实现民族复兴的问题。既然德意志民族在面临外族入侵时能够实现复兴，那么同样面临外族入侵的中华民族为什么就不能实现民族复兴呢？张君劢在《十九世纪德意志民族之复兴》的演讲中就指出：“东北四省失陷以后，各人对于中国前途，表示无限的失望，无限的悲观，好像中国便由此一蹶不振了。其实，我们不必失望，更不用悲观，只要能够在大失败大挫折之后，肯努力的振作，一定可以有复兴的希望。这种情形，历史上不乏先例。远的不必说，即以最近百年来德意志复兴为例，看他当时所处的环境以及其复兴之途径。”而费希特复兴德国的民族复兴思想对于德国一再复兴的作用，也得到了许多知识分子的肯定。奋勇认为：“在社会腐化，元气啄丧，政治受人支配，国土丧失大半之秋，费氏苦心孤诣，倡为新教育之说，有如暮鼓晨钟，发人猛醒，使德意志民族，一心一德，以复兴国家为职志……一九一八年德意志受军阀的祸，虽见败于协约等国，然而于财尽力竭的当时，仍能保持其国家的人格，数年后又能以国民的努力，恢复国际的声誉，此亦不能不谓费氏新教育运动的效果了。”郝耀东强调：“费希特的精神讲演，为德意志民族复兴的根本力量，为战败法国最有力的利器。”凡是对费希特的爱国救国行动有所知晓的人，无不称颂他对于德国复兴所做出的伟大贡献，在费氏民族复兴思想影响下的德国所取得的成功无疑对于1930年代的中国知识界是一剂良药。吴其昌在《民族复兴的自信力》一文中就写道：“我常常这样的想，也常常这样的问：——问一切一切的人，也自问自己——，在菲希特（即费希特）以前的德意志，法国铁蹄下的德意志，在马志尼以前的义大利，奥国控制下的义大利，和现在的中国，被我们的‘友邦’铁蹄控制下的中国，比较起来情形相差能有多少？也许恶劣或较我们过之，然而他们竟能够渐渐变成以后的及现在的德、义。我们中国经此大难，到底是不是也有跃起怒吼的一天呢？我的答案是：德、义是‘人’，我们也是‘人’，这个‘人’所能做得到的，那个‘人’自然也一定能做到。如果别人早已做到的事，我们竟然不能做到，那我们除非是猪，是狗。”我们查阅1930年代初中期的报刊时就会发现自费希特的《对德意志国民演讲》（摘要）被翻译为中文后，中国的思想界特别重视对德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研究，试图从德国的复兴史中借鉴成功的经验。与此同时，使用“民族复兴”一词的频率明显地增多起来。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人，在孙中山逝世后，便继承了他在1924年《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演讲中提出的要“恢复民族固有的地位”，必先“恢复我们民族的精神”的民族复兴思想，以孙中山思想正统的继承者和阐发者自居的戴季陶，在这方面起的作用尤大。1925年夏，亦即孙中山去世不久，戴季陶出版《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书，极力强调文化自信力的恢复发扬对于“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意义：“我们要复兴中国民族，先要复兴中国民族文化的自信力，要有了这一个自信力，才能够辨别是非，才能认清国家和民族的利害，才能够为世界的改造而尽力。”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和政治危机，为了使自己的统治取得合法性，为了加强对社会舆论的引导和控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人，对宣传民族复兴思想更为主动、积极，尤其是蒋介石，可以说是不遗余力。1932年4月11日，他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发表题为《复兴中国之道》的演讲，初步阐述了他的民族复兴思想。他指出，今后所要研究的问题是，“我们在此内外夹攻之中，如何才可以复兴民族、完成革命的问题”。他认为，要完成未竟的革命事业，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自由的新国家，没有一定的准备工作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没有做准备的工作，抵抗就不能长久，反攻更不可能，这样我们就没有独立的日子了”。他预测第二次世界大战将于1936年爆发，那个时候将是中国生死存亡的关头，如果中国国民能在大战爆发之前做好抗日的准备，那么中国国民“就可以从世界大战中建立出一个新的中国，就可以在国际上得到独立平等，就可以富强，就可以复兴”。随后，他又先后发表了《复兴民族之要道》（1934年2月5日）、《复兴民族之根本要务——教养卫之要义》（1934年2月12日）、《东亚大势与中国复兴之道》（1934年3月5日）、《抵御外辱与复兴民族（上）》（1934年7月13日）、《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中）》（1934年7月20日）、《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下）》（1934年7月24日）、《四川应作复兴民族之根据地》（1935年3月4日）、《全滇民众应负起复兴民族之责》（1935年5月12日）、《建设新云南与复兴民族》（1935年5月13日）、《为学做人与复兴民族之要道》（1935年5月19日）、《御侮与复兴之基本要道》（1936年1月24日）、《民族复兴之路》（1936年5月25日）、《复兴中华》（1936年9月9日）等一系列以“民族复兴”为主题的演讲，就他的民族复兴思想做了进一步的系统阐述。概括蒋介石的观点，有以下几个方面内容：第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实现民族复兴；第二，实现民族复兴，首先要恢复固有的民族精神和革命精神；第三，实现民族复兴，要大力发展教育、经济、建设国防；第四，实现民族复兴，必须实行“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全党（国民党）全民都要绝对服从他的领导。

蒋介石有关民族复兴的言论，得到了其他国民党要员的响应和配合。陈立夫对蒋介石的“实现民族复兴，首先要恢复固有的民族精神”思想进行了进一步发挥。他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适应性、生存性很强的民族，具有优良的民族性，中国之所以会沦落到今天几乎亡国的境地，是因为“民族精神之消沉与国魂之丧失”，特别是与中国竞争的国家“富于民族性及具有国魂”，其团结力、组织力均强于中国，因此“我们现在要救中国，必须先从恢复我们固有的民族性起”。那么民族性是什么呢？他认为，民族性就是一个民族适合生存的几个精神方面的特殊条件，表之于外面就是通常所说的民族的精神，恢复了民族精神，就能光大民族性。而要恢复民族精神，须先恢复民族的自信力。要恢复民族的自信力，就要认清民族精神的原动力，“原动力为何？曰诚是也”。“诚”既是民族精神的原动力，也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原动力。因此，文化复兴是民族复兴的前提，“能建设中国文化，才能谈到复兴民族”。邵元冲认为要实现民族复兴，不但要注重精神建设或心理建设，还要注重党的建设。因为自从孙中山建立兴中会以来，国民党（前身是同盟会）人为实现民族复兴奋斗了很久，但是一直没有成功，除了帝国主义的迫害和反革命势力的侵害之外，党的内部“意志和行动不能统一，所用的力量不能用在该用的地方，不能尽量把力量在有效方面去努力，不能够把非必要的精神力量减省下来，做有效的工作，更是一个重大的原因”。一些地方实力派也纷纷发表文章，提出他们的民族复兴思想及其具体建议，如胡汉民的《民族主义的民族复兴运动》、阎锡山的《复兴民族须先复兴发展富强文明的原动力》、李宗仁的《民族复兴与焦土抗战》、张学良的《中国复兴的前途》、冯玉祥的《复兴民族的基本方策》、傅作义的《用鲜血争取民族复兴》、余汉谋的《国民经济建设与民族复兴》等。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李宗仁的言论，他在《民族复兴与焦土抗战》中对蒋介石民族复兴思想多有异议，“吾人今兹所亟欲探讨者，尚不在于奢谈复兴民族之任何政治主张或五年十年之远大经济计划，目前唯一要求，即在如何集中全国人力物力以抢救此行将覆亡之国家民族耳！”他尤其对蒋介石以等待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由，认为“中国此时必须隐忍自重，以徐待国际机会之到来”的“不抵抗论”提出了严厉批评。

除了做演讲、发表文章宣传和提倡民族复兴的思想外，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国民党及其系统，如力行社、青白团和政学系等，还先后创办了多种报刊，对民族复兴思想进行宣传。如力行社创办的《前途》杂志，青白团创办的《政治评论》《文化建设》《晨报》《人民评论》《社会主义月刊》，以及政学系创办的《复兴月刊》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前面提到的《复兴月刊》。1932年6月19日，以政学系成员为主要骨干的新中国建设学会在上海成立，蒋介石的老朋友黄郛任理事长，该学会的成立得到了蒋介石的赞许和资助。据黄夫人回忆：“几年来膺白对当局建议，他有两点很显原则：为国家，为国民。建设学会的事，他都陈说于蒋先生，请赞许和帮助。学会不但为问题研究，且须实地考察，其中可能有不少非党员，甚至不赞成党治而亦是爱国有识之人。”新中国建设学会“以集合全国有致力学养共图国家及社会之新建设为宗旨”，并于1932年9月1日创办《复兴月刊》，赵正平任主编，将会员调查、研究所得披露于该刊物，以就教于社会，与全国有志之士“共坚复兴之心，共奋复兴之力，并共敦复兴之品”，为实现民族复兴，共济时艰。此外，国民政府于1934年及其后所发动的一些全国性运动，如新生活运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本位文化建设运动等，一般也打着复兴中华民族的旗号，其中的新生活运动，本身就直接标榜为“民族复兴运动”。正如黄兴涛指出的那样，这些运动对于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复兴思潮的形成也产生了相当明显的影响。

随着民族复兴思潮的形成，知识界围绕中华民族有无复兴的可能和如何实现复兴这两个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虽然因知识结构、政治背景以及所擅长的专业不同，人们的认识千差万别，但他们都认为只要发奋图强，中华民族就一定能够实现复兴。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种思潮对于帮助广大国民树立战胜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信念是有积极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