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可持续发展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研究回顾

环境成本的外部化，加上经济增长观的非持续性，认为经济发展和消除贫困是第一位的目标，资源和环境的过度消耗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成本。使经济进一步增长面对的环境约束趋紧，为避免走“先增长后环保，先污染后治理”的经济发展陷阱，必须转变现有的增长方式，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一 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形成

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最早出现在马尔萨斯的《人口论》（1798）中，由于土地的稀缺、产品的获得必然遵循递减规律和已耕土地上所用资本的不断增长，认为生产食物的能力是有限的，人口与自然资源短缺限制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马尔萨斯的理论否定了技术进步对改进自然资源稀缺的作用，它一出现就受到很多的质疑和批评，并从此开始了对人口与环境关系的长期讨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关于人口与经济增长的新马尔萨斯论导致了一些关于世界环境末日的文献出现，例如，Carson的《寂静的春天》（1965）、Loraine的《明天的死亡》（1972）、Goldsmith的《生存计划》（1972）以及Meadows的《增长的极限》（1972）等。这些文献代表了当时人们对待环境的情绪以及对人类未来的发展持悲观态度，把关注的重点从人类经济增长的极限转移到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上。新马尔萨斯主义在其前身的基础上，关注环境恶化的潜在灾难性趋势，唤起了人们的环境意识，虽然没有给出可持续发展明确的定义，但是它提出的持久均衡发展为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提供了一定的经济理论和实证基础。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也不可能接受只注重环境系统的零增长策略，对这些国家来说，环境质量是只有富国才能追求的奢侈品，提高生活水平比环境污染更重要。

1972年，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认定环境问题不但源于发展过程，而且源于发展不充分，认可了环境与发展一体化的原则，已包含经济增长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思想。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对可持续发展进行了正式定义，可持续发展是在满足当代人的需求时而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的发展。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达成的《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热内卢宣言》和《21世纪议程》的行动计划，试图将可持续发展转化为一种全球接受的增长新范式。

二 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是在福利没有下降的情况下实现代际公平，同时考虑环境限制和福利损失的经济最优增长，在经济增长的同时维护自然资产长期生产能力，保持自然资产存量的完整性。Solow（1992）认为对可再生自然资源和环境资产折旧的测算是通向可持续性的实践措施。也就是对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进行测算，并内部化到经济增长过程中。但是对资本总价值（包括人造资本和非人造资本）的长期维护是一个弱的可持续增长概念，意味着自然资产可被人造资产所替代，但是在它们互补性超过替代性的地方，弱的可持续性掩盖了现有增长方式可能受到的环境约束。而生态经济学家认为应采用强的可持续增长准则，强调对不可替代的自然资本的维护。可持续增长是一种实现了稳定状态的经济，在此状态下生产能力既不损害也不增加环境的再生和吸收能力的水平，量化的经济增长转化为质量的经济发展。通过环境成本内部化，把环境成本反映到企业、居民和政策制定者的决策中，通过市场使他们在环境影响重要性上达成一致，将社会对环境的关注渗入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决策中，把宏观经济对可持续增长的关注与微观经济最优行为联系起来，是实现可持续增长的有效途径。

三 环境、中间产品与可持续发展

目前大部分研究集中于考虑环境的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的结果也基本上支持环境管制和治理可导致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环境波特假说。而对环境、中间产品与可持续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比较少，肖文（2011）、唐兆希（2012）利用n种中间产品产出效率来说明技术创新，基于新熊彼特垂直创新思想，通过构建一个包含不可再生能源耗竭约束的四部门内生增长模型，研究得出如果经济中创新活动的产出质量是充分有效的，经济可以克服自然资源的不断枯竭与稀缺的约束保持长期的最优增长。强调技术创新是经济长期增长的来源，是经济存在资源耗竭可能性时可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政府应通过环境税、排污权交易等环境成本内部化手段，鼓励企业对清洁生产技术的开发和中间技术产品的购买。

四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研究

关于经济增长方式的研究，我国学术界展开了非常热烈的讨论，出现了大量的相关研究文献。这些研究主要回答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①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内涵是什么及判断指标有哪些？②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及要转变的目标增长方式是什么？③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制约因素是什么及如何转变？

对于第一个问题。卫兴华、孙咏梅（2007）认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是由资本投入为主的要素投入方式向资本、劳动和科技投入为主转变；由粗放型的投入产出方式向集约型转变；由净出口和投资为主的需求拉动方式向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为主的方式转变。姜波克、刘沁清（2010）在对全要素生产率、全员劳动生产率、利润率和投入产出比指标进行评述与扬弃的基础上，提出用“人均收入/人均产出”指标来衡量外延增长与内涵增长对整个经济增长率的相对贡献的高低，利用它来判断经济增长方式。齐建国（2010）认为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是处理好人与人的经济利益关系，实现社会和谐发展；处理好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以实现环境与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杨立勋、刘岩（2012）认为单一的全要素生产率无法全面反映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效果，设计出包含经济增长、经济效率、经济结构、竞争力和环境保护的指标体系来反映。卢万青（2013）认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是提高要素的投入产出效率与全要素生产效率，以实现经济增长由粗放数量型向集约质量型、外延增长向内涵增长转变。

关于第二个问题。林毅夫、苏剑（2007）认为我国目前的增长方式是以资本和土地投入为主的要素积累型的增长，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一个经济的目标增长方式，因此我国的目标增长方式应是劳动力相对密集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目标增长方式是我国增长方式转变的首要目标，然后是对要素价格体系进行改革。王一鸣（2007）认为中国当前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特征是依赖高强度的低成本资源与要素的投入，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依赖出口与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方式要向主要依赖技术创新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转变；要向依赖消费与投资、外需与内需协调拉动转变。魏杰（2011）认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包括：由出口导向型增长向内需拉动型增长转变；由投资拉动向消费支撑型增长方式转变；由粗放型向节能环保型增长方式转变；由以成本优势为特征向以技术创新为特征的增长方式转变；由政府主导型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增长方式转变，其中由政府主导型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增长方式转变是关键。

大部分文献集中在对第三个问题的研究，主要观点归为以下几类。一是政府进行制度创新。黄晓鹏（2006）认为导致我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原因是制度安排，而且制度变迁的长期性导致经济增长方式长期没有根本转变，为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政府必须要推动自然资源产权制度、完善要素市场和推动环境保护的市场化等制度变迁。杜传忠（2006）认为体制因素制约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主张转变政府职能，完善投资与价格体制。持类似观点的学者还有张卓元（2006）、王一鸣（2007）等。李瑞娥、张慧芳（2008）认为经济增长的自然资源使用与环境污染超过阈值，是“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和“制度失灵”三重失灵叠加的结果，实现和谐增长需要关注制度和谐。李鲁元、曾奕（2008）通过建立一个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中的政府角色模型，研究发现仅靠市场化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不够的，必须依赖政府的推动，建议把资源使用效率和环境保护指标纳入地方政府的效用函数，同时改革资源价格体系。

二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刘宇、姜波克（2008）通过理论研究认为汇率变动能影响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从而通过需求的收入弹性机制改变低端与高端产业之间的相对价格，导致产业结构的变动，优化经济增长方式。薛白（2009）的研究认为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是转变增长方式的产业层面体现，并且市场内生性结构变迁动力机制与政府诱导性结构变迁手段之间的兼容程度决定着增长方式转变。丁志国等（2012）通过计量分析发现短期内可通过产业结构的合适调整实现节能、低排放下的经济可持续增长，产业结构调整是中国实现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减排承诺的关键路径。涂正革、王玮（2013）采用Laspeyres指数分解方法对我国39个工业行业的碳排放进行分解分析，研究发现经济结构效应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单位GDP碳排放的平均增量，优化产业结构是实现减排目标的重要措施之一。

三是科技进步与创新。卫兴华、孙咏梅（2007）强调科技创新与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作用。龙飞、戴昌钧（2008）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对经济增长方式与科技创新的互动效应进行分析，它们之间的互动效应表现为科技创新促进转变增长方式。周绍森、胡德龙（2010）采用1980～2007年的数据实证分析发现我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5.62%，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4.38%，说明我国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物质资本的投入与积累来实现的，要提高增长质量必须大力提高经济增长中科技进步的贡献率。闵维方（2013）认为教育是增强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资源依赖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基础，发挥其作用的关键是提高教育质量。

四是资源环境约束。张卫东、汪海（2007）运用对比分组的VAR模型研究发现，造成环境污染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增长，环境污染对经济增长也会产生具有时滞的负效应，其原因是我国环境政策是一种事后控制政策，对经济增长环境成本的减少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推动作用非常有限。杨万平（2011）对我国经济增长采用非参数环境生产前沿模型进行绿色分解，并对环境污染与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约束机制利用Tobit模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出下降趋势，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不明显，转变增长方式是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动力机制。陈友华（2011）认为我国面临的资源环境问题主要是由粗放型的增长方式造成的，在对GDP的崇拜下对资源环境的长期粗放式、掠夺性开发，是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另外还有徐青等学者研究了我国经济增长中的资源环境约束问题，不一一列举。

五是其他方面。金碚（2006）认为发展观念是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从理论、制度、技术和管理方面进行全面创新。刘德学、熊芳（2011）分析了我国目前的金融抑制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制约。吴振球、王建军（2013）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研究了地方政府竞争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党的十三大就已提出，学术界也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政策与建议，各级政府也实施了许多政策措施，做出很大的努力。但是长期形成的结构不合理和经济增长质量不高的问题依旧存在，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资源环境对经济增长的约束趋紧，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依然大，说明经济增长方式依然没有转变过来。为什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么难？如何实现转变增长方式与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少有文献从环境成本内部化的角度来探讨环境与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问题，本书从环境成本内部化的角度来讨论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