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献述评

对国内外非营利组织发展的研究现状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总结，可以了解这一主题领域的研究进展，把握这一领域研究的重点和不足，因此以此作为本研究的起点和方向。纵观国内外研究成果，“个人发起型非营利组织发展模式”并不是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但是和此主题相关的前辈研究成果，包括组织与环境关系的理论、人与组织关系理论，以及中国非营利组织相关研究成果值得回顾。

一 关于组织与环境关系研究的述评

（一）组织生态理论视角

组织与其外部环境的关系是组织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并形成了专门的学科——组织生态学（Organizational Ecology），其是研究组织个体的发展以及组织之间、组织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学科。它立足于两个基本理论假设：运用生态学原理与方法研究组织与环境要素的关系；组织生态系统是由人、组织、环境构成的复杂系统。最早提出“组织生态”概念的是哈南和弗里曼（Hannan and Freeman），他们关注的是组织种群生态，随后卡罗尔分析了教育组织种群膨胀和收缩。由于经济活动的多元化，原来的单一产业被跨产业发展取代，成功的组织与各种各样的组织建立了组织间关系，随之传统上人们对组织与环境的关系的认识也发生了改变。1993年，穆尔（Moore）首次提出了“商业生态系统”的概念，揭示了人们对环境、组织、人之间关系的新认识。穆尔认为组织生态系统是由组织的共同体与环境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系统，由企业、客户、供应商、主要生产者、竞争者以及其他的利害关系者组成。无论是传统的组织生态理论，还是现代的组织生态理论大多关注组织群体生态系统，而以个体组织为对象的生态理论研究是现代组织生态研究的新领域。鲍姆（Baum）首次提出了组织内生态系统（Intraorganizational Ecology）研究的对象就是组织个体，而渐渐地对组织个体的研究演变成了组织行为学。

组织生态的研究一般需要庞大的实验数据来支持，对象上一般要研究群体的所有成员，要研究“随时间发展的过程，而不是同一时点上变量之间的关系”，一般要求时间跨度比较长，这都使得组织生态理论难以尽善尽美，也使得这个领域的研究重点不尽相同，大致可以分为五个方面。①惯性与变革（Inertia and change）视角认为每个组织都受到强大的惯性控制。多数学者认为“惯性”多被视为组织变革的阻碍力量，惯性来自“内部的沉没成本、利益交织、习惯行为、外部的契约承诺和管制约束等”;也有学者认为“惯性”有时候是有利的，此时不需要采取措施打破组织的发展惯性，但是这一结论的前提是组织的外部环境是静态的。②组织生态位理论（Niche theory）研究的重点是组织在环境中占据的多维资源空间。哈南和弗里曼认为“专门化”和“通才化”是组织生存的策略，“前者只能容忍一定限度的环境变异，后者可在多种环境条件下生存和成长”。卡罗尔认为这两种策略或相互关联，成功的“通才化”策略能够创造出“专门化”共存的条件。斯科特和戴维斯认为生态位决定竞争过程，而通常是由组织自身的技术决定的。③密度依赖（Density dependence）研究的是组织群落里的组织数量，是影响群落动态的重要因素。组织的建立、死亡和可用资源密切相关，哈南和费里曼运用资源依赖理论解释了这一原理。最初这类研究强调的是组织对于稀缺资源的竞争，后来则转向衡量组织生态过程和制度过程的关系。④年龄依赖（Age dependence）关注的是组织死亡同年龄的关系。年龄依赖发现的现象包括“新组织劣势”（Liability of newness）、“青春期劣势”（Liability of adolescence）、“老化劣势”（Liabilities of aging），和生物学的规律不同的是，如果组织能及时避免老化过程中的风险，组织的年龄和死亡呈反向比例。⑤组织进化论（Evolutionary approaches）的研究出现了不同的模型。有学者更倾向于达尔文式的组织进化论，而有的学者更倾向于拉马克式演化，但是都强调环境选择对组织的影响作用，研究的焦点是组织成长路径和组织适应性的限制，并分析组织所处族群或系统水平。

在实践中，深入研究个体组织生态环境能够优化组织生态系统的内外部环境，提高组织对其所在生态系统适应和应变的能力，为组织改革与发展提供重要依据。我国的组织生态学研究起步较晚，目前的研究多为宏观性的一般探讨，实证研究缺乏，尚未形成深入、系统的理论成果，对有关组织生态问题的论证亟须深化。

（二）资源依赖理论视角

虽然理论界对生态领域的研究成果不胜枚举，但是在“竞争稀缺资源的一般社会过程影响组织和组织形态的生存与成长”这一结论上是有共识的。而劳伦斯、洛施和加尔布雷斯（Lawrence, Lorsch and Garrison）提出的权变理论核心是组织的改变是为了匹配（Fit）环境要求，他们认为只有那些适应环境的组织才能生存下去，因此组织管理应根据环境的变化不断采取相应的措施。

资源依赖学派代表普费弗（Pfeffer）与萨兰奇克（Salancik）认为，生存是组织的首要任务，获取外部资源的能力强弱决定着能否生存下去，他们认为组织并不具有赖以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全部资源，关乎组织生存的资源都包含于组织的外部环境中，因此，为了生存的需要，组织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依赖于其外部环境，从中获取资源。这和权变理论所描述的组合环境的关系非常相似，都认为组织应该尽可能地减少对外部资源的依赖性，而实现的途径就是使自己变得强大。如何让组织变得更强大，普费弗和萨兰奇克的建议是使组织多元化。

（三）制度学派视角

制度学派拓展了组织生态理论中对影响组织和组织形态的生存与发展因素源于对稀缺资源竞争的认识，认为影响组织和组织形态的生存和发展的因素还包括“管制、准则和文化”。对于组织受制于制度的研究虽然有悠久的历史，但传统的制度理论体系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西斯尼克（Selznick）为代表。他认为组织是制度化的，是社会环境、历史影响和周围环境相互影响的产物，他也非常关注领导者在决策和制定组织价值观过程中的作用。迈耶（Mayer）、罗恩（Rowan）、迪马齐奥（DiMaggio）、鲍威尔（Powell）等人在西斯尼克观点的基础上对制度理论进行了提升，并形成了各自的观点，组成了新制度学派。

迈耶和罗恩侧重研究组织变量和环境变量的关系，他们把组织环境分为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这里的技术环境是指“组织对外部资源的依赖程度、与其他组织的关系等”，后者是指一个组织所处的政策法规环境、社会规范、文化期待。斯科特对制度的定义是“由文化——认知、准则和管制要素以及相关的活动与资源构成，它为社会生活提供稳定性和意义”。组织“合法性”是迈耶理论的核心概念。达夫特认为组织“对合法性的需要意味着组织将采取那种外部利益相关者认为有效、合适和最新式的结构及活动”。通过对美国教育制度的研究，他发现“趋同化”（Organizational Isomorphism）现象说明了制度环境对组织形式和组织行为的决定性作用，在制度环境的约束下，组织无法自主选择。而迪马齐奥和鲍威尔认为组织“趋同化”是在社会机制的“强迫性”（Coercive）政策法规、对相同领域成功组织的“模仿性”（Mimetic）、专业化过程中的“社会规范”（Normative）等机制的作用下产生的。

在我国，运用制度学派的视角研究非营利组织实现了突破，在2011年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李莉和宋蕾放分析了“中国慈善组织结构的‘趋同性’”。他们提出非营利组织的“社会责任”和在约束性制度下的适应能力是影响中国非营利组织结构不可忽视的因素。

虽然迈耶也肯定了决策者对组织的影响力，但是在制度学派的研究中，其变量是“组织变量”和“环境变量”，缺乏系统研究组织内部要素的作用，尤其是作为行动者的“人”对组织的影响作用。

二 关于人与组织关系研究的述评

相对于关注组织和环境的关系，以诺贝尔经济奖的获得者西蒙（Simon）为先驱的决策理论关注的是组织和“人”的关系，西蒙首次将个人的决策行动及其作用作为研究组织的重点变量，他认为组织决策是通过个人做出的，强调决策者运用外来信息发觉问题的症结，而个人的决策又受组织影响，该理论中决策的制定包括三个基本步骤：①问题是什么；②有哪些方案；③哪个方案是最好的。他用三个词作为标签：“情报”（Intelligence）、“设计”（Design）、“选择”（Choice），简称IDC模型，这一模型考察的组织是动态的，能够较深入地揭示组织实际运作的过程。

人和结构是构成组织的最基本的要素，二者的关系作为组织结构影响组织参与者的行动，参与者的行动反之又建构和组成了结构。组织参与者是研究组织与环境关系的关键，因为组织目标的达成及所采用的技术，都受到组织参与者个体目标与能力的限制影响，组织参与者是实现组织目标和行动的执行者、信息传递者和加工者，其行动范围和能力决定了组织的范围及能力。就本质而言，人与组织的关系理论提出了组织特征与个体特征具有潜在的一致性，即个体的态度与行为将受到个体与组织之间“匹配”的影响。

人与组织的关系实际上体现了人、组织和环境三方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动态互动的关系。查特曼（Chatman）把人与组织的关系研究引向价值观，把人与组织的关系定义为组织的规范和价值与个体的价值观的一致性。沿着价值观的方向，我国有学者进行了探索，赵小平和王乐实发现，如果非营利组织的价值观为“自我提升”型最终将伤害组织生态。克里斯托弗（Kristof）提出了人与组织关系的四个性质，即人与组织价值观的一致性、个体目标与组织目标的相似性、个体需要与组织系统的匹配性、个体个性特征与组织氛围的匹配性。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与组织关系的研究多集中于人与组织关系的匹配研究上，包括目标一致、价值一致、个人需求与组织结构一致等，施耐德（Schneider）等人提出个体与环境相互吸引是基于相似的价值观和目标，其内涵强调人是塑造组织特征的主要因素。

但是研究重点都不约而同地锁定了组织领袖，把领袖视为变革的推动力，包括领导才能是与生俱来的特质领导（Trait theory of leadership），尽管后来有学者提出了质疑，但是也没能否定特质的有效性。近来有学者认为特质领导是有效的（如Judge, Bono, Ilies和Gerhardt;Hoffman, Woehr, Maldegan和Lyons;Zaccaro），他们认为领导者的某些人格特征会帮助他们提升管理的有效性，而有学者（如DeRue et al. ;Smith和Canger）从正面证明了这一点。

组织参与的领导者是很多学者考察人与组织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权变理论把情境因素视为影响领导有效性的基本因素，其中最为典型的是费德勒（Fiedler）模型和赫赛 -布兰查德（Hersey-Blanchard）的情境领导理论。费德勒发现领导者与情境的匹配度决定领导效果，他认为个体的领导风格是很难改变的，但是情境可以改变。赫赛-布兰查德的情境领导理论认为只有领导的风格与其下属的成熟度相匹配时，才能产生较好的领导效果。权变理论把领导视为一个动态过程，领导行为应随着下属的特点和环境条件变化而变化以达到最佳领导效果，但是在实践中这是很难实现的，因为这受领导者无意识的信念、潜意识的恐惧感或根深蒂固的习惯制约。

三 关于非营利组织研究的述评

（一）宏观视角下的非营利组织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对非营利组织的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最初主要从组织理论和管理学角度开展，90年代后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等多个学科也纷纷从宏观、微观层面介入研究。国内对非营利组织的研究则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是伴随着中国非营利组织的蓬勃发展及由此引发的种种理论与现实困境而出现的，到现在已形成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

关于非营利组织的定义，目前较为被认可的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Johns Hopkins）大学非营利组织比较中心推荐的“结构-运作定义”以及随后萨拉蒙教授对此做的修订，他们均把组织性、民间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和志愿性视为非营利组织的基本特征。非营利性表明了该类组织与市场经济组织的区别，即它是不以营利为目的、利润不被用于成员之间分红的。由于目前我国现存的、在运作机制上既不同于政府又迥异于企业的大量社会组织，与西方语境下的非营利组织具有较大的差异，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学者们对非营利组织的分类有很大差别。有研究者认为除法定非营利组织之外，在现行的法律框架内，因多种原因不能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无法获得法人资格的民间自发组建的组织，都可被称为“非营利组织”。有研究者认为只要是依法注册的正式组织，从事非营利性活动，满足志愿性和公益性要求，具有不同程度的独立性和自治性，即可被称为非营利性组织。也有研究者认为凡符合组织性、民间性、非利润分配条件的均为非营利组织，自治性和志愿性则因非营利组织的种类不同而存在一定的差异。

在非营利组织的类型研究方面，学者们提出不同观点。贾西津把非营利组织分为“自上而下型”、“自下而上型”和“合作型”三种形式，自上而下型的非营利组织是指被法定免于登记的人民团体，是一个超过700万家的庞大体系；而自下而上型的非营利组织是指从基层发展起来的非营利组织，这类组织生长快，数量急剧增多，具体数量无法统计，但不占主导地位。邓国胜用“供需理论”和“推拉理论”来动态地分析环保领域自下而上型非营利组织兴起与自上而下型非营利组织变革的动力。他发现自上而下型环保领域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关系非常密切，“通常组织的主要领导人，如理事长、秘书长，均由政府任免”。但他没有分析“自下而上型”非营利组织领导人的情况。贾西津、邓国胜的分类方法只是大概地划分了目前中国非营利组织的类型，但是显然这种归类不全面。因为所谓“自下而上型”的非营利组织本身含有完全不同模式的组织，例如政府（直接或间接）发起的、企业发起的和个人发起的非营利组织的现状和地位迥然不同，发展模式更是大相径庭。王名认为非营利组织分类问题是一个充满任意性和多样性的问题，可以从许多不同的角度对非营利组织进行分类。他总结的分类标准有很多种，包括组织构成、法人形式、组织性质、资产来源方式、资源动员方式、活动形式、活动性质和范围、活动领域等。但是王名没有把非营利组织产生形式分为一类，尽管这是一个不应该被忽视的类别，因为弄清楚非营利组织产生的方式是系统研究非营利组织不可回避的问题。

目前，系统完整地阐释非营利组织发展模式的研究尚不多见，这里只能借助分析现有的针对非营利组织发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进行回顾，并分析其理论意义。研究非营利组织发展模式，首先不可忽视其兴起原因，在这方面，学者们也有不同争论。例如，吴锦良认为中国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改革为非营利组织的生存与发展制造了广阔的空间；康晓光认为，政治控制的松动和市场化带来的所有制结构的多样化，使得非营利组织有可能不完全依赖于政府而独立生存与发展；邓国胜认为，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人们需求的多样性、社会中间层的形成以及国际交流合作增加也是非营利组织发展的直接动因。这些宏观的观点也许能够解释非营利组织兴起的一些重要条件，但是没有认识到除此之外的基本因素：组织发起者——“人”，或者“发起单位”。

（二）微观视角下的非营利组织研究

20世纪末的30年美国非营利组织空前发展，它提供的就业增长率为2.8%，比商业部门高出1个百分点，比政府部门高出1.2个百分点。然而，整个行业的蓬勃发展阻挡不住一个又一个的非营利组织个体走向失败或灭亡。这里所说的失败不一定是灭亡，也可能是组织无法实现其使命和目标，没有发挥其社会功能和价值。20世纪90年代就有学者开始探索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模式，有学者发现非营利组织发展过程中不同的阶段展现出不同的特点，能够辨别出相应的关键特征就能够更好地认识组织与其相关因素关系的本质，从而判定组织面临的问题，进而找到解决方案。认识了非营利组织发展不同阶段呈现不同的特征后，斯蒂芬斯（Stevens）把非营利组织发展周期分为七个阶段：酝酿、创建、发育、成熟、衰退、回转、灭亡（Idea, Start-up, Growth, Maturity, Decline, Turn-around, Terminal），她从实操视角分析了组织在每个阶段的特点及面临的困难与挑战，并提出应对之策，但是斯蒂芬斯忽视了外部环境对每个阶段的影响，以及相应的应对之策。诺瑞斯-迪瑞（Norris-Tirrell）认同斯蒂芬斯的非营利组织分阶段发展的生命周期理论，并建议根据组织不同周期的特点，为组织选择最适合的管理者。诺瑞斯-迪瑞的观点是理想化的状态，在实践层面或不具有可操作性，因为如何清晰甄别组织发展的每个阶段就是一个难题。

在非营利组织发展生命周期理论的影响下，很多学者开始了对影响组织的关键因素——“人”——的研究。弗雷迪（Frady）通过长期观察美国非营利组织行业的发展，发现非营利组织失败的原因有很多，其中组织中“人”的因素最为关键，他指出理事成员不具备专业的非营利组织治理能力是非营利组织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弗雷迪认为非营利组织创始人是一个组织能否发展起来的关键，有很多创始人把组织视为“己有”（My company），完全掌握着组织的一切事物，理事成员也多是由创始人自己选定的。由此理事会往往无法对创始人（组织的管理者）形成制衡，也就无从发挥理事会的作用。

非营利组织创始人的问题引起了许多学者（Block, Santora and Sarros, Block and Rosenberg, McLaughlin and Backlund）的关注，在这些研究中学者们把创始人的问题称作“创始人综合症”（Founder's syndrome），但是这个概念在非营利组织领域并没有严格的定义，更像是“约定俗成”的用语，既然称为“症状”（Syndrome），就证明组织处于明显的不健康的状态，一般是指非营利组织创始人在组织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开始对组织的发展产生消极作用。创始人综合症究竟是什么症状，又如何对症下药呢？尽管创始人对创建组织的贡献得到了社会的公认，却鲜有证明他们价值的有效数据，同理，尽管很多学者认为“创始人综合症”在非营利组织行业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却未有实证信息，也就无从谈起有效的解决途径。

布洛克和罗森博格（Block and Rosenberg）批判说，“多数学者对非营利组织创始人问题的认识是来自观察、理论、传说甚至是假设”，他们为此专门做了一项调查，随机抽取了1000家美国科罗拉多州的非营利组织，对创始人管理的非营利组织和非创始人管理的非营利组织进行了比较，发现两者差异明显，由创始人发起的非营利组织在运营中，创始人的主导作用更加明显，他们召开理事会的次数明显少于非创始人管理的非营利组织，因为这样作为管理者的创始人就能够按自己的方式运营组织。布洛克和罗森博格的研究目的是解释创始人综合症现象，评估创始人的权力和特权，但是他们并没有找出其中原因。带着这个问题，布洛克继续了他对非营利组织创始人的研究。他把重点放在了分析非营利组织创始人和理事会的关系上，着手点是研究失败的案例。布洛克研究了非营利组织——怀特漂流（ROWW），他发现ROWW失败的主要原因为创始人和理事会的矛盾，而这个理事会的成员都和创始人有亲属关系，在矛盾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时，他们采取了法律介入的方式，最终使该组织未能走出关闭的命运。通过这个案例的研究，布洛克提供的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案，而是思考——当非营利组织的创始人和理事会产生严重分歧时如何解决？

相对西方非营利组织的微观研究，中国的研究才刚刚起步。朱敬恩在他的博士论文《组织与环境的关系——来自信息技术革命和高素质组织参与者的影响》中以组织参与者的行动为研究出发点，以非营利组织——“厦门观鸟会”为案例，分析了“高素质”参与者对组织发展的影响，他认为信息技术革命和高素质组织参与者能够提高组织对环境的控制力、增强组织获取资源的能力、改变组织模式等。然而，在他的分析中没有指出“信息技术革命”和“高素质参与者”的关系，这就无从得知“高素质参与者”对组织发展的影响程度。实际上，他研究的是“组织”“环境”“信息技术”和“参与者”四者之间的关系，但是未能说明后两者的关系，这也就影响了他结论的准确性。周爱萍在她的博士论文《非营利组织与其外部环境的互动关系研究》中分析的“温州绿眼睛环保组织”就是典型的个人开创的非营利组织，她认为创始人方明的成功和吃苦耐劳、勇于拼搏、热爱自然的特性密不可分。通过研究绿眼睛创立和发展的过程，从资源依赖理论视角观测组织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周爱萍得出结论：目前从我国的社会现实条件来看，借助于政府、媒体、社会公众的力量和资源来促进非营利组织的发育成长，这对非营利组织来说，是一条切实可行的必经之路。周爱萍用了大量的笔墨解释了绿眼睛和外界环境（政府、媒体、公众）互动的现象，却没有深刻揭露互动现象下的本质——个人发起的非营利组织发展过程中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