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政策变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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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论 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争鸣

学术进步源于学术争鸣。持不同见解的学者就某一共同问题进行争辩,阐述各自立场,这既是让真理越来越明晰的重要办法,也是学派产生的必由之路。一个缺乏学术争鸣的学科是沉闷的、乏味的,不能激起思想和智力的火花。

自1919年国际关系学作为一门学科在西方正式诞生以来,国际学界共出现了四次重大的学术论战,它们分别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论战,20世纪50~60年代科学主义与传统主义之间的论战,20世纪70~80年代新自由主义与新现实主义的论战,20世纪90年代以来建构主义与理性主义之间的论战。这四大论战直接推动了西方国际关系不同理论、不同流派、不同范式之间的竞争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中国学者对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已经有较好的总结,比如,王逸舟主编《中国国际关系研究(1995~2005)》,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本书围绕争鸣展开,不是对原先作品的简单重复。但是,随着中国国家实力迅速增强,融入国际社会的程度不断加深,中国所面临和需要处理的国际问题也更加复杂,这就要求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水平跟上国家崛起的步伐。学界普遍认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水平落后的一个主要问题在于没有原创性的理论成果,而要想解决这一问题,有价值、有深度的学术争鸣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争鸣是启发思维、矫正错误的必要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争鸣为数不多,这一方面与国际关系学的学术体制有关,另一方面也在于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还需要培育一个更有利于学术争鸣的氛围。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学术争鸣还可以成为沟通学术研究和政策制定的桥梁,成为学界与政界进行观点交流的平台。其实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争鸣多数与外交政策制定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研究这些争鸣也是外界观察中国外交政策和政学关系的一个窗口。由于中国没有美国式的“旋转门”制度,中国学者参与政策制定和外交运作的机会比美国学者要少得多。从理论上来说中国学者对外交决策的影响力较低。但具体情况到底如何还少有人进行深入研究。本书两位作者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11次重大争鸣绝大多数与中国的重大外交政策转型直接相关。在争鸣过程中,各派人士争论得非常激烈,观点尖锐对立,而这种对立又与中国政府内部的不同意见相呼应。因此,学界分歧是反映政府内部分歧的,观察这些争鸣就成为研究中国外交一种间接而有趣的方式。

一个话题之所以能引起争论,说明这个话题本身是具有吸引力的。如果它能引起学界中人特别是重要人物参与,并形成一定的规模,那么就形成了学术论战,就更加凸显了该话题的重要意义。因此,回顾过去30年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重大争鸣,回顾学者们因什么话题而争,有什么争论结果,这些争论有什么贡献与不足,对于理解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理解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曾经关注过什么样的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梳理和总结学术论战,难免要给持不同观点的学者“贴上学术标签”,尽管每个学者的观点通常都是丰富而复杂的,任何一个“标签”都难免有简化之嫌,但为了厘清争辩各方的观点,本书作者只能勉力为之。有些“标签”可能是学者愿意接受的,或者自己就如此称呼,有些“标签”是我们归纳出来的,不当之处在所难免。为了不对各位学者的观点误读,接近各位“参战者”的真实思想,本书作者尽可能多地阅读文献,并进行了一些必要的采访,进行综合比较,并且对关键性的论点尽量引用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