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芬奇童年的记忆(典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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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精神病学的研究对象通常是那些意志薄弱的人,一旦这种研究涉及人类的伟大人物,外行人就会认为这样做是缺乏理由的。精神病学的研究目的不是“让辉煌黯然失色,使崇高蒙上污垢”。“世界喜欢让辉煌黯然失色/使崇高蒙上污垢。”这是席勒(Schiller)的名作《奥尔良少女》(Das Mädchen von Orleans)中的诗句。这首诗曾作为序诗发表在席勒1801年版的剧本《奥尔良少女》(Jungfrau von Orleans)中。它不满足于缩小伟大人物和普通人之间的距离。在它看来,那些杰出人物身上显现出来的一切都具有研究的价值。它相信,所有的伟人都同样受到正常的和病理的活动规律的控制。

列奥纳多·达·芬奇(1452~1519)作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早为他同时代的人所钦佩不已。在当时他就像个谜,如同我们今天的感觉一样。他是一个全才,但“只能推测其轮廓,不能对其界定”。这是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的话,此处引文出自亚历山德拉·康斯坦丁诺娃《列奥纳多·达·芬奇圣母形象之发展》(斯特拉斯堡,1907),载《外国艺术史》第54册,第51页[Alexandra Konstantinowa, “Die Entwicklung des Madonnentypus bei Leonardo da Vinci”, Straßburg 1907(Zur Kunstgeschichte des Auslandes, Heft 54), S. 51]。作为画家,他对他所处的时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他集自然科学家(与技术师)括号中的词为作者于1923年新增。和艺术家为一身的伟大,则有待我们去认识。他的绘画杰作留下来了,但他的科学发现却没能得到发表和应用。纵观其一生的发展,他的科学研究不仅没有给艺术创作以完全的自由,反而经常妨碍甚至最后完全压制了他的艺术创作。据瓦萨利(Vasari)的说法,列奥纳多在临终时,曾自责由于自己在艺术创作中的失职,冒犯了上帝和人类。“列奥纳多神情庄重地站起身来,坐到了床上,他描述自己的病情,并诉说自己触怒了上帝和人类,因为他在艺术中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参见瓦萨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第244页(Vasari, Künstler der Renaissance, Ernst Vollmer Verlag, o. J. , S.244)。此段引文原文系意大利语,现依据1969年法兰克福版《弗洛伊德全集》中所引德文译出。——中译者注虽然瓦萨利的说法只是一个传说,没有多少外在和内在的可能性,而且有可能在这位神秘大师的生前就已经开始杜撰了,但它作为当时人们对这位大师的一种评价,仍然具有毋庸置疑的价值。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列奥纳多同时代的人对他的个性不了解呢?这肯定不是他的多才多艺和渊博知识造成的。正是凭着自己的这些才艺和知识,他才得以在米兰公爵、被称为摩洛二世(il Moro)的斯弗尔兹(Lodovico Sforza)的宫廷内演奏自己制作的乐器。另外,他还给这位公爵写了一封奇怪的信,来夸耀自己作为建筑和军事工程师的成就。因为在文艺复兴时期,一个人具有多种才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尽管列奥纳多是其中最具才华的人之一。他不属于那种天生缺乏思考,不注重生活的外部形式,内心充满痛苦和忧郁,从而逃避和人交往的那种天才。恰恰相反,他身材高挑匀称,容貌英俊,体魄强壮,他的言谈举止充满魅力,并且善于雄辩,待人亦和蔼可亲。他热爱身边一切美好的事物,喜欢华丽的服饰并且注重优雅的生活方式。他在一篇有关绘画的论文《论绘画》(Trattato della Pittura,德文译本:Traktat von der Malerei, übersetzt von H. Ludwig. 1906 u. 1936)。参见里希特《列奥纳多·达·芬奇笔记选集》(Richter, Selections from the Notebooks of Leonardo da Vinci, London, 1952, p.330)。中,用重要的篇幅将绘画同它的姊妹艺术——雕塑进行了比较,以此来表达自己对享受的强烈追求。他描述了雕塑家所从事的工作的艰辛:


他的脸上沾满了大理石的粉末,看起来像个面包师,他的身上也全是大理石碎片,好像背上落满了雪花。他的房间也都是碎石和粉末。可是画家的情形就大不一样了……画家十分舒坦地坐在自己的作品前。他穿着讲究,只需轻轻移动蘸满绚丽色彩的画笔。他可以随心所欲地穿自己喜爱的衣服。他的房间内挂满了色彩明亮的画,显得一尘不染。他可以经常参加社交聚会,在没有锤声和其他噪声干扰的情况下,愉快地欣赏音乐,聆听别人朗读各种优美的著作。


作为艺术家,列奥纳多在他艺术生涯的初期,即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可能确实过着这种充满快乐和享受的生活。但随着摩洛政权的垮台,他被迫离开了他的活动中心和对他的地位有所保障的米兰,过着动荡的、缺乏成就的生活,直至他在法国找到了最后的避难所。这时,他性情中的光彩已黯然失色,而天性中古怪的一面却越来越明显。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兴趣逐渐从艺术转移到了科学上,这势必加深他和同时代人之间的鸿沟。他不像他原来的同学佩鲁吉诺(Perugino)那样,为了完成订单而勤奋作画,致力于发家致富。他所有的努力,在那些人看来,都是些毫无意义的游戏,都是在浪费时间,甚至有人怀疑他是在为“黑色艺术”而服务。今天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他,是因为我们从他的笔记中知道了他所从事的艺术实践。而当时,古代的权威开始逐步代替教会的权威,人们尚未熟悉那种没有任何假设的研究。作为一个先驱者,列奥纳多的价值绝对可以同培根(Bacon)、哥白尼(Kopernikus)相媲美,所以在当时他必然是孤立的。当他解剖马和人的尸体时,当他设计飞行器时,当他研究植物的营养以及试验其解毒功能时,他必然背离了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式的评论家,成了被人瞧不起的中世纪的炼金术士了。在那段不愉快的日子里,他只有在他的实验室里从事研究工作时,才能找到些许安慰。

这种情形导致他很不情愿地拿起画笔进行创作。他画得越来越少,许多已经开始的作品被搁置在了一边,他不再关心这些画作未来的命运。他同时代的人开始指责他,对他们来说,他对艺术的态度成了一个谜。

一些列奥纳多的崇拜者曾试图为其开脱针对他性格不稳定的指责。他们声称,列奥纳多遭受指责的地方,正是伟大的艺术家们的共有特性。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这位精力充沛并完全沉湎于自己工作的人,也留下了许多未完成的作品。和列奥纳多一样,这并不是他个人的错误。对某些画来说,根本就不存在未完成的问题,而应看作它们本来就是那个样子。外行人眼里的杰作,对艺术作品的创作者来说,只是对他个人观点的一种不尽如人意的体现。他脑海中有完美的形象,但又一次次对表现这种完美的作品感到绝望。他们觉得最不应该的就是让艺术家对他的作品的最后命运负责。

尽管这些辩解可能是有根据的,但仍然涵盖不了我们所遇到的列奥纳多的所有真实情况。创作一幅作品时倍感艰辛,完成作品后得以解脱,从而不再关心这部作品的未来命运,这种情况在很多艺术家身上都会出现。但毫无疑问,这种情况在列奥纳多身上达到了极致。爱得蒙多·索尔密(Edmondo Solmi)引用列奥纳多的一个学生的评论:


在他进行绘画的整个过程中,他看起来一直在颤抖。他从未完成过任何一幅已经开始的作品,并且他总能在别人认为是非凡的作品中发现缺陷,这表明他非常尊重艺术的伟大。《列奥纳多作品的复活》,载《佛罗伦萨会议论文集》(“La resurrezione dell' opera di Leonardo”, in: Conferenze Fiorentine,Milano, 1910)。此段引文原文系意大利语,现依据1969年法兰克福版《弗洛伊德全集》中所引德文译出。——中译者注


列奥纳多生命最后的一些绘画作品,如《丽达》(Leda)、《圣母玛利亚》(Madonna di Sant' Onofrio)、《酒神》(Bacchus)和《年轻的教徒圣·约翰》(San Giovanni Battista giovane)都处于未完成的状态。他全部的作品或多或少都存在这种情况。罗马佐(Lomazzo)是《最后的晚餐》的复制者,他曾引用一首十四行诗来说明列奥纳多没有能力完成一幅作品:


普罗托尼那斯(Protogenes)从未放下过他手中的画笔,

这可与神圣的芬奇相媲美——

后者没有能够完成任何作品。斯考克那米克立欧:《对列奥纳多·达·芬奇(1452~1482)年轻时代的研究和文献》(N. Smiraglia Scognamiglio: Ricerche e Documenti sulla Giovinezza di Leonardo da Vinci, 1452-1482,Napoli, 1900)——此段引文原文系意大利语,现依据1969法兰克福版《弗洛伊德全集》中所引德文译出。——中译者注


列奥纳多的绘画速度之慢是众所周知的。在做了最详尽的研究准备之后,他还是花了整整三年的时间来为米兰的圣玛利亚修道院创作《最后的晚餐》。他的同时代人,作家马蒂欧·班德利(Matteo Bandelli),当时是修道院中一位年轻的修道士。他说,列奥纳多经常是一大早就爬上了脚手架,在那里一直待到傍晚也不曾放下他的画笔,忘记了吃喝。然而,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他却没画一笔。有时他会在画前待上几个小时,但仅仅是在头脑中构思。他有时也会从米兰王宫直接来到修道院,给他为弗朗西斯克·斯弗尔兹(Francesco Sforza)制作的骑马者塑像模型添上几笔,然后就突然中断了。温·塞德立茨:《列奥纳多·达·芬奇——文艺复兴时期的转折点》第一卷,第203页(W. von Seidlitz, Leonardo da Vinci, der Wendepunkt der Renaissance . 2 Bde. , Berlin, 1909. I. Bd. , S. 203)。根据瓦萨利的说法,列奥纳多用了整整四年的时间,为吉奥孔多(Francesco del Giocondo)的妻子蒙娜丽莎(Mona Lisa)画肖像,但最终也没有完成。这种情形可以说明这幅画为什么没有交给订户,而一直由列奥纳多自己保存,并最终将它带到了法国。温·塞德立茨,1909,第二卷,第48页。后来这幅画被国王弗朗茨一世买了下来,成了今天卢浮宫内最灿烂的瑰宝之一。

如果我们把这些关于列奥纳多工作方式的报告和他留给后人的、展示他作品中某一主题的大量形式丰富多彩的草图和研究资料进行比较的话,我们一定会否认这种说法:变化无常和草率的性格对列奥纳多的艺术丝毫没有产生影响。相反,我们可以发现他对事物非同一般的深刻理解,以及许多通过犹豫才可能做出最后决定的例子。他的要求常常难以得到满足,并且他在实施自己的意图时常常顾虑重重,而这种顾虑并不是艺术家在实施自己意图时难以避免的那种。缓慢,这个列奥纳多工作中明显存在的特性,就是这种顾虑的一种表现形式,也是他后来退出画坛的先兆。佩特:《文艺复兴的历史研究》(德译本:W. Pater, Die Renaissance . Zweite Auflage. Leipzig 1906. S. 100.译自英文版:W. Pather,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Renaissance, London, 1873):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他在他一生中的某个特定时期,几乎已经不再是一位艺术家了。”这一点同样也决定了《最后的晚餐》的命运。列奥纳多不适应画壁画,因为它需要在潮湿的底色上迅速作画。因此,他选择了油彩。油彩的干燥过程拉长了作品的创作时间,这很适合他的心情和闲适。然而,涂在底色上的颜料又与底色分开,并且从墙壁上剥落。加之墙壁的缺陷以及建筑物本身在不同时期的遭遇,这些都决定了作品将不可避免地遭到破坏。参见上揭温·塞德立茨《列奥纳多·达·芬奇——文艺复兴时期的转折点》一书中有关修复和抢救尝试的历史(1909,第一卷,第250页及以下几页)。

一个类似的技术实验的失败断送了《安吉亚里骑兵战役》(Reiterschlacht bei Anghiari)这幅画。后来,在与米开朗琪罗的竞争中,他把这幅画画在了佛罗伦萨议政厅(Sala del Consiglio)的墙上,但仍是没有完成就放弃了。这似乎是一种少见的兴趣:实验者一开始想促成这件艺术品,但到后来却损坏了这件作品。

作为一个男人,列奥纳多的性格中还显现出另外一些不同寻常的特性和明显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消极和不以为然的个性在他身上似乎一目了然。当时,任何一个人想要为自己赢得最大的活动范围,就必须对别人展开强烈的攻击,否则,他就无法达到这个目的。而列奥纳多却以温和的性格,回避所有的对抗和争吵而引人注目。他温和、慈善地对待每个人;据说他不吃肉,因为他认为剥夺动物的生命是不公平的。他很乐意到市场上去把鸟买回来,然后再放飞它们。明茨:《列奥纳多·达·芬奇》(E. Müntz, Léonard de Vinci,Paris 1899, S.18)。一位同时代的人在从印度写给美第奇(Medici)家族中某位成员的信中影射了列奥纳多的这个怪癖。参见里希特《列奥纳多·达·芬奇的文学创作》(J. P. Richter, The Literary Works of Leonardo da Vinci, London, 1883)。他谴责战争和流血,说人不是动物世界的国王,而是最邪恶的野兽。波塔茨:《生理与解剖》,载《佛罗伦萨会议论文集》第186页(F. Bottazzi, “Leonardo biologico e anatomico”, in Conferenze Fiorentine, 1910. S.186)。但这种带有女性温柔的感情并没有阻碍他去陪伴那些定了刑的罪犯奔赴刑场,以便研究他们被恐惧扭曲了的表情,并在笔记本上为他们画素描;也没有妨碍他设计出最残忍的进攻性武器和作为一名军事总工程师为恺撒·波吉亚(Cesare Borgia)效劳。他时常表现出对善、恶毫不在意,或者坚持用特殊的标准去衡量善与恶。在最残忍、最狡猾的敌人侵占罗马涅(Romagna)的战役中,他以显赫的身份跟随着波吉亚皇帝。然而在列奥纳多的笔记本中,没有一行文字对这些日子中发生的事件加以评论和关注。在这里,他和在法兰西战役中歌德的表现极为相似。

如果一部传记想做到真正理解其主人公的精神生活,那它就不能和绝大多数的传记一样,出于谨慎或拘谨,而漠视主人公的性行为和性嗜好。有关列奥纳多这方面的情况人们所知甚少,但这方面却意义重大。在那个荒淫无度同悲观的禁欲主义相斗争的年代,列奥纳多作为一名艺术家和表现女性美的画家,却出现了与他身份不相符合的性冷淡。索尔密索尔密:《列奥纳多·达·芬奇》(德译本:E. Solmi, Leonardo da Vinci, Übersetzt von E. Hirschberg, Berlin, 1908, S.24)。引用了列奥纳多的一句话,以此来证明这一点:“生育行为和与之相关的所有事情都令人感到如此恶心,如果没有传统习俗、没有漂亮的脸蛋和好色的天性,人类就会灭亡。”列奥纳多留下的作品不仅涉及了最重要的科学问题,同时也包括了许多琐事(例如寓言性的自然史、动物寓言、笑话和预言玛丽·赫茨菲尔德:《以出版的手稿为基础的列奥纳多·达·芬奇传记——思想家、科学家和诗人》(Marie Herzfeld, Leonardo da Vinci: Der Denker, Forscher und Poet: Nach den veröffentlichten Handschriften, Zweite Auflage, Jena, 1906)。)。在我们看来,这些琐事是不该由他这样的伟人来思考的。这些作品是纯洁的,甚至可以说是禁欲的。即使是在今天的纯文学作品中,此种程度的纯洁也让人感到惊讶。它们如此坚决地回避所有和性有关的事情,似乎唯有厄洛斯(Eros),这个所有生命的保护神,对于满足研究者的求知欲来说是没有任何价值的东西。人们或许在他的《箴言集》(bella facezie )中能找到一些例外,但这本书还未翻译。参见赫茨菲尔德的著作(1906年)。赫氏在这本书中提出厄洛斯是“所有生命的保护者”,这种说法要比弗洛伊德将厄洛斯作为术语引用早十年。弗洛伊德用几乎相同的语言将厄洛斯称作与死神相对立的“性欲之神”。例如,见《快乐原则的彼岸》(Jenseits des Lustprinzips, 1920)第6章中间。众所周知,伟大的艺术家们通常通过他们性感的,甚至是赤裸裸的淫秽画作来宣泄自己的幻想。相反,在列奥纳多的作品中,我们只发现了一些有关女性内生殖器和胚胎在子宫内位置的解剖草图。[1919年增加的注释]在列奥纳多表现性行为的素描中,有些错误是显而易见的。那是一幅平面解剖图(见图1),它肯定不能被称之为是淫秽的。莱特勒博士发现了这些错误[“列奥纳多·达·芬奇在解剖学-艺术学上的一个错误”,载《国际心理分析杂志》(Dr. R. Reitler:“Eine anatomisch-künstlerische Fehlleistung Leonardos da Vinci”, in: Internat . Zeitschrift für Psychoanalyse IV, 1916/17, S. 205)],并对这里所说的列奥纳多的性格特点进行了论述:“恰恰是在描绘这个生殖行为的过程中,他那过于强烈的研究欲完全失灵了,显然,这只是他更强烈的性压抑的结果。男人的身体全部画出来了,而女人的身体则只画出了一部分。如果我们将这幅画以这样的方式给一个没有任何成见的人看:只露出头,而遮住头以下的所有部位,那么我们能够肯定,他会将这个头看作是一个女人的头。尤其是前额波浪式的刘海以及披在身后,直至第4、5根胸椎的长头发,使这个头看起来更像女人的头。<br/>这个女人的乳房有两个缺陷,一个是艺术上的,因为它被画成了没有任何美感的、松弛下垂的乳房;另一个是解剖学上的,显然,作为研究者的列奥纳多由于缺乏性欲,而没有能够认真观察过哺乳期妇女的乳头。如果他这样做过,那么他一定会注意到,奶水是从许多相互分开的奶管中流出来的。可是,列奥纳多却只画了一条管道,并且这条管道一直通道了腹腔内。也许,根据列奥纳多的观点,奶是从腹腔(Cysterna chyli)中流出来的,也许还和性器官有着某种联系。诚然,我们应该考虑到,在当时的条件下,对人体内部器官进行研究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人体解剖被看作是对死者的侮辱,并将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列奥纳多能够使用的解剖材料非常少,因此,他是否真的知道在腹腔中存在一个淋巴液囊都是问题,虽然他在画中确信无疑地画了一个类似于腔的东西。他画的奶管向下延伸,直至与内生殖器连在一起。我们推测,列奥纳多是想用明了的解剖关系来描述乳汁的开始分泌和妊娠结束在时间上是一致的。艺术家由于他所处时代的关系,导致了他的解剖知识的匮乏,虽然我们对此深表谅解。但很显然,列奥纳多很草率地处理了女性生殖器。人们只能隐隐约约地看到阴道和暗示子宫的东西(Portio uteri),但子宫本身的线条则显得非常的混乱。<br/>相反,列奥纳多绘制的男性生殖器要准确得多。比如,他不仅画出了睾丸,而且还画了附睾,并且还相当精确。<br/>列奥纳多所画的性交姿势也非常奇怪。一些著名艺术家的绘画作品,大都表现背向或侧向的性交姿势。而站着性交,这种几乎是荒唐的表现手法,其原因一定在于十分强烈的性压抑。如果一个人想享受,他总会想方设法使自己尽可能地舒服一些。这对饥饿和爱这两种原始本能都适用。今天,人们通常躺着进行性交,就像古代大多数的人躺着吃饭一样正常,目的是使自己感觉更舒服些。躺着的姿势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这种愿望,那就是希望享受的时间能够更长一些。<br/>长着女人头的男人的面部表情正是一种不情愿的抵抗。他眉头紧皱,带着厌恶表情的目光向旁边斜视着。他紧闭双唇,嘴角向下。在他的脸上看不到付出爱的欢乐和享受爱的幸福,只有不情愿和厌恶。<br/>但是列奥纳多在画两个下肢时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事实上,男人的脚应该是右脚,因为列奥纳多是用平面解剖图的方式在描绘性交,所以,男人的左脚应该在图的最上面。同样的道理,女人的脚就应该是左脚。但事实上,列奥纳多把男人和女人调换了位置。男人有了一只左脚,而女人有了一只右脚。如果人们能够想到,大拇脚趾头长在脚的内侧,那么就很容易看清楚这个错位了。<br/>仅仅通过这张平面解剖图我们就能推断出,由于受到了利比多(Libido)的压抑,这位伟大的艺术家和研究者混淆了某些事情。”<br/>[1923年弗洛伊德增加的注释]莱特勒的这些评价受到了批评。批评者认为,人们不应该从一张草图中就得出如此严肃的结论,另外,也不能就此确定,这张草图中的不同部分同属于一个整体。<br/>“莱特勒在这里分析、描述的这幅画,在他看来(由于这个原因,弗洛伊德也是这个观点)是列奥纳多原创的一幅平面解剖图,事实上,其间已经证明了这幅画是威尔特(Wehrt)一幅石版画的赝品,它是威尔特于1812年出版的一幅铜版画的复制品,1830年由巴托罗兹(Bartolozzi)出版。巴托罗兹加上了列奥纳多省去的脚,威尔特在男人的脸上加上了不悦的神情。而列奥纳多的原作,则放在了温莎(Windsor, Quaderni d'Anatomia, III folio,3 v.)皇宫内,画中的人物呈现出一种安详的、不愠不恼的神情。”

图1

我们怀疑列奥纳多是否曾热烈地拥抱过某个女性,也不知道他是否和某位女性之间有过密切的精神联系,就像米开朗琪罗和维多利亚·克罗娜(Vittoria Colonna)之间那样。当列奥纳多还是个学徒,住在他的师傅韦罗基奥家时,他曾被控告和某些年轻人搞非法的同性恋,但最后被无罪释放。他似乎有此嫌疑,因为他雇用了一位名声很坏的男孩做模特儿。有关这一事件请参考斯考克那米克立欧的记载,在《亚特兰蒂库斯古文抄本》第49页(Scognamiglio, Codex Atlanticus . l. c. , S.49)中,有一段晦涩的、本身可让人产生不同看法的文字涉及这件事情:“当我把上帝描绘成婴儿,你会把我投进监狱;现在,当我把他描绘成成人,你会更坏地对待我。”——原文系意大利文,现依据德文翻译译出。——中译者注当他做了师傅后,他就被那些漂亮的男孩和青年包围着,他把他们收作自己的学生。他的最后一位名叫弗朗西斯科·迈尔茨(Francesco Melzi)的学生,陪同他到了法国,并一直陪伴他到去世。列奥纳多指定他为自己的继承人。与现代传记作者所确定的情况不同:他们自然否定列奥纳多和他的学生之间有性关系,觉得这是对这位伟人的侮辱。我们认为,列奥纳多和那些与他共同生活的年轻人(这是当时的习俗)有感情关系是十分可能的,但并没有发展到有性行为的程度。强烈的性行为不属于他。

我们只有通过比较列奥纳多作为艺术家和科学研究者的双重性格,才能够理解他独特的情感和性生活。据我所知,传记作者们一般不采用心理学的方法,只有索尔密(Solmi)比较接近这种方式。诗人梅列日科夫斯基选择列奥纳多作为一部大型历史小说的男主角。他将这部小说建立在对这位非凡伟人的理解之上,用诗人富有想象力的而不是干巴巴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梅列日科夫斯基:《列奥纳多·达·芬奇:15世纪转折时期的传记小说》(Mereschowski, Leonardo da Vinci, Ein biographischer Roman aus der Wende des XV . Jahrhunderts, Deutsche Übersetzung von C. v. Gütschow, Leipzig, 1903)。这部大型三部曲的第二部名为《基督和反基督》(Christ und Antichrist );另两部名为《朱利安·阿波斯塔塔》(Julian Apostata )和《彼得大帝与阿列克谢》(Peter der Große und Alexei )。索尔密是这样评论列奥纳多的:“认识周围一切事物,以超乎常人的冷静探究所有美好事物最深层的奥秘,这一得不到满足的要求,决定了列奥纳多的作品永远处于未完成的状态。”索尔密:《列奥纳多·达·芬奇》(德译本:E. Solmi, Leonardo da Vinci, Übersetzt von E. Hirschberg, Berlin 1908, S.24)。在《佛罗伦萨会议论文集》(Conference Fiorentine)中有一篇文章引用了列奥纳多的一段话,体现了他的信念,是了解他本性的关键:“一个人如果没有获得对事物本质的彻底了解,那他就没有权利去爱或者去恨这一事物。”见波塔茨的著作(Bottazzi, Leonardo biologio e anatomico, 1910, S. 193)。列奥纳多在另一篇有关绘画的论文中重复了这段话,他似乎想以此保护自己,来抵抗非宗教派的指控。“挑剔的评论家最好保持沉默,这样做,可以认识那些诸多神奇事物的造物主,也可以热爱那些伟大的发明者。因为事实上,伟大的爱来自于对被爱对象的深刻认识。如果你只了解它一点儿,那么你就只能爱它一点儿或者就不可能爱它……”列奥纳多·达·芬奇:《论绘画》(Leonardo da Vinci, Trakta von der Malerei, Nach der Übersetzung von Heinrich Ludwig neu herausgegeben und eingeleitet von Marie Herzfeld, Jena 1909, Abschnitt I,64, S. 54)。

列奥纳多的这些言论传达了一个很重要的心理事实,但它们的价值并没有被发现。因为这些言论所表达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并且列奥纳多同我们一样清楚这一点。人类只有在研究和熟悉了他感情所适用的对象之后,才去爱和恨,这种说法是不真实的。更多的时候,他们冲动地去爱,而这种情感动机却和认识毫无关系。通过思考,充其量只能使这种感情的程度有所减弱。列奥纳多的意思仅仅是:人类爱的方式不是正确和无可挑剔的。人们应当首先对感情进行思考,只有当它过了思考这一关,人们才可以宣泄自己的感情。同时我们明白,他想告诉我们,他自己就是这么做的。所有的人都应该像他那样地去爱和恨。

他本人的情况似乎确是如此。他的感情被控制住了,并且服从于他的研究本能。他不爱不恨,却要探讨自己爱什么恨什么的起源和意义。因此他必然会首先表现出对善和恶、美和丑的漠不关心。在研究工作中,他摆脱了爱和恨的标记,将两者同时转换为自己思考的兴趣所在。事实上,列奥纳多不是缺乏激情,他也不缺少神圣的火花——所有人类活动直接或间接的驱动力(il primo motore)。他只是把他的激情转化成为对知识的渴望,依靠从这种激情中获得的执着、坚定和洞察力来专心从事自己的研究工作。当他获取了知识,使自己的智力活动达到巅峰的时候,他才把长期受约束的感情释放出来,就像源于大河的小溪一样,让它们自由地流淌。当他达到知识的顶峰,可以审视事物的所有联系的时候,他会感到情绪激昂,然后用欣喜若狂的语言来赞美他所研究的这个创造性事物的伟大,或者用宗教的词汇,来赞美它的造物主的伟大。索尔密正确地理解了列奥纳多的这种转变过程。他在引用了列奥纳多称颂庄严的自然法则的一段文字[“啊,神奇的必然性……”(O mirabile necessita…)]之后,写道:“将自然科学转换成一种近乎宗教的感情,是列奥纳多手稿的一种独有的特征,在那里,这种事例俯拾皆是。”索尔密:《列奥纳多作品的复活》,载《佛罗伦萨会议论文集》(Solmi, “La resurrezione dell' opera di Leonardo”, in: Leonardo da Vinci, Conferenze Fiorentine, Milano 1910)。——原文系意大利语,现依德文翻译译出。——中译者注

因为列奥纳多对知识的永不满足和不知疲倦的追求,他被称为意大利的浮士德。然而,当我们完全抛开关于研究的本能可能转换为生活乐趣的疑虑时,这是我们认定的浮士德悲剧的前提,那么我们尝试得出这样的结论:列奥纳多的发展和斯宾诺莎的思想方法相接近。

同物理学中力的转换一样,心理本能的力要转换为各种活动形式,没有损失或许也是达不到的。列奥纳多的例子告诉我们,在这一过程中,还有许多其他的东西值得关注。只有充分认识了某一事物后,才去爱它,其结果是知识代替了爱。如果一个人只是为了获取知识,那么他就不可能正确地去爱或是去恨;他总是超越了爱和恨。他用调查研究代替了爱。这或许就是列奥纳多在爱情方面的生活比其他伟人和艺术家更不幸的原因吧。令人振奋或使人消沉的暴风雨般的激情本性在别人那里,可使其享受到最丰富的体验,但列奥纳多似乎并非如此。

这种本性还导致了其他的后果。研究同样取代了活动和创造。一个人,如果他能够看到宇宙间相互联系的伟大性和必然性,那么他很容易忘记渺小的自我。他沉醉于对宇宙的赞叹之中,变得十分虔诚,从而很容易忘记自己也是充满活力的一部分,他也可以依据自身的力量,去试着改变这个世界进程的一小部分,而这个世界的小部分并不比大部分缺乏精彩和意义。

正如索尔密所认为的那样,列奥纳多对自然的研究,最初可能是为他的艺术服务的。索尔密:《列奥纳多作品的复活》,载《佛罗伦萨会议论文集》(Solmi, “La resurrezione dell' opera di Leonardo”, in Leonardo da Vinci, Conferenze Fiorentine, Milano 1910)。“列奥纳多把对自然的研究当作画家的原则……但后来,当研究的欲望逐渐占据了主导的地位,他就不再希望为艺术而求知,而只是为了获取知识而求知。”——原文系意大利语,现依德文翻译译出。——中译者注为了保证对自然界模仿的准确性,他努力研究光、色彩、阴影和透视的特性和规则,并给其他人指出了这种方法。也许他当时过高估计了这些知识对于艺术家们的价值。在绘画需求的不断引导下,他研究画家的创作主题,动植物和人体的比例,并通过它们的外表来获取其内部结构和生命技能的知识,这些东西确实通过它们的外形得以表现,并且它们也需要在艺术中加以体现。这种日益强大的欲望吸引着他,最终使他的研究和他的艺术要求之间的联系中断了。结果他发现了力学的一般规律,推断出了阿尔诺山谷(Arnotal)中的沉积物和化石的历史,并在他自己的一本书中,用很大的字母写下了这个真理:太阳不动(Il sole non si move)《解剖手册》, 1~6,皇家图书馆(Quaderni d'Anatomia, 1-6, in: Royal Library, Winsor, V.25)。。事实上,他的研究已经深入了自然科学的多个领域,在每个单独的领域内,他都是一个发明者,或者至少说是个预言家和先驱者。参照上揭赫茨菲尔德所著的优美的传记(1906)中的导论部分所列举的关于列奥纳多科学成就的细目;同样请参考上揭《佛罗伦萨会议论文集》(1910)中的单篇文章及其他几处。他的求知欲是面向外部世界的,不涉及人类的内心生活。他为“芬奇研究院”(Academia Vinciana,见本书第四章结尾部分)画了一个很精致的标志,在这个研究院中,很少有关于心理学的东西。

当他尝试着从研究回到他的起点——艺术训练时,他发现自己被新的兴趣所干扰,并感觉到了自己心理活动本性的改变。在一幅画中,他首先对一个问题感兴趣,在这个问题的后面,他又能看到无数其他问题的出现,正如他在永无止境的自然研究中所熟悉的那样。为此,他不再限制自己的需要,不再孤立地去看待一件艺术品,也不再将它从它所属的广泛联系中分离出来。他努力要在画中表达与他思想相联系的一切,但这些努力都是徒劳的,因此他不得不在作品未完成的情况下放弃它或是声称它尚未完成。

这位艺术家曾收下了一名研究者来辅助他的工作,但现在,这个仆人却日益强大起来,并压制了他的主人。

当我们在一个人的性格里发现了一种过于强大的欲望,就像列奥纳多的求知欲那样,我们就提出用一种特殊的天性来解释它,虽然我们对产生这种天性的决定性因素(可能是器官的)还不是很清楚。通过对神经症患者的心理分析的研究,我们倾向于得出以下两个结论,并希望通过每个单独的案例来加以论证。我们认为,这种强烈的欲望有可能在一个人的童年生活的早期就已经存在了。童年生活的印象确立了这种欲望的主导地位。我们进一步假设,原始的性本能增强了这种强烈的欲望,以至它可以代表这个人以后性生活的一部分。例如,这种类型的人会用高度的牺牲精神(另一种类型的人则将这种精神奉献给了爱情)来从事研究事业,用研究来代替爱情。我们可以大胆地推论,性本能不仅增强了研究的欲望,而且在绝大多数带有强烈欲望的事件中,都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通过观察人们的日常生活,我们发现,大多数人都将他们性欲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成功地转向了他们的职业。性本能特别适合做出这种牺牲,因为它具有升华能力,也就是说,它有能力让其他具有更高价值的、不是性的目标来取代它的下一个目标。我们认为这个过程已经得到了证实,因为一个人的童年经历,即他童年心理发展的历史表明,在童年时期,这个强烈的欲望是为性兴趣服务的。我们找到了进一步的证据来证明,如果一个人在成年之后,性生活发生了明显的衰退,那么他的性活动的一部分将被这个强烈的本能活动所代替。

将这种设想应用到强烈的研究欲上似乎特别困难,因为人们恰好不愿相信儿童具有这种重要本能或者说是任何值得注意的性兴趣。但是,这些困难是容易克服的。小孩子们没完没了地提问题表明了他们的好奇心。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想以此来代替那个没有提出来的问题,如果大人们不了解孩子们这些直接的、无止境的问题,就会感到大惑不解。当孩子们长大懂事后,这种好奇心的表现常常会突然消失。精神分析研究给我们提供了一套完美的解释,它告诉我们,许多孩子,也许是大多数孩子,或者至少是那些有天赋的孩子,大约从三岁开始,就要经历一个被人们称之为“幼稚的性探索”时期。据我们所知,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的好奇心不会自发地觉醒,而必须由对一件重要事情的印象,如弟弟、妹妹的出生来唤醒。根据别人的经验,他对弟弟妹妹的出生感到恐惧,因为他发现,他自身的利益受到了“威胁”。他开始研究孩子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他要寻求抵御这件他所不喜欢的事情的方法和手段。我们惊讶地获悉,孩子们拒绝相信大人们给他们的答案,例如,他们不相信富有神话色彩的鹳的寓言(Storchfabel)在西方的寓言中,鹳被看作是与生育有关的动物。如果说:仙鹳造访了哪位女士(英:a visit from the stork,德:bei jm. ist der Storch gewesen),或仙鹳啄了某女士的腿(德:der Storch hat jn. ins Bein gebissen),都是某女士怀孕或生孩子的委婉说法。——中译者注。他开始怀疑他思想的独立性,并时常感到和成人之间的这一最初的对立。从根本上来讲,他再也不能原谅成人们在这件事情上对他的欺骗。他开始按照自己的思路进行研究,推测出婴儿在母体中的存在,并随着自己性欲冲动的引导,得出婴儿来源于吃饭,并通过人的肠子生出来,以及父亲在其中扮演着很难说清楚的角色等理论。那时,他已经预感到性行为的存在,在他看来,这是一种充满敌意和暴力的行为。但由于他的性结构还没有达到生孩子的程度,因此他对婴儿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的研究难免一无所获并最终搁浅。第一次智慧尝试的失败留下的是一种长久的、无比沮丧的印象。通过研究《对一个五岁男童的恐惧症的分析》(Analyse der Phobie eines fünfjährigen Knaben, 1909. In: Ges . Werke, Bd. VII, S. 243 ff; Studienausgabe, Bd. VIII, S. 9 f.)以及类似的观察结果,这个听起来不大可能的断言得到了证明。[1924年以前的版本尚有以下的话:以及在《精神分析学和精神病理学研究年鉴》(Jahrbuch für psychoanalytische und psychopathologische Forschungen )卷二中有类似的观察——这里所指的是荣格1910年的论文《儿童心灵的隔阂》(Jung, “Über Konflikte der kindlichen Seele”),载《精神分析学和精神病理学研究年鉴》卷二,第33页。]在《幼稚的性理论》(“Infantile Sexualtheorien”, 1908, 《全集》,第7卷,第171页;供研究用的版本,第5卷)这篇文章中,我曾这样写道:“然而,这种沉思和怀疑便成了以后所有用来思考问题的智力活动的样板,第一次失败使孩子一生的智力活动都处于停顿的状态。”

由于强烈的性压抑的推动,幼稚的性研究时期结束了。这时,研究的欲望有可能朝三个方向发展,这是因为这种研究欲望在早期是和性兴趣密切相关的。在第一种情况下,研究和性欲有着相同的命运。从那以后,好奇心处于压抑的状态,智力的自由活动可能在此人的一生中都受到限制,特别是此后不久,通过教育,宗教思想的巨大障碍产生了。我们很清楚地知道,由此带来的弱智极易引发神经症。第二种情况,智力的发展极其强大,足以能够用来抵抗约束它的性压抑。当幼稚的性探索时期结束后,智力成熟了,它能够在回忆旧的关系时,帮助回避性压抑。被压制了的性研究从无意识中再次呈现出来,虽然这种研究是扭曲的和不自由的,但它足以使人的思想带有性的特征,并用性过程本身的快乐和焦虑来强调智力工作。在这里,研究成了一种性活动,而且通常是唯一的活动,解决和澄清问题的感觉代替了性满足。但是这种思考重复了儿童时期研究的特点,它是永无止境的,那种寻找到了答案的感觉变得越来越遥遥无期了。

第三种类型是最少见,也是最完美的。它避免了智力障碍和神经症的思考压力。虽然也可能发生性压抑,但它不会把性的乐趣降至潜意识中。在这里,性欲逃脱了压抑的命运,因为它从一开始就升华为一种好奇心,用来支持这种强大的探索欲望并使之得到加强。在这里,探索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成为一种压力,或是性活动的替代物,但是由于潜在的心理过程完全不同(升华替代了潜意识的出现),神经官能症的特点并没有出现。它不再受幼儿性研究原始情愫的约束,性欲能够自由地为智力的兴趣服务。由于加入了升华了的性欲,性欲变得非常强大,以至于它为了顾及性压抑,要避免任何与性主题有关的活动。

如果我们认识到在列奥纳多身上并存着强烈的研究欲望和衰退的性生活(只局限于所谓的想象中的同性恋),我们就倾向于将他称作是第三种类型的典范。当他的好奇心在幼年时为性兴趣服务后,他就成功地将大部分的性欲升华为对研究的强烈欲望。这就是他的本质的核心和奥秘。但是要证明这个观点是正确的,确实不容易。我们应当了解他童年早期心理发展的一些情况。但是有关他生活的报道很少,而且很不确切,因此,我们寄希望于这些材料似乎有些可笑。但有关资料匮乏的问题即使在我们这个时代也没能引起观察家们的足够重视。

关于列奥纳多年轻时的情况,我们所知甚少。只知道他于1452年出生于佛罗伦萨(Florenz)和艾姆波利(Empoli)之间的一个叫作芬奇(Vinci)的小镇。他是一个私生子,这在当时并不被人视作一个严重的市民阶层的耻辱。他的父亲叫瑟尔·皮其鲁·达·芬奇(Ser Piero da Vinci),是一个公证人,出生于一个公证人和农民相结合的家庭,他的姓氏则来源于芬奇这个地名。他的母亲叫卡特琳娜(Catarina),好像是个农村姑娘,后来和芬奇这个地方的另一个人结婚了。这位母亲没有在列奥纳多生活的经历中再次出现过,只有作家梅列日科夫斯基确信自己找到了她的蛛丝马迹。关于列奥纳多童年时代的唯一比较可信的资料来自1457年的一份官方文件。这份文件是佛罗伦萨征收土地税的登记簿,其中提到列奥纳多是芬奇家族中的一员,是瑟尔·皮其鲁的5岁私生子。参照前揭斯考克那米克立欧(Scognamiglio)的著作(1900,第15页)。瑟尔·皮其鲁与阿尔贝拉(Albiera)结婚后没有孩子,所以列奥纳多就有可能被留在他父亲处抚养。他一直没有离开这个家,直到他作为一名学徒进入委罗基奥(Andrea del Verrocchio)的画室,但具体在什么年龄,则不甚清楚。1472年,列奥纳多的名字就已经出现在画家团体的成员名单中了。这就是关于列奥纳多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