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文版编辑前言

各种德文版本：

1910年 莱比锡和维也纳：弗兰茨·多也提克出版社（作为“应用心理学丛书”第7种），共71页[Verlag Franz Deuticke, Leipzig und Wien（als Heft 7 der Schriften zur angewandten Seelenkunde）, 71 Seiten]。

1919年 同一家出版社第2版，共76页（包括补充）。

1923年 同一家出版社第3版，共78页（包括补充）。

1925年 《全集》（Gesammelte Schriften，共12卷，维也纳），第9卷，第371～454页。

1943年 《全集》（Gesammelte Werke，共18卷，伦敦），第8卷，第128～211页。

弗洛伊德对列奥纳多这一人物的兴趣由来已久，这从他在1898年10月9日写给弗利斯（Fleiß）的一封信（弗洛伊德，1950a，第98封信）中可略见一斑：

列奥纳多，也许是最著名的左撇子了，不过没有谁知道他有什么风流艳事。

对弗洛伊德来说，这一兴趣决非暂时的，因为他在回答一份有关最喜爱的书的“问卷调查”中（1906f），除了其他的书之外，还列举了梅列日科夫斯基（Mereschkowski）有关列奥纳多的这本书（1902）。然而真正促成他完成这部著作，显然是由于1909年秋天一位患者的原因。正如弗洛伊德在10月17日写给荣格（Jung）的信中所说的那样，这位患者似乎具有与列奥纳多同样的性格，但不具备他的天才。他还补充说，他想要从意大利买一本有关列奥纳多青年时代的书。这本书便是斯考克那米克立欧（Scognamiglio）的专题研究著作（1900）。在弗洛伊德读过这一部以及其他有关列奥纳多的著作之后，他于1909年12月1日在维也纳精神分析协会做了有关列奥纳多的报告，而这一研究的定稿一直到1910年4月初才得以完成，5月底出版。

在以后的版本中，弗洛伊德对这一著作做了一系列的修订，并且增加了一些内容。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他关于环割包皮的简短注释以及引用莱特勒（Reitler）和费斯特（Pfister）著作中的大段引言。以上内容均为1919年增补的，其他尚有1923年增补的有关伦敦草图的注释。

弗洛伊德所写的关于列奥纳多的著作并不是第一部尝试用临床精神分析法对历史人物进行研究的作品。在他之前，塞德格尔（Sadger）就曾出版过有关迈耶（C. F. Meyer, 1908）、雷瑙（Lenau,1909）以及克莱斯特（Kleist,1910）等历史人物研究的著作。时至当时，弗洛伊德并没有进行过详细的传记研究，只不过是以作家们著作中的片段为基础，对作家本人的性格做一些不完整的分析而已。不过在许多年以前，亦即在1898年，他就给弗莱斯寄去过研究迈耶的“女法官”（Richterin）的论文（弗洛伊德，1950a，第91封信），并由此推断出了作家早年的生活经历。不过弗洛伊德有关列奥纳多的这篇研究论文，不仅是他在传记方面的第一个详细的研究成果，同时也是他在这方面的唯一的一部著作。这本书使弗洛伊德遭到了至当时为止比其他著作更为严厉的指责，以至于弗洛伊德本人在第六章一开头便为以前的章节进行辩解。后来的事实证明了他的这种做法并非没有道理。时至今日，他的这些见解对那些传记作家和批评家来说依然是有价值的。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直到今天似乎还没有哪位评论家指出过这部著作最薄弱的环节。书中着重描写了当列奥纳多还是躺在摇篮中的婴儿时，一只猛禽访问过他的记忆，或者可以说是幻想。这种鸟在列奥纳多的笔记中被称作“nibio”（现在则写作“nibbio”），这是意大利语习惯用来称谓“鸢”（Milan）的词。而弗洛伊德在他的研究中却将“nibio”译成了“秃鹫”（Geier）。

这一错误的来源似乎是弗洛伊德所使用的几部有关列奥纳多的德文译本。赫茨菲尔德（Marie Herzfeld,1906）在谈到弗洛伊德用“秃鹫”来替代“鸢”这一事实时，是持这种观点的。不过从弗洛伊德在其图书馆中所藏的梅列日科夫斯基关于列奥纳多著作的德译本上所加的众多眉批来看，对他影响最大的当是梅氏的这一本书。这才是弗洛伊德著作中有关列奥纳多最重要的资料来源。据推测，正是在这一本书中，弗洛伊德第一次读到了猛禽的故事。并且在这里讲到摇篮幻想时，他使用了“秃鹫”一词，尽管梅列日科夫斯基在俄文原版中正确使用了“korshun”亦即“鸢”一词。

鉴于这样的一个错误，可能有些读者会拒绝接受弗洛伊德的整个研究，认为这一切都是毫无价值的。无论如何，人们都不应当带着某种感情色彩来看待这件事，而应该逐一考察一下弗洛伊德的论点和结论，由一个错误而推测整个研究一无是处，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

首先，对列奥纳多油画中的“鸟的字谜画”（Vexierbild eines Vogels）的看法必须予以摒弃。即便有谁真的想把它看作是一只鸟，那也只是一只秃鹫，连一点儿像鸢的地方都没有。字谜画的“发现”应归功于费斯特，而并非弗洛伊德。这一看法是在本书的第2版中才加入的，弗洛伊德在引用这一观点时是持相当的保留意见的。

其次，更重要的是与埃及神话相关的问题。象形文字的“mut”，在埃及语中是“母亲”（“Mutter”）的意思，可以确定地说象征着秃鹫而非鸢。伽尔廷纳（Gardiner）所制定的规范埃及语文法（第2版，1959，第469页）将这种鸟界定为“Gyps fulvus”，亦即具有赫黑色翅膀及尾羽、长长的几乎不长羽毛的颈，以及颈部下面长着白色浓毛的鹅鸢（Gänsegeier）。从这里可以看出，弗洛伊德是从自己的理论中推断出了列奥纳多幻想的鸟代表着他的母亲，而这一点并不能直接从埃及神话中找到证据。这样便产生了如下的问题，即列奥纳多本人是否知道这个神话，成了无关紧要的事。在鸟的幻想与神话之间似乎不存在什么直接的关联。不过如若不将这二者作为有关系的存在来看待的话，那么便引出了这样一个有趣的问题：古代的埃及人为什么要将“秃鹫”和对“母亲”的想象联系在一起呢？真的像某些埃及学家所解释的那样，这纯粹是由于某些语音上的偶然巧合而造成的吗？如果这样的解释还不能说明问题，那么弗洛伊德有关两性同体的女神的讨论，并不一定与列奥纳多有关系，不过其中的意义却是重大的。同时列奥纳多有关大鸟访问了摇篮中的他，并将尾巴放入了他的嘴里的幻想，都还在寻求着解读——不过究竟这只动物是秃鹫还是鸢，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因此，弗洛伊德关于幻想的精神分析完全没有因为这种修正而失去其价值，而只是失去了一个有力的证据而已。

尽管弗洛伊德在叙述中出现了离题现象，他将主题引入了埃及神话之中——他认为这个神话妙趣横生——他的研究并没有因为对鸟的错误鉴定而在基本研究方向上失去价值：对列奥纳多自幼年时期起心灵生活的重构，对他艺术与科学活动间冲突的描绘，对他的性心理经历的深刻剖析，这些都跟上述的错误毫无关联。除了这些主题外，这一研究还向我们提供了一系列相关的其他主题，如关于创造性艺术家心理活动和本质的一种普遍讨论，关于某种特殊类型同性恋的起源的概述，以及自恋（Narzißmus）这一概念的正式形成——这对精神分析理论的历史有着特别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