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无疑是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旷世天才之一。他不仅仅是一位创作了《蒙娜丽莎》和《最后的晚餐》的画家，同时也是一位雕塑家、建筑学家、工程师和发明家。收藏于巴黎卢浮宫万国大厅（Salle des Etats）中的这幅木板油画《蒙娜丽莎》，尽管仅有77厘米× 53厘米大小，但画中人物脸上露出的让人着迷又无法接近的浅浅微笑，赋予了这幅油画不朽的名声。

近五百年来，《蒙娜丽莎》——这个编号为779的卢浮宫镇宫之宝，是人类艺术品中名头最响亮的杰作，每年吸引了约550万游客造访。

任何一个想起列奥纳多油画的人都会想到一个独特的、令人沉醉而又神秘的微笑，他将这一微笑魔术般地附在了他画中女性形象的嘴唇上。这个微笑停留在了那既长又弯的嘴唇上，成了作者的艺术特征，并被特别命名为“列奥纳多式”（leonardesk）的。（见本书第四章，S.56）

它微妙地捉弄着人类的智性，令其成为一个难解的历史悬谜：肖像中的人物到底是谁？她在向谁微笑？为何如此微笑？在她光芒四射的微笑里，究竟隐含着怎样的人类学深意？

蒙娜丽莎的出现，引发了作为私生子的列奥纳多对生母的痛切记忆，他向那位生母的化身倾诉了自己的孤独身世。这次倾诉导致了一场长达四年乃至更久的爱慕：画家狂热地迷恋自己的模特儿，并在她的肖像上涂满了隐秘的激情。但只有奥地利的心理分析学家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发现了列奥纳多的秘密，并用“恋母情结”解码了“微笑”的语义。弗洛伊德宣称，这幅杰作表露出画家对母爱的渴望。他毕生都在寻找母亲的替代品，蒙娜丽莎之所以成为伟大女性，是因为她就是人类母亲的最高形象。破解列奥纳多秘密的这部著作便是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弗洛伊德于1910年撰写的《达·芬奇童年的记忆》（Eine Kindheitserinnerung des Leonardo da Vinci，以下简称《童年记忆》）。这是一部将精神分析学理论用于历史人物研究的先驱之作，它的出版标志着心理史学的创立。

一

20世纪初，西方史学理论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的运用，特别是追溯他所研究的历史名人的俄狄浦斯情结（Ödipuskomplex）——幼儿在3 ～5岁间以双亲中的异性作为自己性爱的对象，视同性中的一方为情敌的情结——的情况，产生了一种对传记主人公使用精神分析手法的新传记，弗洛伊德的这部《童年记忆》就是一例。在弗洛伊德看来，性生活方面的活动，是理解一个历史人物的关键所在。而历史人物创造性活动的原始动力很可能源自童年早期的性：由于性欲得到升华的缘故，成年时期的创造力取代了一部分受压抑的性生活。艺术家的创作正是这种性欲的一种宣泄方式，艺术和科学成就是性欲得到升华的两种方式。

在这部著作出版之前，精神分析学一直是以问题研究作为其重点的。而在当时围绕着文艺复兴巨匠列奥纳多的身世和创作之谜，人们做出了种种推测和解释。作为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艺术家和科学家，列奥纳多虽然以绘画大师闻名世界，但他并未真正完成过一件作品，并且从未对自己的创作表示过满意。他是艺术大师，却又研究飞鸟，设计出许多机械装置。除了著有重要的《绘画论》（Trattato della pittura，1817）外，他还留下了大量的草图速写，以及有关自然科学、工程的手稿。在他的画笔下，出现了无数的美丽女性，但他却终身独自一人，甚至没有谁知道他曾经有过什么风流韵事。诸如此类的相互矛盾的问题，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困扰着欧洲学者。弗洛伊德尝试着以达·芬奇童年时期的性经历作为出发点来解释上述的悖论。

弗洛伊德以列奥纳多日记中的一段话——“当我还躺在摇篮里时，一只秃鹫向我飞来，它用它的尾巴打开了我的嘴巴，并多次用它的尾巴撞击我的嘴唇” （见本书第二章， S.24）为切入点，以童年的记忆是当时的记忆和以后成长经历中的各种想象的混合体这一观点为前提，指出“秃鹫的尾巴”事实上象征了母亲的哺乳与亲吻，这些动作由于激起了幼儿的口唇快感而具有了性的含义，并因此刺激了儿子对母亲强烈的依恋和性早熟。何以秃鹫象征着母亲呢？因为在西方的神话传说中，秃鹫只有雌性，并且由风而受孕，进而生育。由于这样的一个神话后来被天主教用来解释圣母受孕，生活在天主教大行其道的意大利，列奥纳多对此理应有所了解。因此他无意之中把自己比喻成了秃鹫之子。因是私生子，小列奥纳多在五岁前是有母无父的，母亲将全部的爱倾注在他身上的结果是使其性探索的冲动更为强烈。这种冲动在无法释放而又不愿受压抑的情况下升华为一种普遍的求知欲，并演化为成年列奥纳多探索自然奥秘的强烈欲望。在对列奥纳多所收的爱徒全是漂亮的男孩子这一事实的解释上，弗洛伊德认为，在列奥纳多对母亲的爱受到压抑之后，他便潜意识地把自己认同于自己的母亲，以至于站在母亲的立场上来选择自己爱的对象。

很显然，弗洛伊德在这里将列奥纳多对艺术的追求与对科学的探索之间的矛盾，追溯到他童年时代的重要经历，以此分析与探讨儿童早期的性欲、同性恋、自恋倾向与被压抑的愿望对艺术家本人的影响，及其在艺术作品中的流露与表现，并由此进一步解释其成年后的行为，如作画风格及何以具有广泛而浓厚的科学研究兴趣，等等。从精神分析的理论建树上来讲，他在此对幼儿心理所进行的更深层次的分析，第一次系统地论证了幼儿“自恋期”的心理活动规律。总之，在弗洛伊德看来，隐藏的“恋母情结”是存在于列奥纳多身上一切疑问的最终答案。

二

“经历了几乎四个世纪的时光，蒙娜丽莎依然让那些曾久久凝视过她的人谈论着，甚至对她失魂落魄。就让这成为不解之谜吧。”（见本书第四章，S.56）

弗洛伊德根据自己的推断，认定蒙娜丽莎在列奥纳多心里，是母亲的代替物，蒙娜丽莎的笑是列奥纳多性欲的结晶，她那神秘的微笑引发了列奥纳多被压抑的一段记忆，那是对亲生母亲微笑的记忆。当他还是婴儿的时候，这种记忆被他遗忘了。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画家对这个微笑不是一般的迷恋。为此，他试图在他所有关于女人的作品中再现这一天赐福祐的微笑。这幅作品的独特之处就在于，通过吉奥孔多（Lisa del Giocondo）这个人物，他和他一直渴望的、永恒的母亲重新团聚。画中的微笑既带有诱惑性，又带有几分自信。

列奥纳多很可能是被蒙娜丽莎的微笑迷住了，因为这个微笑唤醒了他心中长久以来沉睡着的东西——很可能是往日的一个记忆。这个记忆一经再现，就不能再被忘却，因为对他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他必须不断地赋予它新的表现方式。（见第四章，S.60）

弗洛伊德由此推论道，“由此我们猜测，他的母亲有可能拥有这种神秘的微笑，他曾经遗忘了这种微笑，当他在这位佛罗伦萨的夫人脸上重新发现它时，他被深深地迷住了”。（见第四章，S.61）

列奥纳多对自己的作品并不感到满意，他没有将它交给订货人，扬言它尚未完成，而后便将它随身带到了法国。在那里，他的保护人弗朗茨一世（François Ier,1494-1547）从他那里得到了这幅传世之宝，并将它送入了卢浮宫。

三

在弗洛伊德的著作出版之后，学术界对列奥纳多的研究又有两项重大的发现：其一是在“德文版编辑前言”中已经指出过的，列奥纳多在原始意大利语的笔记中所记载的鸟并非“秃鹫”而是“鸢”。而弗氏为支持其论断所引用的证据只是德语中的秃鹫（Mut）与母亲（Mutter）在字形上的近似。这是由于受德译本误译的影响而犯了这个错误。其二是达·芬奇祖父所记录的有关小列奥纳多出生、受洗的家庭日记，从中可以推断出，列奥纳多出生在父亲家里，而并非像以前想象的那样出生在母亲家中。因此列奥纳多的童年时代很可能是在父亲家度过的。弗氏从这两个错误的基础出发所引出的整个推测及由此引申的结论架构就不可避免地倒塌了。

在这部传记中，弗洛伊德几乎完全不考虑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只是片面地考察了人物在性生活方面的活动和特点，并且将这些活动和特点又追溯到人物的童年经历。这是“儿童时期的性决定论”的一大体现。

弗洛伊德在这部著作中也已经意识到了精神分析方法的局限，他写道：

不过，即使我们掌握的历史资料非常丰富，并且对心理机制的运用也最有把握，这在精神分析看来是最重要的两点，精神分析研究也不能解释清楚，一个人为什么必然成为这个样子，而不是另外的样子。（见本书第六章， S.89）

因此，弗洛伊德并没有将心理史学的方法看作是能解释一切的通用理论。

但正如作者一再表明的那样，他只是想通过新的方法弥补过去人物传说的不足，“以对心理机制的认识为依据，从个体的反应中去积极研究他的本性，去发现他原始的心理动机以及他后来的转变和发展”。（见本书第六章，S.88）他引导传记作家们不仅仅要在既定的文化、社会和不同的自然条件等客观因素中探索人物的心理和行为上的影响，更要注意到潜藏在历史人物表面现象背后的无意识领域及其作用。并且，在弗洛伊德看来，以精神分析法诠释人物是对传统方法的有机补充而不是替代。

作为心理分析学家的弗洛伊德不仅注意到一段长期为列奥纳多的传记作家所忽略的文字，而且从中发掘出了深刻的内涵。心理史学在史料的拓展方面远远超过传统史学。传统史学界所认可的官方档案文件之外的、个人色彩浓厚的日记、书信、便条等由此被引入历史研究之中，这一做法逐渐为史学界所接受。

精神分析学在理论创建时是以问题研究为其核心的，但在运用时却是理论直接指导研究。《达·芬奇童年的记忆》可以被视为以理论解决一个问题，更可以被认为用一个问题的解答来证明理论。这又是精神分析心理史学完全不同于以大量史实推论历史规律或作者观点的传统治史方式的一个方面。

四

弗洛伊德将精神分析理论用于历史人物研究的尝试为史学界指明了一个新的方向，它预示着心理学与历史学的相互结合，标志着一个新的历史学派的正式形成。弗氏将人物个体的人格的形成，追溯到其童年的经历之中，这种重视人物的连续性发展的认识方法，是值得传统历史学家进行思考的。此外，弗氏对理性层面之下的无意识的揭示，为历史人物的思想研究另辟了蹊径。

弗洛伊德的心理史学最初并未在史学界引起多大反响，他的直接继承人是由欧洲大陆移居美国的心理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1902-1994）。1958年，埃里克森出版了《青年路德》（Erik Erikson, Young Man Luther: A Study in 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y, New York,1958）一书，这部著作的特点是，它将路德个人的心路历程与生活经历同历史社会环境结合起来考察，既摒除了只强调童年性经历重要性的弗洛伊德的主张，又不仅仅以心理因素来决定青年路德的一切。在路德的传奇人生中，埃里克森发现，他可以很好地运用“身份危机”（identity crisis）的理论模式。正因为如此，《青年路德》得到了国际史学界的认可，逐渐成为心理史学派的代表作。

在这之后，一些年轻史学家开始接受专业精神分析训练，由于他们已经具有正规的史学训练，他们的著作既严格地遵循史学规范，又能准确地应用精神分析理论，至此，心理史学逐渐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