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辑特稿

边缘的权力中心

——新加坡潮人俱乐部醉花林的历史变迁与角色审视

李志贤

 

摘要：成立至今已逾一个半世纪的醉花林俱乐部是新加坡历史悠久的华人俱乐部，也是东南亚潮州人最早成立的一所享有盛誉的俱乐部。早期的醉花林，入会资格门槛甚高，它的许多发起人和领导人都是新加坡财势声望皆显赫的潮籍名流巨擘、社会贤达，俨然是一所潮社精英俱乐部，时人称为“阿爷俱乐部”。它成立之初衷在于提供潮商侨领一个交换资讯、联络感情及消闲之处。其会所古意盎然，典雅幽静，成为早期富商侨领冠盖云集，醉酒挹花的首选场所。然而，这并不是醉花林应有的历史定位。在其历史变迁中，始终坚守“谋事业（潮侨）之发展，促社会（华社）之进步”，对新加坡潮人社群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本文以早期报章、乡讯、华人社团刊物、醉花林的文献档案，包括旧照片，以及口述资料为基础，从其领导人的身份地位、社会资源与影响力，它与华社的关系，在潮帮内部权力斗争中所扮演的角色等方面论证以上观点，梳理和勾勒出醉花林在新加坡潮人社群发展历程中的角色变迁，以还原其历史面貌，并从潮社生态的大视角，应用“边缘中心论”引申说明它虽然未曾是潮帮正式的权力中心，却俨然是潮帮权力中心边缘的另一中心。

中心与边缘是一个对立的概念，它体现了一个群体存在的某种不平衡的关系。但是这种不平衡的状态不是绝对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无论是将这个概念用在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语境里，中心与边缘关系的发展都可以是一个动态过程，也可以形成一个互补的关系，边缘不一定就被“边缘化”。醉花林的发展变迁与所扮演的角色，应该可以为这个观点提供一个注脚。从潮社权力结构来看，醉花林是权力中心边缘的一个核心组织，若跳出潮社权力结构的固有框架，而从整个潮社生态的大视角来观察，无论是在早期的潮帮或今日的潮人社群，醉花林又何尝不能被视为潮社的一个权力中心？

关键词：新加坡潮人社群 醉花林俱乐部 陈成宝 非正式权力核心 边缘中心论

一 引言

成立至今已逾一个半世纪的醉花林俱乐部是新加坡历史悠久的华人俱乐部，也是东南亚潮州人最早建立的一所享有盛誉的俱乐部。早期的醉花林，入会资格门槛甚高，它的许多发起人和领导人都是新加坡财势声望皆显赫的潮籍名流巨擘、社会贤达，俨然是一所潮社精英俱乐部，时人称为“阿爷俱乐部”。

醉花林成立之初衷在于为潮商侨领提供一个交换资讯、联络感情及消闲之处。其会所古意盎然，典雅幽静，确是早期富商侨领冠盖云集、醉酒挹花的首选场所。然而，新加坡潮人侨领陈振贤在1948年所撰写的《重兴醉花林俱乐部记》却指出：

 

……夫俱乐部之为团体小矣，及其至也，联络感情，切磋磨砺，谋事业之发展，促社会之进步，是王猛之扪虱，非王衍之清谈。商人卜式，倾囊以助边，弃职陶朱，三徙而致富，其益人之际，有如是者，岂只戏方城，饮醇醪而已哉。

溯醉花林之成立，将百年矣，此百年中，前辈创始于前，继者维持于后，集同侨之英才，执商界之牛耳，捐资救国，筹款赈灾，凡公益事业，各尽其力量而行之，所以国内外人士，无不知有醉花林者也……

 

陈振贤之言，并非溢美之词，他对醉花林在新加坡潮人历史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做了很好的阐释。本文要指出的就是，醉花林的历史定位不该止于“戏方城”，“饮醇醪”，系乡谊的层面上。在其历史变迁中，它始终坚持“谋事业（潮侨）之发展，促社会（华社）之进步”，对新加坡潮人社群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本文将以早期报章、乡讯、华人社团刊物、醉花林的文献档案，包括旧照片，以及口述资料为基础，从其领导人的身份地位、社会资源与影响力，它与华社的关系，在潮帮内部权力斗争中所扮演的角色等方面论证以上观点，梳理和勾勒出醉花林在新加坡潮人社群发展历程中的角色变迁，以还原其历史面貌，并从一个潮社生态的大视角，试图以“边缘中心论”引申说明它虽然未曾是潮帮一个正式的权力中心，却一直是潮帮权力中心边缘的另一中心；很多时候，它是处理潮侨事务、协调潮商关系、排解潮帮纠纷的一个重要场所。

二 醉花林的创立与变迁

据潘醒农在《马来亚潮侨通鉴》的介绍，醉花林俱乐部虽然迟至1890年5月2日才向新加坡社团注册局申请备案，但其始创年代更为早远，今天已不可考，相传是成立于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至今已有170年。俱乐部的创始人是陈成宝（1805—1879）等先贤。陈成宝是英属马来半岛霹雳甲必丹陈亚汉之子，也是新加坡开发初期从事胡椒、甘蜜种植的潮籍（澄海）巨富和侨领佘有进（1805—1883）的妻舅，颇有声望。他深受英殖民地政府器重，被委为新加坡鸦片专卖局局长，获得鸦片专卖权，并受封太平局绅与名誉推事，很快便跻身潮侨四大富，与佘有进、陈旭年、黄金炎齐名。

英国人莱佛士于1819年开发新加坡之前，早有潮人在这个小岛上从事甘蜜垦殖。新加坡开发初期，从事胡椒、甘蜜种植和买卖的都是潮州人。19世纪中叶以后，潮人侨居新加坡日众，许多潮籍商人业务渐盛，应酬日繁，他们期望有一个交换商讯、联络感情及消闲聚会之幽雅场所。1845年，陈成宝乃倡组醉花林俱乐部，且腾出其家族在庆利路（Keng Lee Road）门牌190号的亚答屋和园地作为会所。陈成宝逝世后，陈永锡、王柘榴、吴合弟、陈亚两、佘智章、庄振浩、刘老四、陈明和、何瑞吉和黄金炎等10人，各捐资400元，以4000元向陈成宝家属购得该地作为永久会址，并将原有的亚答屋拆除，改建为一间空间更大的木屋，而他们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俱乐部最早的10位产业信托人。

1940年，澄海籍侨领李合平接任醉花林俱乐部总理，适逢第二次世界大战，日军南侵。新加坡沦陷后，俱乐部荒废了一段很长的时间。战后，会所已损坏不堪，每遇风雨，破漏不已，会员多无兴趣涉足。潘醒农指出：“民国三十四年（1945），由李合平君等倡捐重修，始恢复今日之旧观。”1948年，时任俱乐部总理的陈振贤在上述《重兴醉花林俱乐部记》一文中也指出：二战后“醉花林俱乐部乘时重兴矣。于是呼工命匠，整理修葺，焕然一新，同人咸集，旧雨新欢，一堂济济”。他对醉花林之“重兴”感到欣慰，“以志鸿爪，于是乎书”。因此，虽然今天没有详细的记录保存下来，我们仍可以相当肯定俱乐部在二战后确实曾进行过一次相当规模的修建工程。

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醉花林会所又进行了一次修建工程。1962年，时任总理黄诗通，司理庄卓岩，财政杨绍和和董事们皆认为应该及时集资重修会所，以恢复旧观。于是，董事会乃向会友募捐，获得热烈响应，在大家慷慨解囊资助下，顺利完成修建工程。尔后，历届董事会不时整修会所，继续增辟网球场、图书室，订购书籍，添置各种运动器具，将会所从原有的消闲去处，扩充为一个充实知识及增加体育活动之场所。

虽然经过数次修葺，醉花林始终还是保留大木屋作为俱乐部会所，而这栋古老的建筑物耸立在一片超过1万平方米的土地上，也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地标。新加坡独立以后，在国家经济高速发展和市区重建计划的影响下，这所先贤留下来的文化遗产，“年久失修，破烂不堪的外表，确与该地段的黄金价值和俱乐部的精神面貌极不相称。”这所风光一时的潮州富商俱乐部，不仅建筑物有坍塌之虞，会所内的设施多已陈旧不堪，会务也日渐式微，会员急速老化，古老俱乐部面临着如何存续下来的挑战。

从1990年开始，醉花林的历届董事会曾数次向市区重建局提出各种重建新会所的方案，都未能获得批准，可谓一波三折。让董事会感到棘手的另一个问题是创会先贤们虽留下俱乐部这片永久地契的土地，但立下章程，规定后人“不准典卖或抵押”，换言之，既不能卖地，也不能把土地抵押给银行，董事会是不能通过借贷筹集发展资金的。

迨至2006年，董事会重新周详研究和修改发展计划，决定用一部分地段重建俱乐部会所，另一部分地段“出租”予发展商建造高级住宅。这个把土地分割为二，不卖地，只“租赁”，租契为期99年的方案，解决了先贤的规定所带来的难题，而“出租”部分土地的收益，正可用来兴建新的俱乐部会所，这是使俱乐部取得资金重建会所和发展会务的一个较实际、一举两得的途径。董事会向国家发展部提交新的“二用”议案，并向时任外交部部长，祖籍潮安的杨荣文陈情。杨荣文从保存文化遗产的角度为醉花林请命。当时另一位祖籍澄海的部长，新闻、通讯及艺术部部长李文献医生也表示将协助醉花林落实重建和发展计划。至此，古老的俱乐部才有了新契机。

新计划终于在2006年3月20日获得当局的批准，董事会很快委任重建发展小组，紧锣密鼓地展开重建事宜。2011年11月，醉花林俱乐部新会所竣工开幕。崭新的会所占地4700平方米，楼高四层，备有许多新颖的和现代化的设施。新会所东侧的一片5725平方米的土地，“出租”予发展商建造116个高级住宅单位。令人不胜唏嘘的是，一座百年古老建筑物为了让位给现代化的会所，终于逃不过被拆除的命运。新加坡又一处宝贵的文化遗产无声无息地被时代的洪流吞噬了。

各种硬件设施齐全的醉花林，开始征募年轻的新会员，以加强俱乐部的软实力。在2010年的会员大会上，俱乐部通过了修改章程议案，一改过去非富则贵的潮州人才能加入醉花林的条规，开放门户让更多潮籍人士成为会员。董事会也建立了新的内部管理结构和运作机制，如设立“投资基金委员会”，以更妥善和透明地管理俱乐部的资产，成立由学者和文教界、企业界等领域的专业人士所组成的文教委员会，计划将会所内的图书馆建设为一个以潮人历史与文化藏书为主的资料中心，充分利用俱乐部先进齐全的设备，推广潮州传统文化，举办各种教育活动，希望醉花林俱乐部也能扮演一个潮州文化区域中心的角色。

三 醉花林俱乐部的几个特色

回顾醉花林170年的历史，我们可以归纳出这个古老俱乐部曾经展现的一些特色。

严格审批会籍，入会门槛甚高

早期的醉花林俱乐部是潮人社群的一块金字招牌，会员都是当地的富商巨擘，潮人精英，是名副其实的“潮州阿爷俱乐部”，要成为醉花林的会员，也因此须经过一套严格的审批程序。醉花林的章程第二章“社员”一栏有如下的明文规定：

 

第五条 资格：本社社员以潮州人，年满二十一岁，经营正当商业，或实业家或商行之经理为限。

第六条 入社：（甲）凡欲加入本俱乐部为社员者，须有社员二人之介绍，并填具志愿书，揭示于通告处二星期，再经职员投乌白枳审定。

（乙）审查入社之职员六人，以乌白枳决定，如其中有二人投乌枳反对者则不准加入。以后如再欲入社，须过六阅月方能提出。

（丙）获准加入之社员，须在二星期内缴纳基金贰百元，否则虽经通过亦属无效。

 

从章程可知，申请人首先要有另二位“阿爷”推荐。被推荐的申请人最低条件虽然是“经营正当商业，或实业家或商行之经理”，但董事会对申请人并非来者不拒。申请人在社会上除了要有一定财富权势、地位名望外，还须获得董事会的主要领导人（正总理，两位副总理，正副司理和财政），以独特有趣的投票方式，至少获得四颗“白枳”，才能成为会员。

当然，这种投票方式在今日已经不合时宜了，在1993年修订的新章程里，已经不见主要领导人“投乌白枳审定”的规定，申请会籍和审批程序更为明确。凡年满21岁的潮籍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都有资格申请会籍，申请人若符合资格和申请程序，“再经董事会以3/4多数票通过接纳之”，即可成为会员。同时，申请人资格也不再限于商界人士，新章程同意招收专业人士为会员。长期以来，醉花林的会员人数都限制在100名，但为了解决会员老化的问题，醉花林在2010年再次修改章程，将会员结构改为两层制，即原有的100名“基本会员”，以及在章程修改后才加入，不享有投票权的“普通会员”。这是董事会为了开放门户让更多本地潮人和外来潮籍居民参加，同时又维护原有会员的权利的一种权衡之策。

环境优雅宁静，文人骚客最爱

“醉花林”之名为何而来，由谁选取，至今已不可考，然从先贤取名“醉花林”，却可让我们想象古老俱乐部当时那种幽林深处，花香人醉之意境。

俱乐部会所是一间高脚屋，坐北朝南，虽称不上雄伟壮观和富丽堂皇，但园林宽敞，几经修葺后，呈现一片古意盎然，优雅幽静。园内古木参天，浓荫密布，青松翠竹，鸟语花香，置身其中，如沐春风，远离喧嚣，令人身心舒畅，倍感平和。俱乐部大门楼的门楣和大厅门梁上端皆悬挂着漆金的“醉花林”牌匾，笔法苍劲有力；厅堂梁柱皆镶上金色花卉飞鸟，雕艺精湛，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就连大厅摆设的茶几椅子等古董家具，以及所展示的许多名人雅士题赠的诗联书画，也为会所增添了几许的古色古香和诗情画意。

由于有这样令人陶醉的景观，醉花林不仅是当时潮籍富商侨领最爱去醉酒挹花之场所，它也曾经迎来了许多慕名到访的文人骚客，他们被醉花林的幽雅环境所感而引发雅兴，留下许多诗文墨宝作为纪念。例如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南来新加坡担任《星洲日报》编辑的郁达夫，曾应侨领李伟南、陈振贤邀约，出席在醉花林所设的盛宴。晚宴过后，宾主移座前院品尝潮州工夫茶，郁达夫乘兴作诗，信手拈来，即成佳句，还写下“醉后题诗书带草，花香鸟语似上林”的一副对联。可惜的是，这位才子当年为醉花林所题的墨宝，早已遗失，只留下一段郁达夫夜宴醉花林的佳话。

潮菜“阿总”一流，潮帮庆宴首选

古色古香的醉花林，不仅是潮籍俊彦陶情聚首处，也是潮帮重要庆宴之场所。那是因为醉花林聘有一流的“阿总”（即厨师），为会员提供驰名新马的正宗潮州菜肴。

二战前的新加坡，传统的潮州菜馆不多，作为潮帮的高层俱乐部，醉花林聘有一流的厨师，绅商俊彦最爱在那里欢宴好友，款待宾客。早期的醉花林经常是冠盖云集，许多名流政要都曾是座上嘉宾。除上述的郁达夫夜宴醉花林是一例外，醉花林还保存了1921年民国专使朱某莅访时和俱乐部董事及其他潮人侨领的合照。此外，据潘醒农所述，“清时之醇亲王、1922年英太子威尔斯莅星、克利福坡督及其他来往嘉宾，均尝在该部欢宴”。《潮州乡讯》也载，1948年潮州八邑会馆曾假醉花林设宴欢迎前两广监察使刘侯武。同年，民国政府行政院顾问，国大代表郑振文抵新加坡省亲，醉花林俱乐部也在会所设欢迎宴。翌年10月，郑振文也承各方盛意款待，假醉花林宴谢好友和潮社侨领，座上还有曾任《星洲总汇报》主编的新闻学名教授冯列山博士，以及当时在新加坡开画展，后来迁居新加坡，成为南洋画风开创人之一的陈文希。

除了会员们宴请宾客之外，醉花林在二战后恢复活动，就“每周聚餐一次，由部员轮流做东，以资联络感情”，自此在古色古香的会所举行会员例常聚餐成为醉花林的传统，至今不变。此外，每逢华人佳节，如端午节、中秋节等，当时许多华人社团，如中国学会，也经常借用俱乐部园林，举行文人墨客吟诗赏月的高雅聚会。至于潮帮重要的宴会，以醉花林作为首选场所的例子就更加不胜枚举了，谨于文末列表仅举数例，其余不予赘述。

值得一提的是，1894年3月，新加坡粤商原定于醉花林宴请当时率领大清王朝北洋水师的海军提督丁汝昌。遗憾的是，因丁汝昌不想当地绅商为他破费，“均以足疾辞”，没有去赴宴，醉花林错过了接待这位海军将领的机会。更令人唏嘘感伤的是，北洋舰队离开新加坡后约半年，就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丁汝昌也在战役中自杀殉国。

早期潮帮权力的中心

以上的论述或会让人觉得醉花林是早期潮人的一所普通俱乐部，而它那怡人的环境和典雅的氛围，以及令人垂涎三尺的潮州佳肴则是它最大的号召力。虽然在潮人团体中成立较早，但相对于同一年创立的义安公司和迟至1929年才成立的潮州八邑会馆，它只是潮人社群权力中心之边缘的一所提供休闲活动的俱乐部。

从新加坡潮人社群的历史变迁来看，在佘有进创立义安公司之前，19世纪初就已经存在的粤海清庙和管理古庙的万世顺公司可说是潮人帮群最早的宗教中心和权力中心。1845年义安公司成立后，接管粤海清庙，继续满足潮人社群的宗教需求，同时也为潮人购置了不少公产，包括义山、土地和房屋，而且扮演了联络乡谊、为潮人谋求福利、代表潮帮对外交涉的社会功能，甚至在早期华人社会的帮群结构下，领导粤系帮群（潮、广、客、琼）联盟，与势力最大的福建帮对抗。在1929年由林义顺等人召开的潮侨大会上，潮社赋予新成立的潮州八邑会馆正式的帮权，潮州八邑会馆成为潮社最高代表机关，而义安公司则重组，成为潮帮的信托与慈善机构，继续办理潮社的慈善公益与教育事业。此后，两个组织在处理潮帮事务上相辅相成，许多时候还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的情况。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这两个组织仍然是潮帮的权力中心。在这段长时期的潮帮历史进程中，表面上看来，醉花林始终是在这个中心的边缘，因为在当时的帮权结构下，醉花林的定位是一个“公余憩息之所，以交换知识联络感情为宗旨”的休闲俱乐部。新加坡独立后，在强大的政府行政体系下，帮权结构解体，华社的许多社会功能已无须由各帮的“权力中心”来承担，各帮群的社团会馆过去扮演的社会功能逐渐式微，遑论是俱乐部。

事实上，醉花林的历史定位不该止于醉月飞觞系乡谊的层面上。正如曾任该俱乐部总理的陈振贤所言，醉花林俱乐部“岂只戏方城，饮醇醪而已哉”，它不单是潮籍侨领“联络感情，切磋磨砺”之地，对“谋事业（潮侨）之发展，促进社会（华社）进步”，也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潮州八邑会馆成立之前，潮社的许多重要事务都在醉花林商议筹划。义安公司、端蒙学堂、各儒乐社、善堂，以及后来的潮州八邑会馆等潮帮组织，大部分领导层都是俱乐部的董事与会员，故各个组织之重要议程，事先均假俱乐部商谈后，才回去召开正式会议讨论和表决。最重要的事例是1927～1929年间，林义顺和其他侨领向佘有进家族交涉有关潮社资产管理权和筹组潮州八邑会馆，就曾在醉花林商讨议事，还在会所前廊摄影留念。由此可见，正如俱乐部成立时“社旗上四角为蓝色，中间白地间以十粒红星，取升平世界，潮州十属之意义”，将自己定位为融聚潮州十邑的一个核心，醉花林可说是早期潮帮的另一个权力中心。

此外，潮帮许多重要的庆典宴会，尤其是接待外地来访的各国政要名流、潮侨首领和商界巨子，也多以醉花林为首选地点。其中原因不能简单地以醉花林向来具有景色宜人、潮菜驰名的号召力来解释，我们还必须注意到这种现象其实也从侧面上折射了醉花林当时在新加坡华人社会中的重要地位。

即使是今日的潮社生态，这种现象也没有改变。例如2012年初，潮州八邑会馆与义安公司对创立“潮州总会”产生争议，这两大潮人社团过去发生的一些摩擦因此而浮出水面。在潮州总会成立前，其发起人曾召集潮社七个邑的会馆代表在午宴上商讨成立潮州总会事宜，寻求各会馆的认同与支持，商谈的地点正是醉花林。当时，潮人社团的紧张关系一直延续约一年半后，潮州八邑会馆的领导层换届才有所缓和。新任会长郭明忠在2013年4月1日走马上任后，不仅花了两个月的时间，主动拜访义安公司和潮州总会的领导人，也和醉花林俱乐部的总理会面，并在同年11月29日宴请各大潮人社团主要领导人，希望化解过去八邑会馆和各大潮人社团之间的歧见。八邑会馆首选的宴请地点也是在醉花林俱乐部新会所里的品潮轩潮州酒楼。在这个聚会上，各大会馆和醉花林的领导人都欣然同意两个月聚餐一次，轮流做东，以此作为敦睦乡谊、交流合作的平台。由此可见，在潮社发展历史上两次重要纷争的磨合过程里，醉花林皆扮演了独特的角色，这不是偶然的现象，而足以说明它在潮社中的地位与重要性。

2011年醉花林新会所启用后，理事会修改章程招募年轻会员，致力于发展文教活动，醉花林重新定位出发。过去曾经沉寂一段长时间、无人问津的俱乐部，逐渐活跃起来，开始重获社会的关注，恢复了它在潮社中的地位。今天，无论是刊登在报章或其他出版物上有关潮社的通告、贺词、挽词，我们都可以看到醉花林和义安公司、潮州八邑会馆这两大主要潮人社团署名并列，俨然是另一个潮人的“中心”。

我们还可以从醉花林历任领导人所具备的“社会权力”这个角度来观察。醉花林历任总理中如廖正兴、林义顺、李伟南、杨缵文、陈振贤、连瀛洲等人，都曾在二战前担任过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担任过中华总商会董事的醉花林领导人就更多了。他们同时也是各属地缘会馆或宗亲组织的领导人，也是新加坡华社具有影响力的一些跨帮社团的关键成员。这些领导人通过所掌握的社会资源和人脉关系，对潮社，乃至于整个华社作出了许多贡献。由这样一批具有实力和声望的侨领所领导的醉花林，其社会地位也当然会水涨船高。

如果说对慈善公益事业有所贡献是作为一个帮权中心须具有的重要条件，那醉花林在这方面所展现的实力和贡献也符合这个标准。早期报章中就有许多醉花林推动公益，赞助教育活动的新闻报道，一直到今天，在周年庆典上颁赠善款予慈善与公益机构已经成为醉花林的传统。这些贡献并不限于在新加坡本土，早在1922年，时任孙中山在广州的大元帅府秘书长，后来出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和行政院院长的谭延闿便因为醉花林诸董事曾经积极捐助中国教育事业而题赠谢词，表示“甚荷诸君子之助，知拳拳祖国教育之心，至可感也”。1928年，醉花林也联合余娱儒乐社在当时位于大坡的庆维新戏院举行汉剧义演，筹款赈济中国山东难民，当时著名的潮侨领袖林义顺还亲自北上，代表潮社向中国政府捐献义款。二战期间，醉花林俱乐部也与潮州八邑会馆等积极参与发动、组织潮侨参加抗日救国活动，多次举办义演，募捐筹款，救济中国受灾同胞，醉花林的成员还因此被占领新加坡的日军列为要检证肃清的反日分子。由此可见，醉花林成立以后，捐资救国、赈灾公益、兴办学校等贡献早已享誉中外，不容漠视。

四 总结

无论是从影响力或历史地位来看，醉花林在早期新加坡社会中不仅仅是一所潮商的俱乐部，还是一个群英济济，具有标志性的潮人组织。但是在潮人帮权结构的框架下，醉花林却不具有代表潮社的权力。正是处于正式权力中心之外的边缘，为醉花林创造了一个没有包袱、不带标签的轻松氛围，将潮帮中不同团体和各个领域的精英聚集在一起，建立起一个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或派别门户的共同身份——“醉花林会员”，一种“胶己人”（自己人）、“我群”的认同。这样一种身份认同使潮帮精英更愿意将潮人的议程或纷争带到醉花林谈论、探讨、商议，并达致共识。这样的交流沟通与处理方式，更为客观、平和，也符合华人社团在作正式决策之前先以非正式的协调达致共识的传统作风。就是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再加上俱乐部优美的环境和驰名的潮菜，以及其他资源所带来的优势，使醉花林自成立以来，超越了作为一所俱乐部所扮演的功能，而成为潮帮权力中心以外另一个非正式的权力核心，对潮社的历史与发展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不少学者运用中心与边缘这个概念进行不同领域的研究。中心与边缘是一个对立的概念，它体现了一个群体存在的某种不平衡的关系。但是这种不平衡的状态不是绝对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静态，葛兆光便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历史和文化的研究中……中心与边缘，原本并不固定。”无论是将这个概念用在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语境里，中心与边缘关系的发展都可以是一个动态过程，也可以形成一个互补的关系，边缘不一定就被“边缘化”。醉花林的发展变迁与所扮演的角色，应该可以为这个观点提供一个注脚。从潮社权力结构来看，醉花林是权力中心边缘的一个核心组织，若跳出潮社权力结构的固有框框，而从整个潮社生态的大视角来观察，无论是在早期的潮帮或今日的潮人社群，醉花林又何尝不能被视为潮社的一个权力中心。

责任编辑：林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