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理论视角、研究问题与研究方法

一 理论视角

（一）二元城市与社会极化理论

城乡二元社会的理论在学术界耳熟能详，在社会大众中也不陌生。但是二元城市社会的概念并不是很多人都了解。2006年以来，中国国内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研究城市二元社会结构（侯力，2007；李强，2011；张林江，2012；樊继达，2014；蒋永穆、张晓磊，2015），或者称之为新二元结构，城市内部的二元分割问题终于进入了中国的学术视野。实际上，在西方世界，城市二元社会结构研究的历史也不长。在国内，城市二元结构的含义是在我国的户籍和社会福利体制下，我国城镇中人口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本地户籍居民，一类是外地户籍居民（主要成分是农民工），这两类人在二元劳动力市场中处于不同位置。前者主要在第一劳动力市场从事正规劳动，后者只能在第二劳动力市场从事非正规劳动，他们享受的社会保障和其他社会福利的机会存在质的区别。两者之间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因而成为相互独立的社会群体或者社会阶层。

城市二元社会研究源于对于城市内部社会隔离的研究，城市内部的居民，特别是外来移民和少数族群与主流社会是隔离的，甚至是分离的社会。但是真正提出城市二元社会理论的是美国社会学家沙森（也有译作萨森）。沙森（2001）在对纽约、伦敦和东京的研究后发现，全球城市的一个主要的特点就是社会极化，城市的高收入阶层和低收入阶层呈现两极扩张的趋势，但是中产阶层并没有扩大，城市阶层结构呈现出一种沙漏形的社会结构。社会极化的原因在于全球城市的制造业岗位减少，而服务业的岗位却不断增长，以生产者服务业为代表的城市主导产业创造了更多的高收入和低收入工作岗位，而中等收入的岗位却减少了。社会极化的空间后果是分裂的城市（Divided Cities）和二元城市（Dual Cities）的出现。城市社会空间出现极化的结构，一极是城市精英群体高雅舒适的社区，是利用围墙、保安与外界隔离的防卫型社区（Gated Community）；另一极是城市低收入群体、有色人种和外国移民聚居在衰败的城市中心区。这两类社区彼此分隔，形成社会隔离。

卡斯泰尔在《信息城市》中也提出了“二元化城市”的概念和理论。他认为，在信息经济取代传统经济的情况下，经济结构的调整带来了城市社会结构的变化，促使二元化城市兴起。城市二元化结构是富人和穷人、雅皮士和无家可归者并存的社会结构，而中产阶级开始呈现萎缩的态势（卡斯泰尔，2001）。

社会极化是指城市中的职业与收入高端群体和职业与收入低端群体两个群体所占的比例都在不断增长，而处于职业与收入中间群体所占的比例在下降的社会现象。社会极化，一般地被认为是经济地位、社会背景、发展机会等不同的人群之间差别的扩大，包含收入极化、人口极化、居住极化等多方面的内容，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也是举世瞩目的现代社会问题。

沙森认为社会极化是指社会经济分布的顶部和底部的增长，也就是低技能、低收入的家庭和高技能、高收入的家庭数量的增长和比例的增长。她对纽约、伦敦和东京三个全球城市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发现全球城市内部的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导致城市的经济社会结构重组，引发城市社会职业结构和收入结构的双重极化：与生产者服务业相关的高薪酬职业和低薪酬职业都在增加，而与制造业相关的中等薪酬的职业人数和比例在下降，由此形成社会极化。20世纪80年代，华尔街的工资急剧上涨，与此同时，纽约贫困家庭的数量也急剧上升，到90年代贫困家庭增加了80%。1998年，纽约25%的人的收入低于联邦贫困线标准，是全国贫困率的两倍，房租的迅速上涨使得10%的有小孩的贫困家庭每年至少有一段时间要住进无家收容所。纽约的家庭收入不平衡状况为全美最高，纽约最富有的20%的家庭收入，比收入最少的20%的家庭多20倍，其差距是70年代的2倍。最富有的20%的家庭是中等的20%的家庭收入的4倍。

Marcuse用鸡蛋和沙漏来比喻社会极化现象：“城市人口呈鸡蛋形分布，中间大，两头小；当极化发生的时候，中间变小，两头扩展变大，看起来像沙漏形状。鸡蛋的中间部位就是社会中间层。……当极化发生在穷人和富人之间，鸡蛋的中部就是中间收入组。”

金文朝认为社会极化是指“社会资源在分布上呈现为二元固化的状态，即社会中富裕的人和生活艰难的人被区隔开来，他们彼此处于物质、精神交流不畅的隔绝状态”。韩国社会在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社会等级结构两极化，阶层之间的割裂深化，不仅表现在收入方面，还在资产、教育、居住、消费、意识等社会各个方面迅速扩散。朴莹浚依据职业、收入、学历和住房状况等指标进行分析，主张韩国社会已经成为两极化和断裂化的“8字形”社会。

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经济衰退以来，日本社会逐渐由一个“一亿总中流”的社会结构，转变为一个“M形”社会。日本著名的管理学家大前研一认为日本社会收入两极化，随之而来的是中产阶级的崩溃。收入分布往上层阶层和底层阶层上下两极移动，趋向于左右两端高峰、中间低谷的“M形”社会。美国的“里根革命”之后，这种情况日益明显，日本在20年后，也出现了这种潮流。日本的中低收入阶层在2003年占了8成，企业中的正式员工减少，非正式员工增加，有1/3的员工成为非正式员工。

杨上广、丁金宏认为“社会极化是指随着不同阶层尤其是收入最高与最低阶层之间，由于收入差距拉大而出现社会距离拉大的现象，其中收入差距产生的贫富阶层分化是社会极化的内核”。他们的研究发现，中国社会制度转型中，最深刻、最核心的变化之一就是个人收入的演变。中国的收入分配已由世界上少数较为平等的国家演变为世界上收入分配最为不平等的国家之一。中国的收入分配“呈现出地区、城乡、行业、城镇内部各阶层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更为严重的问题是，目前的收入分配差距还将继续扩大，短期内难有根本逆转”。

（二）中国的城市二元结构理论

中国城市二元结构说的主要内容有四个方面：第一，城市二元结构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发展和延伸，是一种新二元结构；第二，流动人口和本地居民构成了两个分立的社会群体，也有学者认为是相对固化的两个阶级；第三，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民工无法融入城市社会导致城市贫困面的扩大，形成城市贫困聚居区和社会隔离；第四，城市二元结构会导致城市病的加剧，给社会管理带来挑战。

中国关于城市二元结构的论述最早出现在2006年，鲁军和战瑾在《大连日报》刊登的策论文章中指出，大连有50万～60万外来务工人员，由于体制和社会保障政策的限制，他们无法融入城市，过着边缘化的生活，形成了城市的二元结构。

2007年，侯力在《人口学刊》发表的文章中提出，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还未改变，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使我国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基础上又逐渐形成了城市二元结构。城市二元结构的出现会加大城市贫困，影响社会稳定，应从城市和乡村两方面入手，消除城市二元结构。

2012年，任华百指出了城市二元结构对中国社会事业发展的危害是“加大了城市的管理难度；导致教育、医疗、科技文化、劳动就业及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发展的不平衡，极易引发一些社会矛盾”。

张林江认为城市二元结构有两个特质，第一个特质是基于户籍和职业的身份制度区隔，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变异。传统二元结构中的城乡居民在空间上和地理上是隔离的，而城市二元结构中的郊区村民与外来农民工共处于一个社会空间，是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在空间中共生、在身份上区隔的制度。第二个特质是流动人口城市社会融入的失败。农民工没有融入所在城市，他们的居住条件、生活状况、收入水平、工作稳定性、社会保障等各方面与城市居民存在较大差异，面临着子女上学、住宿、看病、养老、交通等各方面困难；农民工进城后很难与本地居民建立关系，与所处社区或相关管理服务机构的互动也远少于城市居民，农民工难以获得城市当地的政治关注，也缺乏发展自我组织实现社会融入的能力和环境。

吴介民指出：“二元体制已经出现了空间转型，以前的二元体制是通过城乡二元区隔，迫使农民定居在乡村，让他们不能够自由移动到城市来；到了改革开放之后，为了释放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国家把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从乡村挤压到城镇，尤其是东南沿海。所以旧时代的二元体制已经被打破了，但是东南沿海在吸纳这些剩余劳动力的同时，却创造了一种新的二元体制——就是通过城市内部的许多政策规范，让这些被安置到新的城市体制的外来移民，虽然具有某种居住权，但是没有获得完整的当地的市民权或公民权，他们在城市里只能够享受二流、三流的社保、福利，或者根本没有任何福利，子女就学权利也受到严格限制，变成了次等公民。他们是在自己祖国土地上的异乡客。”

程业炳、张德化认为，我国大批的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以后，形成了农民工阶层，他们和城市原有居民在身份、就业、收入、公民权利、社会保障等方面有明显的差距，由此形成了城市二元结构问题。城市二元结构必将对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和谐产生深远的影响，应加强对城市二元结构问题的研究，积极探索解决问题之道。

李翔认为，城市二元结构是传统城乡二元结构在城市的翻版。错误的城市化模式以及严重滞后的制度变革，导致城乡矛盾随着农村流动人口大量进入城市演变为城市贫富分化的矛盾。城市二元结构加剧了城市不同阶层之间的对立与冲突，破坏了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增大了城市化发展的风险。因此，转变城市化发展模式，加快制度的重新设计和相关体制的配套改革，打破既有的利益格局，实现公平分配，缩小城市贫富差距，是化解城市二元结构矛盾，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苏敏认为，城市新“二元结构”已经成为制约城市发展的瓶颈。其实质是以户籍制度为依附的福利不均，以及由此造成的流动人口城市融合的失败，这必将给城市社会事业发展、城市管理、城市社会保障和社区建设带来危害。应当从顶层设计、公共服务均等化、城市社会管理创新等角度来促进流动人口的融合，破解城市新“二元结构”困境。

李效民认为，在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过程中，传统体制下形成的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结构不仅没有消除，反而逐步向城市蔓延，城市二元结构中的高低收入差距逐步扩大，繁华的城市中心与棚户区并存，城市二元结构的日益强化，将导致严重的城市贫困问题，加大城市管理的难度，并造成城市化进程的不稳定。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还存在于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等多个方面，可以称之为多维度的二元结构。为此，应从社会保障、职业培训等多个维度加以考虑，逐步消除“城市二元结构”。

樊志达认为，狭义的城市二元结构是指本地居民与外来移民由于户籍的差异，导致两大群体在就业、收入、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住房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距，形成相对固化的两大阶层。而广义的城市二元结构还包括下岗职工和从事中低端行业的、居住在城市棚户区、城中村的居民，他们和城市其他居民在居住条件、收入、公共服务等方面也有一定的差距。拉丁美洲国家是世界上城镇化率较高的地区，由于未能处理好城市二元结构问题，衍生了城市居民阶层分化、贫困代际传递、犯罪率高等问题，导致拉美国家处于中等收入水平，跌入中等收入陷阱。

梁妙荣指出，我国城乡二元结构还未得到缓解，城市二元结构却日益突出。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社会，与城市居民收入差距较大，权益不能得到保障，在公共服务上被区别对待。城市二元结构导致城市贫困问题，加大城市管理的难度，影响城市的发展。需要尽快废除不合理的城乡分治的各种制度，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包容共享。

丁宪浩认为，城市“新二元结构”中的“二元”体现在多个方面，农民工在收入上与城市居民“同工但很难同酬”，在社会保障和教育医疗等城市公共服务上无法享受“市民待遇”。他们得不到公平的对待，成为生活在城市边缘的一个最大的弱势群体。农民工和城市居民是城市里“水油分层”般清晰的两个群体，在社会身份、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上都与城市居民有着明显落差。

余佳（2011）依据全球城市理论对上海市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上海的劳动力市场是个二元劳动力市场，上海社会也是二元社会。

我国城镇化发展具有鲜明的“半城市化”的特点。我国的城镇化率统计指标高于实际的户籍非农业人口比重约17个百分点。城镇人口中有高达1/3的比重（规模超过2亿人）属于“候鸟式”迁徙的流动人口群体，他们既不可能回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也难以享受城市中的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设施和社会福利，难以融入城市生活，这就造成十分独特的城市“二元”社会结构，也构成了社会不稳定因素。

上述学术文献都认为，我国已经出现了城市移民与本地居民、农民工与市民构成的城市二元社会结构，农民工的权益和社会福利得不到保障，难以融入城市社会。有的还认为农民工和市民形成了两大分立的社会阶层。

（三）二元社会空间与空间极化理论

1．社会隔离、二元空间与空间极化理论

广义的社会空间是人所能感知和利用的空间，狭义的社会空间就是指人们的居住空间。社会隔离也就是社会空间隔离，是指具有相同经济、社会、文化、种族等特征的人群在城市中聚集居住而形成同类人群聚居的社区，不同人群聚居的社区彼此分隔的社会现象。社会隔离反映了不同社会群体对城市空间资源的占有状况。“同质人群聚集居住、异质人群彼此隔离，形成了城市空间分异的基本格局，也塑造了城市不同区域的物质生态景观”（余佳，2011）。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就曾经描述和分析过曼彻斯特的社会隔离现象，富人区以及中等阶级的居住区和脏臭拥挤的工人阶级居住区完全隔离开来，城市主干道的建筑外立面遮蔽了背后的贫民区，回避城市的肮脏和丑陋（恩格斯，1845）。

社会空间的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生态学研究。1925年B. W. Burgess把芝加哥城市居住空间归纳为“同心圆模型”, 1939年H. Hoyt提出了“扇形模型”, 1945年J. R. Harris在伯吉斯和霍伊特等人的基础上提出了“多核心模型”。这三种城市空间结构模型是研究城市居住空间的经典模型，尽管受到了许多批评，但是在城市研究中曾经得到广泛的应用。

伯吉斯（B. W. Burgess）的同心圆模型中间是城市的中央商务区，第二圈层是海外移民和贫民居住区，第三圈层是低收入工人居住区，第四圈层为中产阶级居住区，第五圈层为通勤区（见图1-1）。

伯吉斯的同心圆模型比较简明，但是和许多大城市的实际空间格局还有一定的差距，霍伊特（H. Hoyt）在伯吉斯的基础上提出城市空间结构的扇形模型。中间还是中央商务区，区域2是批发商业、轻工业区，区域3是低级住宅区，区域4是中等住宅区，区域5是高级住宅区（见图1-2）。

哈里斯（J. R. Harris）和乌尔曼（Ullman）进一步提出多核心城市空间模型，区域1是中央商务区，区域2是批发商业、轻工业区，区域3是低级住宅区，区域4是中等住宅区，区域5是高级住宅区，区域6是重工业区，区域7是外用商业区，区域8是近郊住宅区，区域9是近郊工业区（见图1-3）。

1963年，E. J．塔弗、B. J．加纳、M. H．蒂托斯提出了城市地域理想结构模式，他们的城市地域模型由五个部分组成：中间是中央商务区，第二圈层为中心边缘区，第三圈层为中间区，第四圈层为边缘区，第五圈层为近郊区。近郊区由卧城、工业区、农牧区、住宅区等社会区构成（见图1-4）。

1981年，穆勒在研究了越来越郊区化的大都市地区后提出了大都市地域结构模式，在哈里斯和乌尔曼的多核心模式的基础上，他的大都市地域结构模式由四部分组成：中心地带是衰落的中心城市，第二圈层是内郊区，第三圈层是外郊区，外郊区由若干个小城市构成，第四圈层是城市边缘区（见图1-5）。穆勒的大都市地域结构模式是一种多中心城市模式。

除上述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模型以外，还有其他学者提出了很多的城市空间模型，这些模型尽管有很多差异，但是也有一个共性，就是城市社会隔离现象的普遍存在。无论是同心圆模型，还是扇形模型，乃至多核心模型，都有界限分明的低级住宅区、中级住宅区、高级住宅区的明显区隔。社会隔离是城市社会阶层分化在地理上的反映，当社会结构出现两极分化的时候，反映在空间上就是二元空间和空间极化现象。城市分化为富人区和贫民窟两大社会区，中间几乎没有过渡区。

2．中国的城市社会隔离与二元空间研究

景天魁（2012）认为，社会分层是以空间分层为基础的，空间的等级化与隔离往往成为社会阶层分化的一个手段。中国社会阶层的空间分化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表现得特别明显，社会空间被区隔为城市空间和农村空间，这种空间区隔造成了中国社会的两个主要社会阶层：农民和市民阶层。空间分层是社会分层的手段，空间分层与社会分层是二位一体的。

顾朝林和C．克斯特洛德教授1997年在《地理学报》上发表文章指出：“最近10年北京最大的变化是它的社会结构。这种转变正在改变以往的平等社会状态，导致了不同社会阶层乃至全社会的极化趋势，其结果是一些新的社会集团开始出现，社会空间分异日益增长。”他们认为北京的城市社会极化主要受城市功能结构转变、外国直接投资和流动人口涌入的影响。从全国各地来到北京的农村流动人口和工作在独资或合资企业的高薪雇员正在产生两个新的社会集团：一个是低收入组，另一个是高收入组。这两个社会集团产生了城市社会极化现象。由于城市社会极化的日益加剧，新城市贫困现象已经出现，既包括相对城市贫困，又包括绝对城市贫困。一方面传统制造业部门结构调整下岗、社会救济制度、公共设施和个人保险不完善；另一方面流动人口本身的教育水平低以及在城市的不平等生活与工作权利，充当廉价劳动力，从事简单、不稳定、临时、无保障、非熟练的低薪工作。这是造成新城市贫困的根本原因。随着社会极化的深化和新城市贫困的蔓延，这种新的社会结构也开始影响城市的空间结构。就社会结构而言，新流动人口倾向于集中居住在那些拥有过剩廉价房屋出租的城市边缘地带，北京木樨园附近的浙江村已经成为较大的新棚户区；而北郊新建的别墅区正在形成新的富裕阶层集中居住区。就空间结构而言，一方面制造业向廉价的劳动力和城市边缘地带转移；另一方面大规模的服务业在城市中心集中，导致城市内城区更新速度加快。总之，北京因社会极化正在重建它的社会空间结构。

此外，杨上广、丁金宏，柴彦威，李志刚、吴缚龙，王兴中通过对上海、北京、广州、西安等地的研究也发现中国的大都市已经出现了社会隔离甚至空间极化。社会隔离和空间极化给大都市带来一系列问题，被称为大都市病，包括空气污染、交通拥堵、违法犯罪、环境混乱、住房紧张、贫困聚集、失业率高，等等。在发展中国家的巨型城市还出现了大量绝望的巨型贫民窟，在纽约、伦敦等城市中心地带，街头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成群结队。中国已经出现了10多个特大城市，6个超大城市，中国的大都市还都处于快速的扩张期，城市规划管理面临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中国城市要想摆脱全球城市的通病，就必须对中国的城市社会空间结构进行深入的研究，认识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共性和特性，为制定城市政策和规划提供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