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一带一路”：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长征

“一带一路”：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长征

智宇琛 马文琤 杨玉鑫

2015年3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发表主旨演讲时提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理念。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演讲时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键在行动，国际社会要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等方面作出努力。”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在发展目标上强调以整个人类为单位，在发展基础上强调多样性之上的共性和共同发展，在发展过程中强调超越狭隘的意识形态，国家之间或者不同文明、文化、宗教之间的分歧和冲突，让人类社会迎来更广阔的空间、更明确的方向，也为“一带一路”建设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使得“一带一路”成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

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通过新型全球化的进程加以实现。当今世界已经联结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人类必须携起手来，共同应对全球化过程中的各种挑战和问题，才能建设更加美好的未来。“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推动全球治理结构优化，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促进普惠、包容和公平发展，致力于建设全球和平与安全新格局，从而通过引领新型全球化进程，实现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目标。

一 当前全球化进程的主要困惑

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全球化进程曾经推动了全球贸易和投资的快速增长，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希望。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发现，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进程逐渐出现了重大问题，全球治理之困、增长动能之困、均衡发展之困以及和平安全之困成为人们对当前全球化进程的主要困惑。

（一）全球治理之困

近现代全球治理体系起源于民族国家的诞生。一般认为，于17世纪由《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确定的以主权平等为核心的国际关系准则，奠定了近现代全球治理体系的基石。在此后的数百年中，全球范围内建立了各种条约、体系和国际组织，包括维也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和雅尔塔体系等，都是在此基础上不断演进和丰富完善，并维系了一定时期的全球秩序。当今的国际关系体系是在“二战”后的废墟上搭建起来的，凝聚了各国的共同心血，也会集了人类的集体智慧。当代国际关系体系最核心的基石是多边主义，最重要的支柱是以联合国为代表的众多国际机构。在过去的70多年中，这一体系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然而，在此前的全球化过程中，全球范围内的各种冲突和挑战层出不穷，战乱不绝、武器扩散、国家解体、种族灭绝以及气候和环境恶化等对人类造成了重大威胁。反观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国际规则和规范架构缺乏共同的信念，政治与经济出现了失衡。在国际经济体系已经高度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政治架构仍然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的动力旨在消除不利于货物和资本流动的障碍，而国际政治体系则依然基于各种迥异的世界秩序观念，主要着眼于调和不同的国家利益观。

在国家关系与国际机制方面，同样存在全球治理的空白区。一方面，国家作为国际生活的基本单元，正在遇到来自多方面的挑战。另一方面，国家间协调机制作用发挥不足。多边论坛虽然越来越多，但其性质和频率均不利于长期战略的阐述，很多国家更关注其在国际场合的表现和观点的战术意义和公共影响。这些不足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诸多影响。例如，欧盟由主权国家构成，但目前其内部权力结构出现真空，其边境地区则出现了力量失衡。在中东地区，沙特、土耳其、埃及和以色列作为地区秩序的四大支柱，在应对教派和族裔冲突、极端恐怖主义泛滥方面已显乏力。在亚洲地区，威慑和均势原则大行其道，给地区形势带来紧张局面，并对地区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关于全球治理体系的分歧也在日渐加大。当前，由西方国家一手创建并声称适用于全球的国际秩序已经走到了转折点，民主、人权和国际法等概念的解释千差万别并演变为斗争口号，各方在解决问题的政策上越来越缺乏共识，国际协商机制则缺乏强有力的约束手段。同时，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发言权不够，难以实现包容性的发展，而发达国家面对这一问题则既无心也无力加以解决。改革全球治理体系的呼声日益高涨，但缺乏能够凝聚各方共识并持续推动的国际公共产品。

（二）增长动能之困

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全球化进程，其最重要的目的是推动全球贸易和投资增长，以此促进世界经济发展。事实上，在2012年之前，除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外，全世界商品和服务贸易出口的实际增长率始终高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然而近年来，全球贸易缺乏增长动力，全球资本流动数额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较2007年的峰值水平已经大大降低，全球经济的增长动能明显下降。

增长动能的下降首先源于全球商品、服务贸易与资本等生产要素之间联动降低。各国间通过商品进出口获利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初动机和形态，随着贸易壁垒的减少和运输成本的下降，全球贸易额不断增加并促进了服务贸易的增长，同时也带来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源等的加速流动，这构成了全球经济增长的基本联动。金融危机之后，全球范围内贸易和投资领域均出现分割、阻碍上述联动的趋势。一方面，各国纷纷设定新的贸易壁垒，尤其是发达经济体中的美、英、德等国，其关税及技术、环保标准和审查制度等非关税壁垒数量大大上升，而其他国家则随之效仿，再加上各种区域经济壁垒的加强，直接影响了全球贸易增长。另一方面，从2014年起，发达国家大型跨国公司通过跨境重组的方式从发展中国家回流资金，并强化了发达国家之间的直接投资联系。这种做法导致了广大急需外国直接投资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面临“银根紧缩”的困境。

全球范围内的产业转移空间受限也抑制了增长动能。在产业跨境转移过程中，资本、技术、管理和人力资源均重新得以整合，因此全球范围内的产业转移既是全球化的重要纽带，也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回顾此前的全球化过程不难发现，有三大地缘政治经济因素为全球产业转移提供了新空间：一是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亚洲四小龙”的快速发展以及随之带动的东盟的整体发展，成为亚太繁荣的重要支柱；二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三是自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苏联国家和中东欧国家开始经济转型，也带来新的市场和投资空间。然而，因为发展基础、政局动荡、战乱和冲突等原因，全世界下一个产业转移和发展的空间已经所剩无几，无法提供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动能了。

最为突出问题的是，“互联互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的缺失严重影响经济发展。此前的全球化进程由西方国家主导，大型跨国公司通过构建全球网络，主导了全球投资和贸易往来。然而，在此过程中所产生的利润基本集中于发达国家的高额军费、高福利开支和大量技术创新投入，很少进入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时至今日，无论是中亚、南亚还是西亚、非洲，大部分国家都未能建立起现代化的交通网络和电力基础设施，这不仅影响了其物流和对外贸易能力，也无法为工业化提供基本的支撑条件。同时，这种发展基础的缺失又使得这些地区和国家无法提升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定位，仅靠初级产品出口无法形成工业化所需的资金基础，从而无法形成新的增长动能。

（三）均衡发展之困

回顾此前全球化的过程我们不难发现，由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并非是利益中性的，也就是说并非所有国家或民众都能从中获益。全球化过程伊始，人们看到的是发达国家及其政治精英主导，使全球化朝着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方向演进，广大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并未从中获益。进而人们又发现，发达国家中对利益安排进行主导的是跨国公司和代表资本的利益集团，这意味着发达国家的相当一部分普通民众也不能从全球化中获益。

全球金融危机肇始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应对分配不公导致的民众情绪时的失当举措。在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内部，由于大量价值链低端制造业转移海外，中产阶级和低收入人群收入增长缓慢，社会流动机会减少，在政府未能把收入分配问题置于恰当的政策优先顺序，从而再分配政策执行不力，甚至产生向精英群体倾斜的情况下，国内收入分配状况必然恶化。当社会矛盾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又借助金融衍生工具、政府信用背书和松弛的金融监管为大量不具备偿还能力的中、低收入者办理房屋等抵押贷款以缓解民怨，这种做法的最终结果就是全球范围金融危机的爆发，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甚至大量的中、低收入的民众都会因此而陷入深重的灾难。

同时，在全球范围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不仅没有能够通过全球化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有很多国家甚至还处于生存危机的边缘。以非洲大陆为例，虽然在进入21世纪后其贸易总额有所增加，但其进出口额占全球进出口总额的比例却常年维持在3%左右，并没有大幅提高，同时很多非洲国家还必须应对因战乱和气候变化导致的人道主义危机。发达国家并没有给予发展中国家支持发展所需的技术、资金和管理，在按照西方模式塑造全球的过程中，发达国家更多地增加了全球军事存在，将发展援助与政治条件相挂钩，或者花费巨资支持所谓的“颜色革命”；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却面临着债务攀升、国家信用下降以及经济和产业结构难以优化的困境。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除了商品、服务贸易以及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流动外，全球化也带来很多其他的影响。例如政治学家斯特格尔概括道：“全球化是一系列多维的社会过程，人们可能还要在社会维度之外，再加上宗教、战争、体育、恐怖活动和环境等因素。”近年来，非传统危机愈演愈烈，形成全球性挑战，并且解决问题的难度和成本快速提高。

值得重视的是，当前有两大因素对全球非传统危机的解决产生负面作用。一是西方国家片面强调“文明冲突论”，这不仅导致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威胁日益增加，也导致西方国家陷入“越反越恐”的怪圈。二是因战乱产生的大量难民对欧洲形成冲击，并加剧了全球范围内的人道主义危机，致使发达国家反受其害。必须看到，虽然西方国家推行全球化过程中存在很多做法失当，但其本身也是全球重要的稳定性因素，因此加强各方立场和政策协调、共同应对非传统危机已成当务之急。

（四）和平安全之困

虽然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经济从总量上看是以增长为主，但是经济的发展却并未给人类带来和平与安全。很多地区纷飞的战火和常年的动荡不仅造成人道主义危机，也为全球肆虐的恐怖主义提供了土壤，更加阻断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步伐。正如外交部部长王毅在2017年德国波恩二十国集团外长会议上指出：“新形势下，冲突诱因形式更趋多样，关系更加复杂，影响更为深远。”

在此前的全球化过程中，对抗和博弈成为主流理论和行为，国际关系成了国家实力的博弈场，以实力决定优势，以实力判断是非，以实力谋取实惠，这也导致了各国、各地区的发展差异和一系列危害世界和平与安全的现实问题。主权平等，应当是国与国规范彼此关系最重要的准则，也是全球治理体系所应遵循的首要原则。但是在以实力为基础的博弈和对抗中，主权平等原则受到了极大的损害。某些大国、强国可以任意对小国、弱国施压，甚至直接干涉别国内政。在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多场战争中，美、英等国为实现其利益和战略目标，甚至可以抛开联合国决议，直接进行武力打击。“新干涉主义”和“单边主义”泛滥，正是西方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依仗实力、无视道义谋求主导权的明显表现。

环顾全球，西方所谓“盟友”关系是地缘政治紧张和冲突的重要原因。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之下将所谓的“盟友”关系作为其国际行动的重要手段。结盟也意味着必须遵从“盟主”的旨意，在获取“盟友”支持的同时也必须维护同盟的利益。时至今日，这种“盟友”关系已经成为全球地缘政治矛盾的最重要原因。苏联解体后，北约并未停止东扩步伐，不断挤压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空间，从而导致乌克兰危机旷日持久。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基础是美日、美韩等军事同盟，而正是这种所谓的“再平衡”导致半岛形势不断恶化。实际上，这种“盟友”关系也并非一成不变，例如“9·11”事件后，美国为了反恐需要，加大对巴基斯坦的支持力度，但阿富汗战争后，美国又转而加强美印同盟，其翻云覆雨的背后，还是谋求其在南亚地区的主导和控制权。“盟友”关系还成为全球战争与冲突的推手，例如美国和以色列同盟关系成为中东战争的重要原因之一，叙利亚战争的背后也离不开美沙同盟关系等。

应当看到，西方国家在全球强行推广其价值观和民主政治的后果，解构了很多国家内部原本稳定的政治生态，导致地区不稳定因素增加。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阿拉伯之春”之后，“颜色革命”不仅没有让利比亚、也门等西亚北非国家迎来繁荣和稳定，反而造成持久不断的冲突和战乱。在“民主”旗号下，外部势力支持的“公投”往往成为民族国家分裂的导火索，例如南苏丹的独立不仅阻断了苏丹发展进程，也带来了东部非洲局势动荡。西方国家还以“反对专制”为旗号，诱导很多国家出现国内冲突，例如西方国家以“反对现任总统谋求第三任期”的名义，支持刚果（金）、卢旺达、津巴布韦等非洲国家反对派，造成撒哈拉以南非洲多国政局不稳定。同样，叙利亚、阿富汗等国乱局也与西方国家扶植反对势力、争夺地区霸权以及插手干预别国内政息息相关。

（五）全球视野下的“一带一路”倡议

“一带一路”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事业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并非完全因为其是中国所提出，而是这一倡议所包括的发展理念和模式响应了沿线各国加强互利合作的迫切愿望。因此我们说，“一带一路”的“版权”虽属中国，但收益为各国共享。

必须指出的是，中国之所以能够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其根本原因在于在此前的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将自身的资源禀赋与全球化进程进行了很好的对接，充分把握了全球化带来的机遇，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总体上具有为广大人民群众分享的性质，这使得中国不仅借助改革开放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在金融危机之后还能保持符合自身新常态特质的中高速增长。

在此之上，中国从自身作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中提炼出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一系列重要理念，其目的是为更多发展中国家谋求有利于发展的国际环境和条件。这也就决定了“一带一路”倡议代表了此前全球化过程中长期被忽视的发展中国家的需要，也提出了全球化进程下一步发展必须加以重视的问题，因此该倡议对优化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正如前文所述，全球化面临的挑战既有发展动能问题，也有发展模式问题，更紧迫和急切的则是和平与安全问题。因此，“一带一路”倡议能否通过引领新型全球化进程达到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首先应该看其是否能够推动全球治理体系优化，能否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能否有利于实现均衡发展，以及能否有利于实现和平与安全，然后再看中国在此过程中能够发挥何种作用。

二 “一带一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不断优化

中国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既分享着全球治理体系中的积极因素带来的益处，也受到全球治理体系不利因素的巨大影响。在面对人类共同挑战的时候，中国对全球治理体系的立场、态度、政策和方案等都受到举世关注，这也是对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的重大考验。“一带一路”倡议是当前世界范围内最为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成为中国向全世界阐述和展示关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国方案”的重要平台，同时“一带一路”建设也在不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一）“一带一路”明确全球治理优化方向

中国关于全球治理优化的基本出发点是必须反映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这其中包括建立更加符合对等和互惠互利原则的国际政治和经济模式，更加尊重多元化的全球公共领域，能够统筹更多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以及体现“休戚与共”、“和而不同”的全球新秩序。“一带一路”在全球治理方面的伟大意义在于，在全球政治、经济面临大变革、大动荡的格局中，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果断引领全球走向和平与发展的道路，并通过全球治理体系的继承和发展加以持续推动。

“一带一路”集中体现了我国近年来提出的一系列重大全球治理理念。这些重要的理念包括践行正确义利观，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打造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等等。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中国明确表达了“共建‘一带一路’致力于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的互联互通，建立和加强沿线各国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实现沿线各国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续的发展”的重要观点，并提出“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坚持开放合作、坚持和谐包容、坚持市场运作、坚持互利共赢”的五大共建原则。

“一带一路”的建设实践已经让全世界感受到中国对新型全球化过程中关于“权力”（Power）的理解和运用。在全球现代史上，自冷战以来苏联、美国等大国所追求的目标是谋求“全球领导力”，而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更多地强调“全球协同发展”。中国在亚洲的经济发展及相关建设方面已经名列前茅，以“一带一路”为契机，中国为中亚、非洲、中东等地区也提供了重要支持，尤其在铁路援建、道路重建、改善落后地区贫困现状等方面的贡献有目共睹。“一带一路”让全世界感受到，中国坚持为发展中国家发声，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并以更加负责任的态度，积极参与到世界事务中。这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姿态，将会对世界产生深远影响。

（二）“一带一路”夯实全球治理优化基础

“一带一路”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全球治理优化的重要平台。2015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球治理格局和全球治理体制进行集体学习。习近平指出：“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正处在历史转折点上。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是近代以来国际力量对比中最具革命性的变化。”正是基于这种战略判断，“一带一路”将广大发展中国家作为主要合作对象，尊重其发展需求和合作意愿，受到了沿线国家的欢迎。同时，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参与，也成为优化全球治理体系的主体基础。

“一带一路”为全球治理优化提供了机制保障。“共商、共建、共享”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一带一路”共同的重要原则，因此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始终坚持共同商量、合作办事。在多边层面，中国始终立足于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东盟“10+1”、亚太经合组织、亚欧会议、亚洲合作对话、亚信会议、中阿合作论坛、中国－海合会战略对话、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等现有多边合作机制作用，积极开展多边对话。在双边层面，中国加强同沿线各国发展战略对接，在宏观层面积极协调立场，共同策划开展重大项目合作。

“一带一路”为全球治理优化提供了制度环境。对于通往更加完善的全球治理体系的路径，“规则”和“制度”是中国主张的两个关键词。为此，我国专门提出要“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的重要主张。在以往的全球化过程中，由于全球治理的提供者通常并不能独占全球治理所带来的收益，因此往往导致全球治理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一带一路”在发展过程中重视国际规则和制度安排的构建，一方面是中国大国责任和风范的体现，同时也可以说是全球治理领域最为重要的供给侧改革。

“一带一路”也为全球治理优化提供了物质基础。无论是召开国际性的论坛、对话，还是提供“一带一路”所需的资金、技术等，中国都站在负责任的立场积极提供支持。自2017年起，中国开始对外交和对外援助体制机制进行全面改革，以更好地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如果纯粹从商业利益角度出发，这种做法是西方国家完全无法实施的。中国所秉承的理念是“世界好，中国才能好”，因此也可以说，“一带一路”是“赢在未来”的重要举措。

（三）“一带一路”加速全球治理优化进程

相对而言，由于国际贸易和投资缺乏动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所面临的挑战更为急迫，也亟须对症下药、综合施治。近年来，中国积极推动包括公正高效的全球金融治理格局、开放透明的全球贸易投资治理格局、绿色低碳的全球能源治理格局、包容联动的全球发展治理格局等在内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在应对危机和长远发展等方面均起到重要作用。

其一，“一带一路”践行了全球经济治理和发展的新思路。冷战结束后，以西方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奉“华盛顿共识”为圭臬，在发展措施上片面强调“私有化”和“市场经济”，客观而言，给很多国家的经济发展造成了困扰。在2016年G20杭州峰会上，中国提出将“发展”、“创新”和“结构性改革”作为全球议程，明确了全球发展的主题、主线，促进了全球范围内的宏观政策协调，并推动二十国集团从短期政策向中长期政策转型、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一带一路”建设也在实践中贯彻上述理念，从而实现了全球经济治理从方案制定到落地执行的全线贯通，这对于全球经济治理优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其二，“一带一路”为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增添了新内容。长期以来，在由西方把持的世界银行、国际国币基金组织等为核心的全球金融体系中，发展中国家发言权很小，西方国家将这一体系作为推广其价值观和政治体制的工具。这样一来，广大发展中国家不得不接受西方提出的政治经济改革方案，不得不忍受西方国家的金融限制，在很多发展的关键时期被动地失去了动力和机遇。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不仅促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完成份额和治理机制改革，同时还发起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中阿产业投资基金、中非发展基金等诸多新型多边金融机构，让广大发展中国家获得更多切合自身发展需求和条件的金融选择，国际金融治理体系更为公正和富有活力。

其三，“一带一路”促进了国际贸易和投资合作规则完善。在国际贸易领域，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停滞，区域化、碎片化的贸易安排不断增加，各国竞相设置贸易壁垒。在国际投资合作领域，由于投资规则碎片化，再加上大多数多边跨境投资安排还嵌入诸多双边合作机制，使得国际投资领域规则十分复杂，不利于跨国投资增长。通过近年来的一系列努力，中国推动制定了《二十国集团全球贸易增长战略》和《二十国集团全球投资指导原则》等重要文件和经贸合作安排，并持续推动新一代投资贸易规则制定。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推进，这些旨在促进全球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的规则将进一步完善并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经贸合作发展。

三 “一带一路”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在充分总结中国经验和世界发展形势基础上形成的高瞻远瞩的全球性倡议。这一倡议的划时代意义是为沿线国家和全球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方向和精神动力。在全球化陷入困境、世界经济进入新平庸的背景下，通过将中国自身的现代化成功经验与古老的陆地和海上丝绸之路这一历史符号相结合，从而形成了历史、现代和未来的连接，让广大发展中国家重塑信心，提振发展自觉自醒，并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一种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共鸣和共识，从而为全球经济注入正能量。

（一）“中国奇迹”提供发展经验

中国在对接全球化过程中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功，主要得益于农业和制造业结构的不断优化以及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持续发展。这种优化是通过几个方面的重大举措逐步加以实现的。一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基础设施尚未完善时，通过设立经济特区，完善局部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发展外向型经济。二是在经济特区建设取得一定成功后，将其经验推广至沿海开放城市，形成对外开放的良好格局和态势。三是实施出口导向战略，支持有关产业发展，扩大制造业产品出口额，并形成资本积累。四是在引进外资的同时，引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并形成制造业体系，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充分就业，从而兑现“人口红利”。

“中国奇迹”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在积累了初始资金之后启动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在短短十余年间，中国已经建成了全球领先、规模庞大的公路、铁路、航空、港口、电力及互联网基础设施。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举措有三个方面的重要作用：一是继续吸纳大量劳动力就业，从而持续兑现“人口红利”；二是不断完善的基础设施为制造业发展及工业化实现提供了强大的支撑；三是在国内形成“互联互通”的巨大统一市场，极大地提高了生产要素流动和配置效率，提升国际竞争能力。正如蔡昉教授指出：“（中国）发展的关键是通过资本积累推动工业化进程，为中国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找到出路，得以把过剩生产要素转变为产业比较优势。”

我们可以将中国发展经验的总结作为理解“一带一路”倡议的起点，如果结合国际合作和经验、模式的推广，我们就能够看出“一带一路”在增加全球经济新动能方面的重大意义，即构建国际产业转移新空间，以“互联互通”提振经济，并形成全球新的增长极。

（二）构建国际产业转移新空间

从国际产业转移的历史路径看，“二战”之后曾经出现过若干次依比较优势动态发生的大规模雁阵式产业转移。首先是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转移，其标志是德国和日本的复兴，使德国和日本成为全球制造业领先强国；之后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转移，其标志是“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并支撑了东盟经济的发展和亚太地区的繁荣；再之后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产业转移，其标志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腾飞，并快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从中国国内的产业转移过程看，这种雁阵式的转移首先发生在国内。从沿海经济特区到沿海开放城市，进而逐步转移到中部和西部地区。相应地，中国提出了“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并形成当前的京津冀、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三大国家级顶层战略。由于中国具有大国经济特征，雁阵模式首先经历一个从沿海地区到中西部地区的国内版，继而可以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将其推向国际。

根据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一带一路”的走向是：陆上依托国际大通道，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重点经贸产业园区为合作平台，共同打造多条国际经济合作走廊；海上以重点港口为节点，共同建设畅通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这也意味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将成为下一步国际产业转移的新空间。

需要重点指出的是，“一带一路”倡议所带动的国际产业转移，已经打破了传统的单向度雁阵模式，将促进多维度的产业转移大潮形成。这是因为在“一带一路”沿线分布着此前若干次国际产业转移所形成的全球制造业中心，一旦在商品、服务贸易以及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流动方面给予初始的“动能”，这些产业中心将沿着地缘经济和投资规则的通道同时进行产业转移，从而带动沿线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起飞。例如，欧洲发达国家可进一步加强向中东欧地区的产业转移，俄罗斯可以在中亚地区制造业发展方面提供支撑，东南亚制造业较为发达的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可以向孟加拉湾地区提供产业引导，等等。

最为重要的是，中国既具有制造业的领先优势，也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这也意味着中国既是“一带一路”的倡导者，也成为这种多维度国际产业转移的参与者和主导者，通过进一步推动投资、贸易、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新动力。

（三）“互联互通”提振经济

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是重要的目标。按照这个目标，“一带一路”沿线“互联互通”也将带来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

全球化的过程既是国际贸易和投资快速增长的过程，也是世界范围内经济高速增长、技术迅速进步的过程。其根本原因在于市场（包括生产要素市场）在全球范围的扩大，促进了分工和专业化；而分工所带来的规模经济与技术创新，又反过来促进了市场的扩大和国际贸易与投资的增加，进而推动经济增长。可见，国际贸易和投资以及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加强政策沟通，即协商制定推进区域合作的规划和措施；加强设施联通，打通连接太平洋与印度洋、欧洲与亚太的贸易、物流、合作大通道，为各国经济发展和人员往来创造条件；加强贸易畅通，消除贸易壁垒，提高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程度，降低贸易和投资成本；加强资金融通，为基础设施建设和实体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支持，降低国际投资合作和国际流通成本，提高沿线地区和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加强民心相通，通过增强民众之间的交流和了解，加强文化、教育、艺术、科技等方面的沟通和合作，为开展国际合作奠定坚实的民意和社会基础。

在“一带一路”倡议中，规划建设新欧亚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及孟中印缅六大经济走廊。“经济走廊”意味着通过兴建交通基础设施，将港口与工业中心、内陆与沿海等相互连接，意味着以沿线工业园区为依托增加制造业投资，各种生产要素在特定空间流动整合，加速了生产效率的提升。而随着各国“互联互通”基础设施的建设，投资的增加无疑会拉动经济增长，同时也提高了物流和贸易的效率，并为进一步的工业化提供电力、运输等方面的基础条件。

（四）形成新的全球增长极

“一带一路”倡议以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国际产业多维度雁阵式转移，并实现“互联互通”，将在沿线推动形成新的产业中心和贸易枢纽，并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总体而言，“一带一路”将推动印度洋经济圈和欧亚大陆经济带两大新的全球经济增长极发展。

印度洋是世界第三大洋，占全球海洋面积的20%，世界人口的33%生活在印度洋沿岸，每年有10万艘货轮活跃在印度洋上，全球实体经济的1/3和世界石油出口总量的2/3要通过印度洋运转，原油运输总量达到10亿吨。因此，印度洋成为全球经济最重要的地理支点之一，也是“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关键地区。印度洋经济圈主要包括孟加拉湾地区和西印度洋沿岸，由于历史原因，这两大区域仍未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已经出现若干经济增速领跑全球的国家，具有很大发展潜力。

“一带一路”对孟加拉湾地区和西印度洋沿岸的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孟加拉湾地区的印度、孟加拉国、缅甸、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印度尼西亚等国发展程度参差不齐，地区互联互通水平较差，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较低。“一带一路”中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建设不仅有助于提高其互联互通水平，同时也为该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新的动力。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加强了瓜达尔港与巴基斯坦经济腹地的建设，并为中亚内陆国家增加了新的出海口。而隔海相望的东部非洲地区，埃塞俄比亚—吉布提铁路、吉布提港自由贸易区、蒙巴萨—内罗毕铁路、蒙巴萨港和拉穆港等港铁联运项目的建设，也让东部非洲发展格局为之一新。可以预见，中巴经济走廊、埃塞俄比亚—吉布提经济走廊、大湖地区—肯尼亚经济走廊的互联互通，将在南亚与东非之间形成西印度洋发展的新引擎。在“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下，古老的印度洋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苏联解体后，欧亚大陆之间出现了中东欧、独联体和中亚三大经济板块。中东欧国家和波罗的海三国加入欧盟后，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而独联体和中亚国家则仍然存在很大的发展潜力。在古老的欧亚大陆上，素有“三河”（易柏河、多瑙河、奥得河）通“三海”（波罗的海、亚得里亚海、黑海）的千年梦想。“一带一路”推动的新欧亚大陆桥建设，通过奔驰在欧亚大陆的“中欧列车”将蓬勃发展的中国西部与欧洲经济圈连接起来，为欧亚大陆带来新的商机。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则联通了欧亚经济联盟与“一带一路”，也将为欧亚大陆的发展打开新的空间。

四 “一带一路”为全球均衡发展提供新模式

全球范围内的均衡发展，比单纯实现经济增长更为复杂。因为这不仅涉及全球宏观经济层面的全局性优化，也与中观或微观层面的产业结构变迁、就业及居民收入增长等问题息息相关。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实现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方面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也积累了非常宝贵的经验。“一带一路”倡议包含了开放、包容、普惠和共享等重要理念，既是全球各国发展的迫切期待，又是中国经验和智慧的全球共享，这将为实现全球范围内的均衡发展提供新的模式。

（一）“一带一路”推动全球经济再平衡

全球范围内的二元经济发展难以为继成为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表现。一方面，广大发展中国家仍然有大量人口从事农业生产，随着人口增长，劳动力资源明显过剩，但缺乏足够的制造业岗位予以吸纳；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出现了资本过剩，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统计，目前发达国家跨国企业集聚了超过6万亿美元的资金，形成了跨国直接投资的“堰塞湖”。这种资源错配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和工业化进程、发达国家的投资和消费活动陷入停滞，从而在供给侧和需求侧对全球经济发展形成双重制约。

回顾历史，西方国家在全球推行“华盛顿共识”过程中，很多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的施压下，快速采取“小政府”、私有化等政策，放弃了在当时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众多产业。而在此之后，很多发展中国家发现，融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果，是大量出口能矿资源和初级产品，很难积累资本形成工业体系。同时，由于其政府缺乏必要的社会动员组织能力，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也难以开展。

在面对全球经济失衡局面时，西方国家跨国企业由于其资本主导的特性，普遍采取了“紧缩银根”的做法。2014年以来，发达国家大型跨国公司大都通过全球重组和并购大量回流资金，导致发展中国家近年来用以增加生产的外国绿地投资大量减少。从投资回报角度考虑，西方跨国公司的做法并无可厚非，但这样做却只能进一步加剧全球经济的不平衡，从而引发更深远的经济危机。

反观中国，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对于暂时“不具有比较优势”的重工业体系采取了适度保护的措施，同时鼓励出口导向产业发展。这样不仅维持社会稳定，也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具备了更为全面的产业竞争优势，从而支撑了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具备大规模兴建基础设施所必要的组织动员能力和工业支撑体系，这为中国持续提高国际竞争力提供了重要基础。在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缺乏工业化基础和基础设施建设能力的背景下，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在推动全球经济再平衡方面将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其一，“一带一路”除了具有促进沿线经济增长的意义之外，还将逐步改变全球经济格局。这是因为西方国家主导全球化所形成的“中心—边缘”格局并非全球资源合理配置的方式，其目的仅是维护发达国家部分利益集团的优势地位，其代价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长期居于价值链低端。而在“一带一路”建设推进过程中，多维度国际产业转移形成的更多全球增长极将不断提升资本、人力资源、管理、技术等生产要素和资源的配置效率，从而将“中心—边缘”格局改变为“平行网络”格局，后一种全球经济格局的核心则是合作共赢。

其二，“一带一路”将形成全球投资新“洼地”，引导国际资本大流动。正如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设立经济特区的经验一样，“一带一路”所坚持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首先意味着与沿线国家通过相互合作，共同建立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共商、共建、共享”并非仅局限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更为重要的是与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全球共商发展前景、共建发展道路、共享发展成果。中国通过与沿线国家分享发展经验、开展建设合作，完全可以打造吸引国际资本的“新洼地”，进而连点成片，形成沿线国家共同发展的良好格局。事实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功吸引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众多国家参与，也有力地说明了“一带一路”在引导国际资金方面的巨大魅力。

其三，“一带一路”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提供了全球经济平衡的新模式。西方传统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研究并未发展出专门针对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完整理论，而中国近年来的基础设施建设则从实践中走出了宏观经济发展的新路。这种实践的意义在于，中国通过在制造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启动基础设施建设，并进而促进工业化的进程，实现了充分就业和“人口红利”的兑现。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推而广之，则意味着沿线国家能够绕开因市场规模和发展环境限制导致的“就业陷阱”，在农业和工业之外新增了“建筑业”形成“三元”经济发展模式，从而为不断提升产业竞争力提供新的模式。

（二）“一带一路”促进发展成果广泛共享

一般来说，当一个国家进入国际市场、启动工业化进程后，其贸易部门的就业人数会增加，该部门工资逐渐上升；当非贸易部门不再能够提供剩余劳动力时，则非贸易部门的工资也随之上升。国际贸易与工业化在促进一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使得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逐渐向劳动报酬更高的部门流动，从而客观上实现了就业和收入的增长。

然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却并未能够实现这一过程。大量发展中国家虽然进入了国际市场，但长期处于价值链低端，主要出口自然资源和初级产品，无法实现农业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笔者曾做过统计分析，几乎所有非洲国家在进入21世纪后至今，其农业人口比例并未显著下降，几乎都占全国人口的一半以上，有的国家甚至高达80%以上。还有部分发展中国家虽然部分实现了工业化，但由于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存在瓶颈，无法进一步提升制造业部门吸纳剩余劳动力的空间，也无法让更多民众提高生活水平。

中国通过同步开展国际贸易、工业化进程和基础设施建设，在将发展成果惠及民众方面探索出了新的模式。除了制造业（可贸易部门）之外，建筑业（非贸易部门）也成为吸纳剩余劳动力的重要部门，同时中国还鼓励服务业加快发展。总体而言，中国的城乡居民在强化劳动密集型产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等非贸易部门加快发展的过程中实现了收入增长和生活水平提升，同时中国政府还通过再分配政策提高了经济发展的分享程度。

因此，“一带一路”在促进发展成果广泛分享方面将为沿线国家提供新的模式和动力。一是通过与沿线国家开展产业对接和产能合作，帮助其启动工业化进程，从而促进其农业人口向制造业部门流动；二是促进沿线国家形成开放格局，共同扩大国际市场，从而扩大其制造业等可贸易部门规模；三是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吸引其剩余劳动力向建筑业流动，进而提高非贸易部门就业水平；四是提供再分配政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等方面的经验，帮助沿线国家政府实施更加惠及民众的发展和分配措施。

五 “一带一路”为人类和平安全带来正能量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理念，这既反映了中国对国际形势和时代潮流的判断和把握，也是引领“一带一路”发展方向的重要指针。“一带一路”强调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为和平与安全的实现提供了有力支撑和保障。虽然严格来说，目前的“一带一路”规划中，国际和平与安全合作还没有成为主要内容，但“一带一路”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是有机结合、相辅相成的，这也决定了其将为人类和平与安全事业带来正能量。

（一）“一带一路”加强各国政治互信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的一段时间，国际上也曾存在过质疑和顾虑。恰逢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有人认为这是中国即将发动一场新的地缘政治博弈，也有人将其视为中国谋求势力范围的“野心”和举措。随着中国不断围绕“一带一路”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方案”，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对其进行正面理解。“一带一路”倡导加强政治互信，成为人类和平与安全事业的重要前提。

首先，中国始终维护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和秩序。习近平主席等国家领导人在各种国际场合均强调维护联合国宪章及各种国际公约，坚持主权平等和对话协商，以及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等重要原则。《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也明确提出“一带一路”共建原则首先是“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和平共处、平等互利”。

对“一带一路”沿线许多国家来说，多年以来不得不面对国际社会长期存在的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得不面对一些国家对国际规则的“合则用、不合则弃”，不得不面对一些国家或集团搞“一国独霸”或“几方共治”等问题。因此，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一带一路”倡议中高举“和平发展”的大旗，强调对国际公认的秩序规则不“另起炉灶”，而是维护完善和改革创新，充分赢得了沿线各国的认可和支持。

其次，“一带一路”建立在“伙伴关系”基础上，减少了和平安全威胁。全球伙伴关系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的重要内容，并与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互为表里。大国伙伴关系最本质、最核心的特征是：伙伴国之间平等、不结盟、不针对、不损害第三国。与冷战时期大国之间的结盟和敌对关系相比，伙伴关系是国家关系的进步，是推动平等合作的正常国家关系。国际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因此中国的全球伙伴关系也就成为“一带一路”的重要基础条件，同时也反过来影响着“一带一路”的发展和演进。

建立在全球伙伴关系基础上的“一带一路”倡议将增加和平因素，减少战争和对抗因素。从双边层面看，“一带一路”的主要合作机制包括建立完善双边联合工作机制，充分发挥现有联委会、混委会、协委会双边机制作用等，主要目的是联合研究合作规划、协调推动合作项目，针对第三方的军事合作内容很少。从多边层面看，中国—东盟“10+1”、亚太经合组织、中阿合作论坛、中国—海合会战略对话、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等都是以经贸合作为主题的多边合作机制。即使是上海合作组织、亚信会议等涵盖了和平安全内容的多边机制，也是以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等为主要目标的。

最后，“一带一路”在加强沿线国家政治互信方面获得了国际认可。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并逐步扩大国际影响后，当国际重大热点问题与之相关联时，“一带一路”的有关合作理念在解决这些重大问题方面就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和广泛认可。例如，阿富汗问题既与美、俄等大国因素相关，又受到伊朗、巴基斯坦等地区国家影响，既包括历史、宗教等原因，也与当地各派势力矛盾交织、错综复杂，影响深远。2016年11月17日，第71届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关于阿富汗问题第A/71/9号决议，欢迎“一带一路”等经济合作倡议，敦促各方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加强阿富汗及地区经济发展，呼吁国际社会为“一带一路”倡议建设提供安全保障环境。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越来越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2017年2月13日，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刘结一指出，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作为重点合作方向，支持沿线国家提高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实现互利共赢、联动式发展，以造福各国人民。之后，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促请会员国制定措施并改善条件，减少关键基础设施遭受恐怖袭击的风险。这表明“一带一路”的政治互信理念已经开始发挥重大作用。

“一带一路”成为中国与各国友好交往、扩大国际社会“朋友圈”的重要纽带。按照最初规划，“一带一路”涉及60多个国家和地区，现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中。截至2016年9月，我国已与7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完成战略对接，达成联合声明、双边协议/合作协议、合作备忘录/谅解备忘录、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合作规划纲要等成果。其中，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等国政策沟通效果突出。

（二）“一带一路”加强国际经济融合

国与国之间的经贸往来古已有之，但全球范围内的战乱与冲突却有增无减，其原因在于国际经贸合作既能够带来收益和繁荣，同时也会导致摩擦和冲突。纵观人类历史，绝大多数战争都与经济利益密切相关，如果不能处理好国际经济矛盾，则长期持久的和平与安全无从谈起。与简单强调经贸往来不同，“一带一路”所倡导的是国际经济的深度融合，既包括发展战略层面的对接，也包括区域经济和产业的发展，还包括各国企业之间的合作。这种深度融合将极大提高战乱和冲突的成本，能够有效协调摩擦和纠纷，从而有利于和平与安全的发展。从“一带一路”实践看，目前中国在此方面已经取得了积极进展。

“一带一路”成为我国扩大对外经贸合作的重要桥梁。自2013年以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投资合作与贸易往来不断增长，成为全球经济的亮点。2016年，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额达到6.3万亿元人民币，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额已占中国外贸总额的25%以上。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合作也表现不俗，2016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达到145亿美元，占全国对外投资总额的8.5%。新签的对外承包合同额1620亿美元，同比增长了36%。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实现了国内外战略协同和联动发展。党的十八大以后，党中央着眼于我国“十三五”时期和更长时间的发展，逐步明确了“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3个大的发展战略。“一带一路”涉及我国西北6省、内陆1市、西南3省、东北3省、东南5省等5个大区域。其中，新疆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福建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目前，“一带一路”各省都制定了对接“一带一路”倡议相关举措，其中西北6省和福建、广东和黑龙江等省份均出台专项规划和实施方案。

“一带一路”有力地促进了沿线各国和区域经济发展。在“一带一路”框架下规划建设了“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六大经济走廊，以亚投行、丝路基金为代表的金融合作不断深入，一批有影响力的标志性项目逐步落地，为沿线广大发展中国家注入了新的发展动力。从穿越中亚腹地的塔吉克斯坦瓦亚铁路，到连接东南亚岛屿的印尼塔扬大桥；从横贯东欧平原的匈塞铁路，到跨越非洲大陆的亚吉铁路，全球互联互通版图打上了清晰的中国印记。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的纺织、家电、汽车、钢铁、电力等技术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帮助了像孟加拉、埃塞俄比亚这样的国家发展制造业，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一带一路”建设将通过对外投资和产能合作，推动全球价值链重构，逐渐形成联动式发展的全球产业链。

（三）“一带一路”促进全球文明互鉴

在西方国家主导全球化过程中，“西方中心论”和“文明冲突论”占据着主流地位。比较突出的观点是将世界冲突的根源归咎于文明的差异，将贫穷落后的原因怪罪于文明的落后。事实上，古丝绸之路上的中华文明、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和欧洲文明形成了四个重要的文明极点，文明的交流互鉴不仅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创造出璀璨的物质和精神成果，也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成为人类和平的纽带。

“一带一路”所倡导的文明互鉴，正是着眼于人类文明多样性的基本事实，并促进各种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尊重和交流，充分焕发每种文明的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走向“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存在大量的战乱和动荡的地区，也不可避免会碰到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在预防、终止冲突以及抚平战后创伤、恢复重建等方面，文明互鉴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文明互鉴顺应了人类对于世界和平发展的强烈期待。两次世界大战和20世纪人类共同经历的多次战争，使全世界人民普遍期待一个文明开化、多元发展、和平繁荣的世界。自全球殖民统治结束以来，全世界的文明种类和数量并没有减少，而是大大增加了。这说明随着物质文明的发展，文明的多样性特点会强化而不是弱化。越是在这样的趋势下，人类越是需要文明互鉴而不是文明冲突。

世界不同的文明凝聚着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的智慧和贡献，同时也影响着生产资料和物质资源的配置方式。人类战争和冲突往往起源于对土地、人口和自然资源等的争夺，当一种文明以自身的方式去支配和压迫另外一种文明时，就会导致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因此，文明之间更需要相互尊重彼此的差异，共同协商发展，才能有效避免冲突的产生。

“一带一路”摒弃了凭借强大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将某一种文化强加于人的霸权思维，为人类不同文明之间交流、共存与共同发展提供新平台，为增进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学互鉴贡献出了中国智慧，对于世界实现持久和平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推动作用。“一带一路”所倡导的文明互鉴理念，促进了民心相通、文化多元共存，为和平奠定了坚实基础，有力地推动了构建人类和平发展新格局。

六 “一带一路”是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长征

习近平主席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讲话中指出：“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今天，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就是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带一路”是中国梦与世界梦的桥梁，也是中国与世界各国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长征。

“一带一路”是理想信念的新长征。在建设“一带一路”过程中，必然会碰见各种风险、问题和挑战，其过程必然充满艰难险阻。但是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始终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朝着这个伟大理想前行。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归根到底是迈向共产主义的必经路径，“一带一路”的成功，将再次向世人证明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是坚不可摧的。

“一带一路”是检验真理的新长征。在长期建设发展过程中，我国始终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抓住世界机遇、加快经济建设的同时，始终重视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一带一路”倡议是在充分总结中国自身经验基础上，为应对全球化困境所提出的“中国方案”，完全符合世界趋势和各国发展需要，必将在人类发展历史上产生深远而重大的影响。

“一带一路”是唤醒民众的新长征。它将唤醒关于古老丝路的记忆，唤醒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各国人民。宇宙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共有一个家园，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全球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只有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人类才能开创美好的未来。

“一带一路”是开创新局面的新长征。“一带一路”将以开放包容的精神，开创新的全球化，终将通过再造世界而再造中国，使中国更加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使中华民族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它不仅将开创中国拥抱世界、融入世界的新局面，也将开创开放、包容、普惠和共享的全球化新局面，更将开创全世界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