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 精神与自然生态变奏曲
我的“口述实录”实践：价值与局限
1994年，我考入当时在北京影响最大的都市媒体《北京青年报》，任职编辑、记者；1995年，我以个人身份开始从事“当代中国人情感、生存状态的个案调查”——这项调查的主要工作方式，是对自愿就此话题接受采访的受访者进行访谈；同年5月，我在《北京青年报》开办“口述实录”栏目，将采访过程中收集到的案例进行整理并以专题新闻的样式呈现。
之所以选择“口述实录”为采访和写作方式，基于以下几方面原因：首先，在1991年，我有幸读到美国作家、广播电视记者、普利策文学奖获得者斯特兹·特克尔的代表作《美国梦寻》。这本著作从作者采访过的300余名普通美国民众中选取了来自各个阶层、各行各业的100名小人物，通过他们对自身经历和生活感受的讲述，真实再现了这100名美国人心目中的“美国梦”。这本书的最大特点是让每一名受访者发出自己的声音，让他们以属于自己的、独具特色的语言来讲述自己的生活和情感，讲述在时代变迁与社会发展过程中，他们自身对个人命运、个人际遇和人际关系的理解。
对我来说，这个阅读过程是非常震撼的。我第一次了解到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种介乎于记者、作家和历史学家之间的“非虚构写作”，也是第一次感受到来自民间语言的鲜活力量，同时学习到一种崭新的工作方式——口述实录。斯特兹·特克尔的这部著作可以说是记录和描绘了20世纪80年代最生动的“美国”，也正基于此，他得以凭借记者、作家和学者的独特身份跻身普利策文学奖获得者的行列。对于大部分中国读者来说，《美国梦寻》是20世纪90年代最影响中国的“口述实录”作品，这种文体也被认为是斯特兹·特克尔的首创。
无独有偶，1987年，在大洋彼岸的中国，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当时供职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担任编剧的作家张辛欣与她的合作者桑晔共同采写的“口述实录”作品——《北京人——100个普通人的自述》，这部著作代表了当时中国本土“口述实录”文本的基本风貌。100名来自社会各个角落的“北京人”（注：这里的北京人并非仅指拥有北京市固定户口的北京市民，同时也包括了生活在北京的一部分外来人口），以各具风格的语言讲述了自己在北京的生存、发展、情感、困惑以及时代思考。与《美国梦寻》一样，这些鲜活生动的小人物在借由一本著作搭建的“舞台”上展开了个性化的“表演”，以他们的喜怒哀乐锁定读者的视线，同时亦赢得与他们身处相同社会环境可谓同呼吸、共命运的普通读者的关注和共鸣。
在这两部著作中，作为作者的记者、作家本人退身到“幕后”，他们仿佛两支被受访者施以魔法的笔，虽然笔走龙蛇却绝不喧宾夺主地现身说法；他们遮蔽了自己作为采写者必然会生出的思考、感慨以及道德判断与价值判断；他们有意识地“淹没”了作为书写者的自我，而让受访者的人生故事和感悟得以充分展示；他们只是对采访的环境、受访者的身份、外貌特征、口音特点及言谈间的表情做必要的描述，这样的处理方式摆脱了以往读者更习惯的“说教”，使读者与口述者有了最大限度的近距离“接触”，同时也保持了作为记者和学者而不是文学创作者的理性、中立和客观。先后阅读的这两本著作，对我围绕当代中国人情感和生存状态这一主题进行调查并完成报纸专栏的采写有着启蒙性的作用。
其次，1995年，正是在全国范围内，特别是北京这样的现代城市，都市报刊空前繁荣发展的阶段。其时，境外报刊的办报理念和办报方式被中国大城市的都市报广泛借鉴，仅1995年初《北京青年报》资料室就集中了包括《时代》《新闻周刊》《生活》周刊、《纽约时报》《南华早报》等十余种英文报刊，以及在尚未回归的香港发行的《大公报》等。尽管当时这些报刊并不能如期到达，常常在出刊一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之后才能上架，但这并不影响嗅觉敏锐的报人将其中具有人文特色的栏目和文章作为学习的样本。
同时，也因为当年《北京青年报》开放的办报理念和宽松的工作环境，使我有机会接触一部分境外媒体在北京派驻的记者，可以与他们进行业务交流。通过供职于《巴尔迪摩太阳报》的美国记者梁复礼，我第一次知道了在《芝加哥太阳时报》有一个号称全美国最家长里短的栏目，由一位笔名为Ann Landers的专栏作者主持，这位作者通过这个栏目来回答普通美国人对于生活中大事小情，特别是与情感、婚姻、家庭相关的疑问和困惑。在美国，人们认为这个保持了稳定的出版频率的栏目，按照《纽约时报》时任北京记者站主任记者罗林的评价，是“全美最聪明的人在回答全美最烦心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正体现着当时的美国社会大环境对普通人的生活观念带来的改变。后来，偶然看到的几篇由Ann Landers操刀的Q&A式短文，这对于作为记者的我触动很大。
经过一番策划，我决定找到我所在《青年周末》的部门负责人，探讨能否开一个类似的以普通北京市民为主角的专栏，为此，我精心准备了一段这样的话：“中国读者习惯于通过报纸去获取关于国家政治、经济等宏观发展层面的信息，通过报纸的社论和新闻导向来找到主流社会的价值标准和道德标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报纸是办给所有人看的，它更像是一个公开印刷发行的黑板报；而西方读者每天都能有机会从厚厚的一叠报纸中找到与自己息息相关的内容，对其他的他们不关心或者认为与自己无关的内容视而不见，报纸的内容设计以对读者的有用性、对特定读者的针对性为标准进行规划，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的报纸是办给每一个人看的”。我把这段话写在纸上念给我的主管领导听，之后我询问的是：“我可不可以在我负责的版面上开办一个这样的栏目呢？”我很幸运，当场得到了肯定的回答。而我的主管领导和我当时都没有想到的是，一个有着“口述实录”这样朴素名称的专栏能够成为《北京青年报》历史上最长寿的栏目——从1995年到2015年我因工作变动调离报社，它一直以相同的宗旨和相同的采写、行文方式存在了整整20年。
“口述实录”栏目以及此后我出版的系列作品，秉承了给予我深远影响的《美国梦寻》和《北京人——100个普通人的自述》的采写方式——让每一位受访者带着他们的个性和故事登上报纸和书刊这个“舞台”，让他们成为一个专栏甚至专版的主角，让作者隐藏在他们身后去完成一个记者“记录”的使命。而这些文本得以在1995年顺利诞生并持续，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当时都市媒体在题材选择方面已经达到了相当的宽松度，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20世纪90年代社会文化的多元和社会风气的开放与包容。简言之，“口述实录”是这个特定时代的产物，也是这个时代对媒体、受众以及我本人的一大馈赠。
最重要的一点，“口述实录”栏目的核心关注点是“生存与情感”，这里的“情感”更主要的指向是情感、婚姻和家庭。围绕情感、婚姻和家庭产生的个人经历、个体感受和个性思考都具有一定的私人性，对这些个体体验的讲述注定属于私人话语，而报刊作为大众传播的工具原本承担着为大众提供公共文化资源的责任。在如此公众化的平台上讲述“一件私事”“一种私人体验”，任何形式的代言都有可能是不准确的——尽管我们知道，即使是口述者本人的讲述也经过了他自己的筛选和对即将产生的舆论评判的风险评估，而经由第三人即记者的转述，必定在准确性、个性化等方面有所衰减，其生动和鲜活程度也会相应地打些折扣。记者这个职业本身在将私人话语转化为公众话语过程中出于所谓“可读性”甚至“猎奇性”的本能的功利，有时候会在并非有意识的内容剪接过程中改变口述者讲述内容的内在逻辑，引领读者走上误读当事人的歧途。基于这样的考量，我认为，“口述实录”能在最大程度上局部还原口述者的个人史，虽然不能标榜完全真实，但至少无限趋近于口述者在接受访谈时愿意呈现的那部分曾经的真实；也基于这样的考量，从开始这项工作直到20年后的今天，我仍然认为我没有找到更好的采写和表达方式。
近年来，学界不断出现关于“口述史”的研究，更有将“口述史”列为独立学科的呼声。从1995年开始至今，我作为从事以“口述实录”为新闻写作手段和史料收集方法的实践者，对于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历史材料”，我的体会是，其作为个性化的、富有时代特征的、鲜活的历史研究素材，有着难以估量的社会文化史价值，同时因为其极具私人化的特征又有着显而易见的局限。
每一个人都是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作为历史当事人的个体所经历的一切生活事件无不与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历史当事人的价值观、道德观、人生理想、人生选择等，反映着整个社会的精神文化风尚。因此，在作为历史当事人的口述者的回忆与叙述中，其语言故事以及对细节的记忆和描述都反映出所讲述的那个时代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文化特征。
首先，在接受采访的口述者的叙述中，丰富的细节可以让我们窥见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和文化风尚。正如通过《蒙娜丽莎的微笑》这幅画，人们得以从一个侧面了解达·芬奇本人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人文环境以及流行艺术风格一样，一位口述者无意中透露的一些细节，即可以让人们对他讲述的那个年代的社会整体氛围产生直观认识。基于此，我会在采访过程中特意与口述者一起在细节方面进行挖掘。例如，在对一位于20世纪90年代有“婚外情”经历的口述者进行采访时，我会特别强调“发生关系的场所”这个概念，通过对方提到的“家中闲置的空房”“新购置的商品房”“酒店钟点房”“郊区度假村”等，则可以了解到当时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已经出现了商品房，有一部分“先富起来”的经商人士已经有能力购买；而在旅游业发达的城市，有相当一批星级酒店已经出现了计时出租的“钟点房”；出于避人耳目的考虑，城市周边的一些度假村、农家院除休闲旅游的功能外，也被发生“婚外情”的男女所青睐。同是这位口述者，在我的引导和要求下提到他与婚外情人的“联系方式”也在1990年到1995年之间发生了变化。从最初他们只能使用办公室电话到通过BP机“寻呼”对方，又到其中一人拥有了最初被民间称为“大哥大”的手机，而1995年他们的关系终止后彼此仍会在节日以“电子邮件”发送问候，这个变化的脉络恰好反映了全体中国人都参与和经历的信息社会的巨变。
在众多的采访中，我与口述者共同挖掘的细节涉及范围非常广。他们对服饰和装扮的描述显示着彼时的生活时尚和大众审美；他们对出行和约会方式的描述，除了能显示当时普通人对个人收入的分配使用方式之外，还能反映出当时整个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的基本水平；他们对生活环境的描述，则再现了当时百姓的居住条件和家居风格；甚至他们提到的书籍、影视作品、演艺明星的代表作和逸闻，也在一定程度上表征着当时社会流行文化的风向与热点，以及受这些文化热点影响的人们的观念……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在今天看来，这些细小的元素都是历史文化研究者观照彼时社会的重要史料。
其次，在接受采访的口述者的叙述中，具有代表性的共同认知、共同观念反映着特定社会群体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每个人都是社会人，每个人都在属于他自己的同时还属于一个家庭、一个社会群体、一个社会阶层，因此，每个人的人生经历表面看起来是孤立的，但放在社会大环境中或放在人群中，放在时间的流程之中，这种个体的经历则成为社会成员集体经历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就是社会、历史的一部分。因此，我认为每一个体的经历和思考都是在个性化的表象之下反映出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社会人群的共性，每一个口述者的讲述中都必然包含着属于彼时、彼地整个社会文化的具有共同性的内容。
因此，在针对某一特定主题对口述者进行采访的时候，我务求能引导对方做到尽可能详细的宏观环境讲述，明确要求对方尽可能详细地还原他在某一时期、某一事件中的具体面貌，以及这种面貌与宏观环境的关系。例如，在对一位20世纪90年代经历离婚的口述者就夫妻关系的话题进行采访时，我会有意提到“当时与您社会地位、经济水平相近的人，对待自己的配偶有哪些共同要求”，而通过他对“妻子贤惠、端庄、懂事、尊重老人、顾家、善于料理家务”等这种“共同要求”的回忆和阐述来寻找在彼时彼地他所身处的一个人群的择偶观的大体特征。同是这位口述者，在他的叙述中，提到“离婚是一场涉及两个家庭、两个单位的战争”；“离婚就像一个烙印让人抬不起头来”；“离婚之后每次被人介绍新对象都会首先坦白自己离过婚这个事实”……这些对于离婚给他带来的心理压力，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社会对待离婚者的态度还存在一定的歧视。
在众多的采访中，口述者就“社会观念”“共性特征”所进行的描述涉及的范围也很广，他们会对自己的社会地位有清醒的认识，之后自觉地将自己归入一个由与自己境况差不多的人组成的人群，同时他们也会在对个人经历的讲述中不断以这个人群的共同观念来为自己的某些行为或某些选择提供理由。他们这种对具有共性的社会观念的概括性表述，在今天看来，恰是历史文化研究者对彼时社会观念进行定位时具有参考意义的坐标之一。
此外，在接受采访的口述者的叙述中，他们所使用的大量在当时具有创新性的语词，反映着当时社会在经济发展、文化转型、精神文明建设、社会开放程度、个人生活理想和爱情婚姻追求方面具有时代特征的动向，透过某个时代特有的某些语词来观察社会风尚也是研究手段之一。记录一个时代民间语词的变迁，也正是回顾和梳理时代变迁的方式之一。20世纪90年代，一些新生的语词反映着人们生活观念、爱情观念、婚姻观念以及性观念等方面的变化，因此，我在与口述者进行交谈的时候，会特别留意他使用了哪些在当时正在流行的新鲜语词，也会格外关注他在什么时间、什么场合、通过什么人或什么样的契机了解并开始使用这些语词。例如，在与一位通过互联网上的交往最终收获婚姻伴侣的口述者交谈时，他反复提到“网恋”一词。他与他的妻子最初就是在搜狐网的聊天室里相识，他们从参加群聊到互相产生好感而转入私聊，最终转到线下约会、交往，直至认定对方可以作为终身伴侣并登记结婚，他的经历见证了互联网的诞生对现实生活的影响。
同样是依靠互联网结识异性，一位有多次婚外性经历的口述者的经历则截然不同。在对这位口述者进行面对面采访的时候，他谈到“网络性爱”，即陌生人通过1995年开始流行的网络聊天室彼此成为网友之后转而成为现实中的性伙伴并建立一段时间的性关系，这个名词的出现意味着网络已经成为成年人之间交往的工具之一，这种陌生人之间最初在线上建立的挑逗关系最终进入现实并直接影响了婚姻的稳定。这位口述者同时还谈到“旅途性爱”，即在出差、旅行过程中与婚外恋人或友人之间以性爱为目的的婚外关系。这意味着当时人们的性观念已经非常开放，而这种对配偶隐瞒的婚外性关系通常多以隐匿形式存在，暂时不能构成对婚姻稳定的影响和威胁。仍是这位口述者，他谈到的“虚拟性爱”对于当时经常出入网络聊天室的网民来说则近乎一个专属名词，即彼此以“谈情说爱”的形式在网络上互相书写一些挑逗性的语言，完成自慰而实现的性释放。还有一些语词是一直长期存在但被赋予了“新意”的，例如“同志”——在对一位同性恋口述者的采访过程中，他将他自己和他的同性伴侣称为“同志”。
这位口述者介绍说，在北京等大城市中，同性恋者有他们自己的秘密组织，他们以“同志”这个词来指称相同的性取向。透过这些词语，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的诞生带来了人与人之间交往渠道的增加，陌生人被网络瞬间拉近并拥有了发展亲密关系的条件，由此而生的恋爱、婚外情、婚外性关系成为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在众多的采访中，口述者在叙述中使用的新生语词层出不穷，这些在此之前从未出现过或从未以当时特定意义使用的语词，折射出这个时代在社会文化、婚姻观念和道德观念等方面的各种重大变化，这是历史文化研究者反观当时社会文化的重要线索之一。
尽管“口述实录”文本具有以上这些社会文化的史学价值，但是，由于这些材料的获得方式依赖于私人化的回忆和讲述，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先天局限性，其局限性体现在口述者所讲述的内容是否真实这个核心问题上。
20年的“口述实录”调查采访经验告诉我，口述者基于隐私保护和对采访者并非完全彻底的信任，以及对将自己的口述内容公开发表后会招致社会各方面评价的担忧，都决定了其在讲述过程中会对口述内容有出于本能的取舍。在2003年李少红执导的系列电视电影《绝对隐私》之《幸福在邪恶中穿行》一部中，我曾扮演记者安顿——这个人物根据我在进行“口述实录”采写过程中的真实故事设定。片中有一段“签名售书”的情节：被读者围住的记者安顿一边签名，一边回答现场的记者和读者提出的问题，其中一名记者问道：“你能保证你所写的都是真实的吗？”记者安顿回答：“我不能。我不能保证我的受访者讲述的故事都是真实的，我只能保证我的记录和呈现是真实的。”这个细节非常准确地再现了我在“口述实录”调查采写实践中的真实状况。
“口述实录”调查和采访并非像一部纯粹自然主义的纪录片的拍摄那样，可以凭借摄影机跟随被拍摄者，以摄影机为“眼睛”随时随地跟踪被拍摄者在现实生活中的每时每刻。纪录片的主人公依靠“出演”来完成叙事，而“口述实录”的口述者则依靠“根据记忆讲述”来完成叙事，从时态上讲，前者在一定程度上是正在进行时，后者除采访过程本身外全部是过去完成时。作为调查采访者，很像一名“导演”，预先设定了主题，通过前期沟通与口述者达成对主题的共同认可，此后在现场，调查采访者能做的唯一的事就是保证口述者的讲述不偏离主题，同时有闻必录；她对于口述者讲什么、如何增减则很难把握，对于口述者讲述的内容是否真实存在过或是否与他讲述出来的样貌相吻合也无从核对。
换言之，也就是当确定了“以爱情、婚姻、家庭和生存方式为主线讲述个人故事”这个主题之后，作为调查采访者只有先验地认定“我的口述者不会骗我”“他所告诉我的一切都是真的”，否则这种涉及个人经历甚至个人隐私的调查采访则根本无法进行。假定一名口述者抱定了要给调查采访者讲述一个自己杜撰的故事这样的念头，那么，一场“口述实录”的访谈则滑稽地沦为一次有正式倾听者的口头文学创作。基于此，我选择完全信任接受我所采访的口述者，虽然我明确地知道，他们在面对我述说他们的个人情感遭遇时也一定会有所保留。但我仍然信任他们，并且作为与他们相同的人，我也会对他们面对一个陌生记者时的审慎和保留表示理解——他们已经非常勇敢地贡献了自己的情感故事，他们选择回避或者跳过其中某些令自己感到难堪的部分，以保护自己，并使其他在讲述中必须涉及的人完全合乎情理。
很多时候，口述者在讲述个人经历时，会刻意规避一部分自己认为可能会带来痛苦或对其他人造成伤害的内容，使“口述实录”收获的材料不完整和不充分。由于我所进行的“当代中国人情感、生存状态的个案调查”所涉及的内容完全是针对“私人情感生活领域的个体经历”，这些与爱情、婚姻、性经历、生存体验相关的内容往往关系到口述者的“切肤之痛”，会牵连到口述者不太愿意提起甚至有些难以启齿的往事细节，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牵扯到过往经历中的其他人，甚至仍然保持有亲密关系的人或自己的亲属和友人，因此，口述者在讲述这一切时需要克服巨大的心理压力和情绪压力，也会本能地选择比较容易相对轻松呈现的内容。我将这种刻意的隐瞒称为“选择性呈现”，这种“选择性呈现”在口述者讲述一段完整的情感经历时最为多见。很多口述者的“选择性呈现”表现为在讲述爱情、婚姻中的双方时，刻意匆匆带过或根本跳过其中曾经造成自己痛苦和在复述中仍会引起痛苦的部分，这样的“口述实录”材料表面看起来是一个有完整过程的“故事”，但实际上存在明显的情节和细节缺失。
还有一部分口述者，会在讲述过程中对自己复述的整个事件不断进行评价，在评价过程中又会有意无意将造成某种结果的责任推脱给其他人或社会环境，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站在自身立场上的推脱”。这部分口述者预先对自己将要讲述的内容进行了梳理，在梳理的过程中又将自认为可能会在口述故事刊发在报纸上之后招致批评和非议的内容过滤掉。这样的“口述实录”材料天然带有口述者本人的判断，而背离了“将真相交给社会，是非功过由人评判”的原则，因此也会带有“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式的先天的不客观。我将这种刻意的掩饰称为“选择性判断”。
事实上，无论是“选择性呈现”还是“选择性判断”都不难理解，任何一个普通人都会有保护自己不受舆论伤害的本能意识。而我作为调查采访者本身具有记者身份，每一个面对我的口述者都非常清楚，他们的私人话语必将通过我这个桥梁和报纸这个媒介来完成向公众话语的转换，当他们的口述故事以铅字出现在公开发行的报刊上时，他们需要面对的已经不仅仅是一名记者，而是来自社会各个领域、各个阶层的数以万计的读者；他们原本属于个人的隐秘经历将因此公之于众并接受社会的评判，成为读者的谈资。尽管他们将隐姓埋名出现在报纸上，尽管我已经承诺并切实做到了将可以引起“对号入座”的时间、地点、背景、细节等特别的信息进行闪避甚至删除，但他们的不安全感和焦虑可想而知。
从“口述实录”确定了要以爱情、婚姻、家庭和生存方式为主题在《北京青年报》诞生之初，我每一次采访之前与口述者沟通时都会特别强调：“我们讲述的是大时代中的个人故事，是属于自己的爱恨情仇和喜怒哀乐，但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聚焦和呈现个人感受，而是以我们的有益经验或者惨痛教训，来为更多的人做一次温馨提醒，告诉更多的人在通往爱情婚姻和生活的幸福这条路上，有一些岔路，不必走。”也正是基于众多口述者对这一理念的认同，他们才会选择对一名记者讲述自己的生活和思考，才会愿意在大众媒体上成为一个未必光鲜亮丽的人生故事中的主角。因此，我理解一切的“隐瞒”和“选择”，也尊重他们的“掩饰”和“推诿”，他们已经做到了常人所难以做到的事，他们值得“口述实录”的读者感谢，同时也应该赢得历史文化研究者的感谢——感谢他们贡献了自己的经历，为这个社会留下鲜活、丰富而又极为难得的历史素材。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认为“口述实录”的史料价值足以使我们暂时放下对于它的局限性的讨论，而将目光聚焦于这些丰富的、个性化的素材中所包含的能够反映社会文化和社会观念嬗变的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