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反杜林论》对毛泽东哲学思维的深刻影响

王晓林

【内容提要】《反杜林论》是毛泽东一生中阅读时间最持久、阅读兴趣最浓、重视程度最高的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正是通过长期反复研读《反杜林论》，毛泽东才真正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了系统完整的理解，并由此奠定了其马克思主义观、哲学观、历史观、价值观及思维方式的思想理论基础。

【关键词】《反杜林论》毛泽东哲学 思维影响

在毛泽东研读过的众多的哲学著作中，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是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

毛泽东与《反杜林论》结下不解之缘可以追溯到1932年4月，当时，红军打下福建第二大城市漳州。酷爱读书的毛泽东亲自到漳州龙溪中学图书馆里翻阅了整整一上午，挑出好几担箩筐的书籍带回江西苏区，其中就有一本非常珍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此后，这本书就被毛泽东一直带在身边，在戎马倥偬的空隙，认真学习研究。据译者吴亮平回忆，在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多次邀请他到自己住处，研究《反杜林论》中的理论问题。1957年毛泽东见到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曾志，曾动情地对她讲：从1932年开始，我从漳州及其他一些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马列著作找出来，读了这本，就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硬是读了两年书。在艰难困苦的长征途中，毛泽东躺在担架上，在宿营的时候，常常把《反杜林论》作为最宝贵的精神食粮咀嚼反刍。到陕北延安以后，毛泽东的读书条件有了根本改善，阅读范围大大扩大，但《反杜林论》仍是他这一时期主要研读的哲学著作。

有五件史实可以说明《反杜林论》在毛泽东心目中的特殊分量和位置：（1）延安时期，毛泽东曾以“大禹治水之功”来比喻吴亮平翻译《反杜林论》的功绩。（2）1938年初，梁漱溟到访延安，与毛泽东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毛泽东认为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有许多怪议论”，不懂历史唯物主义。所以，临别时毛泽东专门叮嘱梁漱溟：“我对你说一句要紧的话，要贡献你一句要紧的话。恩格斯写了一本书，叫《反杜林论》。你要读读《反杜林论》。”（3）从1945年党的七大开始，毛泽东先后四次向党内干部推荐马列著作。其中就一直有恩格斯从《反杜林论》三章抽取改写而成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后来加上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也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基础上撰写的哲学名篇。（4）1959年毛泽东提出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他讲的一条理由，就是腾出更多时间去研究理论问题。他说：“像《资本论》、《反杜林论》这样的作品我没有写出来，理论研究很差。”（5）1961年12月5日，毛泽东会见委内瑞拉外宾，听到对方说自己家里挂了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画像，毛泽东说：“我的画像不值得挂。马克思写过《资本论》，恩格斯写过《反杜林论》，列宁写过《谈谈辩证法问题》，他们的画像是应该挂的。”

可以说，与《反杜林论》结下不解之缘，这不仅对于毛泽东本人是幸运的，而且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也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通过反复研读《反杜林论》，毛泽东才真正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了系统完整的理解，并由此奠定了他的马克思主义观、哲学观、历史观、价值观及思维方式的理论基础。

一 《反杜林论》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论述深刻影响了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观——以哲学为基础的完整的理论体系

《反杜林论》是19世纪70年代恩格斯同德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杜林进行论战的一部著作。作者在该书二版序言中说：“消极的批判成了积极的批判；论战转变成对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作为马克思主义学说体系建立的标志性著作，《反杜林论》因为第一次系统完整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有机组成部分而被誉为“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列宁认为，它同《共产党宣言》和《费尔巴哈论》一样，是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籍。从结构上看，全书共分五个部分，即序言、引论、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序言”是说明《反杜林论》这本书出版的历史背景。“引论”（两章）的中心思想是阐述社会主义怎样从空想变成科学的。“哲学”（十二章），剖析了杜林唯心主义先验论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系统地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三个基本规律。“政治经济学”（十章），驳斥了杜林的庸俗经济学观点，全面地论证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前四章论述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科学地说明了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性和阶级性，批判了杜林在政治经济学上的先验主义和形而上学观点；第五章到第九章论述了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范畴、价值和价值规律等，批判了杜林的庸俗政治经济学；第十章（马克思执笔）是政治经济学说史的论述，批判了杜林的历史虚无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五章，其中第一、二章已经收入《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是全书最重要的部分，是全书的核心。在前两章中，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矛盾和冲突在工人阶级头脑中的反映，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冲突是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物质经济根源；在第三、四、五章中，恩格斯从生产、分配和社会组织等方面批判了杜林的“社会主义”理论，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科学社会主义是前两者的落脚点和归宿。可以说，在一部著作里集中论述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及其内在联系的，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只有《反杜林论》。

《反杜林论》这种整体性的马克思主义观对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观至少在两个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第一，毛泽东虽然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它的各个部分是有机统一、不可分割的。但他多次强调，构成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的各个部分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有区别的。哲学是这个理论大厦的基石，是它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他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有几门学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但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列主义应包含三部分：一、马列主义的哲学，这是理论基础；二、马列主义的经济学，这是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来考察经济现象的学说；三、马列主义的革命学说，比如关于阶级斗争、政党、无产阶级专政等的学说。这三部分不能分割，而应视为马列主义的三个有机联系的组成部分。”“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

第二，毛泽东认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首先要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东西没有学通，我们就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方法，扯了许多皮，还扯不清楚。有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就省得许多事，也少犯许多错误”。在毛泽东心目中，哲学在一切学问中居于最高地位，其他领域的著述不过是中国革命过程中一些具体经验的总结和具体政策的表达，是根据哲学观点结合实际的运用。他强调：“辩证法唯物论对于指导革命运动的干部人员，尤属必修的科目，因为主观主义与机械观这两种错误的理论与工作方法，常常在干部人员中间存在着，因此常常引导干部人员违反马克思主义，在革命运动中走入歧途。要避免与纠正这种缺点，只有自觉地研究与了解辩证法唯物论，把自己的头脑重新武装起来。”他还明确讲过，“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毛泽东不仅自己重视学哲学，而且重视推动全党学哲学用哲学。毛泽东有一句口头禅“我劝同志们要学哲学”，在党内广为流传。新中国成立后，他反复强调：“我们要作出计划，组成这么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有几百万人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即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各种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我们现在有许多做理论工作的干部，但还没有组成理论队伍，尤其是还没有强大的理论队伍。而没有这支队伍，对我们全党的事业，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现代化国防、原子能的研究，是不行的，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二 《反杜林论》关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论述深刻地影响了毛泽东的哲学观——把哲学归结为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问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定为“世界观”并指出：“我们的这一世界观，首先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和《共产主义宣言》中问世，经过足足20年的潜伏阶段，到《资本论》出版以后，就越来越迅速地为日益广泛的各界人士所接受。”他还特别申明：“本书所阐述的世界观，绝大部分是由马克思确立和阐发的，而只有极小的部分是属于我的。”在恩格斯看来，“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反杜林论》关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论述深刻地影响了毛泽东的哲学观。

1961年底他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开始就指出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并指出：“人们的主观运动的规律和外界的客观运动的规律是同一的。辩证法的规律，是客观所固有的，是客观运动的规律，这种客观运动的规律，反映在人们的头脑中，就成为主观辩证法。这个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是同一的。这是恩格斯多次阐明的论点。”综观毛泽东的哲学观，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把哲学归结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问，把哲学视为认识和改造世界、总结实践经验、解决一切问题的“思想工具”，把哲学看作塑造人们灵魂和思想的根本前提。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能力，努力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的本领。这种哲学观正是对毛泽东哲学观的继承和创新。从延安时期开始，毛泽东就强调：世界观是辩证唯物主义，这是共产党的理论基础。无产阶级专政与阶级斗争的学说是革命的理论，即运用这个世界观来观察与解决革命问题的理论。

毛泽东还深刻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性。他指出，辩证唯物论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同时又是无产阶级认识周围世界的方法和革命行动的方法，它是宇宙观和方法论的一致体。在毛泽东看来，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是认识的方法，是理论的方法，然而，它就是世界观。世界本来是发展着的物质世界，这是世界观；拿了这样的世界观转过来去看世界，去研究世界上的问题，去指导革命，去做工作，去从事生产，去指挥作战，去议论人家长短，这就是方法论。此外，毛泽东也指出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差别。他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不能给我们提供某种现成的具体方法，它可以转化成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原则。把世界观转化为具体的方法论，有很多“中间环节”，不解决这些中间环节，要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把世界观转化为方法论，就是一句空话。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外哲学界有关主张取消世界观这门学科的言论很多。国外“拒斥形而上学”的观点甚为流行，中国也有不少人认为“本体论”是“本质主义”“基础主义”，是古代的东西，在近代就已经过时了，更不用说在现当代。这种观点，实际上把世界观同历史上的形而上学、本体论混为一谈了。历史上的形而上学、本体论把形而上的东西或本体与形而下的东西、非本体分开，似乎在现实世界之外有一个形而上世界、本体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讲的世界观，则是研究作为整体的世界，探索现象的本质、客观世界的一般规律，这同过去的形而上学、本体论有根本区别。拒斥形而上学、拒斥本体论，实质是否定研究整体、研究本质、研究一般规律，这种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就此而言，拒斥世界观就是拒斥一切科学。必须坚持作为一门学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

三 《反杜林论》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基本规律的系统论证深刻影响了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以矛盾法则为核心的宇宙观

对辩证法的特别强调和诠释可谓恩格斯晚期理论研究的重心和主线。在《反杜林论》序言中，恩格斯明确指出：“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唯一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运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人。”在稍后写成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的序言中，恩格斯进一步指出：“科学社会主义本质上就是德国的产物，而且也只能产生在古典哲学还生气勃勃地保存着自觉的辩证法传统的国家，即在德国。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反杜林论》可谓“关于唯物辩证法的百科全书”，对唯物辩证法做了最详尽最系统的阐发。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深刻剖析了杜林唯心主义先验论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系统地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特别是论述了三大领域的辩证法，即自然辩证法、历史辩证法和思维辩证法；深入探讨了辩证法一系列理论问题，其中包括：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唯物辩证法的对象、性质和作用。关于辩证法的矛盾统一规律，恩格斯列举大量事实，论证对立统一规律是客观的、普遍规律，指出“运动本身就是矛盾”，矛盾客观地存在于一切事物、现象和过程本身之中，矛盾是运动的本质，是一切事物运动变化的动力和源泉。关于辩证法的质量互变规律，恩格斯批判杜林对马克思主义的质量互变规律的歪曲，阐述质量互变规律的客观性和普遍性。事物在量变过程中，是从不断地发生部分质变，进而达到根本质变的，量变过程中有部分质变，质变过程中也有量的变化。关于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恩格斯还阐明辩证的否定观同形而上学的否定观的根本对立和主要区别——形而上学否定观把否定看成简单的抛弃，把否定和肯定绝对地对立起来，并把否定看成外力作用的结果。而唯物辩证法的否定则是“扬弃”，即把肯定和否定看成对立的统一，是既克服又保留，肯定当中包含着否定，否定当中也包含着肯定，把否定看成事物内部矛盾的运动。

可以说，正是由于受到《反杜林论》的深刻影响，毛泽东一生对辩证法情有独钟而对形而上学深恶痛绝，倡导“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直到无产阶级运动的伟大的活动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综合了人类认识史的积极的成果，特别是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合理的部分，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这个伟大的理论，才在人类认识史上起了一个空前的大革命。”这个观点显然来自他对《反杜林论》的概括。毛泽东在党内首次讲授哲学，讲稿就是《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这个讲授提纲的开篇就强调：“辩证法唯物论对于指导革命运动的干部人员，尤属必修的科目，因为主观主义与机械观这两种错误的理论与工作方法，常常在干部人员中间存在着，因此常常引导干部人员违反马克思主义，在革命运动中走入歧途。要避免与纠正这种缺点，只有自觉地研究与了解辩证法唯物论，把自己的头脑重新武装起来。”这与《反杜林论》对唯物辩证法作用的强调几乎是一致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明确地从两种宇宙观、两种思维形式相互对立的意义上对形而上学和辩证法的论述对毛泽东辩证法思想的深远影响。恩格斯指出：“要精确地描绘宇宙、宇宙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辩证的方法，只有不断地注视生成和消逝之间、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间的普遍相互作用才能做到。”如果我们仔细研究毛泽东《矛盾论》关于“两种宇宙观”的论述，不难发现二者思路上的高度一致。

 

《反杜林论》: “在形而上学者看来，事物及其在思想上的反映即概念，是孤立的、应当逐个地和分别地加以考察的、固定的、僵硬的、一成不变的研究对象。他们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他们的说法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话。'”

《矛盾论》: “所谓形而上学的或庸俗进化论的宇宙观，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这种宇宙观把世界一切事物，一切事物的形态和种类，都看成是永远彼此孤立和永远不变化的。如果说有变化，也只是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而这种增减和变更的原因，不在事物的内部而在事物的外部，即是由于外力的推动。形而上学家认为，世界上各种不同事物和事物的特性，从它们一开始存在的时候就是如此。后来的变化，不过是数量上的扩大或缩小。他们认为一种事物永远只能反复地产生为同样的事物，而不能变化为另一种不同的事物。”《反杜林论》: “相反，对辩证法来说，上述过程正好证明它的方法是正确的，因为辩证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观念上的反映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联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逝方面去考察的……要精确地描绘宇宙、宇宙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辩证的方法，只有不断地注视生成和消逝之间、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间的普遍相互作用才能做到。”

《矛盾论》: “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

 

这种关于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论述和《反杜林论》中的有关论述几乎如出一辙。

四 《反杜林论》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系统阐发及对无产阶级道德的历史唯物主义说明深刻影响了毛泽东的历史观和价值观

恩格斯曾经说过自己在《反杜林论》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两部书里“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就我所知是目前最为详尽的阐述”。在《反杜林论》的“概论”中，恩格斯阐述了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并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从而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的历史，指出：“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结果发现：以往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由法的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念形式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这样一来，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即历史观中被驱逐出去了，一种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被提出来了，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这样一条道路已经找到了。”

特别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对杜林在社会领域中把“普遍公平原则”作为历史动力、抽象的人性论、永恒的道德论、政治暴力是绝对的恶等唯心主义观点予以尖锐的批判，进而指出“善恶观念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变更得这样厉害，以致它们常常是互相直接矛盾的”，从人类长期发展的历史来看，“过去、现在和将来就提供了三大类（封建阶级道德、资产阶级道德、无产阶级道德——笔者注）同时和并列地起作用的道德论”; “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 “我们拒绝想把任何道德教条当作永恒的、终极的、从此不变的伦理规律强加给我们的一切无理要求，这种要求的借口是，道德世界也有凌驾于历史和民族差别之上的不变的原则。相反，我们断定，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没有人怀疑，在这里，在道德方面也和人类知识的所有其他部门一样，总的说是有过进步的。但是我们还没有越出阶级的道德。只有在不仅消灭了阶级对立，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忘却了这种对立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超越阶级对立和超越对这种对立的回忆的、真正人的道德才成为可能”。

《反杜林论》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系统阐发以及对无产阶级道德的历史唯物主义说明，深刻影响了毛泽东的历史观和价值观。毛泽东运用历史唯物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的历史背景和现状所做的分析。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经历了三千年左右的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手工业，一方面又促进了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但是，帝国主义者的入侵，绝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使中国逐渐变成了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谈及毛泽东的历史观和价值观，不能不提毛泽东和梁漱溟关于《乡村建设理论》基本观点的争论。梁漱溟认为，中国的社会与外国社会不同。在历史上，外国的中古社会，贵族与农民阶级对立鲜明，贵族兼地主，农民即农奴，贫富对立，贵贱悬殊，但中国的中古社会不是这样，贫富贵贱，上下流转相通，社会贫富贵贱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因此，阶级分化和对立也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西方人讲自由、平等、权利，动不动就是有我的自由权，个人的权利放在第一位，借此分庭对抗。但中国不是这样，注重的是义务，而不是权利。父慈子孝，还有兄友弟慕，夫妻相敬，亲朋相善等，都是“伦理本位”，是指导中国家庭和社会的重要原则，即注重义务，每个人都要认识自己的义务是什么，本着自己的义务去尽自己的责任，孝家庭，也孝社会。毛泽东则认为，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性，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有自己的伦理道德，梁先生强调这些也并没有错。但中国社会却同样有着与西方社会共同的一面，即阶级的对立、矛盾和斗争，这是决定社会前进最本质的东西，梁漱溟是太看重了中国社会特殊性的一面，而忽略了决定着现代社会性质的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

受《反杜林论》的影响，延安时期毛泽东开始重视用马克思主义道德观扬弃中国传统道德，强调要用无产阶级思想去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及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1939年，他在关于《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给张闻天的信中明确指出：“关于孔子的道德论，应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以便与国民党的道德观（国民党在这方面最喜引孔子）有原则的区别。”他还举例说孔子的“知仁勇”, “既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观念论的，则其见之仁勇（实践），也必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毛泽东还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对孔子知仁勇进行批判，指出它们“是历来的糊涂观念”, “孔子的这类道德范畴，应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伯达同志有了一些批判，但还觉得不大严肃”。毛泽东尤其重视价值观、善恶观、道德观、民主观等社会思想意识的阶级性。1943年6月在给彭德怀的信中，毛泽东再次强调共产党人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待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问题，指出彭德怀在这一问题上的错误：“谈话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的定义出发，而不从当前抗日斗争的政治需要出发。又如不强调民主是为着抗日的，而强调为着反封建。又如不说言论、出版自由是为着发动人民的抗日积极性与争取并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权利，而说是从思想自由的原则出发。又如不说集会、结社自由是为着争取抗日胜利与人民政治经济权利，而说是为着增进人类互助团结与有利于文化、科学发展。”“在政治上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是不适当的，现在的任务是用战争及其他政治手段打倒敌人，现在的社会基础是商品经济，这二者都是所谓己所不欲，要施于人。只有在阶级消灭后，才能实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消灭战争、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1943年8月8日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提出，要“用无产阶级思想去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及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中，主要的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例如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散漫性、自发性这样一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