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晚明人情小说的研究现状
(一)明清小说专著
陈大康《明代小说史》从洪武朝至明末南明弘光朝的小说做了整体梳理,主要针对小说的发展,对小说内容、创作方式、创作环境、地位、意义等简略分析,第十三章为“《金瓶梅》与人情小说”,概述了《金瓶梅》的成书与流传,写实主义特征,并涉及万历朝前后的色情小说,对几部主要作品做了内容介绍,并分析了出现原因及作者心理。黄霖、杨红彬著的《明代小说》,主要从小说题材、意趣、文体、形象、语言、技巧等的演变,分析明代小说的发展,并将《金瓶梅》、“三言”“二拍”归为世情小说。董国炎的《明清小说思潮》,重在明代小说的分期研究及小说理论的探讨,其中只有一章涉及晚明人情小说,如《金瓶梅》,突出其写实主义倾向的创作方法,以及由冯梦龙、凌濛初的生平突出小说的教化思想。贾三强的《明清小说研究》,主要针对明清时期的几部名著,在作者、版本、内容思想及艺术性方面做了相关分析,《金瓶梅》、 “三言”“二拍”都有涉及。刘衍青的《明清小说的生命立场》, “沉重的肉身:《金瓶梅》的身体书写”一章在身体与文化两个方面对《金瓶梅》详加剖析,已经具备了人性的高度。这几部专著,对人情小说的命名存在不统一的情况,有的称为世情小说。因主要对明代或者明清小说研究,除《金瓶梅》外,其他类别包含并不全面,艳情小说,拟话本短篇人情小说未尽含其中,且大多对其思想内容的分析也显粗略。
(二)直接以人情、世情、言情命名的专著
方正耀的《明清人情小说研究》(1986)认为,“人情派就是明清时代以家庭生活、爱情婚姻为题材,反映现实社会的中长篇小说,这一流派始于明末《金瓶梅》,迄于清末《青楼梦》,现存作品约有一百种。”文章分析了明清人情小说的渊源,兴起的原因,发展及其衰落,反映社会的特点,艺术方式的变化以及历史地位和影响,全面地展现了人情小说发展的脉络,但将短篇拟话本小说排除之外。
王增斌的《明清世态人情小说史稿》(1997),其书虽名之曰“世态人情小说”,但在“前言”中谓:“世情小说,即描写现实生活中世态人情之小说,亦称之为人情小说。”即将世态人情小说等同于世情小说、人情小说,其后又将世态人情小说分为世情、艳情、才情三类,虽将《金瓶梅》以来的长篇、短篇及文言文小说尽含其中,但在概念的使用上有些界限不清。在文章的内容上,也主要以作者、版本、人物形象、艺术成就等为主,在人性深度的挖掘上稍显不足。
向楷的《世情小说史》(1998),用“世情小说”的定义指涉世态人情类篇目,将男女生活琐事、饮食大欲、恋爱婚姻、家庭人伦关系、家庭或家族兴衰历史、社会各阶层众生相等表现社会现实的小说都纳入其中。时间跨度非常之大,从萌芽的唐代传奇,到发展高潮的明中期,到清初,再到清中期衰微。内容上也以作者版本、思想内容、艺术成就等为写作重点。
陈节的《中国人情小说通史》(1998),用“人情小说”将世情、艳情等篇目皆纳入其中,其时间跨度更大,当代社会甚至港台地区的小说篇目都包括在内。在内容上已注重“情”对“理”的对抗及人性书写,只是未加深入,有些简略。
吴礼权的《中国言情小说史》(1995),以“言情”命名,指述男女情爱一类的小说,认为中国言情小说分四个时期,汉魏南北朝是萌芽期,唐代是发展成熟期,宋元是转折期,明清是鼎盛期,对不同时期的创作特点,盛衰缘由都做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它包含了长篇、短篇、文言、白话、才子佳人小说、艳情小说,拟话本小说,等等。
齐浚的《持守与嬗变——明清社会思潮与人情小说研究》(2008),将《金瓶梅》作为“人情小说”之首,也包括明清时期的拟话本小说、才子佳人小说、艳情小说。写出了晚明人欲、物欲的解放及纵欲之累,才子佳人小说的知性之爱,及《红楼梦》的知己之恋,已经具有剖析社会人性的高度。
另外台湾学者熊秉真、余安邦合编的《情欲明清——遂欲篇》(2004),虽未专门分析人情、言情或者世情小说,其以情欲与礼教的冲突纠葛为主线分析了《金瓶梅》《红楼梦》,对分析小说的思想价值有极大助益。
这六部作品都有涉及本书人情小说的内容,但在小说命名及范围方面都存在不统一的问题,20世纪以来的此类研究,在内容上对作者版本及思想内容、艺术价值等方面进行了深入论述,但也有重复论述之嫌,而对生存环境与人物相连的生命状态,人性深度等方面则挖掘不足。21世纪的齐浚《持守与嬗变——明清社会思潮与人情小说研究》一书,其对人情小说的定义及范围划分已经较为成熟,且在内容上对人性深度、生存状态、社会问题等都有相当的关注,熊秉真、余安邦合编的《情欲明清——遂欲篇》写出了礼教与情欲的冲突,在内容与思想价值方面都有较大的进步,也为晚明人情小说的研究指出了新的方向。
(三)博士论文
申明秀的博士论文《明清世情小说雅俗流变及地域性研究》则将鲁迅所定义的“记人事”的小说统一定位为“人情小说”这一大类,并细分为“世情小说”、“才子佳人小说”及“艳情小说”三类,“世情小说”是“人情小说”的主流,“才子佳人小说”是“人情小说”的“异流”,而“艳情小说”则是“人情小说”的“末流”。范围的确定与划分更加详细,也避免了世情、人情小说混用的问题,只是主流、异流、末流的划分是否妥当,还有待商榷。文章以雅俗整合及地域区划视角研究明清世情小说,凸显了其地域性与文化性,地域与作者背景,小说作品紧密相连,视角新颖,内容也较有深度。
(四)研究性学术论文
围绕明清人情小说进行研究的学术性论文,笔者借助中国知网尽可能地搜集,从1988年到2012年的论文大约有97篇,这些论文涉及的内容有一定的重复性,故本书对这些文章不作单篇的详述而是分类重点介绍,按照其关注方向,大致分为几类:
1.有关人情小说、世情小说命名及范围的文章
雷勇的《明末清初世情小说新探》(1994)认为,明末清初的世情小说是在对《金瓶梅》的学习、模仿、反思中发展的,总的来看,可谓一源而三流,即可以分为艳情小说、才子佳人小说、人情小说三种基本类型,将人情小说作为世情小说的其中一类。高旭东的《论中国古代人情小说的发展流变》(2001)认为,《金瓶梅》出现之后,中国的人情小说在向着两个相反的方向发展,一个方向是直接受《金瓶梅》影响而产生的一批“浮书”,另一个方向是作为《金瓶梅》及其末流的反动而出现的才子佳人小说。《红楼梦》则是在批判二者的基础上达到的更高层次的综合。从主体、人物设置与描写到结构,《红楼梦》是经过才子佳人小说冲刷过的《金瓶梅》,兴起于勾栏瓦舍中的小说从此才与空灵妙悟的高雅诗文传统合流。张瑾在《鲁迅小说观念中的“人情小说”与“世情小说”》(2008)中认为,鲁迅对人情小说与世情小说的命名与使用上处于游离状态,在他不同的小说史著中有不同的说明,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两者之间的界限。人情小说与世情小说虽有交叉融合的地方,同时也不能忽略它们之间的区别,不能相提并论。陈怀利的《论世情小说与才子佳人小说之关系——兼论鲁迅对世情小说与人情小说的界定》(2010),通过解读鲁迅对世情小说和人情小说的界定,在探究世情小说特质的同时,认为世情小说和才子佳人小说是隶属于人情小说这一大概念下具有不同特质的两种小说类型,二者的关系是平行而非从属。可见,对人情小说、世情小说的命名范围渐趋统一,人情小说作为一大类,包含了世情小说、才子佳人小说和艳情小说三类,这与本书的观点也相一致。
2.思想内容
康华的《明清世情小说的主体精神探析》认为,明清世情小说在艺术上有了质的变化发展,其中一个主要表现是作品中主体精神的日益强化。这种主体精神在小说创作上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小说序跋中作者对创作心理的夫子自道;二是作品中自传因素的出现;三是小说主人公的理想追求。由于主体精神的增强,明清世情小说在内容方面,社会批判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并表达对人生反思的倾向。蔡良俊的《试论明清人情小说的因果报应思想》认为,不能将小说中的因果报应思想一律加以否定,作者的主观意图是借助小说的因果报应思想说教,其中不同程度地反映出人情世态。董雁的《明清才子佳人小说的情爱文化视界》认为,明清时期“情”的张扬是与人性的觉醒、人性的思考联系在一起的,才子佳人小说所叙写的“情”也刻上了那个时代的印迹,与现代“爱情”话语的所指存在较大差距。由于承袭了明中叶以降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余绪,这些小说对“真情至性”的肯定与揄扬,在男女之情上带有的某种自主倾向,体现了那个时代的呼声和个性解放的要求,是人类通向人性自由历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孙宏哲的《明清长篇世情小说妻妾斗争与“歇斯底里”特质》,作者运用女性主义批评,通过具体分析明清长篇世情小说妻妾斗争的背景、意识、心态、行为,揭示由于封建宗法父权体制及性别政治导致众多妻妾形象忧郁、焦虑、疯狂的“歇斯底里”的人格异化,进而追寻世俗女性被无情戕害的生命真相,得到关于社会人生的新的理解。陈文新的《人情小说审美范式的确立—— 〈金瓶梅〉人物谱系归属研究》认为,《金瓶梅词话》的问世标志着人情小说审美范式的确立。《金瓶梅》不仅将小说描写领域由历史英雄、江湖好汉转移到了市井社会,故事主角也变为市井浪子。但《金瓶梅》人物谱系的多元性也使其人物性格往往可以分解为不同的层面,这就造成了《金瓶梅》自身的不协调,并给《金瓶梅》之后才子佳人小说的一度兴盛留下了空间。王天杰的《浅谈古代长篇人情小说的伦理价值和审美价值》以《金瓶梅》与《红楼梦》为案例,认为长篇人情小说具有“美”和“善”的统一性,即伦理学与美学相通,作者将西门庆、潘金莲等社会中的恶人,通过典型化和审美化将他们塑造为“艺术美”形象。《红楼梦》塑造了封建阶级叛逆者的典型形象并以“美”的被毁灭,显示其悲剧性审美价值,这也是其社会意义所在。
在人情(世情)小说思想内容方面涉及主体精神、情爱文化、因果报应等,另有美学、伦理学等领域,研究范围和方面比较开阔,但也存在精神文化方面论文较为集中,而美学、哲学等的文章较少的问题,因此人情小说的研究还有较大空间,跨学科的研究将更好地挖掘其精神内涵与思想特质。
3.专篇文章
杨义《金瓶梅:世情书与怪才奇书的双重品格》是非常有深度的一篇文章,它以“世情—奇书”这一悖谬审美旨趣揭示为主线,写出了《金瓶梅》对突破传统小说成规的“戏拟”谋略的采用,审美奇思的叙事结构,“情欲”与“死亡”的母体内容等,揭示小说的深刻意涵,既有形而下的对社会生活的反映方面,又有形而上的精神层面,将酒色财气四种元素,运用道家及佛教思想进行劝惩,折射出人性的危机与命运的莫测。关四平、陈墨的《论红楼之情的文化超越与人性深度》深入分析了宝玉“情”合理与正常表现及发展,并以宝黛悲剧而保留了“情”的美好与永恒。张宁的《论〈金瓶梅词话〉中宴饮描写的市井气质》认为,《金瓶梅词话》的宴饮描写具有浓郁的市井气质:其一,宴会食物质朴,做法粗犷,不见高雅气息;其二,通过宴饮描写展现人性、人情和市井智慧。分析了小说中围绕西门庆家的日常起居及人际交往向读者展示的明代中后期以“食色”为中心的世俗生活风貌。谢建兆的《从“三言”看晚明世情小说的情和欲》认为,“三言”充分肯定了情欲的合理性,表现了平民大众被压抑的情感欲求,以现实主义表现手法对人性进行揭示,具有反映时代特点的价值。
综上所述,人情小说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成果,尤其在表现精神文化方面已有很大成就。但对美学领域较少涉及,尤其从当代生命美学视角对人情小说所反映生命状态的考察基本空白。另外,人情小说研究大多以明清为时间范围,注重这一小说流派的风格延续性,从《金瓶梅》始到集大成的《红楼梦》结束,对全面考察小说发展有重要意义。这与本书的研究视角略有差异,本书虽以人情小说为线索,焦点却是晚明这一特殊的历史时代,考察生存环境影响之下的精神表现与生命状态,以期丰富人情小说的思想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