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开展苏陕干部交流促进东西互助共同富裕

华克

苏陕干部交流活动由中国扶贫基金会于1991年初发起，以扶贫开发为主要内容。从先富裕起来的江苏省选派熟悉经济工作的73名骨干，到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陕西南部贫困地区工作两年，充实地区和县市两级领导班子，运用江苏发展商品经济的丰富经验，帮助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同时陕西也派出同等数量的干部到江苏挂职学习。两省之间互派干部开展对口帮扶和交流，重点抓经济发展、东西互助、对口支援、沟通信息、外引内联、培养干部、技术支援。这种东西互助、对口支援的办法，在当时被许多老同志称作扶贫开发工作的一项创举，也是延安精神的再发扬。

一 苏陕干部交流活动的背景及内容

1991年，全国有贫困县699个，其中国务院重点扶贫县有328个（东部33个，中部137个，西部158个）。经过几年来的共同努力，已有206个县年人均收入321元。现在还有1.02亿人口生活贫困，其中3900万人年收入仍在200元以下。

——引自《国务院扶贫工作报告》

多年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一直对贫困地区实行扶持政策，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措施。通过发放低息贷款，安排扶贫专项物资，实行以工代赈，并在税收、信贷、财政补贴等方面给予贫困地区优惠。这些重大措施，对改变贫困地区面貌，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各级党委和政府也加强了对贫困地区的领导，扶贫开发工作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大多数贫困地区群众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完成了从单纯救济向经济开发的根本转变。但是，贫困地区特别是西部贫困地区广大农村，一般比较闭塞，交通不便，信息不灵，商品经济不发达，整个社会发育程度较低。因此，发展经济的困难还很多，问题还不少，工作也很不平衡，仍有一部分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即使解决了温饱问题的地方也不够稳定，一遇自然灾害又会重新返贫。加上这些地区的人口没有做到有效控制，青壮年文盲还在继续增加。与东部沿海地区迅速发展的势头相对照，西部地区同东部沿海地区之间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继续扩大。

1991年，全国农村人均年收入为710元，沿海发达地区人均1500～2000元，中西部地区人均年收入多则五六百，少则三四百，有少数群众温饱还成问题。这个问题如果长期不解决，不仅不利于社会的稳定、民族的团结、边疆的巩固，而且还必将影响奔小康和国家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实现。经济较发达的省市，已经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和任务的艰巨。他们认为，遵照小平同志关于先富帮后富的指示，帮助内地贫困地区人民尽快摆脱贫困落后状况，走上富裕之路，是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经过10多年的改革开放，到1990年，江苏省已经是我国沿海地区率先富裕起来的省份之一，工农业产值居全国之首。而当时的陕西秦巴山区，是列入国家和省的贫困县最多的地区。曾在陕西工作过的老同志十分关心陕西特别是秦巴山区的发展；中国扶贫基金会也把秦巴山区定为扶贫开发工作的重点。扶贫工作的成功经验证明“给钱给物不如给个好干部”。他们设想，如果一方面能够组织一些年富力强、懂经济工作的干部到陕西去挂职，把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的信息、技术、管理引进贫困地区；另一方面从陕南贫困地区派一些干部到经济较发达的江苏挂职，直接学习、汲取经济发达地区如何掌握商品信息、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的经验，那么，贫困地区的资源优势将有可能变为商品优势；贫困地区的经济，特别是乡镇企业，将有可能较快、较健康地发展。这种东西互助、外引内联、共同发展的方式，相信会比单纯投入资金的扶贫方式效果更好一些。

1990年11月中旬，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项南同志专程赴江苏，与江苏省前后两任省委书记沈达人、韩培信同志谈了在江苏和陕西两省之间通过交流干部来实现共同发展的想法，当即得到二位的响应。他们认为，这种以扶贫开发为主要内容的干部交流，一不靠国家拿钱拿物，二不削弱沿海地区的活力，而是靠沿海与内地之间互惠互利地开展全方位的协作和联合。这种方式，拓宽了扶贫的路子，在较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之间，架起了一座互惠互利、共同富裕的桥梁。较发达地区在贫困地区找到资源、市场和企业发展延伸的空间；贫困地区也在交流、联合中增强了自身的活力，跻身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大潮之中。他们议定了干部交流的八项措施，并先后得到中央组织部负责同志、陕西省委以及曾在陕西省工作和战斗过的老同志的赞同和支持。

在当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之后，中共中央组织部出面邀请两省省委组织部做了部署。随后，中国扶贫基金会派副会长何载、李敬和理事杨克先后去陕西、江苏，会同两省组织部研究确定，首先在江苏省的7个市与陕西省秦巴山区4个地区的31个县开展干部交流，并商定了两省干部交流的具体方案。

二 苏陕干部交流活动的具体方案和做法

1991年1月7日，中国扶贫基金会收到中共陕西省委《关于从江苏省为陕南贫困地区聘任一批干部的函（1990年12月23日）》以及陕西省关于从江苏省请进一批干部支援秦巴山区建设和从陕南选派干部去江苏挂职学习的实施方案（1990年12月13日）。本着先请进来、后派出去的原则“从江苏省聘请七十名熟悉经济工作、身体健康、愿为改变贫困地区面貌贡献力量的离退休干部和现职领导干部……有职有权，用其所长，到陕南各地、市、县政府部门担任实职领导，负责经济和扶贫开发工作，具体任务是：沟通信息、外引内联，东西互助，发展经济。……不占当地干部编制，任期一般二至三年”。为落实此方案，何载、李敬两位副会长和理事杨克于1月中旬赶赴江苏南京。

李敬日记：“1991年1月22日，早7点半，我们刚步入餐厅，69岁的韩培信同志来看。这几年江苏的经济在党中央改革开放的政策指引下搞得很活，乡镇企业的产值1990年1000亿元，居全国各省前茅；而陕西省去年的乡镇企业总产值只有150亿元。他在任书记时与项南同志议定，江苏和陕西干部交流，相互支援。这与七中全会共同富裕的精神完全一致。这是件大好事，完全赞成，完全支持，成为普遍反映。我们此行就是具体配合两省实施这一协定。”

李敬日记：“上午与陕西省委刘揆楚等同志交谈了干部交流实施意见。这是与江苏同志交谈前的‘对表’。下午江苏、陕西同志和我们共同交谈，戴冠镇、刘揆楚同志谈了具体而周密的方案，何（载）、杨（克）和我也谈了大意。大家的‘表’都走得准，只是想再快一点，江苏干部三月份最好到位。顾浩同志表示，认真发动，精选七十二变有方、能在不长时间做出一番事业的干部，座谈培训到位后抓好联络管理。”

经协商，苏陕两省就干部交流问题达成如下共识。

1．两省同志认为，沿海和内地实行人才和干部交流，对于实现东西互助、外引内联、沟通信息、培养人才、发展经济具有深远意义。

2．两省商定，各交流72人，其中厅局级干部各5人，县处级干部各36人，科级干部各31人。江苏派赴陕西干部工作期限为2年，陕西派赴江苏干部的工作期限为1年。如工作需要，经两省省委组织部协商，可适当延长。

3．市、地、县实行对口支援，合理组合，定点挂钩（县与县结成姊妹县），建立长期稳定的协作关系。

4．双方派出的干部，要求政治素质高，有领导经济工作的能力，热心扶贫事业，乐于奉献，要经过充分动员，认真精选，组织培训。

5．为搞好这次交流工作，陕西省成立以王双锡副省长为首的领导小组，江苏省成立由顾浩（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牵头的协调小组。

6．西去干部，江苏省除保证其原工资待遇、补助等不变并给予适当照顾外，陕西省给予一定的差额补助。受援单位负责报销其探亲往返路费，少数厅局级老干部的配偶可以随行。东去干部的待遇和开支概由陕西负责。

7．江苏赴陕西干部于3月中旬在南京集中，随后到北京培训5天，3月下旬上岗。陕西去江苏的干部，5月中到苏州培训一个月，6月到位。

8．培训由中组部、全国贫困地区干部培训中心、中国扶贫基金会组织领导。具体工作由培训中心、中国扶贫基金会和两省委组织部派人负责。

然而，方案是确定了，开始实施时却遇到难题。江苏的干部对去陕西贫困地区挂职工作两年并没有表现出多少热情，自愿报名的干部则更少。离春节就剩5天了，江苏派去陕西的干部名单却迟迟定不下来。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同志劝何载、李敬副会长先回北京去，说过了年再办。两位副会长可没有回家过年的意思，说：“如果名单定不下来，我们就在南京过年了！”拗不过二老的坚持，江苏省立即召开了各地区主要领导参加的会议。会上，何老语重心长、满怀激情的动员打动了与会者的心，当天，就定下了派往陕西省的干部名单。

1991年春节刚过，3月26～31日，江苏派往陕南挂职的73名有着丰富经济工作经验的干部，到北京进行了5天的培训，就走马上任了。

在京培训期间，项南同志做了动员，向赴陕南的江苏干部明确了此行的目的、意义和工作重点。他说，江苏干部到陕西工作，对全国扶贫工作、西北建设、人民团结都有作用。工作的重点是抓经济发展、东西互助、对口支援、沟通信息、外引内联、培养干部、技术支援。具体来说就是：一抓治山治水，改天换地，旱涝保收；二抓种植养殖、粮食森林，发展栽桑养蚕；三抓开发项目，救活现有企业；四抓组织劳力转移；五抓科教扶贫；六抓人口控制，计划生育；七抓横向联合，对口支援；八抓长期作战，团结奋斗。

在人民大会堂陕西厅，陈俊生、陈丕显、张邦英、汪锋、陈先瑞、孟连昆、韩培信、白清才、李力安等领导同志接见了江苏干部并和他们座谈，鼓励称赞江苏赴陕干部是：干部交流先遣员，东西互助搭桥员，改革开放宣传员，扶贫开发战斗员。

在京的培训和领导接见，给了江苏赴陕干部鼓舞，也给了他们压力。没有人给他们规定具体任务，也没有人给他们下达指标，然而，他们深知做不出成绩无法向组织和当地群众交代，所以各个尽心尽力想方设法为当地办实事，做贡献。就在江苏干部派往陕西的一个月后，陕西派到江苏挂职的73名干部也到苏南任职了。江苏和陕西的干部交流，第一批互派干部146名，其中省级干部4人，地（市）级8人，县级62人，企事业干部72人。

三 苏陕干部交流活动的成果

干部交流带来的是人才交流，经济交流。有了人才，就会有资金，有技术，有项目，有市场。苏陕干部交流活动启动仅仅一年，即取得了明显成效。由于交流干部明确自己所担负的责任和任务，因此在通过经济协作带动经济发展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从1991年初到1992年初的一年时间里，苏陕两省双方洽谈的项目有1200多个，协作项目200多个，其中100多个已经开始取得效益。两地区还开展了近1亿元的商品交换。从最初的县与县的协作发展到乡与乡、村与村、企业与企业间的协作。协作单位有69个乡镇、115个企业、18个部门。

继苏南和陕南的干部交流启动之后，山东潍坊、济宁两市与陕西省的榆林、延安地区也开展了干部交流。他们采取“一人挂职，全方位参与”的做法，不到半年时间，已在物资交流、技术转让、扩散产品、开发资源方面达成59项协议。这项干部交流活动，推动了沿海与内地的横向联合与经济交流，促进了贫困地区乡镇企业的起步和发展，使贫困地区逐步建立起有自己特色的产业体系。

1992年4月，国务委员、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长陈俊生同志在听取了中国扶贫基金会工作汇报后，给予了这项以扶贫开发为主要内容的苏陕干部交流以积极肯定。他说：“组织部分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的干部交流，是扶贫工作的一项新内容，这对于促进东西互助、沟通信息、培养人才、发展经济具有深远意义。这项工作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要进一步总结推广。”陈俊生同志提出，在“今年（1992年）适当时候，召开一次经验交流会，总结推广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干部交流的经验。请国务院扶贫开发办会同中国扶贫基金会及中共中央组织部做好会议的准备工作”。

在陈俊生同志的倡议下，由中央组织部、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和中国扶贫基金会于1992年5月联合召开“经济较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干部交流座谈会”，推广了苏陕干部交流的经验和做法。

据《江苏赴陕干部1992年上半年工作进展情况》记载，截至6月底，干部交流工作又有了新的进展，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经济技术协作项目实施顺利。已经办成56个项目。其中：技改43项，新建13项，总投资3500万元。达产达效后，将新增产值1.4亿元，新增利税2100万元；另有正在实施的项目123个。

二是，为当地培训人才增加新内容。呈现四个特点：一是培训人员增多，共培训区乡村干部、企业管理干部、技术人员、工人等各类人才5500多人；二是培训人员类型增多，除培训管理人员外，还发展到培训金融、物资专业负责人和中专学生；三是培训范围扩大，发展到干部挂职的31个县市以外的地县；四是形式多样，不仅派员赴江苏培训，也请江苏的管理、技术人员到陕南结合协作项目现场讲课和提供咨询指导。

三是，两地友好协作关系有四个进一步发展：一是由地县向乡镇发展；二是由政府部门向经济部门发展；三是由对口市县向非对口市县发展；四是由经济向教育文化发展。1992年上半年，陕南去江苏的乡以上干部有1871人，有技术员和技工897人，江苏赴陕西的乡以上干部有621人，技术人员有272人；陕西销往江苏的物资金额3000多万元，江苏销往陕西的物资有900多万元。

在苏南和陕南的干部交流带动促进下，山东潍坊、济宁两市与陕西的延安、榆林两地区也交流了108名干部，仅半年的时间，就帮助两地区达成协议106项，可新增产值1.53亿元、实现利税2100万元；成交贸易额341万元。

较发达地区之所以发达，原因之一是他们特别重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由于较发达地区的干部对发展经济、发展乡镇企业积累了较多经验，有较强的应变和反应能力。他们到陕西挂职以后，不主张单纯扩大投资规模，不主张搞无经济效益的重复建设，而是在深化改革搞活现有企业上下功夫。有不少实例很能说明问题。

陕西西乡县氮肥厂1990年亏损264万元，是该县的一个大包袱。江苏赴西乡的同志通过调查研究，请江苏泰兴县氮肥厂副厂长和三位高级工程师前来“会诊”，帮助解决了生产过程中的41处问题。这个企业经过技术改造，已经扭亏为盈。

汉中医药化工厂1990年亏损122万元，江苏同志请无锡第一制药厂派高级工程师当顾问，协同攻关，使每吨产品的成本下降2000多元，一年增收150万元。

江苏省海安县在技术转让、人员培训方面帮助陕西平利县发展桑蚕。他们计划在两年内为当地增加收入3000万元。

陕西凤县锁厂是一个只有42万元固定资产的小厂。因为质次价高，产品卖不出去，曾连续三个月发不出工资。江苏去的同志帮助该厂调整产品结构，同大厂协作，生产配件，又引进电解水气割（焊）机新产品。由此新增年产值400万元，利润100万元。

苏陕干部交流受益的不仅是陕西，东部地区也从西部的发展中得到发展自己的后劲。陕西留坝县生产的锌矿粉，本来是东部地区需求量很大的抢手货，而在该县却形成产品积压、资金周转不灵的局面。开展苏陕干部交流后，留坝与江苏的一个化工厂签订了500吨的销售合同，还建立了长期的供销关系。这样，江苏的厂解决了原料供应问题，陕西的厂解决了产品销路问题。各有所得，双方受益。

西乡县有丰富的花岗岩原料，却缺技术，缺设备，资源得不到开发。扬州江扬船舶集团公司有技术，有设备，却缺原料。双方合作，投资600万元，扬州还派出5名管理和技术人员到西乡开发石料。这家联营公司自1991年10月挂牌以来，开发出20多个花色品种，产品远销美国、加拿大。

1991年10月3日，《人民日报》刊发王世焕、偶正涛的报道《江苏赴陕干部工作有声有色》，文中用事实说明，东西互助干部交流使“观念新起来了，物资流起来了，人才用起来了，企业活起来了”。

到1993年2月江苏赴陕西干部交流第一期结束，两省的干部交流又涌现了一批新的成果。据中国扶贫基金会《扶贫简报》记载，苏陕干部交流组织实施的经济协作项目总计211个（技改项目105个，新建项目106个），总投资2.38亿元。其中141个已经建成投产，新增产值1.61亿元，新增利税2554万元，安排劳动力7000多人；引进资金1000多万元；引进江苏的水泥、化肥、冶炼、制药、造纸、纺织、食品、塑料、蚕桑、制茶等先进技术近百项；引进各类人才800多人，培训各类人员1.3万人；帮助一批企业技术改造，调整产品结构，提高经济效益；帮助企业通过加强管理、搞活营销，实现达产达效，还开拓了市场，搞活了流通。

事实证明，有了这种在东西互助、共同发展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经济协作关系，即使将来交流的干部各回原地，东西大跨度联合结成的纽带也将是牢固的，拆不散的。

1993年10月，中国扶贫基金会对苏陕干部交流工作做了阶段性总结，形成《关于以扶贫开发为主要内容的干部交流情况报告》。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和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组织部、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以及各人民团体干部人事部门发出通知，转发了这个报告。

报告中说，经济较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干部交流，自1991年1月以来，已有29个省（区、市）、近万名干部投入这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此项工作的迅速发展，不仅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东西互助、缩小差距、共同富裕方针的正确性，也反映了中西部广大干部群众发展经济、脱贫致富的迫切愿望。各地干部交流，以苏陕、陕鲁、津陇、津蜀、京滇、京新、闽湘等省（区、市）开展较早，实行的对口、双向交流形式成绩突出。这种以“干部交流搭台，经济协作唱戏”的做法，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带来了一系列新的发展变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促进了干部的观念转变和思想更新，贫困地区干部到发达地区挂职，学到了沿海地区解放思想、发展乡镇企业和市场经济的经验，培养了一批懂得经济、懂得技术、会管理的干部。较发达地区干部到贫困地区挂职，学到了老区人民的无私奉献和艰苦奋斗的精神，锻炼和培养了自己。（二）贫困地区从经济较发达地区引进了技术、人才和资金，为本地区培训了各类技术和管理人员以及乡镇企业的厂长、经理，转移了劳动力。（三）救活了一批乡镇企业，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四）开拓了市场，搞活了流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贫困地区交通不便，土特产品积压，物资流通“梗阻”。干部交流使这些地区“打开山门，走出低谷”，贫困地区的资源和滞销产品、土特产品源源不断远销到沿海发达地区，有些还通过沿海省市窗口“借船出海”转销国外。发达地区的技术、设备、工业产品等也找到了广阔的市场和充足的工业原料。

1994年7月，江苏、陕西两省领导及有关省级部门负责同志召开座谈会，就苏陕干部交流工作问题进行协商。双方议定，鉴于两省干部交流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根据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和《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要求，在善始善终做好第二批干部交流工作的基础上，将两省干部交流工作延续至2000年。对口市、地、县（区）范围不变，各有关市、地、县（区）要将这项工作纳入党委、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要进一步拓宽两省交流合作范围，本着“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原则，大力开展各类经济协作和扶贫开发活动，在搞好已定项目的基础上，采取优惠政策，进一步发动和组织两省企业之间的合作，其内容可包括第一、第二、第三产业，项目以中小企业为主。合作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包括股份合作制、独资、承包或租赁经营、来料加工、技术咨询、技术培训、参与管理、销售合作、劳务合作、兴办中外合资企业等。在省际经济协作中，两省都将对方作为重点协作对象。根据中央和国务院已做的安排，江苏省将陕南地区作为支持的重点，鼓励和组织企业采取多种形式到陕南办厂布点；吸收劳力，除本省外，主要吸收陕西的劳动力；把连云港作为陕西对外的一个窗口，两省共同开发，为陕西产品进出口提供方便；采取多种形式，帮助陕南地区培训人才。陕西省在资源开发和利用、物资贸易和科技成果转让方面，优先与江苏合作。

自此，苏陕两省的干部交流，作为配合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实施的扶贫开发重要形式，步入常态化的运行轨道。

四 干部交流的扶贫模式获领导人高度评价

1991年3月26日，宋平（中央政治局常委、原中央组织部部长）在吕枫（中央组织部部长）同志对江苏与陕西扶贫地区进行干部交流问题的报告上批示：“吕枫同志：江苏向陕西省贫困地区派送大批干部，进行扶贫和干部交流的作法应予重视。这是先富帮后富的有效办法，应予推广。宋平3月26日。”

1991年10月21日，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连载3期《苏陕干部交流情况》，宋平在上面批示：“向西藏、新疆能否派出一批干部前去（不要分散），干上几年，闯出一条路子，带出一批当地干部来。”

1992年4月4日，国务委员陈俊生听取了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工作汇报后说：

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工作比起一些民间组织做得实，而且具有改革精神。三年来做了大量工作，解决了许多问题，办了许多实事。第一件事，江苏与陕西干部交流问题，此事意义深远，实践证明是好的，干部交流带动了技术、管理上的交流。建议开一次经验交流会，传播苏陕干部交流的经验，浙江上海等沿海地方可来听，会议就以扶贫基金会的名义开，写大文章在报刊上宣传推广其成功经验。

1992年5月27日，中国扶贫基金会名誉会长李先念向《经济较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干部交流座谈会》发来贺信。全文如下：

中国扶贫基金会：

沿海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与贫困地区，通过干部交流，促进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是扶贫工作的一项创举。希望你们协同中央组织部、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把这项工作做好。并望开好这次交流干部工作的座谈会，认真总结经验，以便逐步推广。

在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下，我们的扶贫开发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贫困地区人民已经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但是标准低、不稳定、困难多，一遇自然灾害，仍有复贫的可能，决不可掉以轻心。

扶贫济困，是我国人民的传统美德。共同富裕，是我们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我们应当在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下，通过先富帮后富，发达地区帮贫困地区，促进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协作，尽快把我国的国民经济搞上去。

扶贫工作是一项伟大的事业。扶贫工作也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要努力探索扶贫开发的新路子，加快扶贫开发的步伐，推动贫困地区经济的全面发展。

请你们代表我向参加这次座谈会的同志们问好！谢谢同志们！谢谢所有关心扶贫工作的人们！

李先念 一九九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李先念同志为干部交流座谈会题字：

扶贫济困 共同富裕

国务院总理李鹏为干部交流座谈会题字：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团结协作，共同发展。

李鹏 一九九二年六月二日

五 苏陕干部交流活动的后续发展

1992年4月27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联合发文组通字〔1992〕9号《关于召开经济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干部交流工作座谈会的通知》。

1992年5月28～31日，经济较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干部交流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党委组织部副部长、省扶贫办主任和筹划、支持、参与领导这项工作的老同志、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委的同志参加了会议，共到会148人（见图2）。

这次会议是根据宋平同志的三次指示精神和陈俊生同志的提议召开的。会前，李先念主席听取了汇报并做了重要指示，还给会议写了贺信。李鹏总理为会议题了词。中国扶贫基金会项南会长在会上做了“东西互助共同发展”的长篇讲话，中组部吕枫部长做了会议总结。

会议期间有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协商了干部交流的形式、方法和交流时间，有的还草拟了协议。

1992年7月10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以“中共中央组织部（报告）”名义（中组字〔1992〕9号孟连昆、杨钟签发）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关于经济较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干部交流工作座谈会情况的报告》，汇报了于1992年5月28～31日召开的经济较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干部交流工作座谈会情况。报告中称，经济较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干部交流工作是1990年从苏陕两省开始的，此后，北京、天津、山东、广东、福建、湖北、河北、山西、内蒙古、江西、河南、湖南、广西、海南、四川、云南、甘肃、宁夏、新疆等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自愿结对相继展开了干部交流工作。会议经过认真讨论，对如何更好地开展这项干部交流工作提出了四点建议。

1993年4月7日，在中国扶贫基金会第二次（届）理事会上，国务委员、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长陈俊生同志在讲话中再次肯定了苏陕干部交流的成绩：干部交流从苏陕两省开始，现在已经发展到24个省市。这是由基金会发起组织的，进行了人才、智力、技术和经济交流，效果很好。这是基金会的一大成绩。这项工作还在发展，去年还召开了专门会议。会后，党中央、国务院都发了文件，肯定了这种做法。仅从以上几个方面讲，就是对扶贫工作的重要补充。仅靠国家的渠道是办不了这么多事情的。有了主渠道，有了这个补充，就把事情办得更好了。

1993年10月12日，中国扶贫基金会向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和中央组织部提交《关于以扶贫为主要内容的干部交流情况报告》（中会发〔1993〕60号，项南签发）。报告苏陕干部交流的成绩：促进了干部转变观念，思想更新；贫困地区从经济较发达地区引进了技术、人才和资金，培训了人才，转移了劳动力；激活了一批乡镇企业，促进了工农业生产发展；开拓了市场，搞活了流通；促进了经济发展。

国务院向全国各省转发《关于以扶贫为主要内容的干部交流情况报告》。

1993年12月，省际的干部交流已经发展到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约有7080名干部参与了挂职交流。

1996年3月，何载同志向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写了《东西互助的一些探索》的报告，总结了自1991年以来干部交流取得的成果。

此后，东西互助干部交流的扶贫模式已经扩展到全国，成为至今仍在实施的重要社会扶贫模式之一。

对口帮扶结对情况：

北京—内蒙古　天津—甘肃　上海—云南

广东—广西　江苏—陕西　浙江—四川

山东—新疆　辽宁—青海　福建—宁夏

厦门、珠海—重庆　大连、青岛、深圳、宁波—贵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