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文献综述与核心概念

第一节 文献综述

一 关于态度理论的研究

（一）态度形成理论

1．遗传理论

西方社会心理学家的研究表明，基因对于认知能力和情绪方面（气质、心境等）的作用是显著的。研究结果指出遗传决定了多种态度，包括对待饮食的态度、对待工作的态度、对待学习的态度以及对待种族的态度。当然这种作用并非是直接的，很可能受到人格特征、物理特征、学业成就和其他个体变量的中介作用的影响（Aiken, 2007: 48）。

2．社会学习理论

大多数关于态度形成的研究关注的都是学习过程。态度可能是学习过程中的刺激或反应、起因或结果，态度也可能是学习的驱使者和激励者，习得的认知和觉、奖励或惩罚都能改变个体行为。

人们普遍认为，态度形成的过程是一个社会化学习的过程，它受到父母、同辈和其他信息源的影响。态度最初在儿童期产生，到成人时逐渐成形，但是此时的态度并不是不能改变的，因为各种因素的影响，态度也可能在以后的生活中发生改变。根据社会学习理论，人们通过观察和模仿他人的行为来习得态度。通常，在一个人从小到大的过程中，他/她会习得一套客观标准或参照来评价自己的经历。这些标准或态度受到个人情感联系以及从他人那里获得的忠诚度和安全感的影响，而且这些影响会伴随着一个人从小到大。当一个人逐渐成熟后，他的态度难免还是和父母相似，但同时也会变得越来越像他/她不断扩大的社会圈子中的同伴或其他人。

社会学习理论认为，在个体态度形成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两种基本的学习方式是经典性条件反射和操作性条件反射。经典性条件反射一般认为，个体获得对某一事物的态度是因为该事物重复地与愉快或痛苦的刺激相连，积极的感受或态度是伴随着愉悦经历的刺激而来，而消极的感受或态度来自伴随着痛苦经历的刺激。操作性条件反射认为，虽然人们通常认为态度是认知或情感的反应，但他们也可能像行为那样，被强化或者惩罚塑造出来。如果表达出一种特定态度能使某人受到奖励或回避惩罚，这种态度很可能在以后相似的情境下重现。

3．一致性理论

该理论由奥斯古德（C. E. Osgood）和坦南包姆（G. P. H. Tennenboum）于1955年提出。理论认为，人对周围各种人和事物由于不同评价而有相同或相异的态度。这些态度之间可以是互不相干而独立的（比如，我敬佩我的老师和我喜欢打扮），但如果态度对象中的一方发出有关另一方的信息（如老师表示赞成或反对打扮），两者以及有关两者的态度就有了关联。如果人对两件事都持有的态度（正向关系），且两态度完全一致，人会感到愉快，就无须改变原态度；假如信息所表达的关系和人的原态度存在不一致，人就会体验到冲突、不安或不快。为达到心理上的一致与和谐，人便会从内部产生动力，驱使他去调整对两件事的态度，或者强化自己原有态度，或者不改变方向但是降低原有态度的程度，或者改变原有态度方向与对方保持一致。总的来说，就是个体倾向于努力保持自身态度的一致性。其表现在，人们倾向于喜欢和他们持相同态度的人，而不喜欢和自己持不同态度的人（Aiken, 2007: 50）。

4．平衡理论

该理论由弗里茨·海德（Fritz Heider）于1958年提出，该理论重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影响在态度转变中的作用。人们趋向于调整自己和他人的关系从而使得自己的内心感到平衡。当社会关系不平衡时，人们感到被迫要改变他们的态度或行为来重建他们在这些关系中的平衡状态。

5．认知失调理论

该理论由费斯廷格（Festinger）于1957年提出。该理论认为，人有许多认知因素，这些认知因素之间有些是相互独立的，有些是互相关联的。相互关联的认知因素之间存在两种情况，一是两者之间呈协调关系，二是呈不协调关系。当个体的认知（信念或态度）和其他人或自身的行为相互冲突时，个体将经历认知失调。认知失调使得个体警觉，并且促使个体去减轻这种失调（时华蓉，2007: 256）。

费斯廷格认为，态度改变是为了维持各项态度之间的一致。如果态度中有两种认知不一致，就会造成认知失调；如果失调认知的成分多于协调认知的成分，则会引起更大的失调；认知失调给个人造成心理压力，使之处于不愉快的紧张状态。此时，个体就会产生清除失调、缓解紧张的动机，通过改变态度的某些认知成分，达到认知协调的平衡状态。费斯廷格认为认知失调有四种原因：逻辑的矛盾、文化价值冲突、观念的矛盾以及新旧经验相悖。他认为，消除、减少认知失调的途径有三个：一是改变或否定失调的认知因素的一方，使两个认知因素协调；二是引起或增加新的认知因素以改变原有的不协调关系；三是降低失调的认知因素双方的强度。

6．自我知觉理论

该理论由比姆（D. J. Bem）于1972年提出。自我知觉理论是考察行为是否影响态度的理论。该理论认为，人们通过自己的行为和行为发生的情境了解自己的态度、情感和内部状态。也就是说，当问一个人关于某事物的态度时，个体首先回忆他们与这种事物有关的行为，然后根据过去的行为推断出对该事物的态度（Aiken, 2007: 53）。

7．诱因理论（社会交换理论）

诱因理论将态度的形成看作个体对权衡各种可能情形，比较各种收益后而采取的最大化收益的过程。诱因理论具体可以细分成认知反应理论和期望－价值理论。认知反应理论由格林沃尔德（A. G. Greenwald）和佩蒂（R. E. Petty）等提出，认为个体对沟通的反应伴随着认知反应（积极的或消极的思想），这一认知反应决定态度的形成与变化。期望－价值理论则是由爱德华（W. Edwards）于1954年提出，认为人的态度形成是在比较各种可能结果之后，选择最佳结果的过程（田志峰，2011）。

8．三阶段理论

凯尔曼提出了态度形成的三阶段理论，即依从—认同—内化。依从指个体为了获得奖励或逃避惩罚而采取的与他人表面上相一致的行为。依从不是个体自愿的，而是迫于外界的强制性压力采取的暂时性的行为。在态度形成的过程中，依从是很普遍的现象，在个体早期生活中，态度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依从。认同是个体自愿地让自己的态度和行为与心目中榜样的观念和态度相一致。实际上，我们很多时候都是依照社会中其他角色的态度来指导我们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内化是指个体真正从内心相信并接受他人观点，将之纳入自己的态度体系成为有机组成部分。内化在个体态度形成的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知道，每个团体都有其一定的规则，有的明确，有的模糊，但团体不可能对所有的行为都制定一定的规则，这就要求成员在大多数场合下都自觉地按照社会的期望来行动。

（二）态度改变理论

态度的形成是态度从无到有的过程，而态度的改变则是指在之前态度的基础上产生变化、发展的过程。态度的改变理论中具有代表性的有海德（F. Heidey）的P－O－X模型、纽科姆（T. M. Newcomb）的A－B－X模型和费斯廷格（L. Festinger）的认知失调理论。P－O－X模型对态度形成或改变的机制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路径，其研究结论也获得后续研究的一些支持，但是在解释重大事件引起的态度改变时则显得有些乏力。A－B－X模型很好地弥补了前一模型的不足，但是仍未解决人际关系与态度形成的整体关系和复杂性的问题。认知失调理论对于个体面临各种选择做出一种选择后的内心现象进行了较好的揭示，但也引起了一些争议。不过这三种理论对于理解态度的改变还是具有相当大的意义。

（三）劝导或说服对态度形成与改变的作用

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试图说服别人和被别人说服的情形，从而时常面临着态度方向的改变和强度的增减。显然，态度的形成和改变更多的是在沟通中完成的，以形成和改变人的态度为目标的沟通就是劝导性沟通。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霍夫兰德（Hofflander）及其同事曾对劝导性沟通过程进行了详细研究，提出了说服模型。该模型主要强调信息和背景的作用（如图1－1所示）。

在此模型中，外部刺激由劝导者、劝导信息和劝导情境组成。其中劝导者的影响力取决于他的专业程度、可靠性和他是否受欢迎。态度主体（被说服者）的特点包括其卷入程度或是否对劝导有免疫力以及其人格特征。在态度改变的过程中，态度主体首先要学习信息的内容，在学习的基础上发生情感转移，把对一个事物的情感转移到与该事物有关的其他事物之上。当接收到的信息与原有的态度不一致时，便会产生心理上的紧张，一致性机制便开始起作用，有许多种方式可以用来减轻这种紧张。有时候人们还采用反驳的方式对待劝导信息，按照认知反应论（cognitive response theory）的观点，人们在接收到来自他人的信息后，会产生一系列的主动思考，这些思考将决定个体对信息的整体反应。态度的改变主要取决于这些信息所引发反驳的数量和性质，如果这种反驳过程受到干扰，则产生了说服作用。因此说服结果有两个，一是态度改变，二是对抗说服，包括贬低信息、歪曲信息和拒绝信息。

首先，从传递者方面来说。①信息的传递者。其威信、与接受者的相似性都会影响他提出的信息的说服效果。威信越高，与接受者的相似性越大，说服的效果越好。②说服的意图。如接受者认为传递者刻意影响他们则不易改变态度；但如果他们认为传递者没有操纵自己的意图，心理上没有阻抗，对信息的接受较好，则易于转变态度。③服者的吸引力。接受者对高吸引力的传递者有较高的认同，因而容易接受他的说服。

其次，从沟通信息方面来说。①信息差异。任何态度转变都是在沟通信息与接受者原有态度存在差异的情况下发生的。如果传递者的威信较高，这种差异越大，引发的态度转变就越大；如传递者威信低，这种差异适中，引发的态度改变也较大。②畏惧。它与态度转变的关系不是线性关系。在大多数情况下，畏惧的唤起能增强说服效果。但是，如果畏惧太强烈，引起接受者心理防御以至否定畏惧本身，结果就只能是态度转变较少。研究发现，中等强度的畏惧信息能达到较好的说服效果。③信息倾向性。对一般公众，单一倾向信息说服效果较好；对文化水平高的信息接受者，提供正反两方面的信息，说服效果较好。

再次，从接受者方面来说。①原有的态度与信念。已经内化了的态度作为接受者信念的一部分，难以改变；已成为既定事实的态度，即说服者根据直接经验形成的态度不易改变。②接受者的人格因素。依赖性较强的接受者信服权威，比较容易接受说服；自尊较强、自我评价较高的接受者不易改变态度。社会赞许动机的强弱也是影响态度转变的因素，高社会赞许动机的接受者易受他人及公众影响，易于接受说服。③个体在面临改变态度的压力时，其逆反心理、心理惯性、保留面子等心理倾向会使其拒绝他人的影响，从而影响态度转变。人们通常会利用一些自我防卫的策略来减少说服信息对自己的影响，比如笼统拒绝、贬损来源、歪曲信息、论点辩驳等。

最后，从情境方面来说，态度转变是在一定背景下进行的，以下情境因素会影响态度转变。①预先警告。它有双重作用。如接受者原有态度不够坚定，预先警告可促使其态度改变；但预告也可能有抵制说服的作用，例如，预告与接受者的利益有关时往往使其抵制态度转变。②分心。它的影响也是复杂的：如果分心使接受者分散了对沟通信息的注意力，将会减弱他对说服者的防御和阻抗，从而促进态度转变；如果分心干扰了说服过程本身，使接受者得不到沟通信息则会削弱说服效果。③重复。沟通信息重复频率与说服效果呈倒U形曲线关系，即中等频率的重复，效果较好；重复频率过低或过高，说服的效果均不好。

霍夫兰德等人的研究对后来的研究影响很大。在现代的研究成果来看，大多数研究者认为一般的劝导性沟通过程主要包括四个重要的方面：沟通的来源；沟通的信息；沟通的目标；沟通的情境。这四个方面共同决定劝导和态度转变的效果（田志峰，2011）。

（四）态度形成与改变的机制

以上介绍了西方学界关于态度形成与改变的理论成果。然而，态度到底是在何种机制下形成、改变的？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也比较复杂的课题。各理论成果的解释都不相同，却都有各自的合理性。有中国学者认为，社会态度的确立是一个多变量构架，决非单一途径，要从普遍意义的角度去把握态度形成及改变的机制，还必须具体剖析在不同情境中态度产生的依据、诱因及中介。因此，态度形成及改变主要有四种相互作用的机制，依其重要性分别为原发型机制、条件型机制、习得型机制和人际型机制（刘宗粤，1998）。

原发型机制指态度形成、改变的基本诱因，也是任何情境中态度确立的必要途径，主要包括需要与期望。需要是个体行为导向的前提（内驱力、原动力），而客观事物是否符合需要及满足需要则直接关系到态度。不同的需要可以作为定势，影响人们的认知倾向；而人们对于符合自己需要并能满足需要的事物必然抱有肯定性的情感，反之则不然。期望对于态度的影响并不仅在于其是一种明确的占相对优势的需要，按新行为主义学派的斯皮曼（Spearman C. E.）的见解，期望还表现为对事物发展情况及行为结果的预测性认知。在弗洛姆（Vroom V. H.）设计的期望值模式中，激励力量＝效价×期望。期望影响人们的态度形成及改变，还可用另一公式说明，即态度指数＝实现值/期望值。此外，期望并不仅仅表现为主观期望，客观期望即社会对个体的角色期望也是个体态度确立的重要依据。作为社会化的个体，在一定程度上他必须服从于社会所施加的影响即勒温（Lewin K.）所说的“情境压力”，表现出相符的态度和行为。

条件型机制指态度形成或改变所必需的中介因素如“定势”“权衡”，这一机制影响个体态度的最终确立。与态度倾向有关的定势依其重要性分别为观念定势、经验定势、兴趣定势、情境定势等。情境定势是由特定的情感、情绪的投射作用而形成的态度泛化，如光环效应。兴趣定势则导致了个体认知的选择性。经验定势对态度的影响则更为直接：在确立具体的临场的态度时，人们总是以过去的经验为依据来形成相应的认知、情感和意向。与其他定势相比，观念定势则显得更为重要。人们头脑中现存的观念特别是价值观是后继态度形成或改变的关键条件。社会认知论认为态度的形成及改变总是通过权衡比较来实现的。比较是确定事物属性的不同点和共同点的认识过程，是对各种事物进行分析、综合的基本形式，也是态度形成和改变的必由途径。

习得型机制指单纯受社会情境的影响而表现出的相符态度，如我们通常所说的“模仿”“从众”等。社会学习理论认为，先前的学习决定人们的后继态度和行为。联想、强化和模仿是学习过程中的三种机制。社会学家塔尔德（Tarde J. G.）认为，模仿是人的一种本能倾向，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阿希实验证明从众是个体社会适应的重要机制，也是个体自我调节和防卫的重要机制。从众指社会个体在社会认知及社会气氛的压力下采取与大多数人一致的态度和行为。从众态度的发生是以个体感受到的社会压力为特征的，其压力源可以分为两类：认知依附的压力和人际适应压力。

人际型机制则特指人际态度形成及改变的影响因素和相关作用，如“平衡”“互动”“归因”等都是协调人际态度的常规途径。比如海德（Heider, F.）提出的平衡理论与费斯廷格的认知协调论。平衡理论模式实际上指出了态度确立的两种途径即因人际态度改变对某一对象的态度或因对某一对象的态度改变人际态度。与“平衡”相比，“互动”则是一种更为简单的机制，它主要指人际态度的交互作用，即人们总是根据对方的态度来形成或改变对此人的态度，此外，格根（K. J. Gergen）等人的研究还指出，他人态度还可能影响个体的自我态度。

（五）态度与人之价值观、行为的关系

一般而言，态度和行为是一致的，两者具有高度的相关性。态度是行为的内在指引，行为是态度的外在表现。然而在实际生活中，我们时常会发现两者存在不一致的情况。这一方面与态度测量和调查的方法有关系；另一方面也与态度、行为之间的中介变量有关。比如有研究者认为，“行为”与“态度”的区别：行为是指人的言行；态度是指对事物的感觉、评价，或对某事的关注或反对。它是一种能反映的个人行为。我们很难从人们的态度中预测出他们的行为。那些对事物持有相似态度及价值观的人们，可能会采取截然不同的行为。例如，高度关注城市问题的人们会采取不同的行为方式：回避、同情心及支持、设法改变。

那态度与和行为之间的相关性到底可以分成几种类型呢？根据心理学家的相关研究，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大致有以下几种：一是如果个体的态度体验比较强烈，与个体之前的体验一致性较高，则态度与行为间有高相关，反之则低；二是个体的情绪体验与其已有的态度体系无矛盾冲突，则两者的相关性高，反之则低；三是个体的自我认知越高、自我实现的动机越强，则两者存在高相关，反之则低；四是个体的情绪体验与强势群体舆论一致，则两者存在高相关，反之则低；五是如果个体的态度表现付出的代价太大，得不偿失，则两者的相关性低，反之则高（管健，2011: 101～113）。

有学者在相关研究中发现，人的价值观并不能直接影响人的行为，而是要通过当事人对自身的思考、对自身与社会环境关系的思考。可见，价值观如何作用、表现出什么样的行为还取决于个体的态度以及所处的家庭环境、社会环境等因素。因此，人的价值观、态度与人的行为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人的态度直接决定人的行为，是人的价值观与人行为的中间桥梁。

二 关于老化态度的研究

（一）国外有关老化态度的研究

尽管人类社会很早就开始关注老年问题——18世纪和19世纪的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约翰·泰特恩斯（Johann Tetens）（1777年）、弗里德里希·卡若斯（Fredrich Carus）（1808年）、阿道夫·克托莱（Adolph Quetelet）（1835年）等人已撰文倡导对人的整个生命过程的发展进行研究（Blieszner, 1986:555－562），但是现代意义上的老年学研究是伴随着西方社会人口老龄化日益加深的发展趋势，直至20世纪初才崭露头角的。其标志是梅奇尼科夫（Metchnikoff）于1901年在其《人类的本质：乐观主义哲学的研究》（The Nature of Man: Studies in Optimistic Philosophy）一书中第一次使用“老年学”这一术语（Robert N. Butler, 1983: 351－361）。

此后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到了西方主要发达国家都相继进入老龄社会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老龄化（aging）逐渐成为西方学界普遍关注的热点。一些依据老龄化自身的潜能提出的用以应对老龄化挑战的成功老龄化（successful aging）、健康老龄化（healthy aging）、产出性老龄化（productive aging）和积极老龄化（active aging）等理念在社会中盛行，同时，还涌现了其他的许多老龄化理论，包括：关注社会结构因素对个人及行为的影响的宏观理论，如年龄分层理论（age stratification）、现代化理论（modernization）、老龄政治经济学理论（political economy of aging）等；关注个体的内在动力和社会过程这两个层次同时发生老龄现象的中观理论，如生命进程理论（life course）、生命周期理论（life circle）、活动理论（activity）、亚文化理论（subculture）等；关注个人及个人间的互动的微观理论，如社会建构主义理论（social constructivism）、社会交换理论（social exchange）、超老化观感（gerotranscendence）、选择－优化－补偿理论（Selective Optimization with Compensation, SOC）、智慧（wisdom）等（Bengtson V. L. et al., 1997: 72－88）。这些研究成果都促成了当时的西方学界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社会老年学体系（指研究老龄问题的社会科学的一个统称，它包括了老年社会学、老年经济学、老年心理学等诸多分支学科但又是在这些学科基础之上的具有整合意义的学科）（穆光宗，2012），而这又进一步直接推动了教育老年学（educational gerontology）的产生，并为老年教育（gerontology education）的研究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渊源。

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为了促进全社会成功老龄化、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等应对老龄化的积极战略的实现，在老年教育学领域，一批西方学者率先开启了对老化态度及老化教育的研究，他们主要围绕如下六方面内容展开。

1．老化态度的内涵

已研究有关老化态度的内涵阐述主要从两个层面展开：一是个体（年轻人和老年人）对老化本身及自我老化过程的认知、情感与行为倾向的体验；二是个体（年轻人）对他人（老年人）老化过程的认知、情感与行为倾向的体验。不过，大多数研究将其概念化为老年人的老化态度。例如，莱德劳等人（Laidlaw et al., 2007: 367－379）认为，老化态度是指人们对老化过程的体验，包括积极体验和消极体验，它有外显和内隐之分，以及个人、人际和社会文化三个表现水平。爱福森等人（Iversen et al., 2009: 4－22）认为老化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毕生任务和过程。而人们对老化和老年人的态度非常复杂，通常既有积极的又有消极的，且歧视态度中又有积极歧视和消极歧视之分。

2．老化态度的形成原因

老化态度的形成受外在环境因素和内在个人因素两方面影响。外在环境因素中，家庭、社会、媒体和图书资料是为人们提供老化信息和观念的最主要来源，此外还有个体的经济教育背景、种族、社会阶层、职业和居住地的失业率等因素（Gilbert et al., 2008: 570－586; Kruse et al., 2006: 393411; Bayer, 2005: 13－18; Hatch, 2005: 19－24），通常外在环境的消极暗示很普遍。内在个人因素方面，大量研究发现代际接触状况、所持的对老化和老年人的知识等是老化态度形成的主要原因，通常情况下，人们对老化和老年人因缺少代际接触与老化和老年人的知识而形成并保持消极刻板印象（Gilbert et al., 2008: 570－586; Jackson et al., 2008: 258－266;Allan et al., 2009: 1－14; Cherry et al., 2010: 281－297）。

3．老化态度的影响作用

研究发现，老化态度对人们的认知、行为活动、寿命、身心健康、自我概念、代际关系等都会产生重要影响。林威福尔等人（Linweaver et al., 2009: 169－176）发现与年龄相关的记忆等认知能力的变化更有可能是老化态度不同所致。莱威等人（Levy et al., 2003: 203－211）发现老化态度更多地受文化和传统的影响，它不仅影响社会非老年群体，也影响老年人的行为活动（包括认知、生理和社会功能等），如被试的积极老化态度被激活，其书写的美观程度、行走的速度等都会向积极方向变化；且在匹配了年龄、性别、孤独程度、种族、社会地位、健康等因素后，有积极老化态度的老人比有消极老化态度的人平均长寿7.5年（Levy et al., 2002: 261270）。杰森（Howard E. Jensen, 1958: 569－576）则发现在当代青年文化价值系统盛行之下，认同自己是老年人就是接受了自我的负面社会评价，因为是所谓的“专家”而非老年人自己依据身体和社会功能的损伤界定了老化的体验（Hirshbein, 2001: 1555－1560）。吉姆（Kim, 2008: 84－91）发现有积极老化态度的老人在身体和心理上的健康水平较高。而年轻人进入职场改善自己的负面老化态度很重要，如此可以促进代际关系（Kalavar, 2001: 506－513; Zhou, 2007: 811－831）。

4．老化态度的干预研究

干预老化态度向积极方向转化的途径主要有两个。一是通过老化教育了解老化的知识信息并讨论老龄化问题。如美国白宫老化会议（White House Conference on Aging, WHCoA, 1961）提出在公立学校、高等教育机构和图书馆开展老化教育，并把老化教育融入各级教育课程（Heyman, et al., 2008: 372－384）。克莱恩等人（Klein et al., 2005: 591－601）认为，目前学校并没有为学生提供任何有关老化的课程以帮助他们学习老化以及对待老年人的积极知识和态度，由于老化教育在学校的缺失，学生毫无意识地接受了来自社会的老化的神秘感与负面刻板印象，然后他们却有意识地在社会中实践老年歧视主义（ageism）。因此，尽可能在童年早期提供老化教育，让儿童学习对待老年人的积极知识和态度有利于消除歧视主义的刻板印象和变老的恐惧（Scott T. et al., 1998: 167－183）。亨科尔（Henkel, 2006: 505－516）非常鼓励学生进行老龄化问题研究，他发现学生在进行老龄化问题研究时，通过与老年人接触，可以获得关于老年人和老化的第一手的、鲜活的资料，除了消极方面，还有更多老年人积极的、不为他们所熟知的特点，如老年人在认知和情绪方面的“积极效应”，丰富多彩的生活，他们的自立、睿智、豁达等。这些研究可以促使学生重新认识身边的老年人，更关心他们，同时还可以激发他们从现在开始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使自己未来更成功地老化。二是开发代际合作项目，加强与老年人直接接触。如特鲁多（Trudeau, 2009）研究了大学高等教育与退休老人社区的代际合作项目，发现老年人与大学生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或在校园里进行非正式交流，或共同参与一项工作任务等代际项目对于老年人、大学生和社会三方都有益处，尤其有利于老年人与年轻人的代际互惠。

5．老化态度的量表开发与应用

比较著名的量表有3种。①老年态度量表（KAOP）。科根（Kogan, 1961:44－54）研制，用于评估对老年人态度，包括17对积极与消极的条目。采用Likert七级评分（1～7分），将所有积极的条目反向计分后，总量表分值为34～236分，分值越高态度越积极。该量表在世界各地得到广泛应用，最常用于调查护理人员或护生对老年人的态度。②老化态度问卷（AAQ）。莱德罗等人（Laidlaw et al., 2007: 367－379）研制，用于测量老年人对自身变老的态度。③老年人群评价与描述问卷（AGED）。诺克思等人（Knox et al., 1995: 31－55）编制，用于测量对老年人的信念（即刻板印象）。

6．不同群体的老化态度研究

除关注老年人的老化态度之外，还关注①护理专业学生（Rogan, 2003;Evers et al., 2011; Williams et al., 2005）和在职护理人员（Wadensten ea tl., 2003: 462－470; Ann Holroyd et al., 2009: 374－380）的老年护理知识、价值观与态度；②大学生对老年人的态度（Allan et al., 2009: 1－14;Bousfield et al., 2010: 451－466）、对聋哑老年人的态度（Gary Kiger, 1997: 554－560）和对老年人性行为的态度（Sultan Dogan et al., 2008:1019－1027; Clara C. Pratt et al., 1989: 137－141）；③儿童对老年人的态度（Chamberlain et al., 1997; Anasurl, 2006; Gilbert et al., 2008）等。

（二）国内有关老化态度的研究

国内有关老化态度的研究要比国外晚20多年，始于21世纪初，主要是借鉴国外在上述六个方面的研究，具体有如下成果。

1．老化态度的内涵

强调老年人对老化与自我老化过程的体验及年轻人对老年人的态度。如黄一帆等人（2010）认为老化态度指老年人对自身老化的认识，包括社会心理缺失（老年人对心理和社会性方面缺失的认识）、生理变化觉知（老年人对于自身身体健康变化的体验）和心理成长（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获得的智慧）三个维度（尹述飞等，2014）。蔡超恒（2013）认为老化态度是心理学中预测老年人身心健康状况的一个典型变量，指老年人对自身老化过程的积极或消极感受，即老年人对自我老化过程、当下或者是将来老年生活的看法和期望（蔡超恒，2013）。李川云等（2001）认为老化态度包括对老年人的评价（evaluation）和对老年人的信念（belief）两个方面。评价更多地反映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其他年龄段个体对老年人的看法；而对老年人的信念则是某人对老年人所具有的特点或属性的观念（即刻板印象）。蔡超恒（2013）认为，老化态度在心理学上是预测老年人的身体和心理健康状况的一个典型测量变量，指老年人对于自身老化过程的感受，包含积极的感受和消极的感受，即老年人对于自己的老化过程、当下或者是将来的老年生活的个人看法和期望，在有的研究中也用老化知觉（Perception of aging）或年龄认同（age identity）的概念来表示老化态度。老化态度有正向、中立和负向之分，具体包括以下内涵：老年认知（指的是老年人个体对于“老化”的定义和对年龄的看法）；老年观（老年人对于生与死、人生价值、时间与金钱等的个人观点）；老年感受（老年人对于自身身体老化、对于社会角色转变的感受和内心的担忧以及期望）；老年评价（老年人对生活的好与坏、幸福的必要条件、生活的满意度等方面的个人评价）；老年适应（老年人对于所面临的身体功能退化、生活压力、社会变迁、角色转变等的适应状况）（蔡超恒，2013）。

2．老化态度的形成原因

强调个体因素（个人经历与素质、性别、生活现状、代际互动）与外在因素（家庭、学校和社会的教育环境）等的影响。蔡超恒（2013）认为个体的老化态度一方面决定于本人的人生经历与生活现状，也决定于老人以外的其他人对于老年人的态度（蔡超恒，2013）。桂瑶瑶（2009）认为大学生对老年人态度与行为的形成是受多方面因素影响的，既有家庭教育的作用，也有社会和学校教育的影响，同时还与大学生自身的因素及老年人与大学生的互动有关。田建丽等（2012）研究发现，不同性别子女对老年人家庭护理认知、态度和意愿都不同：女性对家庭护理的认知程度高于男性，但对老龄化社会的敏感度小于男性；在父母需要赡养时，女性选择会履行义务的比例小于男性；女性选择将来会跟老人一起住的比例明显小于男性。

3．老化态度的影响作用

强调老化态度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日常生活等产生影响。如李川云等人（2001）发现老化的刻板印象威胁对老年人认知作业产生影响。文静等人（2002）发现老年人老化态度越积极，所参加的日常活动类型越多。王大华等人（2010、2011）发现老年人老化态度越积极，其心理越健康。张雪净等人（2013）发现老年人老化态度越积极，主观幸福感越强。蔡超恒（2013）认为在老人的日常生活中，老人的老化态度会对老年人的社会参与状况、人际交往状况、健康养生状况以及生活适应状况等老年生活状况产生影响，如老年人对于健康的价值观和养生的态度将影响其健康行为；当一个失能老人认为请用护工照顾是因为自己被子女遗弃或者是子女不够孝顺时，这个老人可能就会放弃请护工的行为，从而使其对自身的老化知觉影响了其福利状况。

4．老化态度的干预研究

强调代际合作项目对老化态度的积极作用。如我国台湾教育部门联合一所小学开发了一个代际合作项目（将学校空闲的教室翻新成为玩具诊所店，为学生提供玩具修理服务；玩具医生由经玩具诊所店培训过的老年人胜任），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双赢效果：老年人通过修理学生的玩具，发现了为社会贡献他们智慧和生活经验的方式及与青年一代交流与互动的机会；而学生则从老年人那里学会了修理知识，认识到了老年人的价值并形成了对他们的积极态度（Huan, 2011: 235－247）。

5．老化态度的量表开发与应用

主要是对国外量表进行修订与应用。如耶恩（Yen, 2009: 38－44）等人使用翻译版的KAOP调查医学及护理学生得出该量表具有良好信效度；刘云娥等人（2014）以医院护士为调查对象研制出中文版KAOP；黄一帆等人（2010）以社区老人为研究对象研究制出中文版AAQ；李川云等人（2003）以老年大学学员和大学二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编制出适用于我国文化的AGED。

6．不同群体的老化态度研究

除关注老年人老化态度外，还关注护理专业的学生（包括中专生、高职生、专科生、本科生、研究生等）与在职护理人员（医院护士）对老年护理知识与老年人的态度（黄金银等，2013；王宗华等，2011；蒋丽等，2013），以及非护理专业大学生对老年人的态度与行为（桂瑶瑶，2009；徐文婕，2007）等。

（三）国内外老化态度研究的特点

国外研究较国内研究起步早且成果丰富，而国内研究则在借鉴国外研究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首先，从研究内容看，国外研究对老化态度内涵的两个层面都比较关注，而国内研究多数关注的是老年人对老化本身与自我老化过程的态度体验及其对老年人的影响，相对忽略了年轻人对老化本身与自我老化过程的态度体验及其对年轻人的影响。国内外研究都对老化态度的形成原因、干预策略、量表开发等进行了探索，但国内研究相对薄弱，以借鉴国外为主，偏宏观，且调查对象以老年人、护生或在职护理人员为主。

其次，从研究视角与方法看，国外大多数从老年护理医学、心理学和教育学视角出发采用定量方法展开，而国内主要从老年护理医学、心理学和思想政治教育学视角出发采取定量方法展开；但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采用定性方法的研究都非常少。

三 关于老化教育的研究

在我国，具有普及性质的学校老化教育方面的研究与实践活动都是相对落后的，且处于无意识阶段。已有研究绝大部分关注医护领域的学生、老师或工作者的积极老化态度的养成问题（黄金银等，2013；王宗华等，2011；蒋丽等，2013）。除我国台湾的黄岑山（Huang, 2011）对小学老龄化教育有所研究之外，几乎无人关注老龄化教育问题，笔者在中国知网上搜索“老龄化教育”，仅有一篇新闻报道。但是，在国外，关注青少年期老化教育的研究则相对比较成熟，主要有：马克森等人（Markson et al., 1996: 3－32）对高中老龄化教育的研究；欧克耶（Okoye, 2004: 481－489）对中学生老龄化知识的现状调查；斯科特等人（Scott et al., 1998: 167－183）对中学生老龄化态度的教育干预研究；库普等（Couper et al., 1999: 3－6）对幼稚园、小学和中学的老龄化教育课程与教材的开发研究等。

这些研究无不例外地形成一致的观点：积极老化态度的引导若只在老年期显然有些太晚，这种教育应至少提前至中年，甚至是青少年和童年。老化教育（老年教育）应当是一种提前教育——在成人到达老年之前很早就应提供的一种教育（Oyedeji, 1992: 363－373）。目前学校并没有为学生提供任何有关老化的课程以学习对待老年人的积极知识和态度。由于老化教育在学校的缺失，学生毫无意识地接受了来自社会的老化的神秘与刻板印象，然后他们又会有意识地实践老年歧视主义：一方面，青少年会歧视老年人，另一方面，他们对自己的老化也有焦虑。因此，如果学生在学校继续学习变老是一件糟糕的事情，他们更加可能逃避老年人，实践年龄歧视主义，拒绝他们自己的老化，并发展对老年的低的自我概念（Couper et al., 1999: 3－6）。

四 关于大学生老化态度研究

基于关于老化态度与老化教育研究的综述，笔者提出了“大学生老化态度现状与干预策略”的研究主题。首先，国内已有成果中没有直接对“大学生老化态度现状与干预”的研究，因此本选题具有较强的学术创新性。本书成果不仅可以丰富我国有关老化态度与老化教育的相关研究，亦可以为高校能够尽快开展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老化教育提供某些可参考的素材与信息。其次，本书旨在运用问卷法与访谈法结合的方法对非医学专业大学生老化态度（对老化与自我老化过程的体验及对老年人老化过程的体验）现状进行调查并探索其形成原因与干预策略，该选题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内外老化态度研究在内容、对象、视角与方法上的薄弱环节，具有较强的研究价值，而这也正是本书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