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建设研究

地方学研究的内生力与增长点

——以“广州学”的建构与发展为例

涂成林

摘要：在全球化时代，随着城市竞争主体地位的确立和彰显，地方学出现了新的复兴。这一复兴有四种内生力，即城市竞争主体地位的确立、城市自我意识的觉醒、城市管理的多元发展和城市文化的认同。这可以“广州学”近年来的发展为个案，“广州学”较为充分的学科建设与平台拓展，显现了地方学研究的四个增长点，即地方学研究的应用化、学科化、国际化和大众化。以“广州学”为代表的地方学研究必将走向协同创新的深入和深化，成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关键词：地方学 城市研究 广州学

与早期地方学（如藏学、徽学、敦煌学等）诞生于地域文化的独特历史人文环境之中不同，晚近以来以城市学为核心的地方学发展与方兴未艾的城市化进程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一改方志、谱牒传统，将研究视角锁定在城市发展的具体方面，如城市规划、城市历史、城市经济、城市管理等领域，充分显现出全球化时代以城市发展为国力竞争突破点的新趋势。这一趋势聚焦城市空间，形成了一种新的学科划分取向，即依托于原有人文、社会、自然学科基础上，采其多元化的研究方法与路径，从多个角度对一地（城市）内的各个领域发展状况进行揭示与探索。也就是说，在现代社会以来形成的学科细分趋势应该在全球化时代得到一种地域性或称在地化的统合。这种统合以“地方学”的形态表现了出来。

何以地方学能够在全球化时代脱颖而出，成为一种新的学科增长点呢？其学科的内在动力和创生意义何在？本文尝试以“广州学”为例，讨论地方学研究的内生力与增长点问题，力图为当前正在蓬勃兴起的地方学复兴提供一种趋势性参照。

一 内生力：地方学何以复兴？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东京学”为起点的国际地方学研究得到了复兴。这一轮复兴与传统城市史（如欧洲长久以来一直存在的“罗马学”）不同，它与区域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1985年日本的《东京人》月刊创办，使得此前以矶田光一的《作为思想的东京：近代文学史论札记》、海野弘的《摩登都市东京》和阵内秀信的《东京的空间人类学》等零散专著而形成的“东京学”有了较为集中的学术“阵地”。从“东京学”的诞生语境可以看出，晚近以来的地方学研究复兴有两点特征：首先，其出现的社会发展阶段基本是国家经济经历了相当一段时期的高速增长之后，逐渐步入后工业社会（或称后现代阶段）的产物。这一点，从“伦敦学”“首尔学”等地方学的发生学意义上也可以看出来。进入后工业社会的城市居民，对自己所在的城市再次发生了情感上的探索兴趣，以及规划和管理上的再构造之热情。就哲学角度而言，这是“人”与人性的复归。其次，地方学的复兴是以城市人文研究为起点的。如“作为思想的东京”“东京的空间人类学”等议题，都是从形而上的层面对城市研究做出的归纳与总结。

仔细分析上述两个特征，不难发现地方学研究的复兴与“城市”的重新“发明”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它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其继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它又形成了新的发展模式，特别是对地方、城市文化进行认同的冲动。因此可以说，地方学的复兴具有某种必然性，也就是它内在具有强烈的生发力。概论来说，地方学的复兴具有至少以下四种内在驱动力。

第一，城市竞争主体地位的确立导致城市竞争内容多元化。随着后现代社会出现，民族国家的界限在人口的全球流动中变得更加模糊。相比之下，城市的竞争主体得到了新的确认。在社会交往中，北京、上海、广州、纽约、伦敦、东京等城市主体，在某种意义上取代了中国、美国、英国、日本等民族国家主体，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潮与资本。他们的目标是某个具体的城市，而非抽象的国家。同时，在全球化时代中的城市竞争内容也出现了多元化特质，经济产业与地理禀赋不再占据主导；相反，生态、教育、医疗，乃至生活方式都可以成为城市竞争的内容。尤其是城市文化（包括地方民俗、城市美学、城市精神等）之间的差异化，使文化竞争成为除经济实力竞争之外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

第二，城市自我意识的觉醒带来了城市“寻根热”，并由此推动了城市的特色化、个性化发展。城市的“重新发明”是在社会经济经过一段时期的高速发展之后才出现的新现象。而当社会经济处于高速发展阶段时，其城市往往“千城一面”，因为人们无暇顾及城市之“根”的历史渊源，也无暇塑造城市的特色与个性。而在社会经济进入稳定期之后，城市自我意识才开始自觉，由此带来的地方文化才能得到更多的关注。特别是在前现代阶段，城市因区域地理而出现的某些特质（如岭南文化的“实利重商”倾向）才有得到学理化和社会再关注的可能。

第三，城市管理者的多元发展思维必然会转向文化寻找新的增长点。正因为城市发展经过了一个必要的、多元化的开放阶段，在城市意识觉醒之后，城市管理者必然会转向文化，以寻求城市发展的新增长点。这是因为资源和产业优势是有限度的，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今天，这种转向文化产业和服务产业的发展趋势是相当明显的。另外，“多元化”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文化”的重要性必将得到凸显，因为只有文化才能使不同取向得到某种平衡。

第四，城市的发展需要激发底层草根资源，需要寻求文化认同。城市发展的后劲在于文化，而这种文化深深根植于社会（或称民间）。它既是城市“寻根热”的产物，也是其诞生的缘由。大量与城市相关的民俗、非遗现象在得到保护的同时，更需要学理化和文献化。而这一工作必须由地方学来完成。

总之，在全球化时代，人与人之间的时空距离大大缩短，区域联动前所未有。而这种趋势带来的跨国经济、国际政治、大众传媒、现代科技等多种手段，合力打造了一个日益“压缩的世界”，使得许多现代城市“拥有一套整齐划一的经验框架”。正是出于对这一框架的反思和警惕，人们在享受全球一体化发展所带来成果的同时，才开始担心全球化进程会导致区域发展趋于同质化，区域多样性会遭到破坏。而这意味着曾经的文化生活、社会习俗将会被吞噬改变，区分人们的地域属性、民族特性等文化传承也将永远消失。正是这样的危机感和焦虑感，促使人们开始找寻一条可以兼顾发展与保护的道路。而这条道路的学理化表述，以及道路探寻的经验化表达，就是本文所言的“地方学”（或城市学）之表现。

二 “广州学”作为地方学的建构案例

“广州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是典型的“地方学”，也是“城市学”之代表。“广州学”的诞生同样有上述四个方面的影响。而事实上，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众多城市都受上述四个方面的影响，但以城市为名而进行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却并不多见。然而，“广州学”通过严谨的学术规范和创新性的学科建设，在不长时间内，已形成了一整套独立的地方学建构框架。这一框架在操作层面上也可以认为是“广州学”进行运作的基本经验。它大致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以协同创新构建特色学科。“协同创新”是管理学术语，它指创新资源和要素的有效汇聚，通过突破创新主体间的壁垒，充分释放彼此间创新要素活力而实现深度合作。这是学术研究的新趋势，也是地方学研究在全球化时代的基本方式。“广州学”研究实现跨越式发展应以高校研究团队和研究平台的建立开始算起，其中以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为主要领军力量。广州发展研究院通过整合学校科研资源，形成了“广州学”研究的主力团队，包括广州发展综合决策咨询团队、文化安全与文化软实力创新团队、广府文化研究团队、岭南音乐美术研究团队、十三行研究团队、广州社会工作研究团队、广州文献资源研究团队等。同时，广州大学以协同创新工程的方式成功申请了广州市教育局“‘广州学’协同创新重大项目”、广东省教育厅“‘广州学’协同创新发展中心”，为“广州学”的研究与学科建设确立了强大的体制机制保障。而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与校外协同单位广东省综合改革发展研究院、广州市社会科学院、中共广州市委党校、广州市政府文史研究馆等进行的协同创新研究，迄今已有多项成果。

第二，以平台建设整合学术资源。通过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以及“‘广州学’协同创新发展中心”等平台，广泛与校外研究机构、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合作，构建了“广东发展研究院”“广州城市民族关系研究中心”“广州社会建设研究基地”“广州城市经济研究中心”“广州公权力观察研究中心”等协同创新平台。从目前来看，这些平台运作效果良好，已有多项成果出现。

第三，以课题招标聚集科研队伍。以“‘广州学’协同创新发展中心”为依托，与广州市社科联进行了“广州学”研究的第一批课题招标。经过招标，在全省范围内立项了“广州学”重大课题5项，一般课题10项；全省近10家单位中标。

第四，以丛书出版彰显研究成果。在“广州学”的学科名义下，策划出版《当代广州学评论》、“‘广州学’研究丛书”、“广州万象丛书”等丛书专著。目前，已出版的有《当代广州学评论》第1辑和第2辑，正编辑出版的第3辑，同时，还与中央编译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分别签订了“‘广州学’研究丛书”10种、“广州万象丛书”10种的合同，相关选题正在落实中。另外，广州文史馆也发表了一批“广州学”研究论文和国内第一本《广州学引论》。

第五，以学术交流打造地方品牌。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积极营造“广州学”的外部影响力，邀请全国各地相关研究专家举办“广州学”论坛。现已召开两届“‘广州学’论坛”，一是广州市政府参事室、文史馆与广州大学“广州学”协同创新发展中心于2014年12月联合举办的第一届“广州学”论坛（报告会）；二是广州市政府文史馆于2015年8月、广州大学于2015年12月分别举行的第二届“‘广州学’论坛”。另外，还举办了“广州发展论坛”十届、“桂花岗论坛”十四届和“广州学讲坛”七场。

第六，以决策咨询提升社会影响。目前，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已出版支撑广州现实问题研究的“广州蓝皮书系列”33种；已呈报研究广州现实问题、服务政府决策的《决策内参》98份，获得省市领导近300人次的批示，其中关于开展“广州学”研究的两份建议，均得到省市领导的重要批示和部门采纳；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已被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确定为广州市新型智库建设第一批试点单位。而与省体改委共建“广东发展研究院”，与市民宗局共建“广州城市民族关系研究中心”，与市社工委共建“广州社会建设研究基地”等平台基地，更是直接与城市管理部门合作，提升了“广州学”现实研究的社会影响力。

三 地方学研究的增长点：以“广州学”为例

地方学研究在上述内生力的驱动下，蓬勃发展而愈趋细密。其作为学科建制，具有多个领域可以开拓和创新。以“广州学”为例，地方学研究与城市发展的步骤、速度相适应，也与全球化进程相联系，可以形成一种新的、富有前景的研究态势。这种态势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可以作为地方学研究的新增长点。

第一，地方学的应用化。工业化流水线带来了城市的千篇一律，而缺乏精神内核的发展模式将导致城市发展走向外强中干。正是在经过了高速发展之后的广州，需要以深入推进学术的应用性研究来支撑地区全面发展，已是知识界的共识。特别是在近三十年的高速发展中，“唯GDP论”的发展思路导致城市发展过快，突出表现为大城市病。这就为地方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用武之地。特别是不同学科理论之间的交叉融合发展，可以取得应用研究的高效率、重实效等特征，使地方学培养出“经世致用，内外兼修”的学术品格，服务地方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以学科为引领，将广州精神、广州价值、广州文化等价值层面的意识贯穿于“新广州”的建设实践之中，实现地方学研究与地方发展的无缝对接。

第二，地方学的学科化。自21世纪以来，随着现代城市的综合发展及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从早期析缕分条的专门化研究，逐渐形成衔接整合的发展趋势，整合创新的呼声与日俱增。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广州学”进入高校就使得它从单个的课题研究转变为系统的学科研究，而这恰是“广州学”前期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广州学”的研究资源整合，就是从一些独立存在的学科知识中找到相关的要素，通过“广州学”形成内部或外部的有机衔接，从而实现学科研究资源的共享和协同；根据学科发展与现实发展需要，将学科资源进行系统性提炼整合，实现不同学科的交叉、渗透、融合，最终形成有学科价值的一个整体。这在高校之中可以依托课程体系，培养后继人才，来加以实现。课程体系可保证“广州学”研究的连续性与系统性，通过本科阶段通识教育课程和研究生阶段专业课程的设置，有助于培养学科后续人才，并在原有基础上发现新的研究生长点。如伦敦大学的“伦敦学”专业系列课程，包括“探索伦敦”“了解伦敦”“伦敦历史”等，都是可资借鉴的“他山之石”，有助于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广州学”学科生态系统。而高校与地方科研机构的合作，更可以将“广州学”打造成独树一帜的地方特色学科。

第三，地方学的国际化。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国际上较有影响力的城市纷纷开始建立系统的地方学科，如前文提及的东京学、首尔学，以及巴黎学、纽约学等。广州作为国内经济实力第三、国际有广泛影响的城市，不但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和深厚文化底蕴，也有着与世界比肩的现代文明和别具一格的独特发展轨迹。因此，在晚近一轮的地方学发展热潮中，“广州学”有必要也有责任迎头赶上，积极融入这一学科发展的大趋势中。通过自身体系建设，搭建“广州学”研究平台，形成与国内外地方学研究平台的交流对话机制，使“广州学”成为国内外地方学研究的重要个案与重要组成部分，繁荣地方学研究，并最大限度地展现本土研究的延续性与主体性。诚如鲁迅先生所言，“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打出世界上去，即于中国之活动有利”。只要充分彰显“广州”一地之特殊意义，就能吸引更多的研究者介入，真正实现以地方学支撑国际学术交流的目标。

第四，地方学的大众化。城市是市民的城市，而在地方学的视野中，城市文化的形成更是市民文化的再造与确认。以岭南文化、广府文化为特征，广州一地的地方文化可以引领城市文化的认同，特别是城市民俗、非遗，以及地方艺术传统等，都可以且应该成为构建地方研究和城市学研究的有效资源。如岭南画派的折中中西，岭南园林的西洋规划与布局，以及粤剧等文化形式，都可以成为构建“广州学”与形成新广州认识的传统资源。而这不仅是传统纵向划分的人类学增长点，也是当前以地方学研究为趋势的学科块状划分的“广州学”的重要增长点。

大体而言，“广州学”的研究从萌芽、初创到发展，历经十余年，其丰富的实践研究成果在学界与城市管理界都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知识界对“广州学”这一概念已逐步达成共识——城市是一个复杂的巨大的系统的整体，仅以单独学科开展研究是不够的。但值得指出的是，“广州学”的倡议并非是对其他学科的否定，而是需要有一个更大的平台来对城市各方面研究进行整合，从多学科协同的整体视角来研究城市的活动规律。由此而言，“广州学”的提出与深化乃是一个协同创新的大工程，它呼唤大学、研究机构、政府、社会等多种力量的深入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