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发展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文献评论

一 研究背景

从工业革命开始，机器设备的研发及其在生产中的广泛应用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农村剩余劳动力也开始向城市转移，工业经济迅速发展，并向全世界范围扩展。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工业化在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中影响深远。工业发展带动了人口聚集，城市的形成与扩张加快了工业化的进程。工业化成为城市化的经济表现形式，城市化反过来又成为工业化的空间存在形式，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发展推动经济社会的进步，二者的相互作用机制吸引了众多经济学家和研究者的关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河南省地处中原腹地，是我国的粮食主产区，工业基础薄弱，人口基数大。依托自身优势并顺应国家发展战略与转型重点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是河南省的发展重点。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机制，也成为河南经济转型发展研究的重点。党的十六大以来，国家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总体战略，河南省抓住机遇，以中原城市群为重点，充分发挥区位优势，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快推进工业化。与此同时，河南省通过大力推进城乡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吸引在外务工人员返乡等一系列改进措施，努力推动城市化的发展。

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密不可分的。工业化聚集了人口、资本等生产要素，为城市化奠定坚实的要素基础；城市化的发展会带来工业上更高层次的需求，这就形成工业化发展的动力保障。两者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同时推动着经济的协调、稳定、快速、有序发展。本章即以河南省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发展机制为主题，结合河南省的具体实际，研究河南省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互动发展机制，并讨论其对河南省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区域经济产生的积极促进作用。

二 文献评论

工业化与城市化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二者的互动发展机制研究吸引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开始较早，其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较为成熟与协调，已经形成了稳定且具有借鉴意义的发展理论和经验；而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基础薄弱、发展起步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问题的处理不当，以至于经济发展速度减缓，制约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关于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动态关系，国外学者利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相关数据进行了研究，而研究结果也不尽相同。在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发展机制方面的研究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工业化推动城市化发展，其代表人物是科林·克拉克、西蒙·库兹涅茨、霍利斯·钱纳里、塞尔奎因等。科林·克拉克（1957）指出，经济结构的变化推动经济增长，工业与服务业的产出和就业比重上升，而农业的产出和就业比重下降。库兹涅茨（1966）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验证了科林·克拉克的结论。钱纳里和塞尔昆（1989）指出，城市化是工业化发展的结果，在一个连续均衡的国民经济中，城市化可能表现为因果链条上的各类事件的最后结果，以导致工业化的贸易和需求的变化为开端，以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就业的平缓移动为结果，对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增长的核心是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而工业化的发展直接影响经济结构的转变。也就是说，工业化的发展推动经济结构转变，进一步带动城市化的发展。

第二种观点认为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是同步进行的，二者相互促进，其代表人物是刘易斯。刘易斯模型以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结构为基础，分析了农村与城市剩余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在工业与农业间的流动过程，指出了工业化与城市化是同步进行的（Lewis, 1954）。刘易斯理论的分析是基于发达国家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进程，但是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不符，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存在失业，以及劳动力增加与经济发展不成比例等现象。随后费景汉和拉尼斯对该理论进行了修正和补充，形成了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指出农业与工业部门的生产率增长要保持同步，发展中国家可以考虑采用劳动偏向技术。

第三种观点认为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发展关系是松散的趋势化过程，在工业化的不同阶段、不同经济发展状况下存在较大的差别。诺瑟姆（1979）通过分析欧美城市化发展历程提出了城市化进程的S形曲线。在工业化初期，城市化发展速度较慢；在工业化中期，城市劳动力需求增加，农村隐性劳动力向城市聚集，城市化进程加快；在工业化后期，也就是城市化成熟阶段，城市化率大于70%，发展速度趋缓甚至停滞，最终形成动态平衡。在不同经济状况下，经济越落后，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越缺乏连续性，二者互动关系恶化；当经济发展稳定且良好时，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速度较快，且二者的协调发展关系显著；到最终经济发达阶段，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逐渐趋于稳定，二者的互动效应也逐渐弱化。

国内关于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二者的关系类型，对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关系的研究结论大致也有三种。一是认为我国的城市化发展水平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发展水平。王小鲁、樊纲（2004）以钱纳里世界标准为参照，指出中国在不同时期城市化率均滞后于工业化率，且城市化水平较低。杨波（2001）以世界平均工业化率与城市化率之比、非农化率与城市化率之比为模型，得出1998年我国城市化率已经比标准低了17.5个百分点。

二是认为我国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相对持平，也就是说城市化进程与工业化进程相对一致。程开明（2000）认为中国城市化是以城市人口统计的显性城市化，忽略了隐性城市化，以二者相加得出的城市化率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中国的城市化率并没有滞后于工业化率。“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研究”课题组（2002）认为在比较分析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和世界平均水平时，要充分考虑货币价值、区域差异、我国实际发展情况等因素，这样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水平相对持平，不存在超城市化现象。

三是认为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关系的差异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测度指标的差异导致的。石忆邵（2003）认为，不同的国家工业化发展道路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也参差不齐。以发达国家的工业化率和城市化率为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不是十分合理。黄群慧（2006）指出，应该用动态的历史演进角度来分析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关系，在一定时期里我国的城市化发展水平滞后于工业化发展水平，主要原因是非农产业就业人员与城市化人口的转化问题，只有解决这一问题，我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才能达到协调。

关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互动发展机制方面的研究，目前已有诸多研究成果。胡爱华（2004）立足于对前人研究成果的辨析，将经济发展理论与城市化相结合，从产业结构和集聚经济的角度分析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互动发展机制。徐维祥（2005）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具有中国特色的产业集群与城镇化的互动发展机制及运作模式。车莹（2006）基于长三角的经济发展情况，认为工业化与城市化是经济发展重要的动力，并对此进行了理论与实证研究。徐和平（2009）构建了城市化与工业化的互动机制，并为推动贵州省城乡经济长期发展和解决就业问题提供建议。肖立军（2012）认为在经济发展中，由于资源型城市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特殊的规律互动机制出现不协调的问题，因此应从促进资源型城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重构工业化和城市化互动机制。

已有文献对城市化与工业化之间关系的研究取得了较好的成果，为后续的研究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但综观现有文献发现，还存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已有的文献多是基于理论的角度检验发达国家城市化与工业化之间的关系，理论成熟且具有多样性；而针对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研究多是直接套用发达国家标准和经验数据理论，对其复杂发展历程缺少相应的理论研究和解释。第二，国内关于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研究起步较晚，受西方经济学家的影响，我国学者大多关注于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的发展关系是否同步，且争论较大；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比较明显，而且受政策的影响较为深远，不能单从经济的角度分析。第三，研究方法以规范分析为主，实证分析较少，二者各有优点和缺陷。规范分析的理论基础扎实，缺少数据支持，对未来趋势的分析预测依据不足；实证分析以计量分析方法为主，侧重从数据的角度分析问题，缺少对政策、制度的研究，说服力有限。第四，已有研究多是基于宏观层面即全国层面研究了城市化与工业化之间的关系，缺乏基于中观层面即省际层面的研究，更缺乏对河南省城市化与工业化之间互动关系的实证检验。虽然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发展具有相同的特点和协调的关系，但是不同省份的经济发展基础不同，区位条件和重点发展产业也差别很大，因此不同省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就具有了独特的地域性和时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