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认知政治

认知政治在外表现为各方对中巴经济走廊的认知差异，其实质则是各方对中巴经济走廊的不同态度和相应的对策。对同一事物存有不同看法原本是自然的，但在“中国威胁论”和“修昔底德困境”的语境中，误解、误读或过分解读，则可能导致严重的政治后果。国际政治中充斥着类似案例。各国对中巴经济走廊的认知和态度，有复杂的成因，包括现实利益目标、实力对比、历史记忆、文化和价值观等。“认知”作为一种复杂的主观现象，不一定完全符合现实。但它一经形成，也是一种结构性的力量，以定见的方式发生作用。

有关中巴经济走廊，目前主要存在两个层面的认知偏差。一是中巴之间的不同理解，二是国际社会的过分解读。中国媒体客观上参与了第二类偏差的建构。

中巴两国对中巴经济走廊的不同理解，目前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巴方民众对中巴经济走廊期望值很高，仿佛中巴经济走廊是全部希望所在，但在中国方面，中巴经济走廊被定位为“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无论是旗舰还是样板，终归是附属于“一带一路”，其独立价值相对较弱。其二，巴基斯坦民众普遍为460亿美元的投资以及中巴经济走廊建成以后的理想成果而激动，但中国民众关注和讨论更多的，是走廊建设可能遇到的困难。关于走廊建设资金，巴方根据50多个项目计算出460亿美元，政府和媒体都直接把它当作走廊“既定的”总投资额。但是在中国政府方面，50多个项目合作协定是确定的，但项目资金的来源和构成，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这两点差异彼此相连，影响深远，在某种程度上正在重构巴基斯坦国内政治，进而可能对中巴关系的长远未来产生重大影响。460亿美元的期许，已经激活了巴国内各种社会政治力量。政党之间、各省之间、企业与政府之间、政府与军队之间，争夺利益的行动和矛盾正在铺开，旧的政治矛盾和新的政治挑战，不断冲击着联邦政府原本不够强大的治理能力。老百姓也满怀期待，希望走廊能够从此改变巴基斯坦的“命运”。甚至有政府官员乐观地对笔者表示，只要走廊建成，包括俾路支问题、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问题在内的所有问题都能够得到解决。换言之，中巴经济走廊被当成了万应灵药。然而，中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的实践已经证明，经济发展不能解决一切。在某些情况下，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新挑战，比它所能解决的问题更多、更复杂。

国际社会和中巴两国国内都普遍存在过分解读中巴经济走廊的现象。就其诞生之初的本来身份而言，中巴经济走廊最初是双边经济合作项目，目标是促进两国投资经贸合作的发展，实现互联互通和共同繁荣。2013年秋天，中国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构想后，中巴经济走廊才有了一个新的身份：“一带一路”倡议的旗舰和示范。

之后，中巴经济走廊的新身份在很大程度上淹没了它最初的身份。因为被置于“一带一路”这个更加宏大的框架之中，人们不再从中巴双边友好的角度去看待中巴经济走廊，而片面强调它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国际舆论普遍把“一带一路”解读为中国新的外交战略。于是，不少战略分析人士致力于挖掘、想象和建构中巴经济走廊背后隐藏的所谓中国战略意图，仿佛中巴经济走廊是中国方面蓄谋已久的努力。即便在巴基斯坦国内，不少评论家单纯强调中国通过中巴经济走廊能够得到什么战略收益，却极少有人谈论走廊的创意其实来自穆沙拉夫将军。中国许多学者也是如此。在“中国威胁论”的语境中，这种讲述是否真的有利于中巴经济走廊的落实和中巴双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答案或许是否定的。因为国际社会大多数成员原本早已习惯了中巴友好，对巴基斯坦经济的现状和改善前景也并不十分关注，但自从中国舆论高调地把中巴经济走廊宣传为“一带一路”的旗舰和示范以后，引起许多额外关注。

虽然中国和巴基斯坦政府多次声明中巴经济走廊不针对任何第三方，但显然并没能说服国际舆论。罗伯特·杰维斯曾经指出，一个自认为不会对别人构成威胁的行为体，往往假定别人会明白他没有敌意，但别人未见得真的会明白和相信这一点。尤其是那些对中国原本就缺乏战略信任、对巴基斯坦充满敌意的国家。它们的怀疑和猜测是中巴经济走廊必须面对的环境。关键在于，在国际政治中，认知政治的影响力绝不仅存在于认知的层面；主观的怀疑和猜测，往往可能转化为各种预防或先发制人的政策行动。这一点在俾路支省已经初露端倪，未来还会进一步扩大。

对策建议

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和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阐述了“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原则、框架、重点和中国的行动等相关内容。这份文件呼吁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欢迎世界各国和国际、地区组织积极参与，共创美好未来。开放、包容的环境和命运共同体的共识，目前看来还只是一种愿景。但中巴经济走廊已经正式全面启动，围绕中巴经济走廊，相关主体间的合作竞争和明争暗斗正在拉开帷幕。

必须承认，南亚地区国际关系的结构性因素有其历史惯性，难以在朝夕之间彻底改观。但是，任何一种社会关系结构都是可塑造的，国际关系也不例外。所以，中国能够而且必须有意识地加强这种塑造的努力，积极改善中巴经济走廊的国际关系环境。不过，改善环境不能靠空洞的辩白和解释，也不必对有意阻挠破坏的力量做出无底线的让步和妥协。基于前面的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在宣传中，把中巴经济走廊同“一带一路”脱钩，让中巴经济走廊回归其双边友好合作项目的本色。此举可服务于三个目标。

1）重申并加强在诸多变量中唯一完全有利于走廊建设的因素，即中巴双边友好关系。从根本上固化动力，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2）确保中巴经济走廊最终能进一步巩固中巴友好关系。笔者认为这是衡量中巴经济走廊成功的标尺之一。当务之急是防止中巴经济走廊在中巴两国人民心中变味，尤其是在巴基斯坦民众的心中被扭曲为中国宏大国际战略的工具，或变异为中国解决自身剩余产能问题的方略。当前已有迹象表明，围绕中巴经济走廊的一些评论，中巴朋友关系正在局部被变异为纯粹的利益关系，发展援助被改写为纯粹的战略投资。如果不扭转这一形象，将贻害无穷。最终即便中巴经济走廊建成，也无助于乃至有损于中巴友好。因此必须重新突出走廊的双边友好属性。

3）剥离中巴经济走廊与“一带一路”的关系，有助于减少国际社会对中巴经济走廊的过分疑虑和干扰，减少中巴经济走廊的外部阻力。把中巴经济走廊同“一带一路”绑在一起，实际上并没有增进人们对“一带一路”的信心和理解，反而引起国际社会对中巴经济走廊的过分关注，以及相关国家对中国战略意图的猜忌。这不仅不利于走廊的建设，而且有害于中巴长期友好，也有害于“一带一路”倡议本身。

第二，加强与伊朗、阿富汗等同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直接相关的国家之间的沟通和协调。可考虑适当参与这两个国家的能源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促进该地区未来能源管线和联通路线的整合，以便带动地区共同繁荣、发展与和平，以实际行动去探索和推广互利共赢、开放包容、欢迎搭便车等新的国际关系理念，塑造和改善地区国际关系。

第三，在印巴关系正常化之前，不必指望印度能够改变它对中巴经济走廊和“一带一路”的态度。

如果能够争取到印度的理解和支持，无疑是最优状况。但必须正视愿望与能力之间的差距。印巴敌对是南亚地缘政治结构中根深蒂固的内核，短期内恐怕难以改变。实际上，随着中巴经济走廊推进，中国想要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保持平衡外交的难度也将越来越大。对此要有思想准备。

印度必然会继续表示它对中巴经济走廊的抗议。未来几年，它的公开抗议将主要集中在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问题、跨界河流修建大坝、生态环境等问题。暗中掣肘则可能以任何方式发生在任何地方。总之，在2030年之前，中巴经济走廊必定会是中印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需要做好应对新德里公开抗议的准备，要适应莫迪的外交风格。同时要加强同巴基斯坦的合作，协力应对包括“印度塔利班”等在内的各种挑战，确保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稳步推进。

另外，在中国已经主动提出孟中印缅走廊（BCIM）和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但印度不予理睬的情况下，中国对印度方面未来可能提出的意在替代或者弱化中巴经济走廊的各种方案，比如前述印度—中国丝绸之路走廊（India-China Silk Route Corridor, ICSRC）之类，需要保持高度的战略清醒。

中印之间的关系是有历史负担的，而且不是在真空中运行的。实际上，即便不考虑美国和日本等国际关系因素，中国也很难改变印度对1962年战争的记忆，不可能真正改变印度国内相信“龙象之争”论者的观念。历史已经一再证明，两国关系从来不是单行道，单行道是走不远的。

当然，我们不能和巴基斯坦一道敌视印度。建设中巴经济走廊并不意味着中国要主动与印度为敌。印度是我们重要的邻国。中印之间双边关系还需要正常发展，双方经贸关系成长和社会文化交流已有其内在的强大生命力。

第四，基于中巴两国对走廊的认知差异，要加强沟通，达成谅解和共识。

特别要密切关注巴基斯坦社会力量（包括企业）的要求，设法加强中巴企业的相互了解与合作，要让走廊植根于中巴人民友好的土壤，同时让走廊滋养中巴友谊之树。鉴于走廊在巴国已经激发的高期盼和政治动员，需要关注中巴经济走廊对巴基斯坦国内政治的影响，研究可能出现的各种状况和应对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