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芝加哥学派的城市阐释

19世纪的学界对于作为唯一聚落空间的城市的学术研究寥寥无几，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打破了这一状态，开启了芝加哥学派的研究旅程。20世纪40年代，以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为主体的芝加哥都市社会学派已经发表了数量丰硕的研究论著，包括由专业社会学家撰写的体系化的田野研究和人种学研究著作，在城市研究领域首屈一指。

一 城市面貌与生活方式的变迁

要想真正理解芝加哥学派思想的由来，必须要对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有所了解，这样才能深刻理解城市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时间倒退回一个世纪前，那时根深蒂固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模式正在城市中悄悄发生着改变。城市成为一个迅速增长的区域和使用新工业技术的主要场所。工作的含义和劳动过程的性质都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其中最典型的是手工业退出了历史舞台，技术重新组合，现代工薪阶级数量明显增加。外来移民越来越多地扎根于城市，刺激了城市对非熟练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外来者成为城市人口新的生力军。同时，城市处处充满了不平等，产生了一种全新的职业结构——这一结构所折射的正是新的阶级和文化的劳动分工。

城市的这种急剧变化镶嵌于城市形式的基本重组之中，并从中表现出来，其最具标志性的转变是工薪工作基本脱离家庭，并转而脱离居民区。这种分化至少形成了三个相互联系、相互重叠的历史进程。第一，家庭不再是生产的主要单元或地点。第二，大城镇和城市的整个区域逐渐地或用于居住，或用于工厂生产。第三，城市的居住区既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意义上，也在韦伯的阶级意义上，变得越来越同质化。随着城市空间被划分为按其功能来区分的相互独立的区域，并且随着居住区的同质化逐渐扩大，城市逐渐被划定，并且其居民也逐渐被划定，划分的依据是他们与当下日益自主的劳动力市场和住房市场之间的联系。工作和住房成了按照货币和市场——土地的规则和逻辑进行买卖的独特商品。城市的变化是芝加哥学派研究的起点，也正是从这时开始，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正式登上了学术界的中心。

二 人类生态学与城市生活

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一般的关注焦点都是城市生活，他们将自己的研究方法称为人类生态学（Human Ecology）。这一倾向受到了达尔文主义的影响，认为“人类对于城市环境的社会适应类似于动物植物物种自身适应其更加自然的空间的方式”。这使得他们更倾向于以生物学而非新城市社会学作为研究基础，反映人与人的互动关系，而非社会的政治经济特征。因此，他们回避了对资本主义的研究，认为经济所体现的是地球上所有物种联合在一起的普遍的生存挣扎，人类的社会组织正是围绕这种匮乏的资源而展开挣扎的重要结果之一。这导致了劳动力的分化和分工，人们必须要为了生存去参与某种竞争，使自己不断适应和征服那种建立在生物学基础上的竞争环境。这种观点被哈维猛烈地抨击，因为这些生态学家避而不谈属于资本主义后期分析的社会分类，如阶级和种族等问题，而是为了维护生态学的基本论调将社会互动仅仅视为一种不断适应环境的过程，而非如社会空间概念所认为的那样，社会互动是源于经济、政治和文化组织中的强大因素关系的产物。同时，他们“还无视政治制度在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在引导资源和调节围绕稀有资源而展开的竞争方面的作用。对于后者，他们聚焦于强调个体决策的市场需求方的观点，而不是供应方的观点，后者凸显了强大的行动者为了获得期望中的结果而在操纵市场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因此，他们在自己的论述中强调了“社会”的概念，将人和自然都视为某种意义上的社会关系，进而展开了对国家、决策和阶级等问题的探讨。

但是，芝加哥学派的一部分学者采用了对空间更加敏感的研究方法。在重视环境问题的同时，对非政治经济力量更加关注。罗德里克·麦肯齐（Roderick Mckenzie）对区位进行了细致的研究，认为在环境中占据一个有利的空间位置是十分重要的，经过实证和历史的分析，他发现很多成功的人和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都占据了城市中的最好区位，例如较高的地势、高品质的邻里街区或者最佳的商业地段等。那里有空间竞争的优势，因此会导致资本和交通运输条件、通信设备的聚集，而人口也会在环境内根据这个过程的结果自行分类，他还分析了这种因社会群体和行业而产生的空间分类模式。欧内斯特·W．伯吉斯（Ernest W. Burgess）也对空间竞争进行过论述，他认为因生存而导致的斗争会引起空间竞争，进而出现一种土地使用模式，它由围绕在已中心化的商业区周围的向心居住圈构成。

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将城市与社会相联系是芝加哥学派研究的特色所在。很多学者围绕社会群体和阶级展开研究，将城市形式和社会地理学的巨大变化放在一起，进而完整地阐述城市新秩序、群体团结、社会控制原则等问题，为新的城市与社会空间模式构建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滕尼斯（Toennies）强调市场对城市分化的重要性，认为“对一个类聚合体的人工建构，在个人一起和平生活与共处的范围内，社会表面上像共同体。然而，在共同体中，他们尽管有所有分离的因素，但本质上依然是团结的，而在社会中，他们尽管有所有团结的因素，但本质上依然是分离的……每个人都是独立的和孤独的，这里存在一种与其他所有人敌对的前提……没有人想向另一个人授予或生产任何东西，他也不会倾向于慷慨地向另一个人付出，假如不是在互换礼物或互换劳动中对等的话”。相比之下，涂尔干（mile Durkheim）对新秩序的论述依据和滕尼斯完全不同，他崇尚一种从强制的关系到产生在新分化城市背景下的本真合作形式的关系运动。团结以差异的凝聚为基础，而不是共同的价值观。这些研究的共同点都是发现了城市的社会分化与空间分化的关系，并且致力于根据一种貌似有理的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动力的陈述来解读这种分化，从而创造出对城市丰富多彩、富有洞察力的解读。

芝加哥学派对城市的研究还延伸到了文化和政治领域。齐美尔（Simmel）在《大都市与精神生活》中对柏林大都市文化进行了解读，对以都市为基础的现代文明的潜在意义进行了分析。而路易斯·沃斯（Louis Wirth）对政治社会学进行了研究，认为城市不只是一种四分五裂的社会秩序，也是一种分化的和无组织的道德秩序。城市分化及其负面后果可能随时间的流逝变得更坏，因为空间的碎片化和一个完整的标准系统会受到新城市基本特征的驱使而彻底崩溃。因此，要通过市政的政策，为社会整合的首要机制的丧失寻找次要的、机械的替代。

三 大都会扩展理论

当代资本主义城市的形态是怎样的，这一问题一直为城市生态学家们所探讨。芝加哥学派的很多思想家也就大都市的形成与扩展的模式、规律等问题形成了自己的理论，给哈维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他们认为中心城区的变化与各处空间模式的运行机制有着重要的联系。伯吉斯曾指出，城市是作为一个单一的集中化的核心开始启程的，包含了所有的大都会功能上区分的元素。随着郊区化的不断发展和去中心化进程的推进，城市的功能划分更加复杂，中心地带逐渐形成了城市中心商业区，而围绕着中心地带会形成若干个副中心和居民社区。伯吉斯对都市区形成的研究遵循的是一种水平的、二维的关系构型，这种认识论至今仍被很多生态学家所使用。在伯吉斯看来，城市的发展和演进往往需要借助外部力量，每一个地区的扩展都需要横跨边缘和入侵它周围的地区才能实现。城市的扩张正是通过这种演替，迫使外缘地带不断向郊区扩展而实现。伯吉斯还曾经用这种演变理论解释了中心商业区的形成，他的“解围”（deus ex machina）式的模型解释了人口增长的原理，通过“自发活动”的激活，能够产生更加广泛的经济竞争和功能分区。这一进程的最终结果是促进竞争的发展，导致大都市自身的区域不断扩展。

伯吉斯的理论也存在一定的缺陷，由于过分依赖生物学类比的解释能力，采用入侵—演替周期来解释城市现象，他的构想为我们解释了城市扩展的具体方式，但是却无法解释这种扩展为何会发生，以及为什么会以扩展的形式来表达城市的发展。这主要是由他提出的模型无法支持比较研究导致的。因此，在他之后，伯恩（Bourne）、贝里和卡萨达（Berry and Kasarda）、斯莱和泰曼（Sly and Tayman）等人对其思想进行了补充，用功能性的整合取代了空间主导的观念，而且在城市中心和外围之间保留了同一阶层的拓扑关系。

传统的都市扩展理论往往是一种城市的功能主义解读，一种单一的因果阐释模型。随着大都市扩展理论的发展，出现了两种新的研究思潮。一种是非理论化的方法，主要通过对人口普查数据进行描述性的分析来阐述城市发展的特点和动向。人口被看作独立的变量，可以影响城市的发展和社会变化。另一种是利用霍利的战后传统理论，认为界定城市形式需要借助技术的革新。特别是，这种革新已经导致了人口向外迁移，包括大都市社区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能够协调和整合不断增强的复杂性，这一复杂性源于逐渐蔓延至更广大地区的各种行为。在霍利看来，不断克服空间摩擦中技术上的变化是机构扩展的主要原因，人口社区只能通过其“核心”范围内的集中协调才能得到扩展。虽然很多人反对这一论断，但是这种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城市学的发展。哈维在研究中关注到了当代城市研究的最新理论成果，他尝试将各种分析方法融入自己的城市研究中。

总之，芝加哥学派都市社会学作为20世纪重要的城市学研究流派影响了全世界对城市的看法，其中也包括大卫·哈维。但是，芝加哥学派人物众多，观点各异，其著作具有很大的差异性，但同时也表现出一些共同的研究基础。哈维在构建自己论域的时候也借鉴了芝加哥学派的做法，将城市文化和政治都纳入了研究视野，同时将社会分化归纳为一种新的阶级斗争，作为自己城市研究的主线进行考察，开辟了城市研究的新视野。同时，哈维对芝加哥学派对货币和资本的研究进行了猛烈抨击，进而引出了自己对资本积累的看法。可以说，这种批判式吸收的研究方法使哈维的研究视野更加宽阔，观点也更加鲜明，更具针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