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金融化与FIRE产业的发展（1990年至今）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逐步完成了从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的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在金融自由化的发展背景下，金融业逐步成为美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之一，美国成为名副其实的金融资本主义的超级大国，金融化成为其发展的方向。

所谓金融化，是指在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中，金融业起到主导作用，金融控制了企业的管理；金融资产特别是可交易的证券，如股票在所有资产中占据较大比重，股票市场成为公司战略决策的主要市场，股票市场的波动决定了经济周期的波动；金融业成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和主要的财富来源，房地产业成为人们创造财富的重要渠道。金融化把任何的交易都变成金融交易或金融产品，把任何具有收入流的交易都证券化，金融精英和金融大众们共同把金融化推上了一个快速发展的轨道。

从美国经济的发展周期来看，金融化由来已久，其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20世纪50～60年代美国年金基金的发展。在这一时期，美国经济领域出现两个重要变化：一是消费信贷的出现，特别是信用卡消费受到普通家庭和个人的青睐；二是机构投资者的出现，如年金基金、保险基金、共同基金等。机构投资者与金融大众的联系在于：金融大众通过越来越多的年金公司，借基金经理和管理者之手投资于普通股票。机构投资者的资金多半投资于国内企业的股权类证券或上市公司的股票。20世纪90年代末期，英国年金公司资产的52%以国内公司股票的形式存在，2005年美国机构投资公司资产的54.6%以国内公司股票或股权形式存在，同时房地产的私人占有率达到70%。2000年，美国年金基金的累积价值相当于其当年GDP，而同期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年金基金累积价值只相当于GDP的5%。越来越多的家庭把储蓄和所持有的政府债券从银行拿出来，投资于价值随市场波动的其他风险资产。因此，美国经济的系统性风险其实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存在。

第二，20世纪70～80年代以来金融批发和零售市场的创新。一是金融衍生品以及金融市场的创新。据2007年国际清算银行统计，当年发行在外的衍生证券总值达到415万亿美元，且大多数的交易是通过柜台进行的；在所交易的衍生金融产品中，大多数是利率互换协议，这表明衍生品的交易是以投机和套利，而不是以规避风险为主要目的的。金融产品的交易量越来越大。每天平均交易的外汇量，1989年是5700亿美元，但2006年达到2.7万亿美元；2001年以后衍生品交易以每年100%的速度增长，至2006年11月，全球交易的衍生品价值达到26万亿美元。对此，詹姆斯·托宾曾在1984年就说过，金融业就是一个大赌场。他认为资本主义是没有效率的，剩余资本只会引起投机盛行，金融业的飞速发展对经济是有害的。金融市场的创新可使“风险市场化”，即每一个创新产品的游戏规则都是尽可能地甩掉风险，只管把风险传给下一个机构或个人。

二是资产证券化向深度和广度发展，使众多银行、金融和非金融机构被卷入其中。在资产证券化的过程中，银行可以不用考虑存款的约束，以及有关资本充足率的限制；而像汽车制造厂商这样的机构也可提供消费信贷，不过它只考虑消费者的需求，而不考虑其收入状况，以及信用问题。涉足证券化的不仅有美国国内的银行、保险公司、评级机构和投资者等，而且有美国之外的类似机构和个人。几乎所有的按揭贷款、信用卡贷款、汽车贷款等都可运用一定的金融技术进行证券化。2006年，美国新发行的证券化资产达到3万亿美元，而累积的证券化资产超过了8万亿美元，信贷泡沫由此膨胀，而制造业则处于不确定之中。证券化就是要把风险链条拉长，以致到最后谁也弄不清楚到底是谁承担了风险，谁也不知道证券化金融产品的最后持有人是谁。其后果必然是制造了新的不确定性，加强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

第三，银行和股票市场的再投资行为。像高盛公司这样的投资银行，原本是在金融批发市场以自己所有的资金进行企业并购和提供金融服务，但后来其利润的主要来源不再是这些领域，它也不愿承担更多风险，却常依赖于高杠杆率，从而使自身具有高风险性。传统商业银行也已变得不多见，其中介地位在下降，而非利息收入的利润却在不断增加。无论是投资银行还是商业银行，都经常进行再投资，以获得服务费收入，一些大银行的非利息收入甚至超过了传统贷款的利息收入，银行体系已经变成一个“影子银行体系”。

第四，金融企业和非金融企业的利润大多来源于金融活动。金融化减少了非金融企业对制造业的依赖，其源于金融投资的利润较之源于生产活动的利润要多得多。金融企业的利润来源更依赖于其金融投资活动，金融业自身演变为一个越发具有特权的资本积累系统。金融企业的投资收入包括利息、股息和资本收益。在美国，后工业社会主要有三个产业部门，即制造业、FIRE行业（Finance, Insurance, Real Estate，即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业的总称）和服务业，而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则成为支柱产业。在金融化条件下，垄断金融资本，金融和非金融企业都依赖金融交易获利，它们在利润模式上出现了趋同的趋势。

第五，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以及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在金融化过程中出现了两个新的社会阶层，即金融精英和金融大众。金融精英包括大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和金融机构的高薪收入阶层。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时间里，金融精英的收入增长率每年超过10%，且它不与公司的绩效相联系；而金融大众基本上是低收入人群（年轻人和税后月均收入低于1000美元的家庭），他们缴纳的退休年金越来越少，越来越多地寄希望于从不断上涨的房产价格中获得财富和收入。而房地产按揭中介已经不再是人们买房的主要途径，购房成为一种赌博。由于一般工薪阶层的工资处于长期的停滞状态，生产率的提高与工资的增长没有直接联系，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在逐步加大。2001年，1%最富有的金融资产持有者的财产是80%最贫穷金融资产持有者的财产的4倍；1%最富有的股票持有者的资产等于其他99%的股票持有者的资产。个人、家庭、企业和国家的负债比例在不断提高，1985年美国的债务是其GDP的2倍，2005年则是3.5倍，接近44万亿美元。

金融化使一般公司获得了金融职能，使其获得了拥有金融资产的机会；使个人有了成本和收益两个核算中心。金融化使家庭的行为像企业，企业的行为像银行，而银行的行为像对冲基金，而对冲基金的命运又怎样呢？各种金融风险不断积累，越来越多的资金被注入金融体系，整个金融体系变得更加脆弱和不堪一击。

美国经济的金融化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催生金融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第一，金融化是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使然。新自由主义在经济方面的表现就是自由市场信条，即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和小政府就可以达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20世纪80年代以后，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美国前总统里根都推行过促进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的各种政策。随着新自由主义的抬头，美国经济出现了一系列资产泡沫，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储蓄和贷款机构的破产危机，使美国耗费了纳税人数千亿美元的资金。同时，通过经济全球化，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也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得以实施。由此，金融化得以在美国以外地区扩展，从而在世界各地传播了风险。

第二，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和金融学理论的发展，为金融化找到了学术的支撑。特别是费希尔·布莱克和麦伦·斯科尔斯等人提出的期权定价模型，为衍生证券和金融工程的发展，以及对冲基金的出现提供了学理上的论证。而传统的经济理论如委托代理理论、金融市场发展理论、金融投机可以稳定市场理论等，也对金融化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第三，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浮动汇率制度的实行，以及金融管制的放松，为金融化提供了外部条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国家管制资本主义的条件下，美联储和政府部门会迫使金融机构尽量把资金借贷给实体经济部门的企业。但1980～198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两个重要法案，解除了对金融机构的管制。这样美国的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就可以自由地追逐最大利润。因此，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开始从事投资银行业务。此时，金融业又恰好推出了大量创新产品，如期货、期权、各种衍生品、对冲基金等，这就为金融投机的疯狂发展提供了可能性。而发达国家的剩余资本没有找到更好的投资机会，于是瞄上了金融业。

第四，金融化是资本主义国家为解决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滞胀，以及应对2000年网络泡沫破裂后经济陷入衰退的一系列经济政策的发展结果。按照一般理论来说，金融业是伴随着实体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但在金融化的发展中，金融业是伴随着经济滞胀而发展起来的。在这一逆向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多的金融资源流向了FIRE部门，美国越来越依赖于金融业作为经济增长的关键手段。对政府来说，解决滞胀的内在动力就是发展金融业和进行房地产投机。尽管普通工薪阶层的工资涨得不多，但是可以借债买房地产，还可以保持高的生活水准。因此，滞胀开始时为了刺激经济而实行的低利率政策，刺激了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房地产业既是走出经济滞胀的支柱产业，同时也是金融化的基础，滞胀与金融化变得相互关联，成为一个共生体。

在滞胀环境下发展起来的金融化，对于摆脱滞胀困境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资本主义经济中的金融上层建筑又不能完全脱离实体经济独立地发展。无论如何，金融化都不能从根本上克服生产领域的滞胀问题。在垄断金融资本的发展过程中，金融化就是滞胀型经济发展的持久结构，那么资本主义国家的作用就是充当“最后贷款人”，而美国的消费者是全球经济的最后消费需求者。金融业与实体经济的发展不相一致，必然导致金融泡沫。

此外，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既为美国提供了廉价商品和劳动力，同时也为其推行金融化和赤字财政政策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来源。

但金融化的浪潮被2007年发生的“次贷危机”所打断，美国的金融制度不得不重新调整。

由次贷危机引发的2008年金融危机是美国经济金融化，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继1987年股灾，以及2000年网络泡沫破裂的又一次超级金融危机。美国银行业在2000年以后的金融化过程中，还是走过了头，最终难逃更为严峻的考验。

次贷危机的爆发只是金融化本身风险积累的一个导火线，其所引发的金融危机是一次金融化的危机。在全球化背景下，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使世界各国都无法幸免。次贷泡沫的破裂，及其对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巨大冲击，表明盎格鲁-萨克森资本主义模式的失败，是放松管制、私有化和金融化“炼金术”的失败。

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在资本主义体系内可以做的事情，可能是以使人民真正受益的方式大幅度增加用于人民的国家开支，并进行一次彻底的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这对于资本主义来说是一次重大的制度调整，谈何容易。

伴随着金融化的过程而发展起来FIRE产业，是美国政府为了解决20世纪70年代经济“滞胀”问题而推出的龙头产业。事实上，FIRE产业组合中的三个行业——金融、保险和房地产，并不是同时发展起来的，它们之间是递进和互相影响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的媒体报道中出现了“FIRE”的称谓。如1982年10月21日的《华盛顿邮报》就曾报道过，FIRE产业为纽约市增加了16万个工作岗位，同时还拉高了纽约房地产市场的需求。1988年12月7日的《纽约时报》对此做了评论，认为FIRE行业的发展，催生了对办公用房的强大需求。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FIRE产业在20世纪90年代得到快速发展，1992年美国商务部的官方统计资料“北美工业经济分类统计”体系，正式将FIRE产业单独列项进行有关数据的统计和分析。

这一产业模式消耗最多的资源就是纸张和文本，以及人的知识和专业技能，其获取利润的途径是货币和资本市场，而不需要投入太多的土地和资本，这非常符合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金融垄断资本家通过精致的制度设计，让全世界的投资者、企业家以及普通公众相信，美国具有发达和完善的金融制度，是世界资本市场的中心，投资美国资本市场是最为安全的。

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经济越来越依赖于FIRE产业；2000年新经济泡沫破裂后，美国政府更是有意识地发展这一类产业，并把它们当作新经济之后优先发展的产业，以解决美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问题。该类产业发展的核心地区是纽约市，准确地说就是纽约市的华尔街。这里有大量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从业人员，它们为纽约创造了大量的工作岗位和经济价值。

据美国商务部“北美工业分类体系”的产业分类和统计，1948～2007年，FIRE产业的就业人数每隔10年就会有大的变化：1948年为179万人，1958年为250.9万人，1968年突破到342.7万人，1978年为492万人，1978年为517.7万人，1988为698.5万人，1998年为763.4万人，2007年为842.7万人，过去60年共增加了663.7万人，增加了3.7倍。

从纵向比较来看，FIRE产业创造的附加值占GDP的比重，从1947年的10.4%上升到1997年的19.2%, 2007年为20.36%。金融中心城市纽约更是得益于FIRE产业的发展，它们带来的不仅是产业本身的发展，而且有许多引致性的需求和经济效应。

过去60多年，无论是从各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来看，还是从各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来看，美国产业结构变化是非常明显的。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美国越来越成为一个全世界经济体的总部，研发、金融投资、教育、专业服务成为美国本土经济的支柱产业。由于FIRE产业的异常繁荣，美国制造业的空洞化和业务外包化成为必然的趋势。但也应该看到，2000年后它们所能提供的就业量开始萎缩，就业人数的增长速度显然不如20世纪80年代。

在FIRE产业的发展变化中，另一产业组合“ICE”，即Information、Culture、Education的产业组合悄然兴起。这组产业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得到迅速发展，为美国解决经济危机、打造新的支柱产业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