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
贡布里希（E. H. Gombrich, 1909—2001）是20世纪西方最重要的艺术史家、艺术理论家、艺术批评家及美学家之一。1909年生于奥地利维也纳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和系统的学校教育。他熟练地掌握了多门语言，为他将来跨学科学术研究奠定了语言基础。维也纳大学的自由学风，欧洲顶级艺术史学大师们的授课和培养，加上他本人聪颖勤奋，使得贡布里希迅速成为学界新秀被世人所知。二战期间为了逃避纳粹迫害，他去往英国，后移居英国并加入英国国籍。1936年起贡布里希就职于伦敦大学瓦尔堡学院，并在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任客座教授。他曾获得史密斯文学奖、奥地利科学与艺术十字勋章、黑格尔大奖、法兰西学院勋章，并获得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哈佛大学、伦敦大学等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2001年逝世。他在艺术与文化研究方面可谓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是集哲学、历史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学和音乐学等多种学科知识于一身的大师。从某种意义上说，贡布里希是德语国家艺术科学的集大成者，他把维也纳美术史学派的心理学方法提升到了一种高超的境界，把沃尔夫林的形式分析概念锤炼成一种更简洁、更概括的语言，把瓦尔堡的图像学改造为一种更客观的图像阐释学。他主要的理论著作有《艺术的故事》《艺术与错觉》《秩序感》《象征的图像》《图像与眼睛》《对原始性的偏爱》等，从中阐述了一种融合着西方古典学术、德国哲学传统、现代心理学、文化人类学、自然科学等学科的大艺术史观。上述著作连同他的其他著作，几乎阐述了艺术史的整个领域。
贡布里希是20世纪积极推动欧美学术界从艺术的视觉研究转向艺术文化研究的倡导者之一。在20世纪的艺术理论家中，贡布里希无疑是一位最独特的学者，他把维也纳学派的传统和瓦尔堡学派的传统融会起来，他把克里斯的心理学方法和波普尔的科学哲学方法统一起来，他把艺术研究的心理学派和文化史学派结合起来，使艺术史理论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境界。但是这伟大成绩不是凭空产生的，有其产生的理论根基。第一，贡布里希的艺术史理论不断地从西方哲学传统领域里吸取养料，尤其在卡尔·波普尔科学哲学的影响下他建立了严密独特的艺术史理论体系。第二，贡布里希善于吸收和综合多种心理学理论成果，主要是从现代心理学的重要流派中吸收养分，开拓了心理学和艺术史理论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并且利用娴熟的语言技巧阐释艺术产生和发展中的心理规律，使得心理学带上了浓重的文学色彩。第三，贡布里希将艺术与语言相类比，较早预示并实践了20世纪艺术学界的语言学转向。两者的类比提供了从整体上进行文化研究的有效工具。他将艺术史理论“泛语言化”（或“拟语言化”），对艺术与语言进行巧妙的类比，因此语言学中的隐喻也能成为艺术理论的用语。第四，贡布里希的图像学理论基础来自瓦尔堡学派的文化图像学传统。它不仅提供了可以突破时代和技法限制的视觉现象研究分析工具，而且还提供了一种文化学的理论导向。此外，西方美术史上的重要美术史观及美术史家对贡布里希建构自己独特的艺术史理论和方法论也有重要影响。由于有了多元化的理论来源，他较早地形成了交叉视野的学术理念和科学的方法论。其一，他注重学科间的相互渗透与借鉴，反对学科的专业化。他从科学与人文交叉、渗透、融合的视野，成功地实践了西方艺术理论各学科间交融互通的可能性、必要性和可行性，实现多学科间的对话，打破学科间的界限，扩大研究的范畴，突破旧的思维模式，融会百家，熔于一炉，对心理学、自然科学、语言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兼收并蓄，改造创新。他建构了具有综合性、前沿性和跨学科性的多维度的艺术史理论知识结构。交叉视野的研究视角造就了新的学术领域，他的新发现和新创见的意义和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其二，贡布里希构建起自己独特的系统化、整体性的研究方法。他把艺术看作一个完整的大系统，艺术内部的各个要素之间都不是孤立的，它自成系统，又与其他各个子系统发生联系，构成一个综合性的大系统。其三，他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的愿望是打开问题的大门，而不是要关闭它”
。他从实际“问题”出发，注重考察具体的历史情境、历史条件，分清原则与枝节、精华与糟粕、补充与篡改、主观意图与客观效果的区别。针对不同的问题采取不同的研究手段。其四，批判黑格尔体系逻辑错误，坚持用辩证的决定论取代机械决定论，自觉实践历史唯物主义的“合力论”。他肯定了偶然性与必然性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辩证统一关系，否定机械决定论用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形而上学方法解释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关系。对里格尔和沃尔夫林的“二元”概念模式研究进行了批判，他多次强调艺术史和艺术理论本身就是复杂多变的，不是用几个“二元”概念就能解释得了的。不能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回到黑格尔体系的老路上。显然这与恩格斯的社会历史理论“合力论”有着逻辑上的共通性。其五，贡布里希运用比较方法阐释艺术品风格。他的对比分为两种：一种是将不同时期的画家作品进行对比分析，另一种是对同一个艺术家的不同作品进行对比分析。当然，贡布里希不是为比较而比较，而是为了发现艺术家或艺术品之间的“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总之，贡布里希是20世纪初成长起来的一位伟大的人文主义学者。特殊时代注定了他的研究方法既有坚守传统的一面，又有着超越传统的前瞻性和预示性。因此，研究他的艺术史理论和方法论就可以考察20世纪初文艺思潮演变的历史脉络。历史适时适宜地选择了贡布里希，而贡布里希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广博的学识也为他创造历史提供了条件，他开启了西方艺术史和艺术理论研究的新时代。
贡布里希艺术史理论的突出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他开辟了视觉艺术研究领域的语言学视域，他认为艺术与语言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论证了图像与文字语言的亲缘关系。他积极参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并开辟了视觉艺术的语言学研究的新方向。另一方面，贡布里希从视知觉心理学角度对视觉图像内在规律进行探索和实践，扩展了视觉艺术研究领域的心理学维度，分析了视觉艺术作品的多义性呈现及其产生原因，深化了人们对视觉世界的理解。在他身上体现了一种视野开阔、多元融合的科学理念，为我们在研究既生动又复杂的艺术史理论时提供了绝佳的范本。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选择贡布里希的艺术史理论作为研究对象，与其说是对艺术或艺术史理论现象本身的实证与梳理，毋宁说是对于人如何去探索知识和如何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能力，甚至是对艺术理论的有效性、可信性、可能性和价值性的再探索，从而使研究者得到学术视野和方法论上的极大提升。
贡布里希积极吸取西方传统艺术史理论的营养，消化吸收，将它们灵活、辩证地运用到视觉艺术研究中并巧妙地转化为自己独特的方法论。无论是在艺术创作实践中，还是在艺术欣赏的接受与阐释活动中，他既探索主体创作的原因，又考察观者审美解读的“本分”；既重视以图式为中心的创作过程的心理学分析，又辩证地认识到图式不是静止不变而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既始终贯穿“图式—修正”、“先制作后匹配”的艺术再现规律，又清楚地认识到视觉艺术研究过程与语言符号系统的密切关系；既肯定了观者的主观能动性，又找到此种能力来自于人类心中已有概念图像的投射过程。总之，他在探索艺术的过程中，充分地考虑到艺术与代表历史文化语境下的“情境逻辑”关联。选择贡布里希研究其如何探究艺术史理论的思维过程，如何运用心理学、语言学理论阐释视觉艺术的创作和解读，是为了更好地指导我国艺术创作、艺术理论研究、艺术史研究和审美文化研究。贡布里希已成为我们当代理论家学习的楷模。
对于他的艺术史理论，笔者将之概括为贡布里希式的“大艺术史观”，其中“大”字既指他涉及的“领域广”，贯穿着人类精神文明的思想史、文化史、文明史的研究领域，又指他运用的研究方法“多样化”，显示出跨学科、大视野、大背景、立体性、科学性、趣味性等特性。贡布里希以其实际行动实践了从科学与人文的交叉融合，拓宽了艺术和各学科间的研究领域，看到学科间相互融通的优势、必要性和可行性。对我们打破学科之间的藩篱，促进学科间的互动和交流，扩大学术视野，建构综合性、创新性、跨学科性的学术研究方法，都有很好的借鉴作用。近代西方艺术史研究有里格尔、布克哈特、沃尔夫林、瓦尔堡、帕诺夫斯基、贡布里希等大师，他们在艺术史研究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比起他的前辈，贡布里希最明显的不同之处在于，除了他是一个坚定的反黑格尔主义者之外，还有就是人们无法把他归为某家某派。他不但不为某种理论和方法所囿，而且他反对标宗立派，他特别强调那些声称能解释整个人类行为和历史的理论，比如种族主义、心理分析、结构主义等，必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人们所寻求的解释和所采用的方法永远视自己的兴趣和他们所希望解决的问题而定。如果说有什么东西在他的著作中一以贯之的话，那就是他自觉地应用科学技术和人文、艺术、社会、哲学、美学等学科最新研究成果，将多种学科互渗交融，理论和实践紧密联系，试图建构一种新的理论路径——采用什么理论和方法完全取决于研究者手中的问题，强调“问题意识”。他始终坚信人在知识的获取可能存在极大的差异但在无知上则是相同的，因此，应该认真学习批评方法，批评才是学术的动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的艺术史理论称得上西方艺术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正像所有的伟大的学者一样，贡布里希的艺术史理论给我们留下了多角度解读的学术空间。他的一些方法、设想和观点都已成为现代西方艺术学传统的一部分。贡布里希的艺术史理论具有一种持久的启示性与挑战性，不断地刺激艺术史理论研究者深入思考。
当然，在总结贡布里希艺术史理论成就的同时，更要看到他的不足。例如他的艺术史理论一个重要的优势就是运用心理分析或精神分析的理论和方法，这是必要的，却是不够的。无论是解释19世纪还是20世纪的艺术情况都是如此。因为当他乐此不疲地在艺术理论研究中运用了精神分析或心理分析来挖掘潜藏的、意识限制之下的诸种意义时，他就有可能忽略更为明显的个人和文化的意义，而后者对于我们来说具有更深刻的启示意义。心理分析的研究对象也不是无所不包的，换句话说，可以作为个案进行深层剖析的现象并不是比比皆是。尤其是对传统的东方艺术，例如中国的古典绘画系统，心理分析应用起来就有相当大的难度。此外，心理分析中的泛性论倾向不仅有主观之嫌，而且也分散了人们对艺术的审美性质的注意力。因此，我们在研究贡布里希的艺术史理论时，应该持有公正态度。对于他的理论的丰富性，不能只靠一些现有的标签来认识，如果我们对其艺术史理论不分好坏、不辨是非地全盘否定或者全盘肯定，用一种缺乏辨析的态度去看待贡布里希的艺术史理论，就一定会犯一些可笑的错误。哲学家波普尔早就告诉我们，科学并不意味着绝对的真理，而是向真理的逼近；科学不在于它的可证实性，而在于其可证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