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传统社会主义价值观下的情感结构
第一章 全球化时代的抒情诗人——论盼耕诗歌的几个主题
笔名盼耕的陈藩庚1969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1979年定居香港，现任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文学院教授，同时担任香港中华文化总会副理事长、香港文学促进协会理事长、香港散文诗学会副会长和香港文学报副总编。作为诗人，盼耕的诗作结集并不多。笔者所读到的主要有《绿色的音符》与含小说、散文与散文诗的作品集《生与活的洗礼》，以及几本选集。也许，作家的专长并不在诗歌本身，而意在表达自己作为天性敏感的作家在特定历史情境下的感悟。然而文学经典对他的熏陶，加上时代历史经验赋予他的“抒情”气质（这里抒情加上引号是表示它有特定历史经验所赋予的独特表达方式与情感结构），使得作家的不少诗作呈现出一种特有的审美感染力。如果说本雅明曾经称赞波特莱尔为“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那么我们便可称盼耕为“全球化时代（或‘后社会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应该强调的是，这个称号不仅仅属于某个人，更属于一个群体。这一称谓表明这个群体的总体诗作特征表露出一种集体无意识；或者说，在他们表面上似乎缺乏个人特点的诗作中集体展露了某些共同的情怀、意象与抒情方式。它们是传统社会主义时代的遗留，在无意识、不经意的表达中以抒情的方式顽强地声张它的信念与情感/情怀。
笔者将通过以下三节来试析作为这个群体的代表性“标本”的盼耕，其诗作的某些主题：对“文化中国”的眷恋与对“政治中国”的向往；连接两个时代意识的具有平民色彩的（革命）英雄主义情结；对爱与自然的吟咏，以及在其中体现的个体情感与过往时代精神构造的关系。笔者意图表明：盼耕的这些似乎“非政治性”的诗作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从一种（残留的）政治性的诗学角度来解读。标题的“后”并不仅仅表示“社会主义之后”，更是指社会主义时代的历史经验延续并持存于今天“后革命”“非政治化”的生活，及其影响下的诗意结构。
一 对“文化中国”的眷恋与对“政治中国”的向往
上述断言并不表明作家的诗作都具有毛泽东时代的表意方式。因为传统社会主义时代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后社会主义”时代之间还有80年代这个中介，其间，对“人性”与“文化中国”的体认代替了以政治思维理解民族与国人的方式。
对“文化中国”的这种怀旧和眷恋在余光中先生优美的散文和诗中曾经有所体现（就像也在余秋雨如叙述乡愁似的“文化散文”有所体现一样）。盼耕的《周庄行呤》就明显带有这种意韵。“小船载着我们/摇进宋朝摇进明清/画舫载着周庄/摇进诗歌摇进我们心中/我在曲折的小河，曲折的小街上/寻找诗的平仄/我在悠扬的船歌 悠扬的昆曲中/寻找诗的韵律/在九百年水乡的延伸中/寻找诗魂和诗的生命。”
这种“寻找”其实预设了在作为“自然史”现存文物的文化遗产的“古迹”（包括船歌、昆曲）中可以找到中华文化传统的精华所在。这种文化主义的怀旧既在一种强烈的失落感中给人一种“美”（失落的优雅）的感受（由纷繁异化的现代社会生活造成的压抑心理对一种神州失落的“传统”的“回忆”所激发，如柏拉图所说的落于凡世的灵魂对上天“理式”的回忆），又暗含对现代物质社会对“圆全人性”的剥离所形成的异化状态的批判。
但是这里“寻获”的梦幻式满足感也常常被另一种迷惘所取代。比如，我们看到《寻》这首诗，这里的“寻找”侧重于探寻历史中优美抒情的诗意之外的中国历史的崇高特质：
在哪里啊？五千年的田黄和蓝天撞击的火星
在哪里啊？万里长城和空中船音的痴情
我仰望巴颜喀拉山的冰棱，询问你的履印
冰棱给我一片枯萎的浮萍
我俯伏皇帝的辕陵，发掘你的品性
辕陵给我一袋粗口秽淫
我揽住金水桥前的华表，悄悄想象你的音容
我拾到钢铸的斧柄
我贴耳天坛的回音壁，虔诚地聆听你临盆的破啼
我获得拐杖和老花镜……
诗人的探寻所获得的均为令人失望之物。文化主义所称颂的“几千年灿烂文明”所留下的特质与遗产馈赠似乎不尽人意，以致诗人继续发出这样的感叹：
寻遍风的岸
觅尽云的影
忧忡的漩涡中没有你的泪痕
蓝色的凝思里没有你的蹙颦
我屏声敛息，俯首垂臂默默祈祷
我捶胸顿足，呼天抢地大声苦求
假如你唱不出壮歌豪曲，吼不出电闪雷霆
那就给我一句紊乱的梦呓、一个闲散的铃音
要不，就给我一阵沉重的叹息、一声秋雁的哀鸣
哪怕是一丝孱弱的呻吟
也是生命的母亲、绿色的足音……
诗人在这里显然在期待“壮歌豪曲”“电闪雷霆”，但5000年历史似乎空寂无声，以至于他在与历史的直接对话中，恳求它能发出些让他能听到的余音。这是因为他所渴求的是生命的足音与前进的动力，而非使人沉醉于其中的遗物与展品（在另一首诗中，他曾说：“我闻到历史的香味/虽然那陈躯早已糜烂/寿衣下塞进了太多的香袋/使僵尸更加臃肿/但仍是一具陈尸，不会成为香料”）。诗人虽未获得回响，但仍不折不挠地寻求，即使这是徒劳无功的行动——诗人的寻觅之路艰辛而无尽：“我寻觅着，沿着鬼火，沿着泥泞”。
在另外一首其修辞意境让我们想起余秋雨文化散文的《宋王台》里（这首诗作于1980年，比余氏的创作早了10年左右），作者同样感慨缺乏标准的历史评价莫衷一是：“历史在这里抛过锚/岁月在这里遗失了名片/一个虚弱的王朝/在巨石旁/匆匆上岸/又匆匆登船/多情的海湾/藏起了宋史的末叶/是功？是过？/是福？是祸？/七百年了/风和浪/还争得口沫四溅？”作为一种本质主义思考的文化主义思维，在这里显然无法为对中国历史的评价归纳出有效结论。
这种对神话里“盛世中国”的非历史性缅怀或喟叹极易转化为（它也建基于后者之上）一种对历史上的“专制”“暴政”的恐惧记忆，从而为一种人性观打开通道（而它本身也由20世纪80年代建基于某种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之上的人性观所激发）。比如在这首《无声胜有声——记广东河源恐龙蛋》里，9000多个“散落珠江沿岸/历史的长卷之间”的恐龙蛋在“倾诉着一亿九千万年的思念”：“思念那草木丰盛的大地/思念那龙来龙往的家园/繁荣岁月的光华/在每一个恐龙蛋中闪现”。这个“思念”发展为（也源于）一种“哀怨”与“控诉”：“控诉一亿九千万年前的灾难/灾难把家园夷为墓地/灾难把出生的权利摧毁踏践/残酷世纪的淫威/至今仍令恐龙蛋惊恐满面”。
这种控诉既基于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话语对过往严酷政治时代以“封建专制”为名的指认，又如北岛的《回答》一样隐藏着一种“不分阶级高下贵贱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理念。比如，诗人接着认为下面这些问题“等待破译和究源”：“生者和死者谁更有生命/出土者和未出土者谁贵谁贱？/观赏者与被观赏者谁更具洞察力？/显耀者与深隐者谁更有脸？”
与这些诗句异曲同工，在盼耕《小贴一束》中我们也可以找到“伟大者的字典里/永远没有‘伟大’两个字/无耻者的脑海里/永远没有‘无耻’这只辞”的感喟。这让我们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北岛的绝唱：“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个巧合只不过说明了二者出于相同历史经历而积淀下来的精神世界“情感结构”具有同构性。
正因此，虽然作者歌咏“人性的回归”似乎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人权”的“普世话语”相合，但它的“去政治化”外表仍然有这种社会主义平等要求的内核，并与爱国主义相勾连，而非如后殖民话语那样是以“个体自由对抗民族主义”：“当共和国拥抱民本社会，百姓与领袖定能并肩推开繁荣的大门……当关爱铸成华夏之魂/炎黄的土地必将崛起世纪的巨人”。正是在这种由历史经验潜移默化造就的对社会主义平等理念的心理积淀中，对“文化中国”的非历史化（以其“历史追忆”为表象）的唯美主义感慨被以一种对“政治中国”的平等公正社会的追求与向往所替代。
作为改革年代第一批移居香港的内地人士，盼耕的爱国情怀尤其体现在他这些年一贯的对于“祖国母亲”的怀念和游子思乡的咏怀中。《深圳桥头的士兵：写在中英协议即将签订之时》写出了与其时香港主流中产社会对回归深感不安心态不同的向往祖国统一的爱国情怀。这种情怀更多地表现在游子思乡的热念上。在这一题材的创作中，既出现了情感热烈、激荡（常有流行歌词的某些特征）的《故乡的除夕》：
我收起张开的伞
任除夕吻着胸膛
泼辣的雨握红了我的双手
顽皮的风闯进喉中
盘点我的乡音
还剩几钱几两？
久违了 亲爱的除夕
我们相逢在故乡
故乡的年 风该这样狂
狂得令人心痒
故乡的年 雨该这样冷
冷得教人热血激荡
也出现了诗意更浓、具有中国古典诗歌意境的佳作，如《茉莉花茶》：
这音符碧透的一盏
不是贝多芬的宏伟乐章
不是庄严的《黄河》大合唱
是一曲经传的《二泉映月》
独奏 在月光凝思的桥畔
柳枝间 两只夜莺敛声
一泓透爽的泉
缓缓流过
二胡的弓弦
我濯足在清凉中
微翕双目
任绿和爽 沁进每一血管
相思的舟
随乡色的波
悠悠
溢出玉色的茶盅。
一系列联想的过渡和转换将茉莉花茶、音乐与乡愁有机融为一体。这种古典意境是现代加工的结果，尤其得益于通感的广泛应用。比如《远方来鸿》中的“种出”“故园蛙语”和“江南月光”：“你自大洋彼岸/寄来/满满一袋/新采摘的狂欢/你说你带云的乡土/已经种出/一掬故园的蛙语/一朵江南的月光/我拾起/滚落满地的叮咛”。这很容易让我们想起余光中的相关散文。类似的杰作还有写于中秋节的《八月》：
八月是村后
清瘦的斜径
秋月是路畔
苦恋的林荫
树梢上滑下
一团清光
落地跌成两瓣乡音
八月是情窦初开
秋月是迎 是惊
葡萄架下
偷窥的童眼中
有一颗
是我的效颦
八月是井
是微醉的枫林
秋月是潮
是早产的回音
我是远岸
一丝梦游的细泉
绕成结
流成弦琴
比喻、通感的娴熟巧妙运用仿若浑然天成，而那些朴实无华的思乡之作如《邮票》《信》《光饼夜话》等，也以情动人，其散文化叙述结构使得感人效果更加直接。
二 具有平民意识的英雄主义情结
作家的“抒情主体”似乎是个体，但出自个体的吟唱都大多并非原子化的个人对一己之私情的浅吟低唱。相反，即使在个体感情的表达中，它也常常不经意地流露出一种属于集体（主义）时代的英雄主义意识。而这出自真挚内心的诗化（政治）意识给人以一种在今天个体化时代尤为少见的震动。
比如《木棉新帖》这首诗：“在料峭的寒风里/是谁令满树的枝梢/纷纷向上举起/象一只只宣誓出征的拳头/在沉沉的阴霾里/是谁在枝头燃起火炬，一把把，一树树，一丛丛/象一堆堆军旅的篝火？/时光的引桥上/历史的码头边/木棉花披着火红的战袍/ 毅然攀上高处，矗起大纛”。评论家黄永健指出，这里的“一连串象喻，如‘拳头’、‘火炬’、‘篝火’、‘战袍’、‘大纛’等，既打通了与‘木棉’之间的特征联想，同时也以总体的意象氛围强化了流淌于诗人心胸中的英雄主义意识”；作家借此达到他要表达的一种人生态度的遗存：“‘木棉花’号称英雄花，盼耕正是从这一现代审美视角，用散文诗的语言发掘出木棉的这一新的审美意蕴……凸显出抒情主体的赏美倾向，借木棉抒发诗人乐观昂奋，充满着战斗激情的人生态度”。这种英雄情结是今天不多见的集体（主义）时代的心理凝结物，作为一种理想主义，它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仍回荡于社会。
再如，我们看到这首让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其时流行的《长江之歌》的《天空，那一片蓝》：“那一片蓝/有华北高原雄立的刚毅/有长江入海的坚定/有南国长风的浩荡”。这一似乎过于“阳刚”的雄健语调却立刻被一些“阴柔”的意象所中和：“它的活力像蓝色波涛般激荡/它的诗情像蓝色缎绵般轻柔/它的心灵如蓝色宝石般晶莹”。然而，这种中和不是为了达到一种个人原子化时代的中性（当然更不是后者的以物化女性的诱惑力来达到商品化目的的阴柔性），而毋宁说是英雄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革命浪漫主义”的余绪。诗人的这一情感结构在随之略显浮白的语句中表露无遗：“那一片蓝/是永不飘散的旋律/是永不沉落的信仰/是永不褪色的赤诚”。
这种革命浪漫主义的另一面是身经磨难而志不摧的意志。它既与历史上屈原遭谗被告讥而不移的传统中国儒家文化的志士风骨有关，更与顾城于80年代初写下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的豪情相通。后者表达的是“新时期”对过往历史错误不能更改历史前进方向（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的集体愿望，而盼耕在“后新时期”（或“后社会主义时代”）的抒情仍然在无意识中坚持这一动人理念：“没有在黑暗的重锁中推敲了千万遍/就没有今天翠绿的语言/没有在地壳的深层里凝思了千万载/就没有今天翠绿的信念/没有翠绿的语言/便没有你的春色/没有翠绿的信念/便没有你的灵魂…… 生命之树有枯黄的一日/生命之石欲没有萎靡的季节/就是粉身碎骨/也不会改写自己的信仰/就是山崩地裂/也不会背弃自己的诺言/愿人类有你的情操/愿地球有你的明天”（《石韵》）。
这种理念与理念锻造的个人节操紧密相关。即使在个体抒情的篇章中，这一理念也不在经意间表露无遗。陶铸的《松树的风格》是社会主义时期的散文名篇，它的历史影响力在盼耕的《我爱那田田的荷叶》中依然可以见到。其中一段的前半部分先以中国传统国画的意象描述了绿湖与荷叶：“假如绿意潋潋的平湖/是一幅巨大的丹青画面/湖上扇影摇曳的荷叶/就是国画里一串串硕果的笑颜”。而后半部则借景抒情：“每一粒晶莹都在展示/只有拥抱阳光才有翡翠般清纯的品格/每一颗成熟都在畅谈/只有胸怀坦然才有生命中不沉的旗舰”。
要理解这类诗歌的意象构造、抒情方式（包括其箴言式的语体），离不开对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生产方式其另类生活图景与人际关系下个体精神世界的总体理解，因为这一历史经验作为一个熟悉但已陌生的时代已与今天的市场主义语境格格不入。读者只有在理解杨朔的散文在20世纪60年代曾经发挥过巨大的艺术感染力与社会影响力的前提下，才能理解诗人今天使用同样的表达方式是源于同样的对精神世界的追求，才能理解其构造、魅力与在当下的尴尬地位：在这个原子化时代，人人追求个体物质利益而轻于对社会总体福利与美好世界的探寻，基于传统集体（主义）时代的社会主义道德观成了空谷足音，而对它的艺术表达也似乎不再发挥其艺术感召力。
但我们的抒情诗人既然有这种固化了的精神领域与情感表达方式，那么其甘于受人冷落而矢志不移的情怀在任何环境下都不会轻易变动。于是，在《懦夫的奇迹——河源喷泉》里我们看到“诗言志”的又一层次：“惯于攀高的眼睛只知道/你属于低层一家/地有多低/你就有多低下/甚至消失于人前/甘愿游荡十八层炼狱/从不向白眼祈求注目/更不在周旋中消磨闲暇/浮云宣布你死亡/蚯蚓嘲笑你是懦家/浮层中所有的厚岩和薄岩/争相向你挤压”。在另一首《枯树》里，诗人赞颂面对严寒“唯有你/枯树纹丝不动/纹丝不动/沉思以达摩的冷静/入定以春天和夏天的目光”。
这种英雄主义情怀与一种平民意识相连。这表明它并非一种贵族式的英雄，而是基于人人平等信念的、以谦卑和自我牺牲精神成就集体大业的平民英雄风格，或毛泽东时代宣扬的人民大众的革命英雄风格。这当然也是过去时代遗存的精神境界。这种英雄主义既带有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教育带来的“革命者永远是年轻”的豪情（诗人写于大学期间的《残月》，其自我表达式的浓郁诗意让人想起郭小川的《望星空》，这种“私人性”的抒情方式在今天也被一些评论家称作其时的“地下写作”，但《残月》的结尾却是“长久的孤独就是死亡，你选择了狂风巨浪”），也同时带有20世纪80年代那种开拓者的无畏探寻的改革精神（后者正是对前者的继承）。比如下面这首《河》，写河对汇入大海的追求：
雨季漫开时
单相思也随云朵飘来
只为了一个古老的传说
就毅然背上苦恋的行囊
绑紧追求的鞋带
这首诗让我们想起20世纪80年代盛行一时的台湾作家三毛的歌词《橄榄树》。不同的是，如果三毛追求的是个人的“浪漫”，那么这首诗则表达了一种改革者作为当时的“革命者”的一往无前、不惧艰险的革命浪漫主义豪情，它已经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积淀于作者的人生阅历和精神结构中。
这里的分析指出了作为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毛泽东时代接受了启蒙的思想教育，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时代发展诗歌创作的诗人的诗作在“精神和意识”上对两个时代的连接和沟通。下面这首作于1988年的很容易让人联想到20世纪80年代众多赞颂改革者（将其与工人阶级相连，而非今天的“企业家”或资本家）的同类题材的《路》也以一系列田园意象和一串“假如”表明时代的探索者的勇于牺牲自我的改革精神（如上面所强调，后者是革命精神的延续）。
你是脚的联想
跫的诗章
你是 踏荒牛
嵌在大地的炊烟
探索者
铸在孤寞的港湾
假如 岁月将你
冲成一堆聋盲
你也是种子的浪花
生命的芬芳
假如 天地把你
熬作一缸卤浆
你也是长歌的藤蔓
甜蜜的平方
评论者普遍注意到这里丰富的联想。他们使得“踏荒”“探索”和“生命”“长歌”相连。此外，如写于1979年改革之初的《春潮》也以其蓬勃生气与隐喻的社会主义劳动场景呈现出改革之初的时代特有的活力和动力：
永恒的律动
自远岸传来
铭记冬至里的凝思
乘着惊蛰声中的启示
与春风一道浪漫
随明日一起飞翔
朝辉映着柔美的浪峰
尽情在海啸中翻腾起伏
一次次鸥鸟俯冲
抱起无数激情的浪花
赤的霓霞红的波光
狂欢着簇拥着涌入港湾
快乐的港口勤劳的巨轮
不时亢奋长鸣破浪出征
阳光抚遍每一朵水的精灵
照亮了春潮的一行行誓言
只要还有春风还有地球还有明天
潮将永远永远奔腾向前
这首诗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激情的浪花”“快乐的港口勤劳的巨轮”“春潮的誓言”都是指称其时向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奋进的工人阶级及其持有的乐观态度和力量。这种抒情方式及其平民意识中所蕴含的英雄主义情结，在今天已经是空谷足音。
三 吟咏爱与自然：个体情感与过往时代精神构造
在个体抒情时，这个集体经验铸就的自我潜意识表达的仍不是今天个人的情绪。在面对生命、爱、自然等“永恒”“普世”的主题时，诗人的抒情情感结构仍带着独特的时代印记，隐约可见传统社会主义时代诗歌（如闻捷、贺敬之等人的作品）的印记。
作者常借海的意象来表达爱的宽广绵长，如《小贴一束》第14首“海堤伸出长臂/不是等待大海投入怀抱/而是期待大海拥抱他/海的爱情比他更深更长”。描写河对海的追求的执着：“初时那曼妙的轻波/是含羞的眉眼/是情窦乍开/后来那翻腾的激浪/是滚烫的情歌/是英勇的表白 海/终于被打动了/向远道的初吻/敞开广阔的情怀”。《枫之恋》则说道：“霜风冻雨中/仍然爱得热烈/直到凋零碾作尘/也没熄灭赤诚的相思”。这里虽然已经看不到以往诗歌对劳动者爱情的特指，但是其表达方式与特定词汇：“滚烫”“英勇”“情怀”与修辞（“爱的专一”“爱得热烈”“赤诚的相思”）却留有往昔时代特有的“新人”的情感结构，显现出这一代对爱的体验的痕迹，而与今天无病呻吟、爱得你死我活（“死了都要爱”）却轻薄肤浅的中产阶级滥“爱”的“诗歌”截然有别。
评论家孙绍振看出：“比比皆是的情诗，充分说明，在诗人内心最活跃显然是恋情。这种恋情有初恋的回顾的色彩，充满青春的气息……在这种境界中，盼耕是天真烂漫的……但是又是内向的；他的动人之处……在于他无声地、执著地、缠绵地在大自然的感受中默默地寻求着浪漫的表达。”余禺也曾经看出：“盼耕的爱情多具内在的沧桑感，《风之恋》、《漩涡》等诗因是对爱的犹豫、顾虑，不敢轻而称爱，使爱显得更加深沉。这种深沉不是对爱的放弃，而是更加执着。”此外，在诗人的爱情诗作中，常有“期待”或“等待”的字眼或主题。它们常与甘于平凡与奉献、不求功名闻达、但求无愧我心的词句相连。
这在今天，也只有在这个年纪的诗人的诗句中才能常常见到。他们歌唱正直，“直爽的筷子在水中被光的谣言所弯曲/但是，人们依然相信筷子的灵魂”；倡导宽容的修养，“不想原谅别人的人，永远得不到别人的原谅/永远的愤怒者，永远被人们所愤怒”；处于这个情怀核心的仍是一种自我牺牲、乐当铺路石、认为人生应有所奉献的自慰：“树，那地上的根伸向空间，展示了清凉的绿帽/而地上的枝却抓起了土壤，让地球做他的冠/人们习惯赞美被举起的美丽/而不理会朴实无华、掩藏在脚底的伟大”。“太阳的伟大不在白天而在夜晚/当人们怀念星星时/它愉快地让出天堂”。“我永远歌唱沉默，歌唱忍耐，歌唱含蓄/因为：它们不唱自己心底的歌”。
“不唱自己心底的歌”对今天的诗人来说似乎匪夷所思，只有理解过去时代的人格要求及其各种局限性，甚至有时是历史的错误对诗人造成的身心影响，我们才能理解自我沉隐与牺牲既是一种社会主义集体体制与道德观造就的个体修养，也是一种传统社会主义作为一个生产方式、历史经验和生活世界，其没能完满完成其承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前提）与使命（作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超越）的历史寓言的症候。今天的后社会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既继承了它的美德，又继续承担了它的压抑（自我）的苛刻职责；并牺牲此生作为对未来的奉献，寄望于新生一代的幸福和光明。
如果我们将这一点记取在心，那么下列诗句便获得了一种深化的意义：
从不显耀/自己曾是巨大的山岩/也不诉说/粉身碎骨时的苦痛/只把风的谣言 雨的挑拨/搅成稀烂的教训/默默收藏在心灵的深处/把四分五裂的家族/重新凝聚成团队/虽然不能像往日那样巍峨/但凭诚心与坚持/筑出了广袤的原野/虽然没有了昨日的阳刚/但却以温柔与亲和/孕育出满地的春天（《烂泥》）
我只想/给醉醺的大地/摘一曲悦耳的雷鸣/我只想/把八面的来风/梳成少女柔和的秀鬓/愿阅尽沧桑的五指/为嫩春的海南/挡住料峭的寒霪（《五指山》）
并不仰慕海岬的出尽风头/也不欣赏狂澜口沫四溅/你年复一年地谦让/把海岸也谦让成/一弯笑 半盅甜/给孱弱的风/一个温柔的吻/给残喘的涟/一个贴心的靥/连驼背的橹/伤了腰的帆/也轻轻驶进了你的怀念（《海湾》）
这种人生态度在他的《自述》诗中得到具象表达：
我是一张
纸线编织的粗眼网
捞大鱼垂断了绳
兜小虾漏个光
只留住
三两枝水藻
但愿在鱼缸
给鱼儿添一叶春色
不指望/网住人们的目光
持有这种“崇高”精神态度的人即使在面对误解和冷落时也依然故我。这就是在盼耕诗中常出现的“绿叶精神”。比如在《败叶》里，诗人借树叶的命运和作为抒发感人情怀：“被树枝遗弃/跌落的痛苦熬出枯黄/挨着巨大的树干/没有求援/仰望头上的茂叶/没有嫉妒/它遵从秋风订下的铁律/努力让身体酿成腐朽/它享受时间的安魂曲/尽快把生命化为尘土/融入树根四周的营养之流中/真诚的祝福/粗壮了满树的枝丫/重生的愿望/茂盛了一片翠绿”。
在另外一首《别了，绿叶》中，也隐约可见作者的自况：
别了，绿叶
青春的韵律糜烂在根前
不是秋风扫落
不是冷雨打击
骄阳太烫
吻焦了爱
别了，绿叶
枯树不再发嫩
一身铁骨
直指昨天
不会刮破云霞
不会碰落鸟羽
等待着雷火
做柴
还有一息热焰
学者王斑曾指出，“崇高”是毛泽东时代中国文化美学的一个重要特征。盼耕上述诗作体现出的崇高感（牺牲自我以成就他人和事业），既是社会主义时代的遗留，同时，在20世纪80年代延续理想主义的时代主流和其时的大量诗作中，也并不少见。其时宣扬的“老黄牛”精神、“螺丝钉”精神，都是社会主义社会“新文化”的留存（其积极性与珍贵遗产今天尤其显得具有对照性的反讽意味）。它们所体现的社会主义的普通人的“平凡中的不平凡”，在诗人诗作中比比皆是、触目可见。
也只有在这种“无我之境”的观照下，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为批评者给予高度评价，被赞赏为“有光有影、有声有色、有动有静，动物和植物都充满着人性和乐趣，宇宙万物浑然一体，大自然的天籁演奏成一曲无声的音乐”的杰作《森林的中午》：
热腾腾的光线 触摸着
树下未取名的几何图形
水鸟在河底找不到白虾
啄碎了沉淀的白云
蜂巢的大殿 拥挤着
朝仪的百官
初识字的山风借野猫的
眼做黑板 学着1字
湖边 醉歌散去
睡眼朦胧的灯芯草
没将这些事迹弯成音符
写入脚下的五线谱间
拥有“无我境界”的诗人因此同时拥有了王国维所说的“赤子之心”。以“赤子之心”观照万物，则有了免却世俗烦恼的通透和对美好事物的感怀。在《瑞云塔的怀念》中对“碧透的玉笋/串起七瓣灵秀的荷片/凌霄的飞檐/挂着我一串嫩嫩的童年”的描写里，可以看到作者怀念那个因为他的调皮而犯险因而被老师惩罚的童年的夏天：
我曾在塔门旁
于一把蛙鸣中
捡到几颗
牛郎织女的窃窃私语
我曾给佛像门神
添上一副副墨黑的眼镜
他们乐了
向我挤眉咧嘴
差点“扑哧”喷出笑音
最骄傲的一次
我钻出塔尖
站在溜光的葫芦石上
催风筝追逐飞燕
伟大的壮举 险象环生
吓坏了塔下过路的老师
我的耳朵没收到赞美的歌
却挨了重重的一拧 痛了七天
最后，他却说：
那最痛的一次 如今
被岁月酿成最甜的怀念
老师 假如让我回到蝉声编制的夏日
回到久久凝望着游子的塔边
多想——您再给我重重的一拧
拧住我的耳朵 就像从前
把我再一次 再一次
拧回童年
对童年的缅怀和对老师的深情追忆，是对童真岁月的“记忆”。它既是一种“意愿记忆”，也是一种在后社会主义时代具有光晕（aura）的对抗世俗异化社会的“震惊体验”或“非意愿记忆”。
这种“赤子之心”也把深沉的爱施与家人。如将对姐姐的想念化作对她培育自己成长的感念：
献给你 姐姐
这一叶薄如蝉翼的笑靥
它原是一汪微弱的水涟
蜷曲在屋后的沟边
是你添上一勺井水
使它溢出乡间
流成生命的翠片
如今 大海把它带到天涯
岁月将它碾平压扁
它依然怀着童年的梦
梦是嫩绿的圆
虽然
它根疏发短
虽然 它未能
像大树挺立山巅
但 站住了
在波摇浪颠的水面
“姐姐”在盼耕诗作中出现过几次，这让我们想起了海子著名的诗《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和张楚的“姐姐，我要回家”的歌词。如果说后者凸显了一种存在主义式的孤独感，那么盼耕诗作则表达的是对姐弟相濡以沫的真实生活经历的深情回忆。盼耕浓郁的诗人气质植根于他苦难深沉的人生阅历中：诗人自小失去亲生父母，由养父母抚养。因为家庭出生问题，他被视为“异类”，并被亲朋好友包括同学疏远，这使他自小渴望得到关爱。如诗人所说：“那时，孤苦中，往往把身边一草一木一石一水，都当作爱我护我的人，经常从中寻找慰藉。久而久之，它们在我心目中都有了灵性。而后，由自己需要关爱，延展为希望自己也能参与建造一个充满爱的世界。”这一人生历程成为作家诗歌具有对世界（包括自然和人事）充满“人性之爱”的“天眼”的一个由来。这里，李贽的去除政治心机的“童心说”也能够为这些诗歌提供有效的理论注释。盼耕曾说：“诗是一半失眠，两分醉言，三分童眼。”但在笔者看来，他的佳作往往由“童眼”带来，以“醉言”起草，再由后期的“失眠”进行润色。
结语
古语“文如其人”，见文如见人。盼耕是一位博学深思的学者，也是一位在文学上敏感多情的诗人。他曾借“苦思之海滩”而吟咏道：“喜欢仰望苍穹/思考 湛蓝和墨漆/交替的语言…… 为了一颗钻石般的结论/宁可处女独身/再苦思 万年/万万年”。他对诗歌语言看起来并不太喜欢雕琢，有时似乎是“天然去雕饰”地借自然景观抒情言志。但他对现代派诗歌和古典诗词的熟悉也使他能够熟练应用各种意象、象征、比喻、想象与联想作用下的通感技巧来表情达意。评论者万登学曾指出：“龙香诗作的内在素质应为传统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但也不乏现代知觉内涵和象征运用、意象表达及其他现代感觉方式。”这些正是包括盼耕在内的“后社会主义抒情诗人”的总体特征（香港的“龙香文学”大多是生长于同一时期并自大陆赴港的一代人。诗人自况的“唯美主义”也只能在这种意义上理解）。盼耕在“诗言志”时是寓情、意于物，物我交融而常不见“我”；而在“诗言情”时则凸显出主体的“赤子之心”。在两者中我们都能感觉到一个坚定的主体的存在。这是一个过往时代及其文化造就的有自身独特内涵的主体。
然而，当人们从盼耕朴实无华的诗作读出一个具有沉稳、内敛、富于自我牺牲等品质的诗人形象时——它比传统的“温柔敦厚”“忠恕之道”更多了一份正直、低调、宽厚、悲天悯人的平等意识——人们常常忘记，这是一个在当今语境中处境尴尬的最后的“社会主义新人”的自我形象。它已不再能豪情满怀地歌唱人民与未来，因为后者作为一个整体乌托邦式的政治概念已很难在现实的人为阶级分化中存在。但它的感人力量（包括他一贯的深沉的爱恋和执着的追求）仍在诗作中时时显现，更由诗人本人的现实角色所证实：自称“木而不讷”的他在现实中与人无争、对名利淡薄，在课堂上却是一位循循善诱、滔滔不绝、为学生爱戴的教师，是对同事和学生都一视同仁的良师益友，是热心于公益事业（尤其是推动大陆、香港两地文学事业、培植文学新人）却十分低调的社会活动者。而诗人诗作的一些缺点，包括意象的单调、语词偶有的拖沓，既与诗人因集体性社会的历史经验匮乏而私人心理体验不完全有关，也与总体性世界遭受到毁灭性摧毁的现实息息相关：在这个总体世界溃败之后，它的审美体验已经濒于消亡；因此后社会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作为已经缺乏集体经验支撑的个体化的诗人只能偶尔一抒被自己历史经验所决定的“浪漫”情怀。
盼耕在一首散文诗中曾写道：“这是一团谜，是我留给自己的一团谜……看来，它的来历，将同它的另一半，永远隐居在另一个世界里，永远不会有回声。我并没把身份未明的它驱逐出境，它也成了我的珍品。因为它和我一起经历了童年，它也是那个年代的凭记。”虽然诗人在这里吟咏的只是“半片荔枝叶”，但我们不妨把它看作对已逝的年代的情感结构的一种“回忆”。不仅仅是岁月模糊了对于今天已经是另外一个世界的“原初景象”，而且不同的社会生产关系（及其伴随的异化的人际关系）也使得它变得陌生又亲近，以致“它的神秘，使我对它格外注目”。这也就是如普罗斯特在《追忆逝水年华》中所经典描写的“非意愿记忆”：“有几次，我久久地凝视/远去了的童年，模糊了故乡/似乎随着叶脉慢慢浮起，沿着叶脉缓缓向我漫来。”驻足徘徊在“新”（资本主义社会与其人际关系）与“旧”的社会与文化之间的作家，作为后社会主义“散文时代”无法完全压抑自己情感的抒情诗人，正继续以私人的方式吟咏和表达一个集体性的情感结构。这些诗作的“兴观群怨”和“借物咏怀”的表达留给读者的是一种似曾相识的审美感觉。如对纯真童年的追忆般，它在呼唤一个美好记忆的回归（虽然它曾经辛酸），同时构成了对现实的潜在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