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一 研究背景

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化和发展，经济全球化已经深入产品生产领域的每一个环节，“世界制造”（made in the world）成为生产全球化的典型写照。以美国波音787的生产为例，完成一架波音787的制造，至少有7个国家参与，它们各自生产不同的部件或负责不同的生产环节（IDE－JETRO, 2011）。改革开放后，随着融入世界经济的程度加深，中国制造业发展迅速，“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逐渐受到世界市场的认可，但是从玩具娃娃到手机等很多“中国制造”产品并非完全由中国制造的。事实上，随着国际分工深入产品生产环节，“中国制造”仅仅是“世界制造”的一个或多个环节而已。

至今，国际分工的演变经历了两次空间分离：第一次是工业革命使得工厂和消费者分离；第二次是当前全球化过程中生产阶段在国家间的分离。第一次分离是由伴随着蒸汽机的改良而出现的运输技术革命引发和推动的。在第二次分离中，商品和人员的流动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其“触发器”（trigger）是信息和通信技术革命，这次革命大大降低了远距离组织复杂经济行为的成本。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末，互联网的出现和快速发展、电话的普及，使得远距离通信可以快速、便宜地实现。廉价、可靠的电子通信技术和高容量计算能力的实现改善了信息管理方法、改变了团队工作的跨空间组织方式，使得原来必须在足够近的距离布局以方便协调的生产阶段可以远距离分布和执行，而不会降低效率或浪费时间。一方面，信息传播和信息处理效率的提高，使得技术扩散、外溢和模仿加快，产品生命周期缩短。为维持在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很多公司不得不专注于生产过程中的优势环节，而将其他环节“承包”出去。另一方面，运输和信息交流成本的下降，使得这些公司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承包商”,“承包”得以较容易地实现。另外，在制度层面，全球范围内关税水平的降低和多边贸易协定的制定也极大地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如计算机、半导体等中间品贸易及供应链在地理方向上的分割就得益于WTO《信息技术协定》（ITA）的签订。这些因素均推动了生产模块化和网络化的发展，从而，在全球范围内，生产过程的垂直分割越来越普遍，产品生产过程的不同阶段分布到多个国家进行。

图1－1和图1－2分别是垂直一体化和垂直专业化的示意图。前者通过兼并或收购上游的供应商或下游的销售商而将上游或下游环节控制在公司内部；后者则是前者的反过程和细化过程，不再将上下游环节控制在公司内部，而是通过一系列的分割将上游、下游，甚至原企业（公司）内部过程分散到其他国家。因此，垂直专业化至少要有三个国家参与，其中至少要有两个国家参与到价值增值过程，而且，至少要有一个国家在生产过程中进口中间投入品，出口部分或全部产成品。

图1－1 垂直一体化示意

图1－2 垂直专业化示意

目前，垂直专业化已经成为国际贸易蓬勃发展的重要力量，根据WTO发布的《2008年世界贸易报告》知，1995～2008年，在所分析的28个国家中，除英国外，所有国家的垂直专业化比率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且垂直专业化平均解释了一半以上的出口（出口占GDP的比重）增长，其中垂直专业化对中国出口占GDP比重的贡献为42.7%（见表1－1）。从具体的制造业行业和部门看，垂直专业化一般出现在高技术行业，以离岸外包率反映垂直分割的程度，前五名行业依次为：办公、会计和计算机设备行业，广播、电视和通信设备行业，医药、精密光学仪器行业，电子机械和设备行业以及化学和制药行业，这五个行业的离岸外包率均超过25%，且在1995～2000年均有所增加（见表1－2）。

表1－1 世界各国的垂直专业化比率及垂直专业化对出口的贡献

数据来源：WTO, “World Trade Report 2008: Trade in Globalizing World, ”http://www.wto.org/english/res_e/booksp_e/anrep_e/world_trade_report08_e.pdf, p.104。

注：VS表示垂直专业化，VSS表示垂直专业化比率。

表1－2 离岸外包率最高的5个行业及其离岸外包率

注：OACM表示办公、会计和计算设备行业，RTCE表示广播、电视及通信设备行业，MPOI表示医药、精密光学仪器行业，EMA表示电子机械和设备行业，CP表示化学和制药行业。

数据来源：WTO, “World Trade Report 2008: Trade in Globalizing World, ”http://www.wto.org/english/res_e/booksp_e/anrep_e/world_trade_report08_e.pdf, p.104。

自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开放的贸易和投资政策推动着中国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的进程，及至加入WTO，中国制造业对外贸易开放度已经达到很高的程度（Branstetter and Lardy, 2006）。加入WTO之后，中国政府进一步履行不断开放市场的义务，并享有了加入WTO带来的利益，逐步发展成为全球最开放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积极主动推动对外开放的过程恰逢第三次和第四次全球产业转移这一大好时机。其中，第三次全球产业转移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因两次石油危机和滞胀经济、结构性经济危机的出现，发达国家集中精力发展微电子、新能源、新材料等高附加值、低能耗的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型行业，将钢铁、造船和化工等重化工业以及汽车、家电等部分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亚洲四小龙”，而“亚洲四小龙”积极承接从发达国家转移出的资本密集型产业，进一步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如东盟、中国等。第四次全球产业转移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产业的发展出现“模块化”经营和管理，产业链中的工序按照“模块”进行调整、分割，模块各自独立运行，然后按照一定的规则与标准连接成整体。模块化的生产和经营使得专业化从产品深入生产的具体环节，进一步提高了生产的效率，推动着产业的发展。比如，模块化战略对计算机的发展乃至信息产业的崛起和汽车产业的发展均曾发挥过巨大作用。随着产品生产的垂直分割和产品内分工的进一步深化，结合各国的优势，产品的不同生产模块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布局，并分布到不同国家，从而某产品的生产往往成为多国共同参与的“世界性生产”，如前文所述波音787的制造。这样，产品的价值链将世界各国联系起来，形成包含多国的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在全球产业转移过程中，中国制造逐步由承接产业转移向承接模块生产转变，积极融入“世界制造”中，逐步发展成为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中的重要一环。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贸易体系中重要的一部分。

一方面，中国融入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影响着全球贸易体系的结构和变迁。早在中国加入WTO之初，就有学者对中国的全球经济影响做过分析，如Eichengreen和Hatase（2005）就认为，中国经济在20世纪80～90年代基本上以年均10%的速度增长，而该增长主要来源于现代工业，尤其是出口导向型部门平均每年带动了2000万人从农业转移到工业部门就业，相当于每年向世界经济增加一个中型工业国家产生的冲击。另一方面，中国在融入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的过程中也不断推进着产业结构升级。至今，伴随着全球产业转移，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从劳动密集型的纺织化纤业，到资本密集型的钢铁、造船、石油炼化行业，再到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汽车、机械、电器制造业，及至目前技术密集型的微电子和信息技术制造业。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融入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是相辅相成、相互推进的。

尽管中国整体产业结构在不断升级，但是细化到具体模块，中国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仍主要在低附加值环节。一国在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决定了其在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中的获益水平。据2007年《纽约时报》的报道，以30GB的iPod的生产为例，其零售价大约为299美元，其中最贵的零部件是硬盘，由东芝制造，价格大约为73美元；之后是显示器（价格大约为20美元）、视频/多媒体处理器芯片（价格大约为8美元）、控制器芯片（价格大约为5美元）；而中国完成最后的组装程序，仅赚取其中的4美元（Varian, 2007）。在全球价值链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根据各自比较优势参与分工，并根据各自所处的价值链环节分享国际分工的利益。但是，发达国家的企业往往将一些不具备竞争力的生产环节转移出去，特别是将劳动投入较多而附加值较低的组装环节外包到劳动要素充裕的发展中国家，仅在国内保留一些关键性的零部件生产、研发和销售环节，专注于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大多只参与生产过程的特定阶段，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都要依靠发达国家企业的“指令”，对发达国家企业具有较高的依附性，在贸易上表现为从商品（goods）向任务（task）的转移。从而，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尽管制造业出口在全球市场上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额，但是由于没有掌握价值链的关键和核心环节，在全球价值链上的获益是很低的。如果不能在国际分工过程中通过有效的学习和创新来主动提升价值链层级，中国制造就可能被锁定在国际分工的低端层次，而中国则可能沦为廉价劳动力、资源品和原材料的供应基地。例如，Gaulier等（2005）就考察了东亚生产网络中的价值链分布，发现日本和新兴经济体出口附加值较高的精密零部件和资本品，由东盟和中国等发展中经济体进行再加工，并将低附加值的最终消费品出口至国际市场，分工生产的大部分利益归于前者，而后者投入大量劳动只换来很少的分工利益。反过来，通过分析一国在国际生产价值链中的获益可以判断其分工地位，如果一国在国际垂直专业化生产中获益比较低，那么可以推断该国没有控制价值链的关键环节，从而处于较低的国际分工地位。基于这种逻辑，通过分析一国在国际垂直专业化生产具体环节上的增加值，和一国在产品价值链上的获益，可以推断出该国在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中的地位。

二 研究意义

中国是国际贸易体系中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世界市场上的制造业大国，对其制造业所处的国际分工地位进行科学评判是非常重要的课题。尤其是，在当今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国际贸易摩擦增多的情况下，正确地审视中国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有助于相关理论的拓展和应用，并能够为政府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提供有益的参考。

（一）理论意义

国内现有文献多从产业或产品角度来评判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水平和国际分工地位，从价值增值角度和价值链环节出发展开相关分析是对现有研究的丰富和补充。一方面，以增加值取代总量贸易指标的研究方法能够较为科学地体现一国在当前全球价值链中的获益，增加值比传统的总量贸易指标更能真实反映一国在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中的真实分工地位。另一方面，在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中，各经济体相互关联、复杂交织，已不能照搬传统的贸易理论和分析方法来解释和分析这种新型的国际分工现象和相关问题。本书基于投入产出理论，主要利用国际投入产出表来挖掘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中的重要关联，衡量价值的流动。国际投入产出表能够区分中间品进口的来源和最终品的去向，能够较为清晰地展示垂直专业化中的前后向关联，所以将投入产出技术用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的分析是比较恰当的做法。

（二）现实意义

中国制造业行业融入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的程度有多深，和其他国家在国际贸易和分工上有何联系，处于何种位置和有何种地位，这样的位置和地位如何影响中国制造业在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中的获益，中国制造业在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中享有的分工利益如何合理衡量。这些问题的回答能够为正确审视中国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提供有益的视角，从而为现阶段探寻新的经济增长点、制定恰当的产业和贸易政策提供有益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