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变迁
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奠定了雄厚的理论基础。“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生态思想的基本理念，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中国古代儒家学派主张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对自然应采取顺从、友善的态度，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为最终目标。道家学派主张万物都是自然创造的结果，都是自然而然生成的，并没有主宰者，自然界的万物运动变化是有规律的，按照自然的本性存在和运动，且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之中，人的行为应当顺应自然，遵循自然万物的运行规律。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历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在继承中国传统生态文明思想的基础上，通过实践探索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经历了萌芽、发展、丰富、成熟、提升五个阶段。
具体表现为：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思想，提出“增产节约”、“绿化祖国”、“环境保护”等生态文明思想，标志着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萌芽；邓小平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提出“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并重”的辩证统一思想，使得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江泽民提出的“可持续发展”和“和谐发展”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思想；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观”，标志着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成熟；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许多新观点和新论断，深化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将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到了一个新境界。
一 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生态文明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十分重视生态环境建设问题，提出“增产节约，反对浪费”, “绿化祖国，保护环境”的口号，把节约资源、改善环境作为一项紧迫任务。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萌芽。
增产节约。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迅速地恢复国民经济，1951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全国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促进经济建设。毛泽东在多篇著作中也明确提出了要重视并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出厉行节约自然资源，通过控制人口的增长间接做到节约自然资源，提倡要开发新能源，用新能源来代替不可再生资源。毛泽东认为：“人类同时是社会和自然界的主人，又是它们的奴隶。这是因为，人类对客观物质世界、人类本身、人类社会的认识都永远是不完全的。”毛泽东在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选）中强调，“勤俭办工厂，勤俭办商店，勤俭办一切国营事业和合作事业，勤俭办一切其他事业，什么事情都应当执行勤俭的原则。这就是节约的原则，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
绿化祖国。毛泽东曾在新中国成立后要求，“在十二年内，基本上消灭荒地荒山，在一切宅旁、村旁、路旁、水旁，以及荒地上荒山上，即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均要按规格种起树来，实行绿化”。1956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致五省（自治区）青年造林大会的贺电》中向全国人民发出了“绿化祖国”号召后，提出了“实行大地园林化”的任务。针对“大跃进”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毛泽东提出了“要使我们祖国的河山全部绿化起来，要达到园林化，到处都很美丽，自然面貌要改变过来”。在积极号召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的同时，毛泽东在《关于加强山林保护管理、制止破坏山林、树木的通知》中指出“森林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资源，又是农业生产的一种保障。积极发展和保护森林资源，对于促进我国工、农业生产具有重要意义”。
环境保护。20世纪70年代，受“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影响，环境污染问题开始凸显，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此给予了特别关注。周恩来提出“把环境搞好了，人民健康了，就是保护了最大的生产力，是最大的财富。”国务院于1973年专门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审议通过了“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的环境保护工作32字方针和中国第一个环境保护文件——《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该会议推动中国环境保护事业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二 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生态文明思想
邓小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在抓经济建设的同时，也非常重视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不仅仅强调植树绿化、环境保护等具体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强调要处理好经济发展速度、人口结构增速、资源环境的承受能力等之间的关系问题，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清醒认识中国国情的基础上，确立了经济建设必须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的生态思想。
生态行为方面。邓小平的生态文明思想，主要表现在他高度重视政府生态行为、企业生态行为和公众生态行为方面。政府生态行为。1983年，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中，邓小平提出：“环境保护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他还确定了有关环境保护的政策和三大战略方针。1989年，邓小平在第三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中提出：“努力开拓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保护道路，”会议还通过了环境管理的八项制度。政府的生态行为起到了主导作用。企业生态行为。邓小平重视企业的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行为，充分发挥生态文明建设中企业生态行为的作用。邓小平对于企业的资源浪费现象提出：“要促进使用单位节约，提高煤油价格，这实际是保护能源的政策。”对于提高产品质量，他还提出：“提高产品质量是最大的节约”。他清楚地认识到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必须有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作支撑。邓小平还要求企业在生产中，注重美学、绿化和心理学的重要性，主张各企业借鉴和学习国外经验。这与目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所倡导的建设生态型企业的要求不谋而合。公众生态行为。公众生态行为主要表现在邓小平提倡人民群众积极参与植树造林，“北京要搞好环境，管好园林，绿化街道，种树种草，在若干年后，要做到不露一块黄土”。关于植树造林，他还提出：“我们准备坚持植树造林，坚持它二十年、五十年，这个事情耽误了，今年才算是认真开始”。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邓小平将植树造林作为我国的一项战略任务，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对祖国绿化的高度重视。1982年12月，邓小平在全军植树造林的表彰大会中提出：“植树造林，绿化祖国，造福后代”。
农业改革。生态产业文明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物质基础，它与生态经济密不可分，而生态经济对现代化农业生产的要求便是生态农业。“在农村方面要采取的一些政策，目的就是要多打一点粮食，多种植一点树，耕牛繁殖起来，农民比较满意，一面自己能够多吃一点，一面多给国家一点。”在当时的环境下，邓小平明确地提出了我国在发展农业上的政策，并认为要想发展好农业，就必须要抓好市场，处理好物价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他还根据我国的基础国情，认识到要想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必须要看清我国“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的现状。在农业建设上，生态农业才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发展方向。1990年3月，他提出了有关我国农业改革和发展的策略，即“两个飞跃”的思想。第一个飞跃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废除人民公社；第二个飞跃是要适应生产社会化和科学种田的需要，适度发展集体经济和规模经营。邓小平关于“两个飞跃”思想的提出，不仅是我国在农业建设上的飞跃，更是我国农业发展和改革的伟大纲领。
生态科技。生态科技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科学支撑。邓小平于1988年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他还提出：“最终可能是科学解决问题。科学是了不起的事情，要重视科学。”所以，要想发展农业，首先需要依靠政策，其次就要相信科学，科学技术在农业发展中的作用是不可估量和无穷无尽的。农业作为中国基础性的产业，邓小平认为中国的农业发展一定要坚持走科教兴农的道路，而最终解决好农业问题还需要依靠生物工程。“中国要发展，离开科学不行。”“实现人类的希望离不开科学。”由此可见，建设生态文明，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始终要依靠科学技术，这也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注入了科技的含量。
生态法律。邓小平强调要落实和贯彻生态环境建设，必须要通过法律的手段来保障，并不断地加强生态法律制度的建设。1973年，《工业“三废”——排放试行标准》的颁发，标志着我国已经开始注重生态环境的质量问题。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的颁发，标志着我国进入了法制化的发展轨道。邓小平在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提出：“（我们）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例如工厂法、人民公社法、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劳动法、外国人投资法等等。……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此次会议中，我国正式将环境保护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凸显出保护环境的国家意志。在邓小平的高度重视下，我国还陆续制定和颁发了《森林法》、《土地管理法》、《草原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环境保护法》等一系列与生态文明建设有关的法律，初步形成了环境保护的法律体系，环境保护的法制化全面展开。
三 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生态文明思想
以江泽民为核心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继承和发展第一代、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环境保护理论的基础上，借鉴国际生态文明建设经验，提出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和谐发展的思想。
可持续发展战略。“世界发展中一个严重的教训，就是许多经济发达国家，走了一条严重浪费资源、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结果造成了对世界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严重损害。”这是江泽民就我国当时的环境问题提出的观点。基于中国人口基数大，中国的经济必须与资源、环境和人口相协调发展，在环境的承载范围内推进经济的稳定发展，做到社会与自然规律、经济性与生态性统一发展，绝对不能走资源过度消耗和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不可持续发展道路。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中，江泽民提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在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中，江泽民提出“必须把贯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始终作为一件大事来抓”。2002年，十六大报告将实现可持续发展列为建设小康社会的四大目标之一。
和谐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和资源高消耗的发展特征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趋于紧张。江泽民提出：“如果在发展中不注意环境保护，等到生态环境破坏了以后再来治理和恢复，那就要付出更沉重的代价，甚至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江泽民在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中提出“保护环境的实质就是保护生产力”的论断。2001年，江泽民在对海南进行实地考察时指出：“破坏资源环境就是破坏生产力，保护资源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资源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建党80周年的讲话中，江泽民一再强调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并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了“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他还提出：“努力开创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其三者之间的关系是生态良好决定了生产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可持续程度，生活富裕是生产发展的结果，生产发展是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
四 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生态文明思想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吸收以往历届党中央领导集体关于生态建设的成功经验，紧密联系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和阶段性特征，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生态文明等思想理论。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十八大报告中，又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中。
五位一体。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它是“五位一体”总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将生态文明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提出。胡锦涛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胡锦涛认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质是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的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生态文明建设被提升到更高的战略层面，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并列，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五位一体”总布局。
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发展循环经济、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胡锦涛进一步指出：“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和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这就要求我们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遵循生态学的原理，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性时刻，经济发展面临着自然资源趋紧的严峻挑战。
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建设生态文明不仅需要政策支持，更需要法律约束。对于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的企业，应该采用有效的法律约束，促进企业开发和使用绿色生产技术。胡锦涛还提出：“要完善有利于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和政策，加快形成可持续发展体制机制。”
五 第五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生态文明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布局的战略高度上，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一系列的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论断，形成了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体系。
生态生产力。习近平继承了马克思“自然界本身的生产力”思想，并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同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形象深刻地通过深入阐发“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辩证统一来说明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之间的内在关系，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生态生产力理念，对待人与自然关系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两山”论述观点，表明了生态环境与生产力之间的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关系。早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就对“两山论”进行了阶段性分析。他认为，第一个阶段是用绿水青山去换金山银山，不考虑或者很少考虑环境的承载能力，一味索取资源；第二个阶段是既要金山银山，但是也要保住绿水青山，这时候经济发展和资源匮乏、环境恶化之间的矛盾开始凸显出来，人们意识到环境是我们生存发展的根本；第三个阶段是认识到绿水青山本身就是金山银山，生态优势变成经济优势，形成了浑然一体、和谐统一的关系，这一阶段是一种更高的境界，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体现了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目标。可以看出，以上这三个阶段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是发展观念不断进步的过程，也是人与自然关系不断调整、趋向和谐的过程。2008年，习近平指出，不能把“发展是硬道理”片面地理解为“经济增长是硬道理”，强调“GDP快速增长是政绩，生态保护和建设也是政绩”。
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人自由而全面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命题和终极目标，而良好的自然环境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条件和基础。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其根本宗旨和价值追求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成立90余年始终对民生政策不断探索、完善、丰富和发展。在面对生态环境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出现严重冲突的现阶段，习近平将生态环境作为民生的重要内容来强调。2013年，习近平在海南考察时强调：“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一科学论断既阐明了生态环境在改善民生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也丰富和发展了民生的基本内涵。2015年“两会”期间，在参加江西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又强调指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将公平享受良好生态环境视为民生的重要内容之一，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观和以民为本、改善生态的民生观。良好生态环境符合全体中国人民的核心利益，生态文明的公平原则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的公平、当代人之间的公平、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公平。2013年4月25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发表讲话时谈道，“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要清醒认识保护生态环境、治理环境污染的紧迫性和艰巨性，清醒认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对人民群众、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态度和责任，真正下决心把环境污染治理好、把生态环境建设好，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这“两个清醒”认识，深刻揭示了当前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严峻性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紧迫性，充分体现了生态文明的民生本质。
建设美丽中国。“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飞跃。第五代中央领导集体生态文明思想从生态环境和文明之间的辩证关系出发，阐述了对人与自然关系、人与社会和谐共生关系的思考，阐述了生态与文明之间的辩证关系。2013年5月24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引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的一段话：“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为不毛之地”。借此阐明了“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这一深刻论述，科学回答了生态与人类文明之间的关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揭示了生态决定文明兴衰的客观规律。习近平在2013年7月18日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的贺信中指出：“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美丽中国”实现于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中，其最终归宿就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思想。2013年7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湖北省鄂州市时强调：“农村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建设美丽中国、美丽乡村，是要给乡亲们造福，不能把钱花在不必要的事情上。”
绿色发展。十八届五中全会中，习近平在谈“十三五”五大发展理念时，提出绿色发展，并在会议中明确地提出了坚持绿色发展、坚持可持续发展，坚定地走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新贡献。从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要求以来，再到现如今习近平提出的“绿色发展”，这充分地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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