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1993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总报告
社会形势是包括经济增长在内的社会系统运行状况的综合性表现。社会发展目标、社会发展方式、社会结构、社会利益关系、社会控制机制、社会各构成部分的运行状况和相互协调程度的变化，都会使社会运行状况发生变化，从而使社会形势发生变化。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社会在发生巨大变化的基础上，现在又进入了一个更加迅速而深刻的变革时期。从宏观上全面把握社会运行状况及其变化前景，对于正确决策，以保证社会变革的顺利进行，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本报告试图在社会科学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基础上，描述和分析1992年中国的社会形势，揭示社会形势变化的原因和后果，并对1993年社会形势的变化趋势进行预测。
一 1992年社会形势的转折性变化：社会转型进入新阶段
从1978年肇始的改革开放将中国推上了由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转化的轨道。十几年来改革开放成果的积累和巩固，使中国的社会运行机制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整个社会结构正处在转型时期，即以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化、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从封闭半封闭的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化为主要内容的整体社会结构转型的社会发展格局。到1992年，中国的社会形势发生了转折性变化，使社会转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一）1992年中国社会形势的变化是在以下几个条件构成的宏观背景下发生的
第一，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为社会转型确定了明确的方向和具体目标，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对中国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发展道路和发展动力做出了科学的论断，为社会转型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导。
第二，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从1979年至1991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8.6%，增长速度居世界第二；工业年平均增长率为12.2%，高出世界年平均增长水平近10个百分点；农业年平均增长率为5.9%，高出世界年平均增长水平4个百分点；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7.5%，高出世界年平均增长水平6个百分点。在1979～1991年的12年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1.4倍。进出口贸易在1990年改变了1984年以来连续出现逆差的基础上，1991年在进口明显回升的情况下保持顺差的发展势头；已经形成4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经济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使中国的综合国力大大提高，为进一步加快社会发展创造了必要的经济前提。
第三，在党和政府的有效调控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调适下，政治稳定、社会稳定的格局已经形成。进入90年代以来，中央政府在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促进社会持续稳定发展、廉政建设、抗灾救灾以及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等维持社会秩序、保障人民利益等方面做出的努力，提高了人民群众的信任程度；社会各阶层逐步形成了社会稳定是改革与发展，同时也是自身利益增长的必要前提这样一种共识。这些情况同通货膨胀得到控制（1991年全年零售物价仅上涨2.9%）、消费品供应充裕、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等综合作用，造就了稳定的局面。
第四，近年来国际形势的发展和新技术革命，向中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也给中国提供了新的机遇。把握机遇，加紧发展自己，迎接挑战，已成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共同奋斗目标。新的机遇是，伴随着两极世界的解体，新的世界格局正在形成，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空间；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改善，1989年后曾一度不正常的西方国家同中国的经贸关系逐步恢复正常化，使中国的外部环境变得比较有利；亚太地区经济活跃，不断增强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大陆同港台地区经济合作进一步密切，成为中国沿海开放地带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1992年中国的社会形势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邓小平同志南方重要谈话以及由此启动的新的一轮改革开放高潮，党的十四大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和加快经济发展速度的决定，是引发这种转折性变化的主导因素。1992年中国社会生活主要领域中所发生的种种变化表明，中国的社会发展和社会转型进入了新阶段。
（二）1992年中国社会形势所发生的转折性变化具体表现在以下6个方面
1．社会主导价值发生变化。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中关于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的论述，关于“姓资姓社”、防“右”反“左”、市场与计划等问题的论述，打破了长期困扰人们、给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造成很大障碍的一些思想禁锢，使人们的思想得到了更大程度的解放。这意味着社会的主导价值取向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种变化，为推动社会转型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了明确的判断标准，为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立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得到更彻底和更全面的贯彻落实提供了新的基础，为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社会行动的整合提供了统一的标志。
2．改革的深度和力度发生变化。前一时期的改革就实质而言以突破原有的体制为主。许多改革措施是循着“让利放权”的主线使微观层面上的社会运行机制发生变化，以此突破或弥补原有宏观体制框架的限制与缺陷。在城市改革中，这种特点尤为明显。邓小平同志1992年初南方谈话中关于“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的论断以及党在十四大上明确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改革目标模式，使中国的改革在力度上和深度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党和政府在1992年相继推出了一系列政策，包括贯彻落实《企业法》，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价格、物资体制改革以及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的社会体制改革等，使新一轮的改革从一启动就强烈地显示出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全面铺开、整体推进的态势。从微观到宏观的体制改革表现出不局限于修补原有体制框架，而是建立一种新体制框架的明显特征。目前，在工业生产中，国家指令性计划部分只占10%多一点；在社会商品零售额中，国家定价部分只占10%；在工业生产资料销售额中，基本上由市场调节的部分占70%左右；在农业生产中，基本上实现了在国家政策指导下的市场调节，另外，由于新一轮改革有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具体明确的目标，有上一阶段改革提供的大量的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因此从一启动就表现出起点较高的特征。
3．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1992年中国的经济运行状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新的经济高速增长浪潮，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达到12.8%。这种发展速度不仅高于1989年、1990年的4%，1991年的7.7%的速度，而且超过了1988年11.2%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1992年年初6%的计划速度。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国家宏观调控政策较明显地表现出向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第三产业倾斜的导向性，对经济效益和产业结构类型转换给予了充分的重视，这同5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以牺牲消费为代价、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模式有本质区别，也同80年代中期产业结构轻型化与片面追求产值的发展模式有重要区别。经济“上台阶”式的增长以及伴随着经济增长而发生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构成了社会转型进入新阶段的又一重要标志。
4．对外开放迈出了新步伐。进入1992年以来，尽管对外开放仍以沿海开放地区为推动主体，但同前一阶段明显不同的是内地省份对引进外资和技术、兴办“三资”企业和开发区表现出空前未有的热情，对外合作和对外贸易蓬勃发展，“三资”企业数量大幅度增加。更重要的是，各级政府和人民群众对开放政策有了新的认识，“多一个合资企业就多一分资本主义因素”之类的观念已经失去了市场。全方位、多元化开放格局的初步形成标志着中国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转型进入了新的阶段。
5．社会变革的程序和社会参与程度发生变化。前一阶段改革在社会动员程序上是循着由上（中央）到下（基层）的顺序逐层展开的，思想解放和改革操作交互促进，呈典型的渐变式推进特征；1992年由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启动的新一轮改革开放在社会动员上则是上下一致、一呼百应。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社会基层单位以及社会各阶层成员在“要发展就必须改革”这一点上形成了共识，因而使社会变革迅速在全国形成高潮。从社会变革的参照系看，前一阶段的社会变革由于在农村率先发动并取得成功，农村成为变革的发源地和参照系；新一轮改革则在很大程度上由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发达地区牵动，参照系由农村转变为开放发达地区。与此相连的是，前一阶段社会各方面对变革结果的期望是求温饱；新一轮改革则以走向小康和社会全面发展为目标，两者有明显的区别。就社会参与程度而言，在前一阶段的改革中，农民和乡镇企业无论在主动性方面，还是在相对利益增长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新一轮改革的主体力量则产生于更广阔的社会基础上。在前一阶段表现出相对被动的城市全民、集体企事业单位和政府机关在新的形势下大幅度地增强了社会变革参与意识，并不同程度地做出了迎接市场经济新体制形成的积极反应。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尽管它们在转换经营机制的信心与所采取的方式上有所不同，但对于企业最终要作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进入市场，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优胜劣汰有了前所未有的认识。政府机构，特别是县以下政府机构在转变机制方面迈出了新步伐。变革程序和社会参与程度的变化正在造就使社会结构和利益关系格局发生重要转变的社会力量，社会转型正是在这种力量的推动下以超越前一阶段的速度向前发展，社会结构正在依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规定的方向发生着意义深远的变化。
6．社会精神面貌和社会心态发生变化。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对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增强人民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信心，振奋人民群众的精神，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社会心态的基调是积极的，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对进一步改革持拥护态度。本课题组与国家统计局社会司在1992年5月对全国6省18个城市20500名居民的问卷调查的统计结果表明：有91.3%的居民对在稳定的前提下加快改革步伐表示支持，60%以上的居民对在20世纪末实现小康目标表示乐观。另外的研究表明，同前一阶段改革启动和推进过程中人们盲目乐观与疑惑悲观时常交替出现，对改革期望过高、心理承受能力相对过弱的情况相比，面对新一轮改革的到来，各阶层社会成员的心态变得更理性了，有相当一部分人已经不同程度地完成了接受下一步改革中可能产生的利益暂时丧失这一事实的心理准备，对具体的应对措施有所考虑，对改革的期望值变得更加现实。1992年城市居民的房租、公用事业费用和粮食、副食品价格都不同程度地有所提高，但居民并未因此产生过度恐慌心理和非理性行为（抢购、挤兑等）。积极进取的精神面貌和稳定、理性的社会心态为下一步的社会转型营造了有利的社会环境。
上述6个方面的变化构成1992年中国社会形势演化的基本内容，这些变化是在1978～1991年改革开放的基础上发生的。但是，无论在程度上还是在所带来的社会后果上，这些变化都同前一阶段有明显的区别。由这些变化可以得出一个总体判断：从1992年开始，中国的社会转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三）1992年中国社会形势的变化趋势表明，在这一新阶段中，中国社会发展具有三个基本特点
1．体制重建和经济发展并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工作在经济运行速度加快的情况下展开，加快经济发展速度，使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综合国力迈上一个新台阶的任务在体制转换的背景下完成。体制重建和经济发展同时进行，为社会转型提供了双重动力，十分有利于社会转型的迅速进行。但是，由于这两个社会过程高度关联而具体目标不同，因此，决策和操作面临一系列新问题。
2．社会重组和社会秩序调整并举。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社会分化迅速发展，社会成员之间、各类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及资源配置和分配方式正在发生重要变化。与此相关的是，原来以行政关系为基本纽带的社会组织体制正在被以包括市场经济关系在内的各种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组织体制所替代。社会成员和各种社会组织在社会中的位置正在被重新确定，原有的社会秩序（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等领域中的具体秩序）将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重新调整并确立。
3．社会变革将以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社会组织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和阶层结构在内的社会整体结构变化为归结点。这意味着社会的利益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
这些同时发生的社会过程能否形成良性促进关系，在互动中推动社会向预期的方向发展，将对今后几年社会形势的变化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二 1992年社会形势其他方面的变化
社会成员生存和发展需求的满足程度，社会事业的发展状况，社会不同构成部分，即不同社会群体的活动状况，以及相互关系和社会运行秩序是构成社会形势变化的基本内容。在这一部分，本报告从人口状况、人民生活状况、社会保障状况、社会事业发展状况、民族关系状况、宗教活动状况和社会治安状况7个方面的状况描述社会形势在这些领域的变化。
（一）1992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三次人口生育高峰的峰顶，育龄妇女人数和生育旺盛期的妇女人数都达到了历史的高峰
由于各地政府认真贯彻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抓紧抓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精神，全国大多数省、区、市全年人口出生数同计划出生数基本上持平或略低于计划出生数。1992年妇女总和生育率接近2，低于1991年的2.25，到1992年底，中国大陆人口净增1386万人左右。
流动人口大幅度增加，是1992年中国人口状况较为显著的变化之一。据估算，1992年全国流动人口接近1亿人。1992年人口迁移规模较前几年也有较大幅度增长，由于一些地方自行制定了“农转非”政策，由农村迁入市镇的人口明显增加。另外，随着农业劳动力转移人数的增加和城镇经济的发展，未办理户籍迁移手续但进入城镇务工经商的农民人数大量增加。人口迁移的基本流向是内地向东南沿海地区流动，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
从人口结构看，1992年有2143.8万儿童达到入学年龄，有2050.4万人达到劳动年龄，有440万人达到退休年龄。教育和劳动就业面临的压力较大。
继续抓好计划生育工作，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长数量对中国社会发展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从1992年的情况看，有些地方由于基层政府将主要精力用于“办第三产业”，计划生育干部队伍不稳定，对计划生育工作有所放松。另外，对进城农民的计划生育管理制度也有待进一步加强。
（二）1992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第三产业发展迅速，国内市场繁荣、消费品供应充足，使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
据国家统计局住户抽样调查，1992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达1820元，比上年增长18.2%。农民人均纯收入784元，比上年增长10.6%，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城镇居民收入实际增长8.8%，农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5%。1992年在城镇居民中，职工平均工资达2677元，比上年增长14.4%，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实际增长5.3%，个体劳动者收入比上年增加15%，增幅低于上年。在农村居民的收入中，来自第二、三产业的收入比上年增长8%，来自第一产业的收入增长5%。
1992年中国居民消费稳步增长，消费结构档次提高。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上年增长14%，农村居民增长7%，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城乡居民生活消费支出分别增长5%和4%。1992年，全国不同地区消费水平的差距进一步拉大，沿海地区社会商品零售额增幅在15%以上，其中广东为22%。
居民储蓄在1992年有较大幅度增长。到1992年底，中国城乡居民的各种储蓄存款、有价证券和手存现金达18000多亿元，人均1562元。这一方面表明大部分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另一方面也表明居民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抱有信心，消费行为日趋理性化。如何引导居民为这笔庞大的资金找到合理的投资和消费渠道已经成为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
1992年全国零售物价上涨幅度较大，比上年上升6%，城镇生活费用指数上升8.6%，农民生活费用指数上升4.7%。物价的上涨对一部分低收入户的生活造成一定的影响。
（三）1992年，中国的社会保障事业在改革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为社会稳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各级政府十分重视行业保险制度的建立，逐步扩大行业保险的范围，扩大对部分停产、破产企业职工进行行业保险补偿的试点面。到1992年底，全国参加行业保险的职工有7100万人，并对约60万人发放了行业救济金，全国还建立了县以上就业培训中心2200个，对200万行业人员进行了培训。在社会保险方面，国有企业职工退休费用统筹、职工大病医疗统筹和离退休职工医疗统筹制度的建立和试行受到职工的欢迎；1992年初民政部颁发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在各地迅速铺开，已有700多个县开展了试点工作，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民达到2800多万人。
社会救济和扶贫工作得到政府的充分重视。1992年，中央拨出自然灾害救济费11.54亿元，救济灾民约8000万人次。另外，城乡贫困户有3600多万人次得到国家临时救济。有50万人得到定期定量补助。1992年全国扶转贫困户700多万户，其中有200多万户脱贫。
1992年中国的社会福利事业和社区服务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社会福利事业和社区服务业在向市场化和产业化方向发展方面有新的突破，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1992年有些地方在社会保险改革中制定了一些欠妥当的制度，如不考虑职工的承受能力将医疗费用平均分配使用，造成部分职工负担过重等；有些地方依照“卸财政包袱”的思路进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四）1992年中国社会事业发展呈现出以经济增长为基础、以科技教育发展为先导、以提高居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为中心的良好态势
综合计算的社会发展总指数显示，1992年社会发展年增长速度达到12%左右，明显高于“七五”期间的速度。其中，科技教育、环境保护事业发展的增长速度分别达到20%和15%，高于总指数增长速度；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事业的增长速度在10%左右。1992年国家和社会对科技、教育的投入继续增加，科技投入占GNP的比重达到0.71%，比上年有所增加。高等教育在前几年调整的基础上，再次出现较大的发展，在校大学生达218万人，比上年增长7%。中等专业学校在校人数达到685万人。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8%，中小学生辍学率得到控制。1992年中国医院病床数达到274万张；图书、杂志出版70亿册，报纸出版192亿份；广播电台812座，电视台591座，广播、电视人口混合覆盖率都有较大提高。
1992年国务院关于加快第三产业发展的决定为一些社会事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环境保护、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文化娱乐和居民生活服务等领域出现了产业化和市场化的新势头，民办、私营、外商投资的社会事业单位数目增加，社会事业发展同市场经济的联系更加密切，这对于新体制的建立十分有利。
在新的形势下，社会事业的发展也存在一些问题。一些地方片面强调经济发展，使社会事业的发展受到一定影响。在市场经济发展推动一些市场需求较大的社会事业发展的同时，一些属于基础性的有社会需求但缺乏市场竞争力的社会事业因为经费拮据、人才外流等原因在发展中举步维艰。此外，社会事业的发展尚存在以外延型扩大为主、质量指数和结构指数提高较慢的问题。
（五）在改革开放步伐加快、经济调整发展的背景下，1992年中国的民族关系呈现各民族交往联系空前密切、民族团结进一步加强的良好状态。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基本上未发生大的突发性事件
1992年初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的召开提高了全党、全国对促进民族团结重要性的认识，对保证民族政策、法律法规的实施和完善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了90年代少数民族及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明确目标，重新规范了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本质特征为“平等、互助、团结、合作”，对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开展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沿边开放的新格局使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一跃成为改革开放的前沿，为边疆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也为加强内地与沿海地区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联系创造了条件，这对于密切民族关系十分有利。
从1992年地区间非均衡发展格局进一步强化的态势看，如何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发挥少数民族地区的各方面优势，防止由于经济差距过大而给民族关系带来消极影响将是今后一段时期内应当特别重视的问题。
（六）1992年中国宗教发展状况正常
广大信教群众和爱国宗教界人士对政府的宗教政策落实工作满意。各教信教人数、教职人员数和寺观庙堂及宗教活动场所的数字都有所增长。从总的情况看，中国的宗教发展是在法律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正常扩大，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和正常的宗教活动得到保证，对社会稳定有一定积极作用。
但是，在宗教发展中也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比较突出的问题有：①某些地方的宗教房产政策有待进一步落实；②有些人以宗教活动为名进行封建迷信活动；③境外某些组织利用中国对外开放程度提高的机会，以传教、建教等形式从事不利于社会安定和民族团结的活动；④一部分信教群众处理不好正常生产、生活与宗教信仰的关系，如将大量钱物用于“供奉”，以至于影响生产、生活等。加强宗教教职人员队伍建设，提高信教群众的信仰素质，对群众的宗教活动进行合理、积极的引导，在新形势下变得更为重要。
（七）1992年中国社会治安形势基本稳定，政府有关部门通过进一步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各项措施，深入开展重点治理和打击犯罪活动专项斗争，对维护社会秩序，保证社会正常运行发挥了重要作用
1992年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打击犯罪团伙、反盗窃和“扫黄”等专项斗争取得很大成果，惩办了一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违法犯罪分子，增强了人民群众的安全感，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1992年1月至9月，全国共立报警案件326万起，比上年同期下降4.5%。
三 1992年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体制重建和经济发展并举使各级政府在决策上面临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
一些地方政府由于对社会转型新阶段的特点认识不足，对如何处理好体制重建和经济增长双重任务之间的关系尚无经验，因而在决策目标上过分追求多上项目，追求产值增长，特别是片面地将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理解为拥护改革开放的实际行动，不顾市场和资源条件，给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造成了潜在的不利影响。基建投资热、开发区热、房地产热、股票债券热和办公司热成为1992年中国经济生活中的五大经济热点。从主流上看，这些“热”是积极合理的。但是，从固定资产增幅过高（据预测将增长三成多）；银行贷款增长过猛（据预测将增长23%左右），货币超发行严重；原材料供应日趋紧张，价格上涨幅度较大；交通运输全面吃紧（尤其是铁路运力不足，其增幅仅在3.3%左右，同20%的工业增长速度极不协调）；从能源紧张和工业品继续积压等情况看，这些“热”中显然存在某种盲目性和不合理因素。建开发区被视为对外开放的标志，一些地方不管是否具备条件，都跑马占地，划出大片土地搞“三通一平”并自行制定有悖于国家政策的各种“优惠政策”。这已经成为较为突出的问题。据统计，在1992年全国各地乡以上单位计划建立开发区8700多个，如果全部投入开发的话，约需资金30000亿元。如何通过国家宏观调控和引导地方政府及企业的决策者将经济发展同体制重建有机结合在一起，使经济增长成为一种有效益的、能够推动市场体制建设的增长，成为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另外，有少数地方政府为了夸大政绩，显示拥护改革开放，对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和中央有关加快改革的指示做政治表态，虚报产值，制造虚假的高速度。这种现象尽管不普遍，但值得高度警惕。要积极采取措施，从根本上防止1958年浮夸风造成的悲剧在90年代重演。
（二）1992年各级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改革措施，对加速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具体操作上来讲，涉及人民群众（特别是城市居民）切身利益的改革措施出台显得过于密集。对于粮食、副食品、水电、房租、公费医疗、交通、学校、托儿所等费用在1992年都不同程度地提价或减少补贴，使城市职工生活费用指数上升幅度较大。据统计，35个大中城市职工生活费用价格在上半年上涨了10.5%; 1992年全年全国城市职工生活费用指数将上涨9%以上。虽然这些改革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人民群众的理解，但毕竟给群众造成了一种改革使他们“失大于得”的印象，并因此产生了一定的消极情绪，不利于保持良好的社会心态，对创造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环境有一定不利影响。
（三）干部队伍，尤其是基层干部队伍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人心浮动
不少县一级的党政机关将兴办第三产业视为头等大事，各类“官商一体”的公司大量涌现，不少干部在并未同机关脱钩的情况下经商办经济实体，不仅贻误本职工作，而且权钱交易现象有所增加。这已经在一定范围内成为影响政府机关发挥正常功能的突出问题，并影响了政府机关的威望。
（四）社会形势的转折性变化将人们带入了一个新的社会环境，但指导和规范人们在这一新环境中行动的价值和秩序尚未来得及建立或完善，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失序现象有所增加
1．有些政府官员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将市场交易引入不应该引入的领域，权钱交换现象有所增加。例如，卖户口的现象在许多地方有愈演愈烈的趋势。采取适当的政策措施，吸引从事非农行业活动的农民进城就业，对于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加速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十分必要的。但是，某些地方不考虑客观条件，不顾中央有关部门的政策，以获取“城建费”为主要目的变相出售城镇户口，这在社会上引起了有损于政府威望的不良后果。
2．由于一些原有的规范和制度约束力变弱，一些国家机关人员和国有企业领导缺乏必要的约束而产生了越轨行为，其中有些由于长期得不到纠正变为“合理不合法”的模式化行为。私设小金库和违反各种财经纪律、制度的现象在1992年更为严重。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会转型新阶段中，社会成员都在积极探寻和确立适应自身条件的资源获得方式，迫切要求在资源获取方面机会均等。政府或国家机关人员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行为，非常容易成为社会骚乱的诱因。如何建立一套约束和监督国家机关人员行为的规范和制度，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3．原有行政控制手段的弱化，经济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以及发财欲望的强化，使经济领域中的失序现象有日趋严重的态势。偷税漏税、制造和销售假冒伪劣产品与经济诈骗成为不容忽视的突出的问题。
4．随着社会变化节奏加快，社会流动人口大幅度增加，人们的价值观念不断分化，原有的社会治安管理体制同迅速变化的社会形势不相适应，1992年中国社会治安形势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最突出的问题是杀人、抢劫、爆炸等恶性案件有所增加，团伙犯罪严重，有向黑社会发展的趋势，卖淫嫖娼、吸毒贩毒、赌博、封建迷信等丑恶现象屡禁不绝，在一些地方有蔓延之势，贪污贿赂犯罪十分严重，大案、要案、特大案件增加，交通和火灾增加。出于经济动机的犯罪和恶性暴力案件增多是1992年社会治安形势变化的重要特点之一。
四 对1993年社会形势的预测
根据1992年社会形势的特征和趋势，综合社会各方面的情况，我们认为，如果1993年经济在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不出现大的波动和严重的比例失调，中国社会形势变化的基本趋势将是：新一轮改革开放和社会结构转型仍将保持较快的速度；社会将保持基本稳定。但是，对社会转型进入新阶段后将出现的一系列情况（尤其是新旧体制转轨中所产生的张力、发展冲动和现实条件的矛盾）要有足够的预见和应对准备，对1992年已经显现和潜伏的社会问题应及早着手解决，否则，不排除有遇到较大困难的可能。
在很大程度上，1993年社会形势的具体变化取决于体制重建、经济发展、社会重组、社会秩序调整和社会利益关系调整这五个社会过程的发展和相互协调状况。如果中央政府能够根据十四大确定的战略部署，运用有效和适度的宏观调控手段理顺这五个社会过程之间的关系，使之沿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规定的方向发展，那么，可以预期1993年中国社会形势将发生以下具体变化。
（一）国民经济仍将以较高的速度发展
1992年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有不少人对此既喜且忧。从1992年经济运行中显现出的问题和国家宏观监测系统显示的结果（1992年上半年经济运行处于“绿灯区”，到10月份已处于“黄灯区”和“红灯区”的交界点）看，这种担忧不无道理。但是，由于中央政府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在1992年年末先后给各地发出指示：严格控制银行贷款、货币发行量和债券发行总规模，严格控制批租土地，不要乱建开发区，并反复强调经济增长要以效益提高为前提。如果中央政府的这些宏观调控措施在各地切实生效，1993年的中国经济运行速度将略低于1992年，有可能避免重新进入“过热-紧缩”的循环，避免由于“急刹车”、大起大落而对社会形势造成不利影响。
（二）地区间非均衡发展格局进一步形成并巩固
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处于经济发展领先地位的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胶东半岛、辽东半岛和闽南三角地带及其所在的省份，由于积累了比较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发展经验，市场经济比较发达，因而在新一轮改革开放中能以高出其他省份的速度发展，并在产业升级和社会事业发展方面遥遥领先。这种变化对在全国范围内“示范效应”的生成有重要意义。经济相对发达地区所发挥的示范作用无论对坚定人们改革开放的信心，还是牵动全国经济发展都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
（三）随着市场体系的建立，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区域之间的关系以及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将发生变化
变化的方向是强制性的行政关系性质进一步弱化，建立在商品经济和法律法规基础上的法理型关系性质将进一步加强。其中，随着改革的深化和企业法的落实，政府同国有企业的关系将发生较显著的变化。
（四）在社会结构方面，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仍将以乡镇集体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迅速增加为主要内容
从1992年有关变化显示出的征兆看，以“官本位制”、行政隶属关系和“单位人员所有制”为核心的社会组织结构在1993年有发生较大变化的可能性。变化的具体内容可能以更多的企业通过各种方式（如合资、股份制等）成为独立的经济实体，官方色彩较淡的中介性组织大量产生和单位间人员流动增加为主。另外，户籍制作用的减弱、农民进城从业人数的增加、乡镇企业的发展以及小城镇和城市郊区这类中介性社区的发展将进一步改变原来的城乡二元结构。
（五）在微观层次上，社会成员原有的身份体系会因为“官本位制”的淡化、单位之间利益差距拉大、在城市中从事经营活动的农民和城市职工从事第二职业人数的增加等原因发生变化，模糊身份体系初步形成
这意味着原有的阶层结构将进一步被打破，新的分层标准和地位层序进一步巩固并得到越来越强的社会认同。与此相关联的变化是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进一步分化。年轻一代的择业观、成就观、事业观和人生观都将在这种背景下发生较明显的变化。
（六）在社会心态方面，社会成员积极主动地适应社会转型的新形势，人心稳定仍将是1993年的主调。但是，大多数社会成员的价值取向在现阶段仍不可能超出追求自身生活水平提高这一限度
本课题组1992年对20500个城市居民的问卷调查分析结果显示，居民最关心的改革是工资与分配制度改革（占37.6%），第二是住房制度改革（占31.3%），第三是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占27.6%），而对全民企业经营机制、股份制、税收、金融体制、流通体制等项改革表示关心的人数则明显减少（分别占2.9%～16%）。同时，在对自己目前生活水平进行评价时，有2.9%的居民认为自己处于“尚不得温饱水平”。有43.9%的居民认为自己处于“勉强度日，温饱水平”，两者相加占47.8%。上述情况表明，如果1993年生活费用价格由于在1992年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拉动下以较大幅度上升，如果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力度过大且没有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相配套，尽管未必出现1988年那样的抢购风潮和人心恐慌，但对社会心态仍可能产生较大的不利影响。
从外部环境看，1993年有若干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形势产生影响的新变数，如美国新总统对华政策和中国有可能加入关贸总协定等。加入关贸总协定后，国内某些生产企业会因进口产品的增多而受到冲击，如何应付这种挑战和可能产生的不利后果（如安置因减产或停产而出现的待业工人等），是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
在1993年，随着社会转型速度的加快，有可能出现下列问题。
1．由于地区间不平衡发展的格局已经确立，新经济区域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如果不积极创造在宏观上整合各区域的新机制，有可能造成地方主义的膨胀，这不仅直接妨碍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从长远看，还有可能出现影响政治整合的潜在因素。
2．社会流动人口将大量增加，有可能出现农村人口由不发达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和沿海开放地区的大规模流动。如果流入发达地区的人口规模过大、速度过快将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如造成交通紧张，治安状况恶化等。
3．粮棉产量有增幅不大或减产的可能性。从1992年的情况看，由于粮食丰收，粮价已跌到保护价以下。许多地方出现卖粮难的现象，这已经成为引起农民调整1993年种植计划的刺激信号；由于各地大搞开发区和兴办大型集贸市场，1992年占用耕地的数字已远远超过占地最多的1985年的2400万亩；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使粮棉生产成本增加，同其他行业相比的比较利润率进一步降低，农民反映“干一年不如赶一个集”。另外，一些地方乱摊派、乱收费，使农民负担增大，在粮棉收购中“打白条”，严重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些情况有可能影响1993年的粮棉产量。尽管国家有一定的粮棉储备，但如果粮棉产量减产幅度较大，势必使粮棉价格上涨，并带动以粮棉为原料的消费品价格上涨，从而使城市居民生活费用指数上升，诱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4．上一轮改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如对发展第三产业的片面理解和急功近利的取向所造成的不正常的“经商热”，在1993年有可能重复发生，并引起“官倒”、流通环节增多之类的问题。
5．原来以社会组织（工作单位）对其成员实施社会管理的制度与户籍管理制度为核心的社会控制体系由于组织功能的专一化和社会流动率的提高在功能上有所减弱，社会成员价值观念的变化使原有的道德约束大大削弱。在这种情况下，阶层利益加剧、以私营企业主和外资企业中方雇员等“大款”组成的“新富豪”阶层生活方式的诱惑以及社会分配不公现象的不良刺激，使一部分社会成员的相对剥夺感与急于致富、不择手段的心理进一步强化。与此相对的则是有利于促进和保证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社会控制体系与社会秩序尚未建立与完备，执法机关人、财、物力不足。由于这些原因的存在，1992年就已增多的社会失序现象在1993年会进一步增多，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尤其是出于经济动机的违法犯罪活动有可能明显增加。根据社会分化和社会重组的新情况，建立和维护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秩序，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为社会转型创造有利的社会环境将成为1993年的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从1992年社会运行态势和人民群众的情绪、心态与生活状况看，1993年尚无酿成大范围社会动荡的明显征兆。但是，在社会形势急速变化和社会气氛进一步宽松的情况下，局部性、小范围集体行为或社会骚乱发生的可能性增大。我们认为，如果在1993年出现这类事端的话，其诱发原因很可能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地方政府官员严重的以权谋私或滥用权力；第二，某一范围内群众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或威胁（如不合理的地方性改革措施出台，政策不兑现或因停工停产导致职工收入大幅度减少等）。
五 对策与建议
中国前一阶段改革开放的经验和其他国家社会转型的经历表明，一个具有足够权威、能以适当的宏观调控手段对社会发展过程进行有效干预的中央政府，是社会转型能够以较小的代价顺利进行的必要保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央政府过去那种以高度集权、指令性计划和行政手段为特征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控制方式将发生重要变化，但这绝不意味着中央和各级政府对社会发展的调控作用可以削弱。具体来讲，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能否充分、合理地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妥善处理好体制重建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及时解决社会转型加速过程中日益增多的新问题，对1993年和其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社会形势变化的性质与方向有关键性的影响作用。我们认为，根据1993年社会形势有可能发生的变化，政府应充分重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紧紧围绕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建设进行改革。这要求政府对不同领域中的改革进行全盘考虑、整体设计，把握好改革的力度、节奏，使各项改革措施相互配合，改变一度曾使用过的“单项突破”和“闯关”型的改革模式。要加强对改革的策略研究，通过提高改革的操作水平消除可能产生的问题或消极因素。例如，对于有可能被群众认为带来自身利益丧失的改革措施，选择合适时机分期出台，从而避免由于此类改革过于密集或时机不当造成震动，引发社会问题；也可以考虑将给有关社会成员带来利益丧失和增加利益的改革措施同时推出，以平衡其心理感受。
2．加强建立和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职能，并在这一过程中使手段逐步法规化，即少用行政调控手段，充分发挥法律法规的作用。
3．市场机制不可能在任何领域都发挥作用。在市场机制尚未或不应发挥作用的领域，如环境保护、基础科学研究、教育、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等领域，政府应充分发挥作用。
4．调整利益分配格局，改变收入分配不公的状况对于调动社会成员的积极性，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在机构精简的前提下提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收入水平已经成为必须认真对待的一个问题。改进和严格执行税收制度，限制不正当收入的增加，坚决打击偷税漏税现象应是开展这项工作的重点之一。
5．用坚定的态度和严厉的措施惩治贪污腐败，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打击经济生活中的违法活动；维护和增进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密切人民群众同政府的关系。为此，应当考虑尽早制定反贪污腐败的专项法规。
建立新的社会整合机制以适应社会分化加速和社会重组的新情况，保持社会形势向有利于社会转型的方向发展变得日益迫切。鼓励和支持在符合经济规律前提下的跨地区经济社会合作，适当加快股份制的发展，将市场关系转化为社会成员与社会组织利益整合的新纽带，发展中介性组织，在国家与个人、政府与企业之间建立连接点或公共领域，将社会转型中有可能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分散化，避免将冲突的焦点聚集于政府一身。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坚持“两手抓”，用新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指导人们的社会行动，使其在基本目标上协调一致，这些工作都将有利于新的社会整合机制的建立。
许多国家社会转型的经验表明，导致社会转型停顿乃至失败的原因往往不是一个而是多个，如果经济危机、认同危机、整合危机、政治危机在一个时点上同时发生，即使每种危机的程度都不太严重，也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而戏剧性偶发事件则往往成为危机总爆发的导火索。
有鉴于此，以下几个特点值得我们注意。
1．1992年的新一轮改革开放具有启动迅速、启动过程中反面意见十分微弱、启动受阻较小的特点，这固然对下一步改革的推进十分有利，但在这种有利中也潜藏着在推进过程中由于缺乏反向约束而过于放任的可能，从而使本来不应发生的问题有可能发生。
2．新一轮改革全面铺开、整体推进的态势有可能使某一改革项目出现的问题影响到其他改革项目的进展，即产生影响改革开放全局的连锁反应。这同上一轮改革过程由于改革项目不配套而影响改革深化是性质不同但结果相似的问题。
3．新一轮改革开放各方面的条件和基础都优于上一轮改革的条件和基础，例如，思想解放程度、社会动员程度、经济结构合理程度、经济实力以及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等均比上次要好得多。因此，这有可能使各种问题和危机积累到一定程度才显现或爆发。
这些特点决定了各级决策部门应充分重视、尽早发现并消除产生问题或危机的因素，及时解决已经出现的问题。若无法避免社会问题的发生，应尽力将问题的出现在时间上分散化，防止各种问题或危机在同一时点上发生，从而保证社会转型不受较大的挫折。
社会转型是全社会、全民族共同参与、长期奋斗才能够完成的事业。在1993年，应当充分利用贯彻十四大精神和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精神的机会进一步统一全国人民的意志，坚定人民的信心，使人民充分认识到中国社会发展所处的阶段以及这一阶段的特点和任务，团结一致，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共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