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五月风暴”与鲍德里亚

面对现实的态度比理论本身更能说明一个人的立场倾向，分析“五月风暴”及鲍德里亚对其的反思和态度，是透视其政治立场及其与马克思关系的一个重要支点。1968年的“五月风暴”是戴高乐执政时期法国国内阶级矛盾加剧、经济发展趋软、反对派势力不断壮大以及广大青年学生受西方学潮（美国的反战学潮以及由马丁·路德·金被杀引起的社会暴动、欧洲青年反“越战”大游行等）的影响，对现存制度不满逐渐升级等一系列矛盾交叉汇集的总爆发。在“敢于思考！敢于言说！敢于行动！”等极具冲击力的口号的推动下掀起的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这场运动深刻地影响了戴高乐政府和法国社会甚至整个世界，被称为法国的“文化大革命”，正如英国记者帕特勒·西尔所说：“大动荡，其规模达到使地震仪破裂的程度。这是那样的一个事件：它令你在好几个月之后想弄清楚它的意义的时候，还觉得头晕目眩。”每一个身处时代的当事人、社会团体、党派等都无法回避这一事件，鲍德里亚也是如此。

一 “五月风暴”及左派立场

“五月风暴”是20世纪60年代法国学生以改善生活条件为导火索发动的一场学生运动、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导致了教育危机、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经过“黄金发展”时期的年轻人追求改变生活方式，发起普遍运动的一个高潮。这场由学生发起、历时月余的运动，打乱了法国当时较为稳健的政治进程。面对不断扩大化的学生运动，法国当局和右翼势力对此事件持反对和否定的态度是不难理解的，但面对革命的大好形势和难得的历史机遇，法共、毛派和托派的行为和立场则令人深思。正是这些左派的立场和做法，使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者对马克思理论反思甚至怀疑，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走向。

二战后，西方国家进入稳步发展的轨道，技术的革新、政策的调整、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使西方社会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到了20世纪60年代，西方国家的经济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与之相伴的是丰富的物质生活。60年代发动学生运动的年轻人正是在这样的物质大发展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们不同于50年代的“垮掉的一代”，他们生活比较富裕，生存环境比较优越。但当局严格的管制，资本家令人目光眩晕的消费导向，令他们处在“物质丰富，精神痛苦”的生活境地，“大学不再是教育中心，它大批量生产循规蹈矩，具有高技能和高压姿态的 ‘机器人’来满足商业和政府的需要。假借人道的名义，使你获得服从各种规则的能力，当你接受训练，那些告诉你该何去何从的种种规则已剥夺了你思考的自由，你所获得的只有技术和服从”。正是如此状态的年轻人受到了一系列激进思想的冲击，发出了冲破现实牢笼变革生活方式的愤怒。

面对资本主义的异化和异化对生活造成的极大压抑，当时指向异化的批判理论大多包含着文化反叛色彩，激情思想冲击和第三世界国家的革命成为点燃这些被异化深深压抑的年轻人的双重推力。

点燃学生反抗激情的思想火焰，掀起学生运动洪流的激进思想很多。最著名的当属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以马尔库塞为代表的社会批评理论家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在其1964年出版的《单向度的人》中对资本主义的单面性（只有肯定，没有否定性批判性）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指出，在这样的社会中，“思想的独立性、自觉性及政治对立的权利，正逐步被剥夺了基本批判功能”。人和社会都变成了对现存社会只持肯定态度的、单向度的人和社会，文化认同也变成了单向度的，文化变成了铜臭气息极浓的物质化、商业化、技术化和标准化，文化被其曾经努力批判的社会所同化而变成同谋，不再发挥批判的和否定的作用。要打破这种单向度的、集权的和病态的社会成了当时年轻人的心底呐喊和现实冲动。与此同时，萨特“存在主义”所倡导的“人的绝对自由”、只有通过革命才能打破工业社会造就的人性压抑、人文泯灭的社会桎梏等观念更是如久旱之甘霖浸入被单向度化的年轻人的身心，成为其与现实做斗争的强力精神武器。

与此同时，第三世界的革命斗争给了他们由理论到现实的“他山之石”，第三世界的反抗斗争，尤其是越南反抗美国侵略的斗争激起了大批青年学生的反战浪潮和革命激情。60年代中国爆发的“文化大革命”，红卫兵的“革命洪流”慷慨激昂，他们反对官僚主义，反当权派的口号和革命激情，与遭受压抑的法国青年内心渴望不谋而合，成为他们学习的榜样。客观上讲，中国轰轰烈烈的运动对他们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此时毛泽东也成了他们的偶像，《毛主席语录》成为他们的精神食粮。

在内外力的推动下，法国学生的革命激情被点燃。1968年5月，以反对现行教育体制为突破口掀起的革命运动，揭露资本主义的本质和教育危机，抗议政府镇压学生，号召全国教师、学生罢课以示抗议。学生的革命行动得到了全国各界的支持，社会各界向学生发起了声援行动，萨特等一些知识精英呼吁“所有的劳动者和知识分子从道义上和物质上支持由学生和教授们所从事的斗争运动。”1968年5月9日萨特还签署了一项支持血红色呢过运动的声明，“学生为摆脱异化的社会秩序所做的一切努力是可歌可泣的”。5月12日，他在卢森堡电台发表长篇讲话：“这些造反的青年们不要接受他们的兄长们所过的那种社会，他们不要以过去那样的社会作为他们的未来……，学生们回敬镇压者的暴力行为，是自卫性的，是被逼出来的。……学生的斗争必须找到出路，必须同劳动人民结合起来。”5月13日，法国爆发了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群众游行，工人也加入了运动中，革命斗争的形势进一步高涨，整个社会陷入了革命的狂欢中。“五月风暴”由单纯的学生运动上升为社会运动，教育危机演变为社会危机。5月25日，农民加入了运动队伍，学生运动上升为学生、工人、农民等共同参与的社会运动，危及了戴高乐政权，演变为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在政府作出让步，戴高乐解散议会和右翼势力的反攻中，运动走向低潮。

对于这场运动，法共党内虽有不同意见，但基本上是反对和否定的。在运动的一开始，法共即激烈地批评该运动，5月3日法共在报纸《人道报》发表了严厉批评学生激进运动的文章，发动运动的学生被描述为“主要由大资产阶级子女构成的并由德国无政府主义者科恩·邦迪领导的某些组织的成员”,“是资产阶级冒险分子”，指责他们成了被戴高乐利用的工具。法共认为工人阶级是当代社会唯一革命的阶级，法共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唯一革命的政党，认为坚持无政府主义的学生是对法共意识形态和战略的挑战，学生事实上变成了“反共的戴高乐分子和其他反革命力量的行列”; “在反共运动中，这些左派团体成为服务于资产阶级和垄断资本的反革命力量。”法共二号人物马歇谴责学生运动，强调应同左倾宗教团体进行斗争并使其孤立。法共理论杂志《共产主义手册》的编辑莱昂·菲盖尔（Leo Figueres）把学生归类为典型的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认为学生的冒险主义类似于巴枯宁无政府主义和托洛茨基极左路线，是短暂的、孤注一掷的暴力表现和屈服、仇恨与不切实际的空想幻想。其不具备无产阶级所必需的纪律、毅力和决心。克洛·普雷沃（Claud Prevost）强调大多数学生的命运是未知的、不确定的，他们或成为资产阶级，或成为半无产者。学生的不确定性在其政治行为中显露无遗。“由于是非同类的社会阶层，学生运动表现形式各异：异类的，甚至自相矛盾，而机会主义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总之，面对这场学生发起的轰轰烈烈的运动，法共的上层领导非常清晰坚定地予以反对，把运动定性为资产阶级运动，把学生运动定性为统治者的阵营，不是去引导革命，而是对学生运动的缺点大加贬斥，他们害怕革命、不敢革命的面目暴露无遗。

左翼团体毛派，即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马列）反对单独的学生运动，对学生自发的状态不满。在“五月风暴”中，虽然有部分毛派分子曾参与运动，但并未形成气候。毛派分子与法共对学生运动的态度和反应非常相似，他们都反对并拒绝参加学生斗争，都把学生运动定性为假革命，都认为学生是小资产阶级，其革命的策略与自己的战略不符，都是偶然的、凌乱的无组织的活动。

左翼团体托派（托洛茨基主义派，主要有“革命青年联盟”和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革命青年联盟认为学生积极分子大多有改良主义的倾向，对学生积极分子的运动缺乏热情，反对自发性的、失范的、没有指导的暴力运动。革命青年联盟曾试图把学生和工人联合成一个新的革命组织，但没能成功。面对“五月风暴”的浪潮，采取了与毛派组织相类似的态度，他们大多认为，独立的学生运动是明确目的的，投机性的小资产阶级必将一事无成。共产主义革命青年联盟极其厌恶官僚机构，他们认为法共机构官僚化是其非激进化的根源。因而它的各委员会非常灵活但组织结构涣散。这些委员会各自为政，没有统一的思想理论和政治路线，也没有协调机制，而是各行其是。面对松散的无明确目的的学生运动，他们反对成立组织引导学生以避免将学生组织机构官僚化的危险。

总之，｜五月风暴｜这场由学生发动、工人农民参与的运动，带来了法国深刻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使戴高乐政权面临崩溃的边缘。面对这样的一种情势，法国左翼的表现令人失望，基本采取了拒斥、反对甚至推到对立面要与之斗争的境地，特别是具有整合各方反对力量并引导运动方向的法共的表现令人失望，这种失望导致各界对其政治动向、指导思想全面反思、批判和纠正。这直接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走向。

二 鲍德里亚的态度

任何一个置身于那个时代的真正的法国思想家，都不可能对二战以来法国最轰轰烈烈的运动无动于衷，可以说这个事件深刻地影响了鲍德里亚和他的理论走向，最直接地体现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直接参加当时的革命左派和马克思主义组织，支持“五月风暴”。鲍德里亚站在萨特等法国左翼知识分子一方，参与激进刊物《乌托邦》的编辑，参与了穆尔曼的《第三世界的革命救世主主义》和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法译（1968年）积极为“五月风暴”造势。“在《乌托邦》中刊出了两篇文章：《游戏心态与警察》及《技术的社会实践》。前一篇是有关法国1968年学生运动的思索。”他本人也认为此时自己是个乌托邦主义者。

第二，尖锐批判法共等左翼在运动中的态度，反思其指导思想/理论。鲍德里亚与当时的许多左翼人士一样，对于法国共产党在支援“五月风暴”中无所作为，甚至走到学生运动的反面的态度极其失望。在反思法共等何以如此时，包括鲍德里亚在内的左翼知识分子大都认为法共在现实上的失败作为的根源在于其指导思想——马克思理论——的过时。这种反思很难使他们再继续追随阿尔都塞等理论家的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相反认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开始教条化，并陷入还原论的泥潭。在此之后他系统地反思了自己的理论，并开始激烈地批评马克思主义，这对于他的整个学术转向是具有根本性意义的，而这种对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拒斥也影响到了他对于马克思思想的全面理解（如把马克思主义归为生产主义的等）。与之相应，马克思主义阵营中也出现了分化：拒斥工业文明以及在其基础上形成的一切文化形式的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在“五月风暴”之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阵营出现了剧烈分化，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重新反思马克思理论之后，采取了更加激进的方式批判马克思，他们把矛头指向对以主体性和理性为主要特征的现代性的批判（即大写的人和大写的理性），而马克思主义则因为具有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生产主义特征而被认为是现代意识形态的共谋者从而遭到批判，在鲍德里亚的作品中，分明地体现着这种倾向和理论走向。

国内学界普遍认为“五月风暴”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盛衰也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正是这场新型抗议运动，把“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推到历史的前台，使它由长期蛰居的“地下”状态转到地上，并在西方世界广泛传播开来，被奉为“新左派”造反的思想武器；另一方面，又正是“五月风暴”的失败，使一些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哺育起来的“新左派”幻灭并转向，在法国变成极右的“新哲学家”，并且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昙花一现大放异彩之后，又和“新左派”运动一起重新走向低潮。在60年代末期经历了“五月风暴”的洗礼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以意大利左翼社会党人丁伯纳罗（Sebast-ano Tim Pallaro）的“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系教授巴德汉（Pranah Bardhan）和加拿大教授威廉·肖（William Shao）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语言学转折”和“西方马克思主义”、高兹和阿格尔等为代表的“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和“后工业的马克思主义”等快速发展起来。从一个侧面来说，这也是“五月风暴”的结果。

第三，对“五月风暴”自身的研究，着重研究了媒介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在“五月风暴”爆发的1968年，鲍德里亚的《物体系》发表，对于法国发生的以学生为先锋的大规模政治抗议运动，尤其是革命中媒介的作用进行了革命性的思考和分析，以1968年革命为直接分析对象的媒介思考集中体现在其《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媒介的挽歌》中。

在1968年“五月风暴”中，学生走上街头成为运动的主流，“如果说媒介在法国（19）68革命中自发参与了革命运动并扮演了重要角色可能会遭到反对的话，那么至少在某一个行动时刻，媒介确实与权力结构针锋相对了。正是在这种决裂中，在这种颠覆的可能性的基础上，……颠覆性的策略得以建构，同时在世界革命运动中，‘象征行动’理论亦由此得以详尽阐发：通过连锁反应的力量来凸显媒介。运用它们的力量将信息即时传递出去。由此似乎可以认为媒介的影响是颠覆性的”。

“（19）68年的革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有的事情似乎都让我们确信在这一时期媒介发挥着颠覆性的作用。偏远的电台与报纸将学生运动散播到每一个地方。如果学生是起爆器，那么媒介就是共鸣器。此外，统治者又公开指责媒介 ‘正在玩革命的游戏’。但这些争论都是缺乏一些分析”。

“在（19）68年5月中，真正革命的媒介是那一面面以及墙壁上的宣言，印刷的和手写的标语，那一条条街道，成为了这些宣言大行其道的地方——所有的事物都在瞬间被铭刻，给出与反馈、言说与回应在同样的时空中运动着，具有交互性和敌对性。在这一意义上，街道成为大众媒介选择和颠覆的形式，因为街道不同于媒介，后者可以传递那些无回应的信息，构建远距离的传播网络。它是一个言说的象征性交换，它是充满争论的空间，稍纵即逝，并非永恒：这种理想性的言说并不反映在媒介的理想性的屏幕之上。后者被再生产所规划，被媒介还原为一种景观，这种言说被消耗殆尽”。他分明洞察到了这场运动中新的信息传播方式的运用在运动中的价值，传统的信息传播模式已经无法支撑新时期的革命运动，媒介的革命在鲍德里亚的思想体系中占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从这三点不仅能看出“五月风暴”对鲍德里亚的深刻影响和鲍德里亚总研究中对其的重视，更反映了鲍德里亚激进左派的政治立场和社会立场，鲍德里亚“反”马克思主义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彻底否定，而是对过时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这种马克思主义在他眼里是目的和手段已经发生了背离，即社会环境和阶段的变化，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无法在新的时代实现其所追求的目标。要继续实现马克思主义追求的目标就需要发展甚至改变马克思主义，这正是鲍德里亚理论发展内嵌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