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研究的意义
《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是北宋著名医药学家唐慎微编撰的一部本草学著作，几乎涵盖了宋代以前本草学文献的主要内容，是一部集大成式的巨著，开创了多项宋代本草学之最。
第一，《证类本草》开创了宋代本草学著作收录药物种类之最。《证类本草》记载了1749种药物的性味、功效、主治，比之前北宋官修《嘉祐本草》新增了628种药品
，是《本草纲目》出现之前收录药物种类最多的本草学巨著。
第二，《证类本草》开创了宋代本草学著作收录文献数量之最。《证类本草》征引文献多达200余种。书名所谓“经史证类”，指的是征引经史文献，作为本草的旁证，但实际上《证类本草》引用的不止经部、史部文献，还包括子部、集部文献，其中又以引用子部医家、道家、小说家文献为最。
第三，《证类本草》开创了宋代本草学著作编撰水平之最。唐慎微完善了“以方证药”的本草学写作体例。在唐慎微之前，本草著作很少在药物之后附加方剂。唐慎微在药物项下，续补了采自前人文献中的医方3000余首，使药物的用途、用法一目了然，切合临床实用，从而使“以方证药”成为本草学著作的重要撰写体例。《证类本草》在征引前人本草学著作时，明确标明出处，使许多前人的本草学著作通过《证类本草》得以基本保存。李时珍指出《证类本草》“使诸家本草及各药单方，垂之千古，不致沦没者，皆其功也”。《证类本草》是在《本草纲目》出现之前最重要的本草学著作。《本草纲目》的编撰大量借鉴了《证类本草》中的材料。《本草纲目》虽然也收录了宋代之前的本草文献，但这些文献基本上是抄录自《证类本草》，属于第二手材料；而且李时珍征引文献大多不是直录原文，多有割裂、删减及合并，《本草纲目》在材料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上远不如《证类本草》。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总论》指出：“12和13世纪的《大观经史证类本草》的某些版本，要比15和16世纪早期欧洲的植物学著作高明得多。”
第四，《证类本草》开创了宋代本草学著作的影响之最。《证类本草》是宋代最权威、最系统的一部本草学巨著。历朝修刊，并数次作为国家法定药典颁行，沿用五百多年，李时珍编撰《本草纲目》时，曾用该书作为蓝本。《证类本草》有丰富的传本，在日本、朝鲜也有传播。在宋代，没有一部本草学著作能够像《证类本草》如此受到官方重视，且影响深远。也正因为《证类本草》影响深远，经过时间的淘洗，宋代诸如《开宝本草》《嘉祐本草》《本草图经》等本草学著作都已亡佚，而《证类本草》流传了下来。
《证类本草》煌煌60余万言，在宋代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已属巨制，且是唐慎微以个人之力完成，十分不易。据宇文虚中的跋语可知，唐慎微是蜀地名医，他治病百不失一，“其为士人疗病，不取一钱，但以名方秘录为请。以此士人尤喜之，每于经史诸书中得一药名、一方论，必录以告，遂集为此书”。《证类本草》的编撰是唐慎微呕心沥血、集腋成裘之作，其征引的资料不但具有重要的文献辑佚和校勘价值，更为我们考察宋代学术文化提供了重要的视角。
“学术”一词古已有之，在宋代指有系统的、较专门的学问。南宋郑樵自称《通志·二十略》“总天下之大学术”（《通志·总序》）。所谓学术的范围不出经、史、子、集四部。文化的定义则众说纷纭，迄无定论。有一种比较通行的说法，认为文化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就广义而言，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就狭义而言，指社会意识形态（如思想、道德、风尚、宗教、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所谓“学术文化”主要指基于方剂学、训诂学、道教、史学、文学等学术基础之上的社会意识形态。邓广铭先生《论宋学的博大精深》指出：“宋代学术文化的发展，其所达到的高度，可以毫不含糊地说，在中国已往的封建王朝历史上是不但空前而且绝后的。”《证类本草》诞生于宋代学术文化环境中，其中必然体现宋代学术文化的特点。换言之，《证类本草》在本草学上取得的巨大成就，正是宋代学术文化高度发展的证据之一。
本书在研究《证类本草》的编撰、内容及特色的基础上，探讨《证类本草》与宋代方剂学、经学、道教、史学、文学等学术文化的内在联系，进而探索《证类本草》的价值，揭示宋代医药学的内在隐患。这将有助于深化宋代医药史、学术史的研究，也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古代科技史的认识。
二 研究现状述评
学界对《证类本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对《证类本草》版本的研究；二是对《证类本草》征引文献的研究；三是对《证类本草》药物的研究。四是对《证类本草》的校注。
（一）对《证类本草》版本的研究
北宋以来，《证类本草》存在多个传本系统。北宋大观二年（1108），艾晟校勘、刊刻《证类本草》，命名《经史证类大观本草》，简称《大观本草》。北宋政和六年（1116），曹孝忠奉诏重新校定，更名《政和新修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政和本草》。南宋绍兴二十九年（1159），王继先等奉诏重修，改名《绍兴校定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绍兴本草》。蒙古定宗四年（1249），山西平水（今山西临汾）晦明轩主人张存惠把寇宗奭《本草衍义》散入《政和本草》中，改名《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简称《重修政和本草》，此版本写刻精雅，在平水刻书中，堪称甲选，人民卫生出版社1957年影印出版，是目前学界使用最广泛《证类本草》的版本，笔者即以此版本为工作底本。
元、明、清三代出现了许多《证类本草》的翻刻本、校订本、节要本、改编本，形成了复杂的传本系统。《证类本草》的传本系统包括《大观本草》传本系统、《政和本草》传本系统，这是学界的共识。但《证类本草》的传本系统是否包括《绍兴本草》及其传本系统，尚存争议。冈西为人、马继兴、尚志钧描述《证类本草》传本系统时，都包括了《绍兴本草》传本系统。但近年来，有学者对此提出了异议。李健、张卫、张瑞贤认为《证类本草》传本的基本特征包括以下要素：具备序例、药物各论；各药内容包括《本草图经》药图、《嘉祐本草》的文本、《本草图经》的文本，以及唐氏增补“余药”内容和唐氏续添证类的部分。以此为据，《绍兴本草》并非《证类本草》传本。李健认为22卷本《绍兴本草》与《证类本草》原书有着较大的差别，不仅体例、卷次与《证类本草》截然不同，而且其药物的内容与《证类本草》亦有很大的差别，其内容一部分是依照《证类本草》摘引，一部分为“绍兴校定”的内容，此两部分内容大约各占50%，故其与《证类本草》原书内容有着很大的不同。22卷本《绍兴本草》仅是《证类本草》派生的本草著作，而不应归属于《证类本草》的传本系统。这个意见是中肯的。
《绍兴本草》现仅有日本抄本存世，且为残本。郑金生、马继兴对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的《绍兴本草》日本抄本进行了考证。万方研究了《绍兴本草》的校定编撰年代、卷数、所载药品数、所用底本及编撰整理者等问题。这些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绍兴本草》的版本情况。
关于《证类本草》在日本、朝鲜的传播的情况，冈西为人《宋以前医籍考》有详尽介绍。崔秀汉介绍了《大观本草》《政和本草》《绍兴本草》在朝鲜的传播情况。姚大勇探讨了《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在朝鲜的流传及影响情况。
关于《证类本草》在明代的版本情况，王筠默考证出明刊《证类本草》有十余种。李健、张瑞贤则指出明代坊刻《政和本草》普遍存在错讹、粗滥现象。
学界前贤对《证类本草》的版本情况，辑录了丰富的文献资料。丹波元胤《中国医籍考》收录《大观本草》《证和本草》《绍兴本草》的部分序跋、提要，并加上了丹波元胤考证的小字按语：“金皇统三年，宇文虚中跋云：‘元祐间，虚中为儿童时，先人感风毒之疾，慎微疗之。’乃为哲宗时人明矣。李东璧以为大观二年所著误也。艾晟序称不知何许人。若是同时，其言如此乎？今《证类》首卷载林希序，此艾晟所附，非慎微之旧也。《本事方》载剪草治吐血劳瘵方曰：‘乡人艾孚先，尝说此事。渠后作《大观本草》，亦收入集中。’孚先当是晟字。”丹波元胤指出唐慎微是宋哲宗时人，认为李时珍所谓《证类本草》作于大观二年（1108），有误，因为艾晟是大观年间人，他不知唐慎微是何许人，可见唐氏与他并不同时代；艾晟曾经刊刻《大观本草》。这些看法是精当的。丁福保、周云青编《四部总录医药编》辑录了南宋以来诸种书目对《证类本草》版本的提要，较丹波元胤《中国医籍考》收录的提要更为齐全。冈西为人《宋以前医籍考》按出典、考证、序跋、刊本四部分详细辑录了与《证类本草》版本相关的文献，比《四部总录医药编》更为齐全，且方便检索。
马继兴《中医文献学》及李健《清以前〈证类本草〉的版本研究》绘有《证类本草》传本系统略表，直观易晓。
上述研究成果为笔者探讨《证类本草》的版本问题，奠定了研究基础。但是学界普遍认为《证类本草》的初刊本是大观二年（1108）艾晟序本，这一说法值得商榷，笔者经过考证认为《证类本草》初刊本是元祐五年（1090）至元祐八年（1093）间的孙升刻本（详见第二章第三节）。
（二）对《证类本草》征引文献的研究
对《证类本草》征引文献的研究，学界的研究成果尚不多。就研究现状而言，王家葵对《证类本草》所引《丹房镜源》《抱朴子内篇》的考证，十分精彩。王家葵《炼丹家本草〈丹房镜源〉考略》考证《正统道藏》中两本《丹房镜源》与《证类本草》的关系，认为《证类本草》所引《丹房镜源》资料出自《道藏》三卷本的《丹方鉴源》，而《铅汞甲庚至宝集成》卷四中的《丹房镜源》，实为宋人据《证类本草》伪托。王家葵《〈证类本草〉引〈抱朴子〉文字汇考》指出《证类本草》共引《抱朴子内篇》文字59条，并与今本《抱朴子内篇》互校，计校出《抱朴子内篇》异文8条，佚文5条。
对于《证类本草》征引医方的研究，是《证类本草》征引文献研究的重点。王家葵的硕士研究生范春燕《〈证类本草〉征引医方考》对《证类本草》墨盖子后唐慎微征引的79种方书做了提要。唐慎微征引的方书中，《斗门方》《经验前方》《经验后方》《梅师方》《续十全方》《新续十全方》《续千金方》这7种方书不见于历代经史著录。范春燕对《斗门方》《梅师方》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个案研究，未对其他5部方书进行深入的探讨，也没有对《证类本草》所引方书与今存方书的异文进行比较。
范春燕、王家葵等《〈斗门方〉初考》指出《证类本草》53味药物共引《斗门方》65条，皆见于《证类本草》墨盖子后，属于唐慎微新增的内容。南宋李朝正《备急总效方》引《斗门方》56条，皆从《证类本草》转引。这一说法颇有见地。
陈仁寿对《证类本草》征引的《肘后方》进行了研究，指出《证类本草》收录《肘后方》的部分内容，大多是文字简练的单验方和简便方，主要收录于“附方”之中，所涉药物有200多味。该文介绍了《证类本草》著录《肘后方》的四种方式，列举《证类本草》著录《肘后方》中的药物，未对《证类本草》征引的《肘后方》与今存《肘后方》进行深入的文献比对研究。
张卫、张瑞贤《从〈证类本草〉看道教对中药学的影响》指出《证类本草》保存了大量道教文献，从中可以看出道教在求得长生成仙过程中所运用的方术。该文列出了30余种《证类本草》征引的道教文献，未对这些文献进行深入研究。
综上，对《证类本草》征引文献的研究，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笔者首次对《证类本草》征引小说文献的现象进行了探讨（详见第八章），指出唐慎微大量征引小说来证药，这一现象值得深入研究。以往对《证类本草》“以方证药”颇多研究，而对其“以小说证药”则未有涉及。唐慎微征引小说，注重小说的情节性远胜过前代本草学著作，客观上达到了增广见闻，增添趣味的目的；所引小说虽有失考之处，但整体上具有重要的文献补遗、参校价值。小说对药性、药效的描写往往夸张失实，将小说中的虚构内容散入本草学著作，并不利于本草学的科学发展。
目前学界对于《证类本草》征引的宋代文献，尚没有专门的研究成果。笔者在全面梳理《证类本草》征引文献的基础上（详见第三章第二节），首次对唐慎微征引的宋代文献进行了探讨（详见第三章第三节）；首次探讨了《证类本草》征引北宋方剂学专著《太平圣惠方》（详见第四章）、北宋训诂学专著《尔雅疏》（详见第五章）的情况，在宋代学术文化这一更为宏观的研究层面，创新性地研究了《证类本草》所代表的北宋本草学与北宋方剂学、训诂学的关系。
（三）对《证类本草》所载药物的研究
对《证类本草》所载药物的研究，分为三种形式：一种是对《证类本草》所载地域药物的整体研究；一种是对《证类本草》所载单一药物的研究；一种是对《证类本草》所载某类功效药物的研究。
对《证类本草》所载地域药物的整体研究，主要集中在滁州药物、舒州药物、宣州药物上。王德群《〈政和本草〉滁州药物考》，丁文平、钱海等《〈证类本草〉中滁州中药的品种鉴定和考证》研究了《证类本草》所载滁州药物的品种、药图。刘守金《〈证类本草〉中“舒州”药物品种考证》对《证类本草》记载的7种舒州药物进行了考证。赵宝林、刘学医《〈证类本草〉中“宣州”药物品种考证》对《证类本草》记载7种宣州产药材进行了考证。
对《证类本草》所载单一药物的研究，例如琚妍、王敖等《〈证类本草〉女青的本草考证》对《证类本草》所载女青进行了考证，指出其现代学名为植物萝藦。李达、邓中甲等《〈证类本草〉中柴胡的本草学考证》对《证类本草》所载柴胡进行了考证，指出汉至唐宋时期，正品柴胡为狭叶柴胡及银州柴胡，后者更佳，是柴胡优良品种。
对《证类本草》所载某类功效药物的研究，例如倪健伟《从〈证类本草〉不老药的研究中探讨抗衰老指标及抗衰老机理》从药物疗效的角度，探讨了《证类本草》所载不老药的抗衰老指标及机理问题。万芳、锺赣生《〈证类本草〉毒药粗论》探讨了《证类本草》有关毒药的内容。杨和平、许伏新《〈证类本草〉妇科矿物药初探》指出宋代出现了世界医事制度上最早的妇科独立分科，当时炼丹服石之风盛行，《证类本草》所载矿物药被广泛用于妇科临床。
上述研究对《证类本草》所载药物的现代价值探讨，多为实证研究，而非历史研究，虽然很有价值，但已超出了本书讨论的范围。
（四）对《证类本草》的校注
目前《证类本草》主要有三个校注本：尚志钧校点《证类本草》，尚志钧点校《大观本草》，郭君双等校注《证类本草》。《证类本草》的诸种校注本对《证类本草》征引文献大都缺乏校正，谬误较多。
仅就《证类本草》引用小说的情况而言，据笔者统计，《证类本草》有补遗、参校、失考的地方多达21处。而上述三个校注本，仅尚志钧校点《证类本草》及《大观本草》有3处校注涉及。可见这些校注本在考证《证类本草》所引文献上，用力不多。这些校注本也不乏错误之处。例如《证类本草》卷五“繁露水”条，三个校注本误认为“《汉武帝洞冥记》所载”之后的内容出自《汉武帝洞冥记》，而之前的内容出自《续齐谐记》；又误标点“《汉武帝洞冥记》”为“汉武帝《洞冥记》”。又例如《证类本草》卷十“钩吻”条，三个校注本未校正《证类本草》之误，将《博物志》中“黄帝问天老”五字误为书名。《证类本草》的特点之一是引用大量文献来证药，这些文献不考证清楚，有碍于《证类本草》价值的发掘。
综上所述，目前学界对《证类本草》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也留下了继续研究的空间。全面系统地探讨《证类本草》与宋代学术文化的关系的研究成果，笔者尚未见到。
三 研究的主要内容
本书分为九章，以下简要概述各章内容。
第一章对《证类本草》之前的本草学史进行概述。首先概述唐代之前的本草学史，对《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本草经集注》进行评述。其次概述唐及五代本草学史，对《新修本草》《本草拾遗》《食疗本草》进行评述。最后概述唐慎微之前的宋代本草学史，对《开宝本草》《嘉祐本草》《本草图经》进行评述。上述著作，《证类本草》均有征引，对之的概述，有助于揭示它们的优点及不足，为我们讨论《证类本草》的沿革、特点、地位及价值提供了参考、比对的必要维度。
第二章探讨《证类本草》的编撰。首先，探讨《证类本草》的编撰者唐慎微。唐慎微在《宋史》无传。笔者根据宇文虚中跋语、《宾退录》等相关记载，钩沉索隐，探讨唐慎微的生平。其次，讨论《证类本草》编撰的历史背景。《证类本草》的编撰受到北宋尚医风气的影响，在官方主导下，大量医药文献得以校订、编撰并刊行，这为《证类本草》的编撰奠定了文献基础；《证类本草》的编撰也受到蜀文化的沾溉。再次，研究《证类本草》的版本。对《证类本草》的初刊本进行全新的探讨，对《大观本草》《政和本草》各自的传本系统以及《绍兴本草》的版本归属进行了必要的分析。最后，介绍《证类本草》的体例。《证类本草》在体例上是由《嘉祐本草》《本草图经》及墨盖子后唐慎微续补的文献三部分构成，《嘉祐本草》又累积了前代主要的本草学著作。这部分重点介绍了《证类本草》征引本草文献的文献标识，探讨了《证类本草》的药图，并首次对《证类本草》主要传本漏衍墨盖子的情况进行了考察。
第三章对《证类本草》的内容进行概述。统计了《证类本草》收录药物的种类及出处。首次对《证类本草》墨盖子后征引的文献按经、史、子、集四部进行了归类，首次对《证类本草》征引的宋代文献进行了统计分析。
第四章探讨《证类本草》与北宋方剂学专著《太平圣惠方》的关系。“以方证药”是《证类本草》的重要特点。据笔者考证，《证类本草》征引了18种宋代方剂学著作，今仅有4种有传本存世，其中又以《太平圣惠方》被征引次数最多，体现出北宋本草学试图融通方剂学的重要趋势。本章首次通过对《证类本草》征引的宋本《太平圣惠方》与今传本《太平圣惠方》的文献比对，探讨《证类本草》征引北宋方剂学文献的价值。
第五章探讨《证类本草》与北宋训诂学专著《尔雅疏》的关系。在宋代之前，本草学著作绝少引用训诂文献，呈现出本草学与训诂学的隔绝状态。这种情况到了宋代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宋代本草学著作大都强调引用训诂学的成果来帮助本草名物训诂。《证类本草》是北宋本草学集大成的著作，而《尔雅疏》则是北宋训诂学影响最大的一部著作。本章首次研究了《证类本草》与《尔雅疏》的关系，考证了《证类本草》征引《尔雅疏》的情况，以及《尔雅疏》征引本草文献的情况，进而探讨了北宋本草学与训诂学互动的意义。
第六章探讨《证类本草》与南宋道教本草《丹房镜源》的关系。唐慎微是蜀人，在蜀地行医，而蜀地又是道教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唐慎微在《证类本草》墨盖子后，增补了大量前代道教文献来佐证药物的功效，此前的本草学著作尚没有如此大规模的先例。《证类本草》以丰富的炼丹文献影响了南宋道教本草《丹房镜源》的编撰。本章首次逐条分析了《丹房镜源》抄录《证类本草》的情况，探讨了《证类本草》对《丹房镜源》成书的影响，以此作为研究《证类本草》与南宋道教关系的一个切入点。
第七章探讨《证类本草》与南宋史学家本草《通志·昆虫草木略》的关系。郑樵《通志·昆虫草木略》是独立于宋代本草学系统之外的一部史学家本草。以《通志·昆虫草木略》草类为例，可以看出郑樵记载的植物种类、异名及特点在《证类本草》中均有迹可寻。详尽地揭示《通志·昆虫草木略》的本草学渊源，有助于揭示《证类本草》对于南宋史学家本草的影响。本章首次研究了《通志·昆虫草木略》与《证类本草》的渊源关系，并从《证类本草》的视角探讨《通志·昆虫草木略》的价值与谬误。
第八章探讨《证类本草》“以小说证药”与宋代医药学的内在隐患。唐慎微在《证类本草》墨盖子后续补了大量的小说文献来证药。传统中医药学之所以在今天颇受争议，与唐慎微这些中医前贤大量将包括小说虚构性情节在内的非科学内容引入传统医药学著作中有一定关系。本章首次探讨《证类本草》征引小说的数量及特点，首次探讨了《证类本草》征引小说的文献价值、失考之处以及其中揭示的宋代医药学的内在隐患。
第九章探讨《证类本草》与《本草纲目》的关系。《证类本草》是宋代本草学的巅峰之作，《本草纲目》是明代本草学的巅峰之作，且后出转精。《本草纲目》对《证类本草》有借鉴，也有批驳。本章通过文献比对的方式，探讨从《证类本草》到《本草纲目》的沿革关系，对《证类本草》在本草学史上的价值进行客观的总结。刘衡如先生校点的《本草纲目》是学界推崇的通用校注本，刘先生对《本草纲目》错误之处多有辨析，但有些条目存疑或未出注，笔者利用国内现存最早的《证类本草》两大传本对这部分内容进行了全新的考证。
“余论”部分概述了《证类本草》体现出来的宋代学术的特点及不足。《证类本草》征引不同学科的文献来佐证药物，展现了宋代学术的博物性特点。《证类本草》在本草学上“以方证药”“以小说证药”等诸多新变及发展，反映了宋代学术的创新性特点。《证类本草》对征引的历代本草学著作，一律注明出处，表现了宋代学术的规范性特点。《证类本草》征引文献不加辨析，一些夸张失实、幻想性质的文献夹杂其中，反映出宋代学术的科学性尚存在不足。对此，我们应以历史的眼光客观评价。
“附录”部分，列出了与正文密切相关的两个目录：《证类本草》墨盖子后唐慎微引书（篇）目录、《证类本草》药图中所见宋代道地药材目录。
四 研究思路、方法及主要观点
本书在系统梳理《证类本草》征引的宋代文献的基础上，将《证类本草》征引的文献与宋代方剂学、训诂学、道教、史学、文学相关著述进行对比研究，揭示《证类本草》的价值及其体现的宋代医药学的内在隐患。
在研究的方法上，以文献校勘、比对的方法，研究《证类本草》征引的古代文献。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方法论指导，以历史还原为导向，强调逻辑与历史的结合，在对资料进行全面辨析的基础上，探讨《证类本草》与宋代学术文化的联系。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以“博物学（本草）汇编：一个伟大的传统”为标题，简要描述了中国古代本草学的发展历程。李约瑟以博物学视角探讨本草学的方法，对笔者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本书的研究重点是探讨《证类本草》与宋代方剂学、宋代训诂学、宋代道教、宋代史学、宋代文学的关系。研究的难点在于《证类本草》是一本文献辑录性质的本草学巨著，唐慎微没有评论之语，全以辑录的材料说话，因而研究《证类本草》所体现的思想，需要全面细致的分析概括，颇有难度。揭示《证类本草》与宋代医药学繁荣、隐患的关系，需要对《证类本草》有全面系统的研究，也需要对宋代乃至整个中华医药学史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对于《证类本草》与宋代学术文化关系的研究，可资参考的前人研究成果很少，需要进行原创性的系统研究。
本书的主要观点简述如下：
第一，南宋王继先认为“慎微《证类》又不过备录诸家异同，亦不能断其是非”。唐慎微没有像后来的《绍兴本草》一样，在征引的药物文献后，加上自己的按语。这的确是一大遗憾，为我们研究唐慎微的医药学思想增添了难度。但是从唐慎微征引的文献种类、数量中，依然可以发现唐慎微没有明言的思想，他自有一套是非取舍的判断标准。
第二，明代李时珍认为《证类本草》的主体是《嘉祐本草》《本草图经》的合集，再加上唐慎微的经史证类，实际上这种观点并不利于揭示《证类本草》的价值。《证类本草》作为一本整体性、系统性的本草学巨著，它对于本草药物具有集注的意义，起到了本草集解的作用。把《证类本草》视为宋代本草学集大成的系统集注著作，而非《嘉祐本草》《本草图经》的简单合集及续编，更能体现《证类本草》的自身价值。
第三，《证类本草》与北宋学术的关系主要体现在《证类本草》征引了以《太平圣惠方》为代表的北宋方剂学专著以及以《尔雅疏》为代表的北宋训诂学专著来证药，体现出北宋本草学与北宋方剂学、训诂学的交叉融通。
第四，《证类本草》与南宋学术的关系主要体现在《证类本草》影响了南宋道教文献《丹房镜源》以及南宋史学著作《通志·昆虫草木略》的编撰，体现出北宋本草学对南宋道教及史学的良性影响。
第五，《证类本草》“以小说证药”揭示了宋代医药学的内在隐患。传统中医药学之所以在今天颇受争议，与唐慎微这些中医前贤大量将包括小说虚构情节在内的非科学内容引入传统医药学著作中有一定关系。
第六，《证类本草》反映了宋代学术博物性、创新性、规范性的特点，但它征引了一些夸张失实、幻想性质的文献，也反映出宋代学术的科学性尚存在不足。总体来看，《证类本草》集中了北宋中期以前一千余年的本草学积累，是传统医药学的宝贵遗产，对中国当下的中医药研究，依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