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早在中世纪，意大利教堂中的壁画就描绘了世界上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形象。自那之后，人们不一定要亲自走出去才能看到世界的样子，因为世界已经向他们走来。在20世纪，即电视时代，每个人都能仿若身临其境一般“看”到发生在遥远国家的事情。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公民在能够出国旅游之前，就已经在电视上看到了世界的样子。但是，直到第一批图像从国外传回中国，并在电视上播放之前，世界在中国观众心中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形象。

1974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此后，中国家庭首次在电视屏幕上看到了外国人的形象。最初，这些外国人仅仅是为了证明新闻的客观性而作为新闻背景出现的。后来，通过电视剧中描绘的外国人的日常生活，关于外部世界的其他形象逐渐进入中国家庭的视野。20世纪80年代，电视在中国社会承担的角色越来越接近于那些电视已经流行了很长时间的国家；同样，像这些国家一样，电视剧在中国也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隐喻的表现方式。这种表现方式的出现取代了工业社会以前存在的礼仪。正如菲斯克和哈特利所强调的，电视的功能似乎像“一种社会仪式，凌驾于个人特征之上，我们的文化在其中发挥作用，目的是与集体的自我进行沟通”（Fiske and Hartley, 1978:85）。他们认为，电视在文化中发挥的是一种类似于“吟游诗人般的功能”，因此，电视节目成为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领域，电视观众可以据此编撰一些故事，以解答现代社会中那些令人焦虑不安和含混不清的问题（Turner,2001）。由一个群体向他们自己讲述的、关于他们自己的故事，即各种形式的社会元评论（social meta-commentary），开创了对现实进行批判性反思的空间。

此外，电视节目提供的元评论并不仅限于来自某些特定地点和时间的个体。正如鲁晓鹏（Sheldon Lu）所说：

我们不必将这些文本视为国家的象征，而应将其视为在充满悖论的跨国的、后现代的超现实（transnational postmodern hyper reality）背景下，被想象出来的国家身份的象征。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之间的资本、形象与人员的跨国流动，已经为创设民族身份和自我理解开辟了新的渠道（2000:29）。

鉴于电视对自我以及民族和国家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本文试图探讨，在今天的中国，人们如何看待欧洲和欧洲人这一问题。本文的重点在于尝试描述“电视节目中所表现的欧洲人”这一主题。

文化碰撞以及对外国人形象的描述这一现象，应被置于全球化与跨国文化的框架之下。我们需要考虑媒体和传媒研究中常用的三个概念。第一个概念涉及的是全球企业信仰（global corporate ideology），并且假设媒体在传播和推进自由市场及商业化等价值观的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根据这一理念，电视剧促进了重商主义和“全球化的世界”这一概念的发展。第二个概念是，全球化造成了权力分配不均衡、新殖民主义的经济结构，以及“文化帝国主义”。跨国电视剧是用来维持目前这种霸权体系的工具。第三种概念将观众置于核心，认为文化产品的成功取决于消费者从某种特定叙事结构中获得的内在愉悦，而不是消费资本主义传达的意识形态信息（Li,2008）。也就是说，叙事结构将成为电视产品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要素。

正如下文将详细阐述的，中国电视节目中表现的欧洲形象是以本土文化为基础，经过“剪辑”后的形象。

本文选取的电视剧可分为两类。一类聚焦于跨国家庭，并在家庭生活中对中国文化和其他文化进行了对比；另一类则聚焦于在欧洲生活和工作的中国人的故事。第一类故事的数量无疑要比第二类故事少得多。本文主要对2000～2005年期间摄制和播放的两部电视剧进行了分析，即《涉外保姆》和《情系西西里》。

以国外为背景的电视剧在中国被称为“中国移民题材电视剧”，这些电视剧的主人公是中国的海外移民。本文也对其他两部电视剧进行了分析，它们的收视率都比较高，即2011年播出的《情陷巴塞罗那》和2012年播出的《温州一家人》（又称《创业年代》）。

一般情况下，这些电视节目常用的叙事模式是系列剧的方式，每集时长为1个小时或半个小时，讲述的是同样的角色、相同的背景和相同的戏剧模式。在中国，此类电视节目被称为“电视连续剧”，它们必须有简单易懂的戏剧情节，以及清晰明了的开头和结尾。由于剧中人物的划分标准常常是简单的非黑即白，因此，善恶的分野非常容易识别。在电视剧的叙述中，空间是一种典型的、具有象征意义、像明信片一样清晰明了的形象。为了重新解构欧洲和欧洲人在电视节目中的形象，我们接下来将阐述这些电视剧中主要角色之间的关系变化以及电视剧所发生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