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特区经济增长的历史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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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主题

本书的核心是对中国经济特区经济增长方式的可持续性与转型路径的探索,同时也是对特区过去30多年经济增长历程的回溯。对历史的追问源于人们对未来的关注,同样,对经济增长过程的回溯源于人们对未来经济持续增长的期待。但是提及经济增长和转型,人们通常持有一些固有的偏见。例如,认为转型就是要从以投资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向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从以外需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向以内需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从低附加值的产业向高附加值的高新技术产业转变,从政府过多干预向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关于政府在经济体系中的角色,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实证主义的角度加以审视,而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价值判断问题。尽管民主和小政府概念深入人心,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民主制度始终是政治稳定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错误的情况下,民主制度也可能成为引发不稳定的因素。例如,福山(Fukuyama)就对此前的“历史终结论”做出了重大修正,认为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需要三个构成要素——强政府、法治和民主问责,而且三者缺一不可。尚未获得实施有效统治的能力就进行民主化的政府无一例外地都会遭遇失败,如非洲大部分地区。转引自〔英〕戴维·朗西曼《福山的良治社会三要素》, FT中文网,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8576。,等等。实际上,许多貌似正确的观点却预设了一些不合理的前提条件和转型目标,忽略了要素在不同发展环境中对经济增长的差异化作用机制,结果导致现实中的转型常常举步维艰。可见,现有的研究大多忽略了理论在本土化应用时的特殊性,真实发展场景中的要素作用并不像实验室或经典理论描述的那样一成不变。

(1)任何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都发生在具体的历史阶段中,并不存在某种一成不变的、完美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无法预设一个较为发达的经济体或理想的经济增长方式作为后发地区转型的目标汪丁丁(2014)在讨论中国经济奇迹时,援引了休谟指出的基于发生时间相邻而生成的关于现象A与现象B之间的因果联想,指出人们早已习惯将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视为1990年以来中国经济奇迹的原因,从而难以设想存在只是因难以“量化”而不能获得经济学家承认的其他更深远的原因。但是事实上,(中国经济增长)不仅与以往30多年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而且与以往100多年乃至1000多年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因此,在讨论中国经济问题时,我们还要考虑近代以来中国人的物质生活,尤其是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剧烈变迁,以及由此引发的中国人面对的重重危机。从这个角度来看,仅仅回溯特区30多年的经济增长历程显然是不够的,但是要在更恢宏的历史长河中重现特区的方方面面显然也过于宏大而难以把握。因此,对于特区这一新生事物而言,我们的研究只能尽量在这一理念的基础上展开。与此同时,对历史的强调也并不意味着我们是历史主义者,只是因为历史是逻辑展开其自身的过程,考察历史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经济增长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同时经济增长又是有成本的,随着经济发展到不同阶段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也在发生变化。因此,转型必须根据特定的历史阶段和国内外环境,选择成本最低和现实可行的经济增长方式。

(2)不同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既有共性的一面,也存在广泛的差异性。先行地区和后发地区面临不同的经济增长和转型需求,全国整体和区域构成的经济增长和转型方式也不可能完全一致。

后发地区并不存在一个完全相同或不同于先行地区的经济理论,无论是立足发达国家经验的经济增长理论,还是依托发展中国家经验提出的经济发展理论,都存在固有的缺陷。它们既忽略了不同经济体经济增长与转型时所具有的差异化资源禀赋特征,又割裂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不同阶段所具有的市场联系,也就忽略了支撑不同类型地区经济起飞和高速增长的基础条件与环境方面的差异。

(3)当前的许多研究忽略了政府在特定阶段和环境中对经济增长的正面作用,政府在任何经济体的经济增长过程中都发挥着不同程度的作用,这一点已经成为既定事实。因此,讨论转型问题时已经不再是政府是否应当发挥作用,而是如何设计合理的治理机制来约束政府不恰当的市场干预,以保证政府在正确的轨道上运行。

据此,本书致力于在真实的历史情境中,分析特区这一后发地区在不同阶段所适用的经济增长方式,寻找特区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转型路径。此外,作为有别于其他区域的独一无二的经济体,特区又是作为中国整体不可分割的构成部分而存在的,其经济可持续增长与转型始终伴随着中国整体大环境的变化。对于先行一步的特区而言,其经济可持续增长与转型对中国和其他区域有着特殊的借鉴意义,特区在未来是否要继续“特”下去,特区继续存在的理论依据又是什么,这也是本书所要回答的主要问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