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相关理论解读和基本阐释框架

一 相关理论解读

由于智库在最近20多年里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大发展，智库研究也已成为一门重要的跨学科研究的显学，智库研究主要集中在智库发展的历史及智库的分类、组织结构、传播策略、案例分析、影响力以及未来发展趋势等方面。智库研究的理论基础来源涉及政治学、国际关系研究、传播学、社会学、公共管理学等多种学科。

关于智库的定义，智库这一术语本身起源较晚，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初指的是美国为国防科学家和军事参谋所提供的、一种能让他们在一起讨论战略问题的安全的封闭式的环境。从其来源即可知这是一个来自英语世界的西方式名词，后来其内涵不断扩大，逐渐成为描述美国和世界各国众多进行政策分析的组织。由于世界不同国家的宪法架构、历史境遇、政治文化、法律传统以及政体结构不同，各个国家智库发展的形态也各不相同，不同的智库在规模、机构形式、组织架构、政策范围、研究水准和政治影响力等方面有很大的不同，因而很难对智库给出一个明晰的定义，国内外学术界对智库的定义也存有诸多争议。那些被列为智库的机构的名称也是五花八门、种类繁多，但基本上都被冠以研究所、研究院、中心、基金会、论坛等名。不少学者努力试图对智库下一个能被广泛接受的定义，如，美国学者迪克逊第一个提出了现代意义上的智库概念：“智库是一种稳定的、相对独立的政策研究机构，其研究人员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对广泛的政策问题进行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在与政府、企业及公众密切相关的问题上提出咨询意见。”乔治敦大学教授、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肯特·威佛（Kent Weaver）认为智库就是指“非营利的公共政策研究产业”。美国学者在对智库下定义时，往往首先强调其独立性和非营利性。不过《全球智库指数报告》因其研究智库涉及世界各国，给出的定义则较为宽泛：智库是进行公共政策研究、分析和交流的组织，对国内和国际问题提供政策导向型的研究分析和建议，旨在使决策者和公众就各种公共政策问题做出有根据的决定。智库是附属的或独立的常设机构，而非临时性的特设组织。这些机构经常作为学界与决策圈之间以及国家和公民社会之间的桥梁，发出为一种独立的声音服务于公共利益，把应用和基础研究转化成能被决策者和公众理解的、可靠和可获得的语言或形式。

由于各国体制及社会状况不同，智库在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定位，其运作模式、人员招募、学术追求、发挥的作用等也有所不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全球智库指数报告》按照智库的附属情况，将智库划分成7种类型：

（1）自治和独立型智库：独立于任何利益集团和捐助者，自主运作，没有政府资助的智库；

（2）准独立型智库：不受政府控制，但受控于向其提供大部分资助并对其运作有重大影响的某个利益集团、捐助者、签有合同的用户的智库；

（3）附属于政府的智库：列入政府正式组成部分的智库；

（4）准政府型智库：由政府专门提供资助和研究合同，但并未被列为政府正式组成部分的智库；

（5）附属于大学的智库：大学里的政策研究机构；

（6）附属于政党的智库：正式附属于某个政党的智库；

（7）企业型（营利性）智库：营利性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隶属于某个企业或单纯以营利为目的进行运作的智库。

威佛则把非营利性智库分为三类：没有学生的大学、承包项目的研究者和游说型智库。

威佛认为智库承担了五种角色：其一，它是政府决策者的政策理念来源；其二，智库是政策议案的评论者；其三，智库是政策方案执行情况的评估者；其四，智库是政府选拔高级官员与专家的人才库；其五，智库是新闻媒体资料引述的权威来源。智库研究专家詹姆斯·麦克甘把美国智库的功能归纳为：帮助政府在应对复杂的国内、国际问题时，做出正确的决策判断；在政府和公众之间起到桥梁的作用，扮演居中调停的角色；在政策辩论中充当独立的、权威的声音；设置、确定政策议题；帮助公众理解政策问题；为政策制定者建立交流观点的平台；为政府储备人才；创新并挑战传统思想。因此，促进政治知识化，将政治本体构建成知识，使知识成为大众可了解之物，“帮助人们跨越政治同知识之间的鸿沟”（Helping to bridge the gap between knowledge and policy）是学者们对智库角色功能的最基本定位。

也有学者认为，在冷战之后的世界新秩序中，国家安全的概念得到了重新建构，而智库对其的研究，也应从国家安全概念和实际延伸范围的变化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智库同国家安全之间的互动来分析。冷战结束，带来的是单极世界格局的解体和多元化、全球化的世界格局，国际政治进入一种互动建构的进程；由此而来的是，国际关系同国内政治的联系也愈发紧密。国内政治环境的建构者，同时也将影响国际政治体系和国家外交政策，从而使得一国外交政策的制定更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而国家安全这一概念，同时涉及一国内政和外交两种政策制定层面，其概念外延不仅包括安全本身，更牵涉国家利益，其现实状况和未来预期既是一国对外政策制定时必须考量的因素又是政策期望实现的目标；因此，在现代国家中，国家安全的考察和维护必然要求调动一国的各类力量参与进来。由于现代国家的国家安全概念外延较过去传统的军事安全和领土安全更大，因此，基于国家安全概念对各类社会现象和国际局势的分析和解释，以及之后的对策建议需求，催生了对专业知识的需求，而这种将知识转化为可实施的政策性建议、满足国家日渐综合的安全政策需求，就是专业智库产生的源头。

总体而言，智库在全球范围内仍在不断地建立和发展，在中国等一些国家甚至出现了加速发展的局面。美国研究者麦克甘认为，智库自20世纪以来不断发展的主要原因在于：信息和技术的革新；一国政府对信息垄断的终结；政策问题日益复杂，技术性也不断增强；政府规模日趋庞大；政府及其官员的信任危机；全球化以及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增长；对于“以正确的方式、在正确的时间到达正确的人手中”的及时和简洁的信息和分析的需求。

本课题所涉及的中东地区各国的智库的数量和种类近些年来一直处于不断增长过程中，以色列、土耳其和伊朗三国都是中东地区智库建设比较发达的国家，但又各具特色，极具多样性，中东各国的智库的定义、分类和影响也不尽相同。

智库研究的焦点自然是智库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学者在探讨智库的影响时，经常会涉及政治学领域的众多微观理论，如强调公共政策的产生是利益集团和公共部门互相博弈，公共部门综合各方考虑之后产生的结果的多元主义理论，在这一理论框架下，研究者将智库在思想市场上的竞争作为研究重点，智库在一个开放的思想市场上借助自身的专业研究水平，在资金支持、影响力传播和政府认可方面进行激烈竞争。有学者以政策过程理论为出发点，分析考察智库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扮演的角色，研究智库作为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积极参与者如何进入政策过程的各个阶段。专家治国理论则认为，应通过大力支持学者进入政策议程，让其充分发挥自身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协助政府部门的管理工作——随着现代化工业时代的到来，社会分工更为细化，政府的管理能力也更为精细、专业，因而，政府会更为注重发挥智库及其专家的作用，在美国等西方国家，还逐渐形成了智库专家和政府官员之间的“旋转门”机制。

二 基本阐释框架

本研究的阐释框架为，借助智库本身的定义及作用，根据新形势下国家利益对于智库的要求，考察以色列、伊朗和土耳其智库的发展脉络，其主要智库的基本情况和特点，考察各国智库在政府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这样一种阐释框架，可以帮助我们超越传统的以国家为主导的安全观，让我们从一种更为多元化的角度去认识智库在国家安全中的角色和作用。

最后，本研究对以色列、土耳其和伊朗三国智库和中国智库之间的合作情况进行梳理，并对其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提出展望。

需要指出的是，本课题所考察的是中东非阿拉伯国家的智库对其对外关系和外交政策的影响，因而主要关注的是各国的外交智库，当然，由于当前一国国内政策与外交政策、低级政治与高级政治之间的联系更趋紧密，本研究也将涉及一些其他领域的智库。

本课题研究主要由三位从事中东地区区域国别研究的作者共同完成，其中，以色列智库部分由杨阳撰写，土耳其智库部分由陈清撰写，伊朗智库部分由王振容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