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 求同存异，和平发展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速，人类面临着一个十分紧迫又十分棘手的巨大悖论，即一方面，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为了能够作为参与全球化进程的一员和平共处、共同发展，必须确立共同的价值观，从而在面对共同的事件时产生共同的价值判断；另一方面，这些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又力图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保护自己的以民族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传统，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建立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共同价值观，就是在不同国家和民族之“异”中求人类之“同”，为此，要在不同国家和民族千差万别的价值观和民族特色中寻找共同之处，也就是说，同比异更加重要，为了求同，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不应过分强调自己独特的民族价值观和民族特色而阻碍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建构。保护不同国家和民族之民族价值观和民族特色，则是要在人类共同价值观之“同”中求不同国家和民族独特价值观和民族特色之“异”，为此，要在人类建构共同价值观的过程中力保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特色，也就是说，异比同更为重要，为了存异，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不应让所谓的人类共同价值观“淹没”自己的民族价值观和民族特色。
正是由于这种悖论的存在，因此，在人类全球化的进程中，一直存在所谓的普世价值和民族特色的激烈争论。当然，普世价值和共同价值存在一定的区别：普世价值暗含了人的价值的先天性的意义，共同价值则未必指的是人的先天性的价值，它既可以指人的先天性的价值，也可以指人的后天性的价值即后天建构的价值。但是，普世价值和共同价值又存在一致性，无论是普世价值还是共同价值（指人类的共同价值）都是（从应然的角度说）属于全部人类的“共同性”的价值。仅就“人类共同拥有”而言，普世价值就是共同价值。因此，在一定的意义上，普世价值和民族特色的争论就是人类的共同价值和民族特色的争论，也就是人类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同”和“异”的争论。这种争论不仅妨碍着人类全球化的进程，而且也导致了当代世界中的各种国家之争和民族之争，甚至进一步导致了它们之间的战争。所以，这种同异之争既是人类全球化进程中的棘手问题，又是人类全球化进程中的紧迫问题。正是因为如此，中国湖北大学暨湖北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和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孔子学院本着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于2016年8月末至9月初在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联合举办了主题为“人类共同价值与和平发展”的国际会议，来自中国、巴西、美国、韩国、印度、马来西亚、以色列、智利等多国的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与会专家围绕着会议的主题提交了50多篇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这里，我们围绕“前沿研究”、“价值研究”、“亚洲专题”、“拉美专题”和“问题探讨”五个问题共选择了21篇论文集书出版，以期引起学界和政界的关注，使之能够在讨论中进一步促进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建构（求同），并在建构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同时为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的民族价值观和民族特色留下充分发展的空间（存异），从而在求同存异中推动人类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和平发展。
从全书结构来说，“前沿研究”和“价值研究”两个部分主要围绕着求同而展开，“亚洲专题”和“拉美专题”两个部分则主要围绕着存异而展开，除此之外，有些文章还进一步探讨了如何在求同中存异的问题。
在求同方面，湖北大学江畅教授探讨了如何构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问题。在《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构建》一文中，江畅教授指出，全球化已使全人类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然而人类的实际状况却是国家的有政府和世界的无政府。人类价值体系的这种格局已经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并将威胁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因此，构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人类利益共同体势在必行且十分紧迫。因此，他在认真分析了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结构的基础上，分析了人类构建共同价值体系所遇到的难题，并且分析了面对这些难题应如何构建人类的共同价值体系的问题。在他看来，人类共同价值体系应由作为终极目标的人类普遍幸福，作为核心理念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公正、和谐，作为基本原则的人类利益至上、尊重国家主权、维护基本人权、恪守和平底线、协商解决冲突这些主要要素构成，人类应该在所有这些方面形成价值共识。人类共同价值体系必须从根本上突破人类个体的利己主义、人类国家的国家至上主义的局限，以世界和谐主义为基本价值取向。就是说，人类共同价值体系应是和谐主义的世界价值体系。由于国家至上主义和国家利益主义的影响，想要建构这样的共同价值体系必然会面临一定的阻力和困难，例如，经济上的不平等和贫富两极分化，政治上的多极化和彼此敌对，文化上的多元化和冲突，以及军事上的军国化和对外干预，这些都是需要克服的阻力和困难。为了能够有效地建构人类共同的价值体系，就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难题，需要普遍确立人类利益至上观念，加快世界管理机构的建立，并处理好人类共同价值体系与国家价值体系、个人价值体系的关系。江畅教授的论文比较系统地在界定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基础上探讨了如何克服困难建构人类共同的价值体系的问题，值得一读。
首都师范大学王淑琴教授在自己的论文《人类共同价值：友善》一文中提出了友善这一重要概念，并把它当作建构人类共同价值的重要路径。为了让友善能够更为有效地在建构人类共同价值的过程中发挥作用，她对友善作了区分。在她看来，友善可以被分为两种，即正义之规和道义之维。她说，“正义”与“道义”在现代社会中作为广为人知的概念，它们遵循共同的“道”，在核心语义上具有共通性，都既有“正当”之义的性质又具有“善”的性质。“正义”的正当性偏重合法权益，强调“应得”，维护社会基本的善；“道义”的正当性来自人性义理、社会公理，强调“应做”，维护社会较高的善。若是能够清晰区分正义之友善与道义之友善，那么，在建构人类共同价值的过程中，我们或许就能避免假借道义之名破坏社会正义的问题。
在存异方面，本书专门开辟了亚洲和拉美两个专题。当然，本书的其他部分（如“前沿研究”）也讨论了这一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孙伟平教授专门探讨了东亚价值观即“东亚共同价值”的问题。他认为东亚共同价值与“汉字文化圈”“儒家文化圈”相联系，是东亚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价值信念、价值理想、价值标准和价值取向的综合体系。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了东亚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存在的差异。他说，东亚共同价值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信守“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坚持“群体本位”，崇尚秩序与团队精神；在身心关系上，力求通过修身养性，追求内心的和谐、良心的安宁。在他看来，尽管近代以来东亚价值观受到了广泛的质疑与批评，但是后来基于东亚的发展，人们对之又产生了新的认知。因此，在全球化进程中，东亚价值观应该保持开放态势，顺应时代发展的趋势和现代化的要求，通过自主、综合创新，保持和发扬其精华内涵，从而取得新的发展；与此同时，东亚价值观还应该坚持和维护个性和特色，为世界文化的丰富性、多样性提供一个蓝本。
此外，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杜鲁·维吉纳尼等人在论文《中美关系视域下巴西国内危机中的地区一体化政策》一文中描述了巴西一体化外交政策的影响。论文细致分析了巴西国内政治背景以及其外交政策与某些基本外交政策概念之间的关系。论文认为，巴西目前处于国内危机时期，并且这种危机限制了它在拉丁美洲的领导力的发展，对此，巴西应实行拉丁美洲一体化的政策并且确立相关的合作主题，包括维护南方共同体市场、南美洲国家联盟和拉美加勒比共同体等。同时，巴西还要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继续寻求平衡。考虑到巴西20世纪和21世纪的外交政策，论文认为，巴西应该继续在致力于亲近核心西方国家的同时又不伤害与新兴国家如中国的关系，或者说尽可能避免使中国对待金砖国家的政策发生显著改变。马来西亚国民大学教授A·L·萨米安在《追求世界和平与发展过程中的马来西亚价值观》一文中考察了马来西亚的高贵价值观，尤其是马来西亚哲学家哈玛卡所强调的那些价值观，并从和平与发展的整体框架视角考察了共同性的全球价值。在他看来，人性及其价值一直是人类文明建立以来的哲学思考之源。在所有的文明中，哲学家总试图在追求整体发展的过程中确立人性的要旨和生活的意义。在马来西亚的整体发展过程中，哲学家们发展了马来西亚式的高贵价值观，并让人们意识到了以高贵价值观为核心的一切潜能。论文认为，在这个全球化以及科学技术史无前例快速发展的时代，较之生产力以及人均收入的发展，我们更需要发展的是我们的高贵性格以及基于善良意图和伦理行为的专业性和整体性。在这种思路下，我们能够意识到内在于我们的那些高贵价值，把它们看作我们信仰体系的宣言，使之对我们的整体性和专业事业产生影响。
无论是在求同中存异还是在存异中求同，二者的目的归根结底都是让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在能够保持自己独特的价值观和民族特色的情况下和平共处、共同发展。在世界的和平中共同发展既是人类走向全球化的目标，也是本次国际会议以及本书出版的目标。正如武汉大学教授汪信砚在其论文《价值共识与世界和平》中所认为的，全球化社会应该建立在某种价值共识的基础之上，但是，在当代全球化社会，只有在努力倡导并实现不同价值之间的认同的前提下，我们才能促进并保护世界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