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亚价值观的自主、综合创新
——基于全球化与人类共同价值的思考
孙伟平
摘要：东亚价值观即“东亚共同价值”，它与“汉字文化圈”“儒家文化圈”相联系，是东亚人民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价值信念、价值理想、价值标准和价值取向的综合体系。东亚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相较存在明显的差异，它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信守“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坚持“群体本位”，崇尚秩序与团队精神；在身心关系上，力求通过修身养性达致内心的和谐、良心的安宁。近代以来，东亚价值观受到了广泛的质疑与批评，后来基于东亚的发展，人们对之又产生了新的认知。在全球化进程中，东亚价值观应该保持开放态势，顺应时代发展的趋势和现代化的要求，通过自主、综合创新，保持和发扬其精华内涵，促进东亚取得新的发展；同时，应该坚持和维护东亚价值观的个性和特色，为世界文化的丰富性、多样性和人类共同价值的形成做出贡献。
关键词：东亚价值观 西方价值观 全球化 人类共同价值 综合创新
On Autonomy and Comprehensive Innovation of Eastern Asian Valu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ization and Human Common Values
Abstract: The Eastern Asian value is“common values of Eastern Asia”which is related with Confucian Cultural Circle and is a comprehensive thought of value belief, ideal and orientation formed in historical practice by Eastern Asians. The values of Eastern Asia are different from western values. In terms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t believes in the unity of man and sky and harmonious 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n terms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man and man, it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collectivism and admires order and group spirit. In terms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mind and body, it pursues mind harmony and the tranquillity of conscience by the way of self-cultivation. The Eastern Asian values have been criticized a lot, finally it has been re-interpreted for the reason of development of Eastern Asia. The Eastern Asian values should keep its state of openness in globalization, meet the needs of modernization, keep its excellence by comprehensive innovation. At the same time, it should keep its own special individuality and make its own contribution to the richness and diversity of world culture and formation of human common values.
Keywords: The Eastern Asian Values; Western Values; Globalization;Common Value of Humanity; Comprehensive Innovation
东亚价值观即“东亚共同价值”，是东亚人民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价值信念、价值理想、价值标准和价值取向的综合体系。东亚价值观与“汉字文化圈”“儒家文化圈”相联系，它源远流长、内容复杂、特色鲜明，是人类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人类共同价值的重要资源。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西方卖力推销“普世价值”的情况下，东亚价值观如何在保持自身的个性和特色的基础上实现其发展、发挥其价值，是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紧迫而现实的重大课题。
一 东亚价值观的基本特质和现实意义
一定价值观的基本特质是在与其他价值观的比较中凸显出来的。相对于西方价值观坚持“个体本位”、以冲突和竞争为特质，坚持“群体本位”、注重和谐则是东亚价值观的重要特色。这里所谓“和谐”，是指不同事物或同种事物的各个不同部分、多种成分和平、协调地“共生”，即“多样化的有机统一”。
第一，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东亚价值观信守“天人合一”，致力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在天人相分、“人定胜天”等观念的引导下，在以利润为核心的市场经济和资本逻辑的驱使下，贪婪的人类将自然仅仅视为征服、改造、利用的对象。这诚然冲破了慢节奏的、田园牧歌式的农业文明，促进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快速现代化，但急功近利、掠夺式地对待自然，打破了人与自然的原始平衡，破坏了原始的生态圈、生物链，造成了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能源危机等灾难性后果，人类正面临“失去家园”的惶恐与困惑。
东亚价值观处理天人关系的重要原则是和谐。《国语·郑语》云：“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和”是生成万物的基础，万物皆由“和”而生，并存在于“和”的状态之中；而“同”是无矛盾、无质的差别的同一，相同的事物相合，既不可能产生新事物，也不会促使事物继续发展。东亚文化信奉天人合一，要求人与自然之间保持和谐，在和谐中求发展。道家强调“道法自然”, “不与自然争职”，一切因任自然，无为而治。《中庸》将自然之和表述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礼记·中庸》）《易传》则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天奉时。”（《周易·文言》）即顺从自然，按照自然的本性和规律办事，达到人与自然之间的高度和谐。“和”的状态在于，万物各在其位，各有其分，各得其所。这体现为“度”。适度即为“中”，因此谓之“中和”。《中庸》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致中和，天下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可见，无论是道家的“道法自然”，还是儒家的“天人合德”，都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与和谐，强调适度的可持续发展，这对纠正二元对立的天人关系、掠夺式的自然观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坚持“群体本位”，崇尚秩序与团队精神。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市场经济大潮中，“资本的逻辑”无比强势。生存竞争中对金钱和利润的疯狂追逐扭曲了人的心灵，毒化了淳朴的社会环境，败坏了传统的人际关系。面对生存竞争中残酷无情的优胜劣汰，个人的利益、需要和欲望得到强化，人与人之间不断发生激烈冲突，一些人甚至认为“人对人是狼”, “他人就是地狱”。这种紧张、对立的社会关系导致人们的集体观念、社会责任感相对淡漠，并使人们陷入深深的忧虑与不安之中。
“和为贵”，重“和”，是东亚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价值取向。儒家以仁为本位。《论语·雍也》云：“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人我具立，人我具达，也即人人和谐。“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礼记·中庸》）东亚一向讲究和平共处，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孔子强调“和为贵”（《论语·学而》），孟子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董仲舒主张“德莫大于和”（《春秋繁露·循天之道》）。日本7世纪初推古朝圣德太子制定的《十七条宪法》中，也提出了“以和为贵，无忤为宗”的主张。“和为贵”、重“和”，基于对“和实生物”（《国语·郑语》）的认识，是人道追求的最高目标，是治理国家、处理各种事务的准则。这种价值取向有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和秩序，有助于增强社会的亲和力和凝聚力，有助于缓解可能存在的各种矛盾和冲突，有助于避免因为矛盾激化、激烈对抗而导致的社会动荡。——当然，这里的“和”不是无差别的“同”。《论语·子路》强调：“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允许差异、个性、多样性存在的“和而不同”，才是为人处世的基本态度，是实现其乐融融、和谐美好的“大同社会”的真正途径。
第三，在身心关系上，力求通过内在的修身养性达致内心的和谐、良心的安宁。伴随着科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人与自然、他人、社会之间关系的变化，人的内在精神世界也开始失衡。整个社会为发展而发展，为增长而增长，增长成了一种无目的、无理性的竞赛，经济发展本身成了目的，人自身不是作为目的居于发展的中心，反而成为经济发展的手段，人被物化、异化了。在先进的科技工具面前，在高度自动化的大机器生产过程中，人成了“机器的奴隶”, “人为物役”成为普遍的事实，人自身遭到了冷落，变得渺小而无助。这导致人的心灵受到巨大冲击，普遍产生孤独、寂寞、苦闷等心理，产生焦虑、紧张、不安等情绪，甚至导致人存在的意义失落了，人成了无居所的流浪者，生活本身荒谬化了。
东亚文化传统以和谐为最高境界，它对人“最为天下贵也”的强调，对人的欲念的节制，对人的观念和行为持道中庸、追求和谐的要求，对于缓解和解决人内心的冲突与失衡，明显具有现实意义。佛、道、儒等多认为，人的私欲、贪欲、功名利禄之心等，是扰乱人的心神、导致内心失衡的原因。虽然儒学等在一定意义上确认了人类源自生物本能的利己私心的正当性，肯定私心（人欲）是人类谋求进取的原动力，但又多认为利己私心容易失去控制，膨胀为自私的贪欲，从而导致伦理意义上的罪恶。因此，佛、道、儒多提倡“寡欲”乃至“无欲”，主张通过制欲而求得内心的平衡和宁静。如儒家希望将私心升华，弘扬利他的爱心（公心），制约与导引私心，实现“两心调谐”，从而“致中和”,“与天地参”。
当今世界正面临着广泛、深刻的价值危机。西方以个人主义为基础、以竞争和冲突为特质的文化价值观普遍流行，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人内心的失衡日益严重。而“异质性”的东亚价值观独树一帜，它重视群体和社会，注重“关系”的和谐，推崇中庸之道。这种价值观具有西方价值观所没有的一些资源，蕴含着西方价值观所缺乏的精神特质，如果对其加以一定的现代解释，完全可能济世界文化之穷，助世界文化实现现代转型，并对世界文化的丰富性、多样性和人类共同价值的形成做出独特的贡献。
二 近代以来关于东亚价值观的认知变化
在东亚历史上，东亚价值观曾经以其不容置疑的权威引领东亚各国实现了长期、稳定的发展，并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但近代以来，随着西方的快速工业化，西方资本主义取得了巨大成功，而封闭的东亚则抱残守缺，相对落伍了。受资本逻辑的驱使，西方列强在全球扩张，实行炮舰殖民政策，古老的东亚也成为被侵略、殖民的对象。随着东亚各国的落后挨打和被迫开放，东亚文化价值观受到了广泛的质疑和批评。
除了一些歧视性的污蔑，如威廉二世提出的臭名昭著的“黄祸论”, 1919年《巴黎和约》把东亚民族确定为“不能自我统治的民族”，等等，学者们也从理论上对东亚价值观提出了不少理性的质疑。
韦伯认为，儒家的“实质性伦理”与西方的“形式性法律”不同，它会阻碍中国发展工业资本主义。例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要求诚信，与新教伦理将商业信任建立在共同的信仰和个人的伦理品质上不同，儒教的“一切信任，一切商业关系的基石明显地建立在亲戚关系或亲戚式的纯粹个人关系上面”，并且，“儒教中习以为常的不正直的官方独裁以及死要面子的独特含义造成的后果是尔虞我诈，是普遍的不信任”。“儒家君子只顾虑表面的 ‘自制’，对别人普遍不信任，这种不信任阻碍了一切信贷和商业活动的发展；与此相对的是清教徒对教友的信任，特别是从经济上信任教友的无条件的、不可动摇的正当性，因为它是受宗教制约的。”儒教抑制了经济组织和企业形式的产生：“对宗族制约的维系和政治、经济的组织形式完全系于个人关系的性质。这些组织形式明显缺乏理性的客观化和绝对的人际目的联合性，一开始就没有独立的团体，尤其在城市中，最后也没有完全客观地与目的结合起来的经济客观化的形式和企业形式。”“反之，清教则将所有这一切都客观化了，消化为理性的 ‘企业’和纯粹客观的经营关系，并用理性的法律和契约代替了中国那种原则上万能的传统、地方习惯以及具体的官场上的任人唯亲。”虽然儒教认为，“财富是能够高尚地，亦即合乎尊严地生活，并致力于自身的完善的重要手段”，但又觉得财富“靠不住，会破坏高贵的心灵平衡，一切本来的经济职业工作都是庸俗的匠人的活儿”。因为“君子不器”, “匠人即使借助他的社会功利价值也不能提高真正积极的尊严”。“儒教伦理的这个核心命题反对专业化，反对近代的专业科层和专业训练，尤其反对为营利而进行的经济训练。”儒教极端“唯物主义”“功利主义”的入世态度和清心寡欲之类的道德信念，阻碍了作为近代资本主义前提的经营思想的产生。“在中国，肯定现世的功利主义和对作为全面完善的道德的、万能手段的、财富的伦理价值的信念，同巨大的人口密度结合起来，把 ‘精打细算’和寡欲提到了闻所未闻的高度。”而从“高度紧张的无止境的经济努力和那种往往很可悲的极端 ‘唯物主义’中，并没有发展出至少在经济领域中作为近代资本主义前提的有计划的伟大经营思想”。
列文森认为，“在现代世界里，儒教的 ‘中庸’特性已没有存在的余地，它不再是可供选择的一种方法，而成了来自新的权力中心之新精神的对立物”。“儒家文明所推崇的是非职业化的人文理想，而现代的时代特征则是专业化”, 而在“学而优则仕”观念的主导之下，儒家的教育体制和与科举制有着密切联系的官僚制度阻止了社会在职业化方面的发展。儒家要求“君子不器”的传统，儒家反对专业化，意味着儒家“反对（和剥夺）科学，反对（和剥夺）合理化和抽象化的符合逻辑的经济系统，反对（和剥夺）历史发展的观念”。儒家传统在近代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失去了生命力，并且由于脱离了它所赖以生长的宗法封建社会而“博物馆化”了，成了博物馆中的陈列品。“就博物馆学的意义而言，陈列品都只具有历史的意义，它们代表的是既不能要求什么，也不能对现实构成威胁的过去。”“儒教中国不断衰落，成为历史意义的历史，这种衰落的标志之一是 ‘汉学’成了西方对儒教文明兴趣的顶点。”尽管儒家学说作为“博物馆中的陈列品”还可以供人鉴赏，但却仅仅具有审美价值，仅能满足人们的某些爱好；仅仅具有作为历史研究的史料的意义，供人们参观和研究。因此，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科学精神等水火不容。东亚若想迈入现代社会，若想发展和利用科学，必须抛弃儒家思想。
由于韦伯、列文森相对深入的理论研究及其观点的广泛传播和巨大影响，东亚传统文化价值观之“落后”似成定论。东亚文化是一种停滞的文化，是一种只适应农业社会的文化，是与现代化和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文化，必须用西方文化对其进行启蒙和引导——这类观点在西方占据了主流地位。
当然，对于东亚文化价值观的质疑与批判，并非西方人的专利。中国鸦片战争战败，东亚诸国都倍感震惊，许多志士仁人开始进行落后挨打后的多方位反思。身处这种文化环境之中，这种反思无疑既十分痛苦，又非常困难。开始的时候，囿于“文明古国” “中央帝国”的传统思路，有些人找到的是些枝节方面的原因，甚至颇为荒唐、可笑。例如，洋人都是“蓝眼高鼻”的妖怪，洋枪、洋炮没能用秽物巫术制之，等等。也有些思想家的思考是严肃而深刻的。例如，福泽谕吉、西周、津田真道、加藤弘之、中村正直、森有礼等日本思想家认为，儒学是空理虚谈的“虚学”，应该提倡“实学”；儒学宣扬“克己”的禁欲主义，应该引进功利主义；儒家提倡以封建纲常为内容的等级观念和服从道德，应该引进天赋人权说和社会契约论，提倡独立自尊；儒家思想维护君主专制，应该引进君主立宪主义；等等。严复则把科学与民主视为西方近代化的命脉，西方之所以行科学与民主而常通，中国行科学与民主则常病，在于以个人为本位的西方有自由，而以群体为本位的中国则没有自由。林毓生指出，中国五四运动时期及之后，传统文化遭到猛烈抨击，产生了所谓“整体性的反传统思想”或“整体性的反传统主义”。他在《中国意识的危机》中，认为辛亥革命之后，以儒家传统为主的中国传统在文化秩序与道德秩序方面已经遭到了一种结构性的解体。余英时在《现代儒学的困境》一文中，认为儒学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哲学与宗教，而是一套全面安排人间秩序的思想体系，因此，传统儒学一方面透过制度化来支配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又托身于中国传统制度。而近百年来，由于中国传统制度之逐步崩解，儒学在现实社会中逐渐失去立足点；及至儒学与现实社会之间的联系完全断绝，它便“死亡”而成为一个“游魂”了。胡适和陈序经等人更是以恨铁不成钢的心态，提出了彻底否定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全盘西化”主张。
“二战”之后，由于日本、“东亚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相继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改革开放，也走上现代化的快车道，人们又开始重新审视东亚价值观。学者们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反转，逐渐“发现”了东亚价值观包含的优秀资源、独特品质及其在当今世界的价值。如卡恩在《1979年及其后的世界经济发展》中认为，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是“新儒教国家”。一些源自儒家的共同文化特质，如强调群体、等级、和谐，重视教育和技艺的学习，以严肃的态度对待工作、家庭和义务，等等，使东亚国家特别善于组织以形成良好的秩序，从而获得经济上的成功。R. MacFarquhar教授在《后儒家的挑战》中指出，在20世纪末的“后儒家时代”，儒家的意识形态是东亚人的“内在准矩”。如果说西方的个人主义适合于工业化的初期发展，那么儒家的集体主义可能更适合工业化程度更高的时代。《大英百科全书》主编弗兰克·吉布尼认为：日本是东西合璧的“儒家资本主义”。日本取得经济成功的真正动因，乃是将古老的儒家伦理与战后由美国引入的经济民主主义糅合在一起，并加以巧妙运用，如创造出以人为中心的“人力资本思想”、“和谐高于一切”的人际关系、“高产乃是为善”的劳动道德观等。伯格尔教授在《世俗化：西方与东方》中进一步认为，世界上存在两种形式的现代化，即西方式的现代化和东亚特色的现代化，前者以基督教为基础，后者以儒家思想为基础。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高度评价了东亚模式：“亚洲的现代化绝非等同于 ‘西化’，它呈现出的是特有的 ‘亚洲模式’。现在，亚洲踏上了富强发展之路，经济复苏使东方人有机会重新审视传统文明的价值。随着技术和科学的引进，亚洲向世界展示了现代化的新模式，一种包容、自由、有序、社会关注和个人主义等信念的模式，东方崛起的最大意义是孕育了世界现代化的新模式。亚洲正以 ‘亚洲方式’完成自己的现代化，它要引导西方一起迈入机遇与挑战并存的21世纪。”
与西方学者越来越多的相关论述相呼应，东亚学者的态度也几乎同时发生了转变。许多学者不再坚持东亚价值观与现代化互不相容，转而认为东亚价值观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其中有许多值得保存的有利于现代化的因素，这些因素经过“批判的继承和创造的发展”或“创造性的转化”, 完全可能成为现代化的有用资源。例如，日本学者森岛通夫认为，日本之所以能够成功，在于将“日本精神”与西方科技相结合。而所谓“日本精神”，主要指的是日本的儒家思想。韩国学者金日坤认为，“在日、新两国中，儒教是最具有优势的传统文化，至今仍作为重要的秩序原理而生存”。“儒教国家经济发展的成功，是由于儒教伦理具有与经济发展的适应性。”1992年10月，日本学者池田大作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演讲“21世纪与东亚文明”时指出，在风云变幻的世界形势下，东亚地区正逐渐发展为21世纪极其重要的区域。人们不仅关注东亚的经济发展，而且越来越关注其文化因素。当21世纪宣告黎明之时，东亚不仅在经济层面，而且在精神领域，定会为世人瞩目，成为引导人类历史的动力。
由于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世界经济不太景气的年代里，东亚经济仍然表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于是有些东亚学者飘飘然，在膨胀中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做出了未经严密论证、过分乐观的预言，如东亚经济将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超过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儒家文化比西方文化优越”, “儒家文化在21世纪会成为世界文化的主流和中心”;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21世纪将是东方的世纪，东方文化在世界文化中将再领风骚”；等等。这明显是一些夸大其词、有待论证、有待检验的言论。
实际上，同一时期也存在许多对于东亚模式和东亚价值观的质疑。如保罗·克鲁格曼就认为，东亚奇迹主要是通过大量投入资本和劳动力而取得的，是通过延宕欲望的满足、为了未来的收获而牺牲现在的享受获得的，它与美国通过提高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增长迥然不同，不可同日而语。因此，东亚模式不过是一个虚构的神话，是靠不住的“纸老虎”，不可能持续下去。罗宾·布劳德等人认为，东亚经济的成功是当时特定的国际背景造成的。美国出于冷战时期反华抗苏的目的，大力扶植东亚国家对内稳定政权，对外发展外向型经济，并向它们开放美国市场。他们认为，如果不是因为共产主义的威胁，东亚的今天也许会截然不同。还有学者认为，高储蓄、高投入的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只会在短期内有效，长期来看则必将失败，因而是一种发展中国家的“不可取的发展模式”。世界银行1993年发表的题为《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的研究报告更是以东亚的经验、机制和政策各不相同为由，否认存在一种东亚区域普遍适用的“单一的东亚经济模式”。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东亚遭受了重大损失，风头正劲的东亚价值观遭到极大打击。当时，一些学者转而断言东亚价值观或“儒家神话”彻底破产了。近年来，随着日本陷入长期的停滞，“东亚四小龙”风头不再，中国也告别高增长，加上东亚自身的矛盾和分裂，东亚价值观受到了冷落，一些东亚学者也对之不以为然，甚至嗤之以鼻。当然，多数学者比较理性，拒绝过早地下结论，而倾向基于东亚自身的实际情形对东亚价值观进行深层次、全方位的检讨。
当今人类正在迈入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在新的世界格局中，东亚呈现出非常复杂的情形，意识形态之争、历史问题、岛屿争端、发展路径选择等，都深刻地困扰着东亚。东亚甚至越来越难以整合立场和利益，各国之间矛盾、冲突不断，越来越乐于展示自己的个性和特色。“东亚”在一些人心目中甚至变成了一个尴尬的“符号”（概念）。而伴随全球化和信息化，近年来，东西文化价值观的交流与碰撞日益频繁，东亚价值观正受到来自西方强势文化的巨大冲击，特别是受到西方所倡导的“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的全方位挤压。在这种情况下，东亚价值观何去何从、如何进行建设，显然需要进行理性的判断和系统的反思。
三 全球化时代东亚价值观的自主、综合创新
关于全球化背景下东亚价值观的建设路径，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提出了“向外看”、借鉴西方价值观的普遍主义的“西化论”，也有人主张“向后看”、回归传统价值观的特殊主义的“传统复兴论”。而笔者认为，东亚价值观是当代东亚人自己的事情，应该依据东亚价值观的基本特质，立足东亚自身的现代化实践，进行自主性、综合性的创新建设，即主张“创建论”。
“创建论”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东亚社会立足自我“向前看”、以建设和创新为本的文化价值取向。按照“创建论”的思路，必须超越普遍主义的“西化论”和特殊主义的“传统复兴论”，而立足东亚的“自我”，从实际出发，以东亚社会的现代化实践为原动力，在东亚及全球的交往互动中自主、综合创建现代东亚文化价值观。
“创建论”并非与“西化论”和“传统复兴论”毫不相关，它将西方先进文化与东亚优良传统文化作为自身发展的有益资源，充分汲取其优点或精华。“创建论”既不鄙视传统、割断传统，而是要求尊重传统，“古为今用”；也不排斥西方合理的文化价值观，而是要求尊重西方现代化的经验，“西为东用”。当然，“创建论”的核心是“自我”，即东亚社会当下的现代化实践，以及实践过程中的真实需要。无论是分析批判西方文化价值观，还是总结并鉴别东亚传统价值观，都有一个立足东亚社会的实际、以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为武器的问题；无论是“西为东用”，还是“古为今用”，最终必须立足自我“向前看”，以东亚文化的现代化为目标；无论是东亚传统文化已有的东西，还是自己所缺少而西方所拥有的东西，都不能盲目照搬，简单套用，而必须立足东亚的实际情况，立足东亚具体的、历史的实践活动，根据东亚的文化传统和现实需要进行调和、取舍。即是说，东亚文化价值观建设的落脚点是解放思想，高扬东亚社会的主体性，发挥东亚自身的自觉性和能动性，在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在实践中进行自主的、综合的创建。
从建设的具体内容来说，必须在全球化与东亚化、人类共同价值与东亚特色价值观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新型的东亚价值观不是传统价值观的简单复兴，而是在当代生活实践中，将适应全球化时代的人类共同价值与东亚传统价值观的精华相结合的现代价值观。它不回避时代的要求，而努力做时代的“弄潮儿”，与时俱进；它也不否定全球业以取得的价值实践成果，而是希望主动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之中，在与整个世界的充分联系、交往互动中汲取人类共同价值（科学、民主、人权、法治等）并以之作为东亚价值观的基础。同时，它拒绝全盘西化，反对“西方中心主义”和霸权主义，反对作为西方的附庸而存在，主张旗帜鲜明地保持东亚传统文化价值观的个性与特色。因为，如果背离了东亚的文化传统与具体情况，失去了东亚的文化个性和特色，那么东亚价值观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和意义。
从建设的具体方式来说，必须在东亚内部的自我创建与世界的交往实践、共存合作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东亚价值观的创建是东亚社会自身的权利与责任，任何人都不可能包办代替，也不可能简单地“克隆”他人，而必须以“我”为主，依靠东亚诸国、诸地区的自我整合、协调合作，特别是依靠脚踏实地的创造性努力加以实现。放弃自我，乞怜于人，既于事无补，又贻笑他人。同时，在全球化背景下，东亚价值观的创建并非孤立的、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毫不相关的事业，自我封闭、盲目自大、唯我独尊，既没有益处，也没有前途。相反，东亚价值观只能在全球性的交往实践中逐渐生成，与人类共同价值的追寻一道丰富与成长。因此，既必须以自立的姿态，通过自我奋斗求发展，又必须注意处理与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关系，在与世界各国、各地区的交往实践中互相尊重与宽容，通过学习、沟通、理解、对话与合作，共同建设，协调发展。
全球化时代新型的东亚价值观的综合创建，东亚价值观与人类共同价值之间的交往互动，是一个漫长的逐步积累、逐步进步的历史过程，一个在“两极的张力”之间互动整合、走向和谐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与东亚自身的现代化息息相关，与东亚自身的命运相互塑造。在这一历史过程中，虽然难免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包括东亚内部利益的整合和矛盾的协调等，但我们相信，东西方学者面对工业文明的不同反思，东西方文化价值观的相互影响，东西方在人类共同价值追寻中的交流、合作，特别是面向时代和实践的创造性构建，一定会引领人们走出各种价值矛盾、冲突和困境，获得新的具有先进性的价值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