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右坞村精英的类型与特征

（一）右坞村的政治精英

政治精英主要指村落的“干部—权力”集团，还包括非干部政治精英与潜在的政治精英。在右坞村30多年的城市化历程中，村落的“干部—权力”集团数次更迭，村落的发展也随之起落。本节主要介绍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来，右坞村内部比较有影响力的政治精英。

1．“干部—权力”集团

右坞村村子较小，党支部和村委班子成员人数不多，主要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村两委班子的核心，即村党支部书记，主要指张飞跃和金立贤。他们在村中较有权威，不仅是因为他们处在村两委班子的最高位置，更因为他们对村落发展的贡献最大，尤其是张飞跃，右坞村近10年来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与他的正确领导紧密相关。金立贤不仅本人对村落的发展有较大贡献，还是村里的伯乐，他在村落发展急需带头人的情况下，将颇有资质的张飞跃迅速培养起来。就村落发展而言，村落带头人、村落能人就是指他们两位。因为从右坞村的整个发展历程来看，带头人在“村落再造”过程中起到了无可比拟的作用。

第二个层次是右坞村的村主任和支部委员。根据这一标准，右坞村第二个层次的政治精英主要有仇增盛、杨英宏、葛爱莲、仇正义、金向明5人。仇增盛自1984年开始担任村主任，1994年开始担任村支书，于2002年卸任村支书，但继续担任村支部委员。按常理，他应该属于右坞村“干部—权力”集团的第一个层次，但由于其在职期间，没有为村落发展做出多少贡献，甚至一段时间内还使村集体经济遭受较大损失，故将他列入第二个层次；杨英宏从1987年开始担任村会计，1994～1999年担任村主任，他一心想成为右坞村的村支书，但由于他和仇增盛给村里造成了较大的经济损失，在1999年的村支书和村主任竞选中均落败；葛爱莲为右坞村的支部委员，从1993年开始担任村妇女主任，于1999年竞选上村主任，同时兼任村妇女主任，但在2002年的村主任竞选中落败，继续担任村妇女主任；仇正义于2002年村委班子选举后，一直担任村主任；金向明，现为右坞村治保主任，入党已有40多年，于1996年担任村治保主任至今，为右坞村的治安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三个层次是右坞村各职能部门的一般干部。他们是村委会的老会计仇识宽、村企业管理员杨冬华、村支书助理（大学生村官，外地人）杜秀彤、村主任助理（大学生村官，本村人）仇启鹤。此外，村里还有社区公共服务工作站的工作人员，他们属于街道下派人员，不属于村两委工作人员，故不能划归为右坞村“干部—权力”集团。以前担任右坞村一些具体事务的村干部也未列入村“干部—权力”集团。

上面层次的划分是根据右坞村权力配置的基本格局做出的。显然，笔者并未将村里的所有干部视为政治精英，位于村落权力结构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的干部才能算作村里的政治精英。更严格地讲，只有张飞跃和金立贤才能算作右坞村的政治精英，不过这里还要加上仇正义，笔者下面将做出具体解释。为了人物关系梳理的方便，笔者按照他们三位对村落发展影响力的大小，来分别予以介绍。

张飞跃是右坞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来最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属于典型的知识型社区精英。关于这一点，无论是右坞村的普通村民，还是西湖区和弯池街道的党政负责人，都是如此认为的。张飞跃是土生土长的右坞村人，高中毕业后，做了10年的出租车司机，于2001年考取村主任助理。张飞跃文化程度较高（高中学历），见过世面，脑子灵活，对村落的发展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和想法。金立贤和村委老党员都认为张飞跃是一个得力的接班人，在他本人积极要求下，较快地介绍他入党，并在精心考察两年后，将其推选为村支书。张飞跃担任村支书几年后，村里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也是本书后面章节的讨论重点。一提起张飞跃，右坞村村民和村干部几乎异口同声：“我们张书记人年轻，脑子活，有思想，有想法。村里正是因为有了他，才有这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民的评价不仅可以反映出他们对张飞跃的肯定，也折射出精英对村落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

金立贤是右坞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来仅次于张飞跃的重要政治人物，属于典型的经验型社区精英。金立贤于1977年参军，1981年从部队复员后回到村里，1984年开始担任村支部委员，兼任凤坞乡经济合作联社右坞分社社长，主抓经济工作，1987年下半年开始担任村支书。在担任村支书期间，金立贤于1993年启动了右坞村工业园区建设工作，并带领村民开垦出20亩“龙井43”的茶园，为村里经济发展做出了较大贡献。由于工作出色，于1994年下半年调入凤坞乡之江建设公司。后因右坞村征地补偿公共资金遭受巨大损失，凤坞镇政府又将他派回村里担任村支书，并交代其完成两个任务：一是整顿村务、挽回损失；二是培养一个得力接班人。张飞跃就是金立贤培养的得力接班人。

仇正义是右坞村担任村主任时间最长的人。他自2002年当选村主任以来，一直秉承村集体利益和村民利益至上的原则，积极配合村支书做好各项工作，备受村民拥护和爱戴。仇正义能当选村主任，并非因为他拥有某一方面的卓越才能，而是因为他为人正直，待人热情，生活作风好，人缘比较好，村民都很支持他。此外，他的当选，还与其家庭背景有关。仇正义的父亲仇学朋是右坞村人民公社时期的大队书记，属于典型的革命型社区精英。在担任大队书记期间，仇学朋带领村民开荒拓园，将右坞村的一大片荒山开拓成肥沃的茶园，为村里的茶叶产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他父亲为人正直，忠厚能干，任劳任怨，以身作则，深得村民拥护和爱戴，是凤坞地区公认的数一数二的好书记。虽然仇学朋因患癌症，过早离世，但这并未影响到他在村民心目中的地位。村民们认为父亲如此大公无私，儿子肯定差不了，对仇正义的期望多少也来源于对他父亲的信任。

在右坞村的整个“干部—权力”集团中，主要参与村落政治运作，在村民中有较高声望，并对村落发展有较大贡献的主要就是上述三人。当然，上面提到的第二层次和第三层次的村干部，对村落的发展也起了一定作用，但不能算作精英，可以将他们划入政治亚精英行列。

2．非干部政治精英与潜在的政治精英

在了解右坞村“干部—权力”集团基本情况的基础上，还应进一步了解对村落政治或者村落发展比较关心的其他成员，即右坞村的非干部政治精英和潜在的政治精英。他们主要是右坞村的经济能人或者是正在向经济能人转化的企业家。现有的研究表明，这些人可能继而参与政治竞争，对现职的村两委领导班子形成挑战。这种竞争既可能是公开的，也可能是潜在的，总之是存在的。在很大程度上，村落的政治稳定与村落的经济发展紧密相连，村落的政治变动也是经济发展状况的直接反映。随着村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村落自治程度和民主化程度的提高，会导致村落政治竞争的产生。

笔者认为，在右坞村至少可以找到两位公开竞争的非干部政治精英和一位潜在的政治精英。仇可仁，北京某茶叶公司杭州分公司的经理，曾经担任留下镇的小学数学教师，后辞职经商，从事茶叶销售，2002年想参与竞选右坞村村支书一职。当时正值凤乌镇对村干部进行选举前的摸底调查，因村里的集体资产流失严重，村民强烈要求更换村支书。仇可仁亲自向凤乌镇领导表明自己想担任右坞村村支书的意愿，但由于村里党员和村民们对他本人和其父母的为人并不认可，所以凤坞镇领导并没有答应他的请求，而是将金立贤从凤坞镇调回村里重新担任村支书。从此次村支书竞选事件可以看出，经济实力雄厚的仇可仁极力想谋得村支书一职，至于他的竞选动机，无外乎两个：一是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二是或许通过获得政治地位来谋取经济利益。另一个非干部政治精英就是曾经在村里开过石矿的仇实盛，他与仇可仁的情况比较相似。他于2002年参与村主任竞选。由于当时村里急需公道正直的人出来主持局面，生意人出身的仇实盛并不被村民们看好，认为他与仇可仁一样，竞选村干部无非是为了谋求个人利益，故而败选。此外，这两位非干部政治精英有两个共同点：第一，两人都是村内的经济能人；第二，两位平时没有在村里进行政治活动，只是在村委选举时临时参与竞选。他们的公开竞争没有平时的人脉做基础，加上他们的竞选动机也受到村民的质疑，在村里的经济和政治状况十分糟糕而急需公道正直的人出来主持局面时，他们的败选亦在情理之中。

右坞村潜在的政治精英主要指帅印茶叶公司的仇占江。仇占江是“80后”，之所以说他是村里潜在的政治精英，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理由：一是他有一定的政治抱负，辞去白领工作回到村里创办帅印茶叶公司，不单是为了赚钱，更是想把村里的红色文化发扬光大，同时他也是现任村主任仇正义的儿子，其父也希望儿子从政；二是他文化程度高，大学毕业，脑子灵活，有思想，具备成为政治精英的条件；三是他一旦具备雄厚的经济实力和丰富的社会经验，想参与村干部竞选时，有绝对的人脉优势，他的祖父和父亲在村内的政治声望颇高。可以说，仇占江是右坞村非常有冲击力的、潜在的政治精英。

综上所述，右坞村政治精英的主体部分是“干部—权力”集团的主要成员，公开与“干部—权力”集团展开竞争的非干部政治精英亦是存在的，只不过不具备或者暂时不具备挑战的资格和条件。同时还可以看出，公开参与竞争的都是村内的经济能人，经济发展已成为城市化进程中一个村落发展的重点和主流。村内的政治精英也必须具备一定的经济头脑，这是当下这个时代对村落政治精英的基本要求。

（二）右坞村的经济精英

准确地说，一个社区的经济精英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被公认为有能力、对集体经济发展立下汗马功劳的集体企业创办者或管理者；另一部分是卓有成就的私营企业主。学术界通常把这两种经济精英合称为企业家群体。对社区经济发展和社区互动结构的变化来说，企业家群体的作用在某些方面甚至比政治精英群体的作用还要明显。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社区经济精英对社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变化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在一个社区从传统农村社区向现代城市社区转型过程中体现出的重要作用，并不逊色于社区政治精英。

1．集体企业家

在右坞村，集体企业家与政治精英的重合度比较高。根据对集体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大小来判断，右坞村的集体企业家有三位，分别是前任村支书金立贤、现任村支书张飞跃和现任右坞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监委会主任仇中盛。杨英宏虽然在担任村主任期间创办了几家集体企业，但他使村集体经济遭受过严重损失，故不能算作是经济精英。

右坞村的集体企业家和政治精英的重合度之所以比较高，这与右坞村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有关。右坞村村子较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后，村里的集体经济基本上就是房屋和土地出租。在金立贤担任村支书期间，他主要是将一些工厂和企业引进村里，并启动了工业园区建设，增加了村里的厂房和土地出租收入。

张飞跃之所以被称为集体企业家，是因为他大力发展村落集体经济，带领村民走上“艺术经济”的现代化致富之路。他是熊彼特笔下的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企业家。他目前不仅担任村支书，还担任右坞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董事长。

仇中盛是一位真正拥有集体企业家身份的经济精英。1978年，凤坞公社创办精致茶厂，仇中盛进入该厂担任销售员。经历五年的销售工作，他被提拔为该厂厂长。“西湖十八家，凤坞第一家”说的就是精致茶厂。仇中盛在担任厂长期间，茶厂获得较大发展。1984年，精致茶厂的年产值是200万元，到1993年他卸任厂长时，茶厂的年产值高达500万元。同时，茶厂的净利润从1984年的20%提升到了1993年的40%，这足以说明他有卓越的经营才能。仇中盛虽然不是右坞村集体企业的厂长，但他不仅给右坞村，还给整个凤坞乡带来了经济收益。2004年，经过右坞村村民的集体推选，仇中盛开始担任右坞村经济股份合作社监委会主任，并兼任右坞村物业管理办公室主任一职。物业管理办公室目前主要负责右坞村“风情小镇”建设的后期维护工作，对右坞村的招商引资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2．私营企业主

右坞村的私营经济发展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村里主要有靠本土资源起家的茶叶公司、石矿厂和以技术为本的围巾加工厂。

在茶叶经营行业表现较为突出的私营企业主有两位，他们分别是右坞村茶叶收购站经理仇学文和北京某茶叶公司杭州分公司经理仇可仁；另一位是仇学文，1983年经仇中盛介绍，进入凤坞公社精致茶厂担任销售员。后为解决本村村民的茶叶销售难问题，于1986年在村委会的大力支持下，开办了右坞村茶叶收购服务站。服务站的办公地点设置在村里的炒茶公房内，共有工作人员8名，茶叶主要销往山东滕县、枣庄、台儿庄等地，上海的6家茶叶经销店和杭州铁路局等单位也都是右坞村茶叶收购服务站的主要客户。为拓宽茶叶销售市场，仇学文与乡里的领导去山西、西安、北京、兰州等地寻找销路。1987年，该茶叶收购服务站的年产值高达100多万元，净利润为5万多元，年销量名列凤坞乡茶叶收购站前三名。右坞村茶叶收购服务站一直经营到1995年。后因市场竞争激烈，货款不能及时到位，死账增多等方面的原因，服务站就此歇业。右坞村茶叶收购服务站不仅解决了村民的茶叶销售难问题，也在创造利润的同时，大力推动了公益事业的发展。

仇可仁，2006年3月将北京某茶叶公司引进右坞村，成立某茶叶公司杭州分公司。某公司有中国茶叶行业里“中华老字号”的金字招牌，始建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已有百余年的历史。它不仅是一家经销茶叶的百年名店，更是一家集餐饮、品茗、休闲、娱乐、会议等多功能于一体的驰名企业，带给游客别致的茶文化体验。该公司在杭州的分公司不仅直接收购村民的茶叶，还凭借右坞村的自然资源和地理环境优势，大力发展旅游、餐饮服务。它是右坞村一个有品位、有特色的茶叶旅游公司，对村里的经济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

在围巾加工方面较为突出的私营企业主当数仇恒盛和王玉美。仇恒盛，于1992年开始在村里开办围巾加工厂。其爱人是围巾加工方面的熟练工，故其有着开办围巾加工厂的技术优势。他们刚开始以来料加工的方式进行围巾加工，后发现围巾销量很好，恰巧村里剩余劳动力又多，于是就开办了围巾加工厂。他们一方面买进机器在自家工厂进行机器锁边加工；另一方面让村民将围巾拿回家进行手工加工，围巾加工厂不断发展壮大，不仅吸纳了本村和周边村子的部分剩余劳动力，还增加了村民收入。工厂发展规模最大时，有20多台机器，有上百村民在家进行手工加工，村民收入相当可观。

王玉美是本村经济精英中的唯一女性，同时她还是村里私营企业主中的佼佼者。王玉美是从萧山嫁来右坞村的，她的发家之路与仇恒盛相似。在开办围巾加工厂之前，她一直在家务农。1993年，迫于家庭经济压力，王玉美开始寻找一条赚钱更多的门路。她在杭州丝绸市场考察期间，结识了几个做围巾的老板，于是开办起了围巾加工厂。在工厂规模最大时，她的围巾加工量比仇恒盛的还要大。现在虽然围巾市场萎缩，围巾加工业务量少，但她的工厂仍然还有10余个工人。

在石矿经营方面较为突出的私营企业主是仇泰盛和金全荣三兄弟。金全荣三兄弟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开始承包村集体石矿，石矿年收益可观，能够解决村内剩余劳动力30余人。后来，金全荣三兄弟转到外地经营饭店，很少回村里。此外，金全荣还有一个特殊身份，那就是他是村委老支书杨金华的女婿。当时，村集体石矿实行私人承包制时，为了照顾老干部，再加上杨金华有石矿管理的实际经验，于是村委会就将集体石矿转给杨金华承包，而石矿的实际经营者是金全荣。2000年，村委将集体石矿转让给仇实盛、仇泰盛和仇恒盛三人，后因政府要求，集体石矿在2002年关闭，他们三人于是转到富阳进行石矿经营投资。

综上可以看出，右坞村的私营企业主不仅为自己创造了丰厚的家业，还为吸纳村内剩余劳动力、推动本村经济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

（三）右坞村的社会精英

右坞村的社会精英主要由村委退休老干部、村委老党员和退休教师三类人组成。与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拥有的实际权力不同，社会精英拥有的是情境性权力，是在某一场合下拥有的暂时性权力。社会精英的权威也主要是内生性权威，不像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那样拥有有形的资源而被外界赋予外在权威，他的权威主要靠平时的为人、能力和声望来维持。在北方，社会精英是大家俗称的“忙头”，在南方，其所指群体与“忙头”相似，只是叫法不同而已。在本书里，社会精英是指除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以外的、在村里有威望的一类人，他们对村落发展与稳定具有一定的贡献。当然，村里的政治精英由于其出色的执政表现，通常也是村里的社会精英，但在此不将其划归为社会精英。

1．村里退休老干部

村里退休老干部在世的主要有娄东律和杨金华两人。娄东律，属于早年当兵退伍后被安置在右坞村的外乡人，由于其退伍军人和三代贫农的身份，于1971～1984年担任右坞大队书记，杨金华与其搭班子担任队长。娄东律退休后，杨金华开始担任右坞村村支书，于1987年退休。两人在担任大队干部期间，为人正直，为村民办了不少实事，深受村民爱戴。两人曾在村集体资产遭受损失时，出来主持大局，带头整顿村集体经济和挽回村集体损失。

2．村里老党员

村里老党员主要有老年协会会长仇学归和村里老党员仇光盛等。仇学归在村集体资产流失时，也出来主持大局，在首次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股份分红问题上据理力争，为百姓争得不少福利，现在带领村里老年人锻炼身体，参加各种娱乐活动，在村内声望颇高。仇光盛，现为“风情小镇”物业管理办公室管理人员，也是村里的老党员。他早年在杭州机械厂当临时工，后辞职开办铸钢厂。右坞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成立时，他担任合作社董事会和监事会选举的总监票人，可见其在村内的威望颇高。

3．退休老教师

村里退休老教师的代表就是笔者上面多次提到的现任村会计仇识宽。他现在除了担任村里的会计工作外，还负责村里红白喜事的文字书写工作，十分受人敬重。此外，他父亲也是个读书人，小时候念过私塾，多次参与修缮《仇氏宗谱》和《李氏宗谱》，在村里的威望也非常高。因此，老会计实际上代替了其父亲在村内的角色，成为村内受人敬重的社会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