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研究史、拟解决的问题及方法论
第一节 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研究的简单回顾
尽管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奠基是以运用法国的理论方法研究周口店中国猿人遗址为标志，但随后的研究却展示出与欧洲旧石器考古学研究不同的发展道路。在过去的近一个世纪里，我国的史前学家们一直致力于揭示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史前石器工业的特征，并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不过，对史前人类技术行为最重要的载体——石制品本身的分析在我们的研究中仍然显得不够，这也正是我们在方法论层面上需要解决的问题。那么，在展示石器技术分析的方法论及多个遗址石器工业技术分析的操作程序之前，我们有必要对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研究历程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关于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简史，学界有过一定论述。比如，张森水曾将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史分为三个大的阶段，即“草创期”（1920—1929），“以中国猿人石器研究为中心的时期”（1929—1949），“大发展时期”（1949年至今）（张森水，1987）；张之恒等将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史分为1949年前的诞生期和1949年后的发展期（北京人遗址的继续发掘和研究以及全国性的发掘和研究）（张之恒等，2003）；王幼平曾将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史分为摇篮曲（20世纪20—40年代末），承前启后期（50—60年代初期），走向全国期（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丰收的十年（80年代），继续发展的新阶段（90年代）（王幼平，2000）；高星、王春雪将这一研究历程分为3个时间段，即引入与探索期（1920—1937），材料积累与分类描述阶段（1949—1979），与西方接轨的转型期（1980年至今）（高星、王春雪，2010；高星，2002）。总体而言，各学者的分期方案在基本脉络上大致相同，如1929年和1949年是比较公认的分界线，只是内部划分的细致程度不同，所以本书以高星、王春雪的划分方案为基础，并结合其他学者的论述，将这一研究历程划分为4个阶段：诞生期（1920—1929），初步发展期（1929—1949），继续发展期（1949—1979），大发展期（80年代至今）。
一 诞生期（1920—1929）
这一阶段是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的开端，它从一开始就与法国史前学者的关系密切。最早在我国发现石制品的是法国传教士、古生物学家桑志华（Émile LICENT），他于1920年在甘肃庆阳的黄土和黄土底砾层里发现了3件石器。1923年，另一位法国传教士、古生物学家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和桑志华一起在内蒙古和宁夏地区开展野外调查，发现了3处旧石器时代遗址，其中一处就是著名的水洞沟遗址（Boule et al., 1928, pp.7-14；李英华、邢路达，2013）。
中国旧石器考古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学科奠基，与周口店遗址的发掘和研究息息相关。该遗址由瑞典古生物学家安特生（J. ANDERSSON）于1918年首次发现，而后奥地利古生物学家斯坦斯基（O. ZDANSKY）和德日进先后参与并主持了发掘。1929年，裴文中首先发现一个直立人（Homo erectus）的头盖骨，即后来命名的“中国猿人”，遂引起轰动，并吸引了世界学术界的注意。20世纪30年代初，法国神父、当时的史前学泰斗步日耶（Henri BREUIL）访问周口店，确认了于洞穴下窨发现的石制品的人工属性（贾兰坡、黄慰文，1984）。随后的发掘发现了相当多的用火遗迹，大量的石制品及动物化石。就是在这个年代，裴文中赴法国留学并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他重新主持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的发掘，并运用所学的方法研究发现的相关材料，从而使中国旧石器考古学作为独立科学领域的地位得到确立。
从方法论上看，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的发掘工作使发掘方法和材料研究得到了发展。
-在该遗址的发掘过程中，最初运用的是古生物学的发掘方法，然后才是按水平层发掘、打格分方及对遗物细致记录与编号的方法。
-石制品及遗址研究的方法也在裴文中的主持和倡导下获得了进展。一方面，他们开展了有意识的打制实验来验证遗址所发现石制品的人工属性。另一方面，学者们开始关注遗址的埋藏过程，并开始进行多学科如古人类学、古生物学、第四纪地质学和年代学综合研究的尝试。
总的来说，这一阶段旧石器研究的重心是野外发掘，目的就是收集人类活动遗存和动物化石，所以真正意义上的石制品研究还没有开始。
二 初步发展期（1929—1949）
这一阶段是以北京猿人石器研究为中心的时期（张森水，1987）。
1929年裴文中先生发现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后，周口店立刻引起了世界学术界的关注。1931年，周口店的发掘在裴文中先生的主持下继续进行，发掘者在鸽子堂的几个层次（以石英II层最多）发现了石英石片、水晶和砂岩石片、地面被烧硬的火堆遗迹及烧骨、烧石和灰烬等。对于石英片是否人类打制的石器，很多人持怀疑态度，裴文中先生做了大量打制实验，证明石英片是由人工打击制造出来的，并且指出了人工打击的石器与自然碎石的不同。1931年，当时世界公认的旧石器文化研究权威步日耶访问周口店，充分肯定了裴文中的研究成果，这样周口店第一地点不仅是一个含丰富哺乳动物化石和人类化石的地点，而且是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是远古人类文化的宝库。1933年，裴文中又发掘了山顶洞遗址，发现了石器、骨器和大量装饰品以及首次发现旧石器时代的墓葬。1935年，裴文中先生赴法深造，师从步日耶专攻旧石器考古学，就如何区分假石器和人工石器开展了打制实验，撰写了博士学位论文。周口店发掘工作由贾兰坡先生主持。1936年冬，贾兰坡先生在第25水平层先后发现了三具北京猿人头盖骨；1937年，在继续发掘第一地点的第10和11层以及第四地点，发现了少量石器和人类化石。抗日战争爆发后，周口店发掘被迫中断。同年，裴文中先生学成回国；从1938年到1941年底“珍珠港事变”爆发前，周口店发掘工作停止，发掘者和研究者主要在室内开展研究工作，发表了很多著作和论文。这些论著包括魏敦瑞《中国猿人与其他人种及高等猿类脑型之比较研究》（1936）、《中国猿人之牙齿》（1941）、《中国猿人之头骨》（1943），裴文中《周口店洞穴堆积中国猿人层内石英器及他种石器之发现》（1932）、《周口店洞穴采掘记》（1934）、《中国猿人史要》（1933年合著）、德日进《中国早期人类》（1941）等。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这一阶段以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的发掘与研究为中心，除了古人类的研究外，旧石器考古以收集遗物、验证石英制品的人工性为主。为了验证石英制品的人工性，裴文中先生做了大量打制实验，并赴法深造完成相关的博士论文，为中国旧石器考古学开创了实验考古的先河。就石器研究本身而言，其方法仍然是法国旧石器考古学界创立并沿用和完善的类型学，这一时期的石器类型学研究为后来的石器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很多器类名称与术语对后来的类型学研究产生了直接影响。
三 继续发展期（1949—1979）
这一阶段的旧石器考古学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我国旧石器考古学研究界与西方学术界之间的交流被迫中断，几乎是在封闭的状态下缓慢前进的。与前一个阶段相比，此时的工作主要表现为石器材料的大量积累。
在该阶段的初期，周口店遗址的发掘与研究仍然是工作的重要内容。随后，大量的旧石器遗址被发现和发掘。因为遗址数量众多，不能一一列举，我们选择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如丁村（1953）（裴文中等，1958），蓝田（1963）（马醒华等，1978；安芷生等，1990；戴尔俭、计宏祥，1964；戴尔俭，1966；魏京武，1977），峙峪（1963）（贾兰坡等，1972），石龙头（1971）（李炎贤等，1974），观音洞（1972, 1973）（李炎贤、文本亨，1986），许家窑（1973）（贾兰坡、卫奇，1976；贾兰坡等，1979），元谋（1973）（周国兴、张兴永，1984），金牛山（1974）（金牛山联合发掘队，1978；吕遵谔，1985），猫猫洞（1974）（曹泽田，1982），铜梁（1976）（李宣民等，1981），小长梁（1978）（尤玉柱，1983）和大荔（1978）（吴新智、尤玉柱，1979；张森水、周春茂，1984）。
不断积累的材料为建立我国旧石器文化的时空框架提供了条件。地层时代与文化序列得以建立，中国北方两大旧石器文化传统被揭示出来并不断接受检验与讨论（贾兰坡等，1972；王益人，2002）。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此阶段具有如下特征。
-发掘方法仍然与前一阶段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的发掘工作类似，其主要目的仍是获取石制品及其他文化遗物、动物化石。
-工作的中心是积累材料，相比之下，对石器工业本身的研究明显滞后。在已有的研究中，类型学的研究方法发挥了主导作用，石制品主要根据其形态进行分类，石制品组合也主要根据事先确定的标准进行描述和对比。而且，为了揭示石器工业之间的多样性和差异，“标准化石”的概念常被应用。因此，大部分研究结果都是定性的描述和主观的分类。
总之，这一阶段的工作仍然以发现遗址、收集材料为中心，类型学方法是石制品研究的主导性方法。
四 大发展期（80年代至今）
在这一阶段，我国旧石器考古学研究出现了明显的转变，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高星，2002）。
第一，石器材料继续以可观的速度积累，继上一阶段以来，又有众多遗址被发现，其中有代表性的包括东谷坨（1981）（卫奇，1985；侯亚梅，2008），阎家岗（1982）（黑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1987），白岩脚洞（1984）（李炎贤、蔡回阳，1986a, 1986b），龙骨坡（1985）（黄万波等，1991），岑家湾（1985）（谢飞、李珺，1993），百色盆地（Hou et al., 2000; Wang et al., 2008），盘县大洞（1990）（黄慰文、侯亚梅，1997），鸡公山（1992）（刘德银、王幼平，2001），王府井东方广场（1996）（李超荣等，2000），人字洞（1998）（张森水，2000）。某些集中的发现使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出现了几个中心区域，如泥河湾盆地、三峡地区、长江中下游-淮河流域（高星，2002）、汉水流域（Li et al., 2014）和百色盆地（Wang et al., 2014c）。
第二，学者们开始有意识地关注并揭示人类的行为，如对阎家岗古营地遗址的研究（黑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1987）。而且，为了探索史前人类的生计模式、复原其生存的环境，多学科的研究得到了开展。
第三，研究的主题和内容也发生了转变，越到晚近时期越呈现出丰富多样的面貌。两个主题一度成为关注的重点。一是以时空框架的复原为基础，对我国旧石器文化体系进行区分，结果概括为南、北主工业的二元结构及若干区域性的文化变体（张森水，1999）。二是对东西方文化关系的探讨，其争论的焦点在于“莫维斯线”（Movius,1948）的存在与否。百色手斧发现以后，有学者认为阿舍利文化曾经发展到了亚洲，因为这里工具的形态、文化及认知特征显示出了与莫维斯线另一边的相似性（侯亚梅等，2000），但也有学者认为中国不存在真正的阿舍利文化的遗存（林圣龙，1994；高星，2012）。
第四，田野发掘的方法有了进步。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新的发掘方法被运用到了泥河湾盆地遗址的发掘中（Schick et al., 1991;Keates,2000）。与前面的阶段相比，发掘过程变得更加细致。所有出土的遗物都给予记录和编号，其三维坐标也被进行了测量和记录，借助更先进的仪器，遗址地形数据的采集、遗物坐标的确定有了更高的精度。所有的土样都经过筛洗和浮选，埋藏过程也得到了很高的重视。
第五，研究方法得到了改进。在对北京猿人出土石制品的研究中，量化分析的方法被采用（裴文中、张森水，1985），为科学形象地展示、对比石器工业的特征奠定了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对类型学研究的术语进行了规范。为了了解打制的工艺、认识影响打制过程的力学因素、探索遗址形成的埋藏过程、对比实物标本的相关特征，科学的打制实验有意识地开展起来。此外，动物考古学、微痕、拼合、“动态类型学”、古环境的分析都得到了运用并在不断进步。
总之，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很大的转变和进步。不过，就史前人类行为的直接载体——石制品本身而言，其研究方法始终以类型学方法为主导。“动态类型学”被提出和尝试后没有得到大范围的运用。“操作链”的概念虽然已经被引入我国的旧石器考古学研究中（陈淳，2001），但没有被真正系统地运用到我国的石器材料中来。由法国学者开创的石器技术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体系及其最新进展也被介绍到了国内（李英华等，2008, 2009, 2011），但它们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被广泛运用以验证其可行性和有效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对多个遗址石器工业的技术分析是我国旧石器技术研究的首次系统尝试，并将为今后的技术研究奠定基础和提供参考。
诚然，众多的研究方式与途径，诸如打制实验、拼合、微痕、动物考古学、环境考古学都在史前研究中发挥着各自的作用，并有助于揭示影响石器工业特征的不同动因。但在石制品本身的研究中，技术研究是别的研究方式无法取代的，因为它的目的就在于最大限度地从石制品上提取有关史前人类认知特征与技术行为的信息，并用层次分明的理论框架来解释这些信息。因此，我们期望本书能为促进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理论的多元化发展做出贡献，同时为今后我国石器技术研究的实践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