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反腐败思想及其当代引领价值
作者简介：杨建兵，武汉大学副教授，哲学博士，从事哲学及廉政研究。
摘要：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由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异化，腐败现象得以产生。资本主义社会防治腐败具有局限性，无产阶级政权是防治腐败的根本保证。具体来讲，目前腐败之治理应该加强党的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发展和完善党内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治；加强廉政措施，堵住产生腐败现象的途径。
关键词：反腐败 公共权力 巴黎公社 政府
马克思恩格斯的反腐败、廉洁政府思想散见于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思想宝库的小写字母，需要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和对巴黎公社革命经验的总结中全面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的反腐败思想是窥探和根治腐败这一政治之癌的显微镜和手术刀，在指导我国反腐倡廉进程中为我们提供科学的价值引领和丰富的方法启迪。
一 腐败之发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异化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是腐败产生的一般根源，阶级社会是腐败赖以生存的温床。在私有制条件下，由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异化，腐败成为一种必然现象。
（一）腐败的两种历史形态
马克思、恩格斯从唯物史观出发，根据人类不同发展阶段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差异将腐败归纳为两种典型的历史形态。
第一个阶段是远古和中古（中世纪）时期，国家和社会处于一种混沌未分、头足倒置的状态。国家是人民生活的最高主宰，经济活动和文化活动完全受制于社会公共权力链条最高的一端——国家。社会成为国家的附庸，自难培育出独立性的组织机构，人民权利无法抗衡强大的集权统治，市民生活屈服于公共权力。面对脱胎于社会的国家反过来欺压、迫害社会的腐败行径，社会却无力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国家和社会的这种异化关系在于国家权力形式上是共有的，但实质上是为占少数的剥削阶级所垄断，成为维护剥削阶级利益的工具。公共权力产生于社会之中，却反过来凌驾于社会之上。公共权力本应该属于广大人民群众，由人民所赋予，其全部合法性来源于人民的统一意志，却反过来成为少数人压迫人民群众的工具，权力的公共性沦为执政者个人手中的权杖，这种权力的异化在私有制社会是难以克服的，因此，腐败在阶级社会是难以避免的。而且，这种腐败随着统治阶级和个人野心家私欲的膨胀会急剧加深，国家与社会头足倒置的变态结构正是古代和中世纪国家腐败的根源。
第二个阶段即资本主义时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可以概括为“国家对社会的吞噬”。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资本主义时代，虽然表面上市民社会从国家体系中逐渐独立出来，但在私有制的现实条件下，资产阶级及其利益代言人所谓“宪政民主、自由平等”等华丽辞藻难以掩盖侵吞公众财富、滥用公权、尸位素餐和贪污腐败之实。国家仍处于社会难以抗衡也无法抗衡的强势地位，仍然掌握着社会的公共权力和占据支配性的物质力量，在这样的基础上倡导的民主就是“虚假的民主”。尤其是在启蒙理性裂变为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僭越时，过分祛魅的现代性使一切价值都变成了虚无的碎片，商品符号和赤裸裸的利益成为价值虚无世界里的护身符，市民生活对国家和政府腐败行为的抵制和预防便只具有象征性的意义，虚弱的市民社会在强大而残暴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面前，就像落入虎口的绵羊，只能徒劳地挣扎。“人民的民主权利”成为国家支配社会的漂亮借口，腐败自然就不可避免。
（二）腐败是异化的必然结果
在具体形态上，马克思、恩格斯分析：正是由于国家与社会头足倒置的变态结构造成了中古以来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里特有的腐败现象。马克思、恩格斯所比喻的头足倒置的变态社会有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经济和社会关系层面——社会生产与社会关系的倒置状态。社会生产的主体是劳动者，在资本主义时代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他们直接从事物质资料的生产，由此衍生的社会关系则以政治、法律、宗教、科技、文化、艺术等形式呈现。社会生产是基础，是决定性的因素，是第一性的，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作为第二性的社会关系却反过来管控、操纵着第一性的社会生产，二者的关系呈现为典型的头足倒置状态。观察到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脑体对立日益演化为庞大的赤贫与极少数巨富的分野，同时，对工人阶级的生产与生活进行深入的考察后，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异化理论”。他们深刻地指出，由于劳动的异化，越是努力挣扎、勤劳生产就越是贫困，这成为生活在丰富物质海洋之外孤岛上的无产阶级的“宿命”；另外，作为社会毒瘤和寄生虫的资产阶级以及统治者则压榨蚕食着无产阶级所创造的社会财富。可见，异化就是资本主义社会腐败横生、贪污遍地的根源。马克思、恩格斯毕其一生的努力就是要消灭这种异化，改变无产阶级愈勤劳愈贫困的悲惨处境，为绝大多数人谋福利，创造一个劳动成果真正由人民大众共享的“廉洁政府”。
第二个层面，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国家与社会的倒置状态。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应当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但是资产阶级学者认为应当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就是典型代表。黑格尔曾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行政权、立法权等进行了层层严密的设计，他认为只要国家层面设计得足够好，整个社会的运转就会和谐有序。马克思和恩格斯无情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套国家体制的欺骗性，指出其实质就是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要以其意识形态来愚弄和控制人民。无论这套制度设计得多么完美，都难以改变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关系倒置的必然恶果——异化和腐败。这套制度表面上公正，实质上，它却是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全心全意维护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不是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利益。它代表的是少数人的意志，保护的是他们的特权，这样，腐败就不可避免。
二 腐败之防范：无产阶级政权是防治腐败的根本保证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根治腐败必须依靠私有制的消除与公有制的实现，这正是共产党的奋斗目标，腐败与共产党以及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水火不容。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大声疾呼：“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私有制是特指资本主义私有制，摧毁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个“一切龌龊事物的温床”，就堵住了“腐败的泉眼”，就能釜底抽薪，根除腐败。
（一）资本主义社会防治腐败的局限性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社会如何对公共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这是国家和社会博弈中的重要议题。大多数西方政治学者将民主与法治视作反腐利器，马克思、恩格斯却断言，西方所谓的普选权、议会民主制只是行政权力的装饰品，不可能抑制权力的腐败。“普选权在此之前一直被滥用，或者当作以议会形式批准神圣国家政权的工具，或者被当作统治阶级手中的玩物，只是让人民每隔几年行使一次，来批准议会制的阶级统治。”更重要的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选举权是在行政权支配下行使的，人民远远没有成为国家的真正主人，因为，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国家权力是形式上的公有、实质上的私有。而且，随着资本主义竞争的加剧寡头必然出现，操纵“选举”皮影戏的线掌握在这些寡头手里，人民大众想通过民主选举抵制政治腐败的美好愿望必然成为梦幻泡影。公共权力在被极少数人操纵后，建筑在公民权利基础上的民主制度就变质为“虚假的民主”，它其实就是资产阶级装饰其政府铁拳的“皇帝的新装”，实际上没有也根本不可能成为抵制腐败的防火墙。究其实质，资本主义腐败的根源就在于私有制条件下“国家对社会的吞噬”，国家超然于社会之外，委托作为其代理人的官僚同市民社会交往，利用手中的公共资源制造和赋予国家“神圣地位与神秘感”，诱骗公众对政治权力进行膜拜，掩盖其腐败的本质。
在剖析了资产阶级用民主抵制腐败这种做法的虚伪性后，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法制的局限性也做了深刻的揭露：“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眼里，资产阶级的法律是极少数剥削者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并以国家的形式组织自己力量的手段，其根本目的是维护少数特权者的利益。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拨开抽象人性论、社会契约论、分权学说等迷雾，一针见血地指出，腐败产生的一般原因就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及在此基础上的剥削阶级和制度。具体来说，在资本主义这个特殊历史条件下，腐败根源于国家对社会公共权力的异化，资本主义无法根除这种异化，也就不可能消除腐败。
（二）社会主义社会防治腐败的彻底性
巴黎革命后，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赞扬了这场人类历史上无产阶级第一次以暴力直接夺取城市政权的伟大尝试，指出巴黎公社与以往一切政治形式的区别在于它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它将被国家吞噬的社会重新解救出来，使人民群众参与到国家政权中，实现社会的自我治理，“公社体制会把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国家这个寄生赘瘤迄今所夺去的一切力量，归还给社会机体”。这样，被异化的公共权力才有可能重新回归社会，复归人民，才能避免公权私用、滥用，防范腐败。
如何实现公权的复归？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革命不同于以往的暴力革命所导致的政权更迭，也不同于资产阶级学者所鼓吹的“两党轮流执政”，因为后两者仅仅只是做到由一个集团代替另一个集团把持国家政权，操纵政党的人“把政治变成一种生意，拿联邦国会和各州议会的议席来投机牟利，或是以替本党鼓动为生，在本党胜利后取得职位作为报酬”，却没有真正地把权利交给人民大众，当然无法实现公权向社会的复归。无产阶级革命致力于砸碎以往一切形式的阶级统治，改造传统的国家机器，建立新型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从而消解腐败赖以滋生的温床——国家与社会的断裂带，把高高在上、作威作福、使人民顶礼膜拜的国家重新置于社会之中，彻底清除社会公权力的异化。完成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的主体必须是也只能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人民群众，唯独无产阶级政党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作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自觉地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的至高目标。历史赋予无产阶级政党重置国家与社会的使命。聚合社会力量，以抵抗私有制国家这种“一切龌龊事物的温床”，使公共权力真正回到人民手中，这样，才能消除权力异化的制度根源。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的新型政权规定国家本质上是人民本身，国家自由实际上是人民自由，国家的事情被确定为人民自己的事情，国家的权力就真正是人民的权利，国家公权力回归人民，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复归其本原。
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革命根除腐败充满必胜的信心。针对所谓的“普世真理”——英国思想史学家阿克顿勋爵（1832～1902）“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的断语，马克思、恩格斯用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方法分析后指出，终结腐败是可能的，而且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消除权力异化的制度根源在于使公共权力回归到人民手中，而公共权力的复归不是虚无缥缈和遥遥无期的。只要建立起以公有制为主体，人民当家做主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新政权形式，就能形成对国家及其工作人员行为的有效监督和制约，使之真正成为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人民的公仆”，这样的政府既是真正民主的政府，同时，也是高效廉洁的政府。真正廉洁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只能属于无产阶级，在这种形态下民主制度摆脱了虚假性，有望成为杜绝腐败的真正的民主制。
如何建立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新型管理机构，实现真正的民主，防治腐败呢？马克思、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科学的思考，并提出了建立“社会共和国”和“无产阶级政府”的主张。所谓社会共和国，实质上是社会收回国家权力后，由社会自己对社会事务进行管理的共和国。这种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共和国，是对资产阶级议会共和国的否定，是对官僚制政府和行政权支配社会的第二帝国式专制官僚政府的否定，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在旧的国家机器被打碎以后，“公社一举而把所有的职务——军事、行政、政治的职务变成真正工人的职务，使他们不再归一个受过训练的特殊阶层所私有”。由无产阶级组成自己的政府机关，代替专职的官吏去从事社会管理工作，这样的政府就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府。在这样的政府管理下，公共权力才有可能告别异化，回归社会，回归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才有可能彻底告别腐败。
三 腐败之治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艰巨任务
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应该怎样进行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问题只提出了一些原则，他们提出的终结腐败的方法实质上就是国家消亡的方法，即取消国家官僚机构，而使人民直接行使管理国家权力的直接民主制的方法。显然，这种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的制度，对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来说，还显得十分遥远，但他们的思想方法，以及一些指导性的原则，对我们还是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其实，马克思、恩格斯也敏锐地预见到，无产阶级政权在发展的过程中，尤其是在政权建设的初期，如果不能采取廉政的措施对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力也有可能发生异化，就有可能从“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马克思提醒说：“要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公仆变为主人”，防止部分党员变成“在党内恣意作威作福的官僚”。回顾马克思、恩格斯的提醒，联系现实的国情，本文以为，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防治腐败、建设廉洁政府应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一）加强党的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
要防止社会主义国家的腐败，首要的是防止党内腐败；防止党内腐败的关键是要保持党的先进性。先进性是党的生命线，维护这一生命线的基础工作是切实加强党的建设。在新形势下推进党的建设是一个充满战略意义的伟大工程，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历史任务。加强党的建设，始终要坚持自觉性和纪律性的统一。共产党员只有保持自觉性、提高纪律性，才能体现党的先进性，才能拒斥腐败，才能培养一支廉洁的干部队伍，才能建成真正廉洁的政府。此外，党员的德性修养也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因为，想要“由公仆变主人”的党员肯定是首先在思想上就不纯洁了，所以，党的十八大把先进性和纯洁性结合在一起，对共产党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无疑为反腐败提供了又一有力的思想武器。近些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更是把反腐败作为第一任务在抓，习近平总书记“苍蝇”和“老虎”一起打，对腐败的治理更加彻底，凸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惩治腐败的决心和力度。2015年12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关键在于培养造就一支具有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干部队伍。”习总书记所说的“四铁”正是共产党员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集中体现。有了这样一支“四铁”队伍，我们的任务就一定能完成，我们的事业就一定会成功。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建设已经取得令人赞许的成果，有理由相信进一步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必将为我们的事业培养出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必将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新局面。
（二）发展和健全党内民主
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在党内要严格实行人人平等的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突出个人和个人迷信，而他们党员在实践中也确实身体力行、言行如一。从19世纪60年代起，他们成为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卓越领袖，受到世界各国社会主义者和先进工人的尊敬。在面对同志的称赞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说：“我们两人都把声望看得一钱不值”；当马克思听到库格曼称颂他是“19世纪智慧之星”时，当即批评说：“过分地赞扬我的活动是十分令人厌恶的，一切总归有个限度”；恩格斯也坚定地反对各种形式的个人崇拜，他告诫道：“任何一个身居高位的人，都无权要求别人对自己采取与众不同的温顺态度。”要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就必须紧密联系和信任人民群众，党员一定要以身作则，尊重并且保证人民群众批评监督党员干部的权利；另外，人民群众也“不要再总是过分客气地对待党内的官吏——自己的仆人，不要再总是把他们当作完美无缺的官僚，百依百顺地服从他们，而不进行批评”。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党内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党在内部斗争中锻炼和成长是一个客观规律，但党内斗争必须遵循正确的和民主的原则。要采取正确的方法，既要保持原则的坚定性，又要有利于党的团结和统一，对于混入党内的野心家和犯错误的同志，一定要区别对待。在中国共产党成长历程中确曾出现过严重的“个人崇拜”现象，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过巨大的负面影响。所以，当下我们进行党的先进性建设，防止出现党内腐败，也一定要积极发展和健全党内民主。具体来说，是要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根本，实行马克思、恩格斯所强调的“人人平等”原则，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党内生活更有生机、更有活力；同时，也要坚决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把民主和集中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党既廉洁又高效，做到效率与公平兼顾。
（三）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是廉政建设的基础，它为反腐倡廉提供制度保障。它要求我们在保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性的前提下，以开放的心态利用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法制文化资源，去芜存菁，构建适合现代社会发展需求的法律秩序。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要避免踏入两个误区。其一是“移植误区”，生硬地嫁接或者移植前人的或者是外国的东西，生搬硬套，脱离实际，结果适得其反。比如，有人提出在我国内地设立“廉政公署”，建立“高薪养廉”的制度，恐怕就是对这些廉政理念一知半解，丝毫不考虑内地的现实情况，就急于依葫芦画瓢，结果很可能会水土不服，这就有步入“移植误区”的风险。其二是“闭门造车误区”，由于缺乏开放的胸怀，惯于以怀疑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一切，借口中国特色，无视现有的廉政法制资源，以为法制就是“制法”，于是，全凭主观想象，生硬编造，结果弄出一堆毫无用处、一捅就破的法制泡沫。现实生活中有些法律，无法遵循，事实上也无人遵循，就属于此一类型。建设和健全中国社会主义廉政法制必须避开这两个误区，以开放的心态，一方面，坚持批判地继承的原则，对人类既有的法制资源进行“拿来”；另一方面，又要认真地、前瞻地研究中国社会的实际，以科学的方法开拓创新，积极探索“廉洁法制的社会主义道路”，为建设法制中国、廉洁中国提供一流的法制环境。
（四）强化廉政措施，堵塞产生腐败现象的途径
在总结巴黎公社的革命经验时，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必须彻底废除等级授职制，因为，实行等级授职制就是承认特权、姑息腐败，而且，“用等级授职制去代替普选制是根本违背公社的精神的”。1871年4月2日，巴黎公社通过了《废除国家机关高薪法令》，废除高薪制，规定所有官员与工人领取相同的工资，并取消高官的一切特权。1871年5月19日，巴黎公社又取消了兼职薪金。对这些措施，恩格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各代议机构的代表规定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这些釜底抽薪的廉政措施从根本上堵塞了猎取肥缺和厚禄的途径，成功地压制了人们追求升官发财的奢望。同时也就从政治、经济、法制上创造了防止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华丽转身、“由公仆变成主人”的条件。这些措施既从主观上削弱了人们追求特权、实施腐败的企图，又在客观上堵塞了腐败的途径，是非常高明的防腐举措。此外，马克思、恩格斯对巴黎公社首创的“政务公开”也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一大创举，是防止腐败现象的一大法宝。近年来，我国实施“政务公开”“阳光工资”的良好效果也证明这确实是一个防治腐败的好方法。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也非常重视普选制和舆论监督，并把它们看作防止腐败现象发生的重要手段。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报纸能够成为工人运动的喉舌，反映当前的局势，发挥监督和指导功能。所以，要抢占舆论阵地，要“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占领阵地”。我国正积极试点基层选举，这是一个很好的发展势头，同时，舆论监督的反腐威力也逐渐加强。相信通过多措并举、综合治理，就可以堵塞诸多腐败的通道，让腐败分子无空子可钻、无立足之地、无地方可逃，终能建成一个人民大众的清正廉洁的政府。
倡廉知荣辱，和谐树新风。当前滋生腐败的土壤依然存在，反腐形势依然严峻，反腐败将是中国人民的一项长期的、重要的战略任务。“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史的逻辑证明，只要是正确的、美好的东西，总有一天会战胜邪恶的、丑陋的东西。只要我们能以科学的态度、开放的胸怀吸收、借鉴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反腐思想在内的一切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就一定能够在神州大地取得反腐战争的伟大胜利。
原载《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