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聂宝璋

朱荫贵先生的博士学位论文《国家干预经济与中日近代化——轮船招商局与三菱·日本邮船会社的比较研究》行将出版，值得庆贺。这样的比较研究，对我来说，纯然是一个新课题。作为“导师”，在尊重作者观点的前提下，从旁提出一些参考意见，对个别问题协同探讨，仅此而已，主要在于作者发挥自己的研究功力。相反，在反复研读过程中，“导师”也能从中受益，获得启迪。这或许就是“教学相长”吧。

近年来，对洋务运动的研究日益引起国内学术界的重视。到1991年，全国规模的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已举行5届。据不完全统计，从1979年到1988年的10年当中，共发表洋务运动论文1000篇，平均每年在百篇以上；共出版各类有关专著、资料集等三四十部。就此有专家指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近10年来洋务运动史的研究，无论是从广度和深度来说，还是从新的成果来说，都远远超过以往几十年所取得的成绩。”朱荫贵博士的这本专著，运用比较经济史的方法，对中日两国的两家典型资本主义性质企业的发展途径和命运进行了个案分析，并进而探讨两国政府在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中的作用，这项研究对深化洋务运动史的研究，打开视野和深化认识，做出了认真而有益的探索。

朱荫贵先生是根据他的长期积累与不断探索确定选题的。后来他有幸游学东瀛，既得到滨下教授的关怀、指导，又有机会与日本学者交流心得，还能广泛收集日文资料。凡此使他有可能在原有积累的基础上进一步打开视野，从各个角度对招商局和三菱·日本邮船会社两家典型的近代航运企业进行系统深入的比较研究。

全书以丰富的资料缕述两家轮船公司自19世纪60年代以迄20世纪20年代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全过程。这不仅是一项可观的巨大工程，而且通过发展过程突出两家公司的发展异同点，清晰地展示出两家公司类似的历史背景、国内条件以及截然不同的发展路线与结局。在这里，读者不难发现在整个发展过程中贯穿一个主导的东西，即决定企业发展的关键——国家的干预，包括直接的干预与间接的干预。企业发展的每个阶段，人才培养、资金筹集以及经营方式等各个领域几乎都能体现国家干预政策、措施的作用与影响，从而使何以日本邮船会社获得迅速发展而招商局长期停滞不前，进而日本何以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中国却一直未能摆脱半殖民地地位这个在学术界长期得到关注且众说纷纭的复杂问题获得进一步澄清。从国家干预的高度审视企业发展中的问题，更能捕捉企业的特点，更易显示中日两国社会的性质。我琢磨这或许就是作者匠心独运所在，同时也是全书的精髓。

我还欣赏本书的另一特点，即作者精心把国家干预问题置于中日两国所特有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中，考察两家企业的各自特殊性。拿日本来说，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政府及政治体制与德川幕府时代有根本的不同，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资产阶级性质。因此施政之初就表露出“破旧有之陋习”、“求知识于世界”的开放姿态。跟着就派出庞大的政府代表团周游欧美诸国，酝酿全方位向西方学习的国策，制定发展本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总体战略规划。改变原有的落后的封闭性封建经济体制为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任务显然并不轻松。综观明治政府实施其总体战略规划几十年，其过程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全局性，二是长期性。所谓全局性，是指明治政府在优先发展海运业方针下，对日本的邮船会社实行鼓励扶助政策，目标并不限于日邮本身，而是为了改变外商垄断日本贸易的局面，实施“振兴工业、提倡出口”，以“贸易立国”的国策。发展海运业不过是其“殖产兴业”总体战略的一环。航运业、贸易、金融、工业、农业以及文化教育等都各有位置。所谓长期性，是说任何一项政府政策举措，虽有实施过程的阶段性，但最终都须服从明治政府制定的把日本发展成为世界一流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国的长远目标。尽管规划在贯彻之中也遭逢某些顿挫与困难，但社会各阶层特别是维新政府内部对符合时代潮流的国策基本达成共识，全国上下大致保持统一的认识。显然，先于经济体制改革而完成的政治体制改革，对国家干预政策具有决定性意义。明治维新政府制定的总体战略不仅使企业发展有明确的方向，而且能为其提供有力的政治保证。

在中国就完全不是这回事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面临前所未有的存亡危机。洋枪、洋炮、轮船等西方利器震撼了九州大地，于是清政府统治阶层出现了顽固派与洋务派的分野。在向西方学习的问题上，前者认为西方利器不过是“奇技淫巧”、“变怪神奇”，因而“不能学”、“不必学”。后者则认为“天下耻莫耻于不如人”，甚至举日本为例，主张向西方学习。二者确有不同。迫于存亡危机形势，洋务派得以创办枪炮局、制造局，筹办招商局等。尽管如此，但“祖制不能更易”，根深蒂固的封建文化意识与社会宗法、政治制度不容许对封建国体进行变革。洋务派内部虽不乏改变政体的激进言论，但洋务运动的实质可以如是概括：“西学除船械一切必须效法西洋外，其余人心、风俗、察吏、安民，仍当循我规模，加以实意。”（丁日昌语）这与后来的“中体西用说”实质上是一脉相承的。可见顽固派、洋务派并没有本质区别，清政府及其封建政治体制并无丝毫变化。因此它不可能像日本明治政府那样制定具有全局性的长远发展经济的总体战略规划，只能局部地做器物层次的改革，在封建国体上嫁接某些西方器物。封闭性的政治体制与新式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必然招致社会思想舆论的混乱与政治上的严重阻力。出于筹措饷需以“富国强兵”而筹办的招商局，在洋务派的卵翼下踯躅爬行了几十年，终难以取得多大发展。它与日邮适成鲜明对比。

一般来说，任何一个近代国家内的企业都要承受不同程度的国家干预，包括直接的干预与间接的干预。纯粹的“自由企业”是不存在的。但国家干预政策的制定要受到各国经济基础及社会历史背景的制约，特别是要体现国家政治体制的要求。政权的性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不同的政治体制通过各国的干预政策导致不同的经济发展，我以为这是本书论证的精髓所在。这项论证本身不只是学术上的问题，对我国现行经济发展也不无历史借鉴的意义。中央多次提出政治民主化、政府机能转换、政企分开等问题，我体会其精神实质就在于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一定要适应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而不能变为阻力。当然，历史经验也表明，政治体制改革并非轻而易举之事，它需要气魄与毅力，尤其需要卓识与远见。

当然，中日比较研究是一个有待继续深入讨论的重要问题。一百多年来，国内各界对此问题的研究和议论，大都在于探讨中日两国对照发展中的历史经验，而今天这项课题的研究必将赋予其新的现实意义。这是因为值此国家经济建设高潮之际，国家的干预、政策的厘定在实现现代化中所具有的作用，国家干预方式同政府机构本身特点之间的关系，政府机构的改革和职能转换等，都可从中日比较研究中获得历史借鉴。

对朱荫贵先生来说，这项研究是一个开端，一个很好的开端。作为科研成果，应被视为对本学科的一个贡献。依他的积累及研究功力，盼能继续做出贡献。是为序。

1994年春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