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任知州和统领

1892年，不但是我父亲原任所在的江苏省署，就是广东省署和新设的台湾省署，都纷纷奏请朝廷想调请父亲前往各该省任职。但是北京中央则循新任台湾巡抚邵友濂之请，调父亲去台湾任职，盖当时台湾省治新设，需要人才甚急，所以北京吏部乃遴选干员胡传，前往台湾，襄赞省政。奉命之后，父亲不得已只好暂留眷属于上海，于1892年只身赴台。其后在台湾一直任职达四年之久。

在台任职期间，父亲曾巡视全岛各地，并代邵巡抚亲往澎湖列岛视察军务。他的巡台日记，以及对邵巡抚的禀启，均曾由今日的“台湾省文献委员会”付印出版[22]。

父亲因为深谙地理之学，根据所学加以判断，他认为当时全台各地的防御工事，例如各地的炮台，对台湾的实际防御均无补于事。在[1885年]中法战后，我国南洋海军全毁，台湾门户洞开，全岛实际上无防御之可言。所以他在向省署的禀启中，坦白指陈当时散置全岛各地各种零星防御工事，以及落伍逾龄的各种武器，和那些装备训练均感不足的武装部队，全属浪费。父亲乃禀请省署将这些无用的设施，全部废弃。另行训练一支小型海军，以为全岛防务之用[23]。

父亲在全岛旅行视察之后，由于当时防疫设备不足，乃染上疟疾，卧病甚久。和他同行的仆役亦同染疫疠，甚至无一人生还！

1892年，父亲又受委管理全岛盐政，半年之内便有很多的兴革。最近一位盐务专家便曾根据父亲有关盐政的报告，撰文研讨父亲当年对台湾盐政的贡献[24]。

1893年（光绪十九年）父亲又受[台湾藩台唐景崧]牌委代理台东直隶州知州。台东当时是台湾唯一的一个直隶州。他接任只有一天，台东的后山驻军统领——可能因为心脏病猝发——突告病故。邵友濂巡抚乃委派父亲兼领台东后山军务。所以当我在1952年访问台东时，台东父老仍然记得我的父亲是位武官——胡统领，而非文官——胡知州[25]。

在父亲统军期间，他发现全军有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官兵吸食鸦片。因为那时台湾疟疾流行，军中官兵误信鸦片可以防疟，所以几乎全军吸毒。父亲最恨吸毒，故极力使全军戒毒。这些事，在他的巡台日记里都有详细的记载[26]。

就在父亲在台湾担任统领这段时间里，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了。我军战败。强大的北洋海军全部为敌所毁。当北洋海军于1894年全军覆灭时，我父深知台湾已无法防守。如众所知，1895年中日马关和会时，我国把台湾割让于日本作为赔偿。所有清廷派来台湾的官吏，均奉召返回大陆。

可是台湾居民却强烈反对，尤其是当地士绅，他们群起吁请巡抚唐景崧制止割让，并宣布成立“台湾民主国”，选唐景崧为“伯理玺天德”（总统）。这个“民主国”事实上只存在不过数周——甚或只有几天——就完结了，但是台湾的抗日运动却延续至数月之久。

父亲迟至1895年6月25日始离职返国。此时大陆与台湾电讯已断。土著与土匪又纷起滋事。所幸父亲在台时颇有政声，所以尚能沿途通行无阻，返回台湾临时省会所在地[台南]。这时他已染了严重的脚气病，两腿浮肿，不能行动。但正如上节所提，父亲行政才能曾历经上峰嘉许，所以此时的新军事领袖刘永福将军，仍坚留我父在台继续服务。刘氏是前任巡抚和“伯理玺天德”离台后，全岛唯一的军事领袖，那时尚统治南部半个岛。父亲在台直病到不能行动的情况之下，刘氏始允许他离台内渡。父亲于1895年8月18日离台，8月22日病故于厦门——他成为“台湾民主国”的殉难者之一[27]。

下面是父亲于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5）6月20日所立的遗嘱。虽然那时和他共患难的家人，都已离台赴沪，我二哥嗣秬尚随侍在侧。遗嘱的全文如下：

 

予生不辰，自弱冠以后，备历艰险，几死者数矣。咸同之间，粤寇蹂躏吾乡，流离播越，五年之久，刀兵、疠疫、饥饿三者交迫，屡濒于危而不死。在婺源覆舟于鹅掌滩下，亦幸不死。光绪癸未正月，在宁古塔奉檄由瑚布图河历老松岭赴珲春与俄罗斯廓米萨尔会勘边界，中途遇大雪，失道误入窝棘中，绝粮三日不死（窝棘者译言老林也）。乙酉，署五常抚民同知，八月廿三日，马贼猝来攻城，城人逃散，予以十三人御之，幸胜而不死。丁亥，在粤东奉檄渡海至琼州察看黎峒地势，自琼而南，直穿黎心以达崖州，染瘴病困于陵水，亦不死。壬辰之春，奉旨调台湾差委，至则派查全省营伍，台湾瘴疠与琼州等，予自三月奉檄，遍历台南北、前后山，兼至澎湖，驰驱于炎蒸瘴毒之中凡六阅月，从人死尽，而予独不死。今朝廷已弃台湾，诏臣民内渡，予守后山，地僻而远，闻命独迟，不得早自拔，台民变，后山饷源断，路梗文报不通，又陷于绝地，将死矣！嗟呼，往昔之所历，自以为必死而卒得免于死，今者之所遇，义可以无死，而或不能免于死，要之皆命也。汝从予于此，将来能免与否，亦命也。书此付汝知之，勿为无益之忧惧也。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1895年6月20日）书台东镇海后军中营示秬儿。

铁花

注释

[1]原英文稿内只用“胡传”本名，未及字号。本稿内所列举的字和号是根据《胡铁花先生家传》所增补。《家传》被收录在《台湾纪录两种》（1951年台北文献委员会印行）中作为《代序》。《家传》是一篇简明确实的胡传的传记。胡氏自著《钝夫年谱》不全，亦未正式印行。又胡家及其乡人惯书其祖籍县名为“绩谿”，本篇及以后各章均用较通俗的“溪”字以代替“谿”字。

[2]太平军入侵皖南时，已在太平诸王内讧之后，洪杨革命已成尾声。军纪既已废弛，焚掠亦所难免。唯铁花先生遗稿内，亦有逃避“官军”的记载。笔者当年阅读原件时，便曾向适之先生指出，焚掠之事，清军亦有份，胡先生说：“你也看出这一点啦！”

[3]胡传所记皖南徽州一带遭劫的情形，可能是有关该地区灾情最详细的一部记录。关于其他地区还有很多种不同的记录都较胡氏遗稿更为翔实，只是适之先生那时并未看到。

[4]胡氏这段记述，可能不正确。参阅上章注释。铁花先生对当时徽州一带受劫的情形记述甚详。如果他们胡氏一族的人口在四年之乱中便死掉百分之八十，他的记录中一定有更多骇人听闻的故事。但是全稿中似乎只提到他原配冯氏死难一事，未见有其他死难的记述。所以一族人口损失八成的情形，似乎不大可能。洪杨乱前他们胡氏全族人口为“千六”被误为“六千”，倒比较可信。

[5]洪杨乱后，胡氏全族人口只有一千二百人，其中留在故乡、抽鸦片的成年男人（那时妇女染烟癖是极少的）就有二百人之多；另外还有四百位成年和青年的男人在外地经商，这个比率也不太可信。笔者当年本想于全稿完工时，再把这些问题向胡先生提出，一一加以澄清，不意胡氏突然逝世，这些问题就都变成悬案了。

[6]清袭明制，科举制度是很复杂的，三百年间变动也很大。大致说来科举考试是分三级的：“秀才”、“举人”和“进士”。一个士子要当秀才，他第一步要参加他祖籍所在的本县的“县考”；及格了，再升一级参加“府考”；又及格了，则由本府主管官的“知府”提名参加朝廷特派之“学政”所举行以“府”为单位的“院考”；院考又及格了，则由政府正式承认为“生员”，通称“秀才”。像胡传这样的读书人，他先要参加绩溪县的县考，再参加徽州府的府考和院考。他在同治四年（1865）通过了院考，“进学”成为“生员”，他就是胡秀才了。

做了秀才可麻烦了。为了避免“秀才三年成白丁”，朝廷每三年还要考他一次，是为“岁考”；秀才如想考“举人”，他还要参加府级的甄别试验，是为“科考”。科考不及格，他就不能参加省级考试举人的“乡试”。岁考不及格，那可能连个秀才的招牌都保不住了。岁、科考试及格的生员（秀才）又按成绩分为“附生”、“增生”、“廪生”（官家给点口粮故名）和“贡生”（贡献给朝廷的人才）。贡生又按考试成绩分为数等，最好的“拔贡”、“优贡”就有向朝廷申请做小官的资格了，优贡一等可以做“知县”（县长）候选人，三等也具有县教育局局长（训导）的资格。胡传便是“科考优等”而“乡试不售”，做了一辈子老秀才。他不甘失败，乡试落第之后，乃正式进大学——“龙门书院”，好好地读了三年书，预备卷土重来，再参加“江南乡试”。但是他是否又参加过乡试，那连他自己的儿子也不知道了。

胡传似乎是一位“优贡三等”，所以有人称他“训导”。他所参加的“乡试”是在南京举行的。清制江苏、安徽两省合称“江南省”。在“江南乡试”里名列前茅的，当然就是“江南才子”了。所以我国俗语上所谓“江南才子”并不限于长江以南所出生的“才子”，苏北、皖北的庄稼汉，乡试考得好的也有份。

胡适之先生对他父亲的“功名”的叙述，可以说是语焉不详，因为他是预备说给洋人听的，所以笔者作注时把它稍为补充一点。

关于清代科举制度的参考书，除一般官书之外，可考阅《清史稿·选举志》。通俗读物则以沈兼士编《中国考试制度史》（台北考试院考试技术改进委员会印行，1960年版）第九章最为简明扼要。

[7]据《清史稿·儒林传》：刘熙载（1813—1881）字融斋，兴化人，为清末大儒，晚年长“龙门书院”。尝戒学者曰：“真博必约，真约必博。”这也就是胡适所谓“为学当如金字塔”之意。胡氏治学对我国传统治学精神的承继，可说深入骨髓；西学对他的影响，有时反而是很表面的。

[8]《胡铁花先生家传》的作者张焕纶（经甫）便是胡氏在龙门书院的同学。经甫后来便是上海一带知名的学者。其他如袁爽秋、童米孙等也都见重于时。

[9]“不疑处有疑，才是进步！”这九个字是笔者在当年笔记残稿中找出的。近查1968年台北商务印书馆印行的《张子全书》却未见此条。其稍近似者有：“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学；学则须疑。”（《学大原下》）“闻而不疑，则传言之。见而不殆，则学行之，中人之德也。闻斯行，好学之徒也。见而识其善而未果于行，愈于不知者尔。”（见《正蒙·中正篇》）又：“无征而言，取不信，启诈妄之道也。杞宋不足征吾言，则不言；周足征，则从之。故无征不信，君子不言。”（《正蒙·有德篇》）这些都是胡适之治学终生奉为圭臬的格言。然上述九字或出宋儒其他语录。宋代的道学是清政府用以取士的官学。这个传统不但是被胡适之完全承继了，我国东南一带的文士所搞的儒学也全是宋明之学，此风至台湾而不衰！

[10]国民党元老钮永建先生也是当年“南菁书院”的学生。1960年夏，胡、钮二公同机飞美，途过冲绳岛休息，二人于海滩散步时，谈话的题材便是“南菁书院”。钮氏动人的故事使胡氏大感兴趣，所以胡公劝他到纽约时务必与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联络，好把这段学术史保留下来。胡公兴奋之余，并“口占一绝”，以赠惕老。诗曰：

 

冲绳岛上话南菁，海浪天风不解听。

乞与人间留记录，当年朋辈剩先生！

 

胡氏抵纽之后，曾把这首诗抄给我，并要我立刻与钮惕老联络，赶快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笔者在胡公敦促之下，真于百忙中抽空往长岛，钮公的女儿李夫人家，数度拜访。钮氏这时虽然已年逾九十，但是耳聪目明，步履如常人。他老人家对口述个人回忆亦至感兴趣。钮公是我国革命元老中自同盟会以后，无役不与的中坚领袖。他的故事是说不尽的，他也急于全盘托出。可恨笔者当时是哥大雇佣研究员，每日都有十小时以上的工作量。校方对我的工作时间不作适度的调整，我是无法抽出时间来访问惕老的。后来我想出一变通办法：由我于夜间抽空赶编一份简明的《淞江钮惕生先生年谱》，把其中重要章节拟出大纲来，想请惕老的女儿抽空代为录音，好让我于周末抽空编校。但是钮小姐夫妇也是忙人，他们也抽不出空来做此额外工作。我们一拖再拖，钮老终于等不及而撒手人寰。胡适之先生要想为“人间”留下“南菁书院”的“记录”，竟以笔者忙乱而未能如愿，今日思之，真是仍有余恸。

[11]在我国传统的宗法社会里，农村知识分子——像胡传这一类的人——最能和衷合作，出钱出力，全心全意，竭力以赴的，莫过于盖祠堂、修族谱了。近千年来对我国社会思想影响最大的哲学家朱熹就说，“三世不修谱为不孝”。余风所及，近七八百年来的中国，真是无族无祠，无家无谱。所以，族谱实是我国民族史上最重要的一种史料，中国的族谱也是人类文明史中最大的一份记录！吾人如把族谱列为“丛书”，则这部丛书的总量，实比世界上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还要大出数十倍。可惜的是我国三千年来的学术界，就始终未曾对族谱做个像样的综合研究、保藏，乃至著录。近代学术界对中国族谱的研究与收藏，实始自洋人。哥伦比亚大学中文图书馆对中国族谱的收藏，至今还是世界第一位。一校之藏，竟超过中国现有著录的族谱之总和！笔者常年承乏其间，曾利用其财力，再扩大其收藏。记得在最后征集中，曾收到海外赵氏所捐赠的英文版《赵氏族谱》。赵氏原为北宋皇族，为避金人之祸，南迁临安；又为避蒙古人之入侵再迁百粤。南宋亡国，这批凤子龙孙，乃流离海外，变成华侨。他们所叙述的故事，不疑处固有可疑，可疑处亦不无可信。笔者在哥大服务时期，曾为该校丰富的中国族谱收藏，作一小序曰《序哥伦比亚大学之中国族谱收藏》，发表于1968年“国立中央图书馆”印行的《庆祝蒋慰堂先生七十荣庆论文集》。在该文中我谈到我国族谱纂修工程之浩大，即举铁花先生遗著中所述的绩溪胡氏合族动员的故事为例。事实上胡铁花先生遗著，也是这一方面最可宝贵的第一手社会史料。

近世有革命思想的社会改革家，当然会认为族谱、宗祠是维系半封建的宗法社会的最腐朽的一种社会制度。但是不论它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所发生的正副作用，它却和今日正被发掘的皇陵、古墓一样，其中所保存的民族文化的遗产是无法估计的。

[12]李敖引梁启超的话，说清代学者治地理学的颇成一股风气，搞边徼地理和域外地理的很多。这是一句很有见地的话（见李敖著《胡适评传》, 1967年，台北文星书店，页20）。

近代中国为国防建设而翻译的第一部洋书《海国图志》，也是一部地理书。

[13]据《家传》，铁花先生当时“受二百金，留百金于家，携百金以行”。

[14]宁古塔，民国后亦名宁安，在吉林省东南。因远在边陲，地荒人少，交通阻塞，气候严寒，所以在清代一直是内地犯人“充军”的地方。胡传以一个四十岁落第的江南士子，亲老家贫，妻亡子幼，竟然离乡撇井，负债投边，出塞四十余日，去充当一名三品小官吴大澂的幕僚！这种精神，也实在是难能可贵。

胡传当然自信是个人才，但是在人才济济的东南和北京找不到可以一展抱负的机会，这大概也是他下定决心到那最需要人才而人才最不愿去的地方去的最大动机，最后终能慢慢地脱颖而出。虽然他死的时候位不过知州，然而在近代中国边疆开发史上，也可说是青史垂名了。在他颠沛流离的一生里，我们也可看出帝王时代中国以做官为唯一职业的“读书人”生活的一鳞半爪。

[15]吴大澂与俄人办交涉的中俄勘界会议是在光绪十二年（1886）举行的。胡传于光绪八年（1882）所参与的会议，可能是一些预备会。

俄国是今日世界上硕果仅存的老牌西方帝国主义。其他西方帝国主义如英、法、德、意、美、荷、西、葡等国的殖民地已纷纷独立，或已归还原主，唯独俄帝的殖民地至今仍寸土不让，并且还在继续扩张。且看吴大澂当年的报告：

……边界自珲春河源至图们江口五百余里竟无界牌一个。黑顶子山濒江一带久被俄人侵占。[副都梳依克唐阿]屡与大澂照会俄员，索还占地，并迭次面商据约议论，该俄员等一味支吾延宕，竟于黑顶子地方，添设卡兵，接通电线，有久假不归之意……图们江左边距海不过二十里，立界牌一个……未照准条约记文二十里之说，与[俄员]巴啦诺伏反复辩论，该俄员以为海滩二十里俄人谓之海河，除去海河二十里方是江口。大澂等以为江口即海口。中国二十里即俄国十里。沙草峰原立界牌既与条约记文不符，此时即应照约更正。巴啦诺伏仍以旧图红线为词，坚执不允。此四月二十二日与俄员议立界牌，力争未决之情形也……（见吴大澂著《吉林勘界记》，载于“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一帙）

读此可知胡适之先生的父亲当年在我国东北工作的性质。他们那时工作的对象，九十二年之后，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16]李敖引顾廷龙编《吴愙斋先生年谱》（1935年，北平燕京大学出版）及《东华续录》证实确有此事。见《胡适评传》，页11—12。

[17]据《家传》，胡传迷路的地方是吉林十三道，嘎呀河，地在吉林东南，三国交界处。

[18]见《胡适言论集》甲编，华国版，页84; 《胡适文存》卷二，实验主义，杜威思想。参阅《胡适评传》，页36。

[19]胡传，《游历琼州黎峒行程日记》载《禹贡半月刊》，第二卷第一期，北平，1934年9月1日出版，页22—36。

[20]这首诗胡氏在他的《四十自述》中也征引过。他的思想所受这首诗的影响，《四十自述》的第二章也说得很清楚。

[21]见《家传》及《评传》。李敖说胡传是“江苏抚宪刚毅的红人”（页3），未见注释，亦是想当然耳之论。不过铁花先生那时是在上海搞厘金的，清代乃至民国时代替上司办税务的总归受到上司信任盖无问题。

[22]胡传有关台湾的遗稿，被编为《台湾纪录两种》，一种是“日记”，另一种是“禀启”，今日在台湾已有两种版本：一为“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印行的线装本；一为“台湾文献丛刊”的平装本。

[23]胡传关于重整海防的建议在他《复邵班卿》的那封信里说得最为沉痛（见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版《纪录两种》下册，页47）。他说：“今举一岁所入之大半，养十无一二可恃之防勇以耗之……将来必至无可收拾。”所以，他主张买几条炮舰。

[24]关于台湾盐政的论文和书籍，海外查对不易。据李敖所引有下列数种：连横《台湾通史》（1946年1月重庆商务印书馆版）卷十八《榷卖志》，卢嘉兴《台南县盐场史略》（《南瀛文献》二卷一、二期，1954年9月，台南县文献委员会版），及前人《台湾清季盐制与盐专卖》（《台南文化》五卷一期，1956年2月，台南市文献委员会版），及张绣文《台湾盐业史》（1955年11月，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版）第三章。上引诸书参阅《胡适评传》，页10。

当本章在《传记文学》第三十三卷第三期发表之后，笔者便收到台湾台南市周维亮先生来信，说：“……据我所知，李敖所引的各种[书刊]，无一是与铁花先生所治理台盐的资料有关。适之先生原意，恐系指拙著《胡铁花之台盐治绩》，文载1953年十月出版的《盐业通讯》第二十六期。当1954年二月适之先生回国的时候，我曾将此文寄请指正，不久便得复函，谬承嘉许……”

周君并将他的大作暨适之先生复函，影印寄下一份。在周君收到胡氏复信之后，他又续写了一篇《胡函小记》，刊于《盐业通讯》第三十二期。嗣后又收到胡氏赠书，周氏并将续写的文章和胡氏赠书扉页上亲切的题字，也影印各一份寄我。

细读周君大作，我也恍如故友重逢，因为其中一大部分，我也曾在胡家拜读过。只是事隔二十余年，实在想不起了。到哥大图书馆也遍找无着。得维亮先生之函，真大喜过望，爰附记于此，并向周先生志谢。

[25]关于胡适之先生1952年访问台东的新闻，李敖的《评传》中的第三章《半个台湾人》，也是一篇很有趣的综合记述。

[26]在胡传的巡台日记里——如光绪十九年八月初九日（1893年9月18日）——关于烟毒“可叹！可叹！”的记载，俱甚简略；详细而沉痛的报告，在他对上司的“禀启”里倒随处可见。

笔者当年阅读胡铁花先生遗著关于台湾烟毒一节，也特别感到兴趣，因为我的曾祖唐宗义（号信斋）也去过台湾，比胡传的旅行还要早十七年！他那时是淮军里的一个中上级军官，跟他的五叔唐定奎（字俊侯）于同治十三年（1874）率淮军渡海去台。他们的任务，据《清史稿》和张其昀先生所改编的《清史》卷四百三十二《唐定奎传》，似乎是这样的：

同治……十三年，日本扰台湾。生番滋事。船政大臣沈葆桢奏请援师。李鸿章荐定奎率所部往。七月，至台湾，驻凤山。择险分屯。龟纹番社引日兵与刺桐脚庄民寻仇相哄。定奎示以兵威，日人引去。时疫流行，士卒先后死千余人……台南大定。诏褒奖。命内渡休养士卒。

就在这些士卒之中，那位青年军官唐宗义，也因为迷信鸦片可以防疫，在台湾学会了抽大烟。烟瘾愈抽愈大，最后每天非“一二两膏子”不过瘾。据说当他老人家逝世时，他住的那栋老屋里的老鼠、蟑螂、黄鼠狼等等小动物，都瘫痪了。因为它们久居此屋，和老头子一道抽大烟，上了瘾。如今老头子死了，没有人供给免费鸦片，所以这些瘾君子就不能行动了。

笔者未见过我这位抽大烟的曾祖，但是我却见过一些比他年轻的当年的“士卒”。他们随他一道去台湾，一道学会抽大烟；“内渡”之后又替他“烧大烟”, “偷他大烟吃”。我幼年对这批在我家吃饭不做事的“无齿”老头子们，印象特别深，因为他们吃饭时，总欢喜说“夹白，夹白”，我那时并不知道那便是走了样的安徽台湾话“吃饭，吃饭”。

唐定奎“内渡”不久，刘铭传又去了。带去的还是淮军。淮军的士卒——尤其是中下级军官，泰半是合肥人。先曾祖是否二度去台，我现在就无法考据了。只知这批渡台的淮军，一直没有全撤。后来清廷和台湾巡抚强调胡传赴台，可能与他是安徽人也有点关系；倒不一定如他儿子所说的“调干员胡传赴台”，当然他的能干也是不能否认的。

胡传当了统领之后要强迫一些老兵戒烟，结果他被这些老兵将了一军——他们要告退，请长假，要统领大人发欠饷，发遣散费，以便“内渡”还江淮原籍。统领发不出欠饷，就只好算了。这批老兵原都是江淮一带失业的贫农；投军之后，九死一生，个个都做了“兵油仔”。命对他们是不值钱的，烟倒值几文。胡统领要他们革除烟癖，哪里办得到？再读《台湾纪录两种》，想想我家里以前的一些“无齿”的老头子，能不发思古之幽情？！

[27]李敖的《评传》（页18—20）对“台湾民主国”的兴亡史亦有一综合的叙述，足资参考。胡氏此处所说的日月，系据阳历推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