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需要找到一些方法来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鸿篇巨制进行系统化梳理，包括三卷《资本论》、三卷《剩余价值论》，其早期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等作品以及后期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恩格斯精心整理编辑的马克思的笔记（也有一些批评和争议）。随后我还需要找到一种平易的方式来概述马克思的基本结论。

在自然科学领域，我们总是会用简单的方法来表示复杂的过程，这有助于清晰显示研究领域的运动过程。水循环图（见图1–1）就是用简单方法来表现复杂过程的典型，在此我也要借用水循环图来描述资本的运动方式。

水循环中最有意思的就是水的形态变化。作为液体形态的海水在太阳照射下蒸发，然后以水蒸气的形式进入空中，最后在空中变成细小水珠组成云层。如果这些细小水珠升得足够高，那就会变成透明的冰晶，在日落时分能折射出令人心醉的晚霞。到了某个阶段的时候小水珠或冰晶就会不断聚集变重，最后在地球引力作用下从云层降落，形成各种形式的降水（雨、雾、露、雪、冰、冰雹和冻雨）。一旦返回地表，有些水直接落入海洋，有些落在高纬度地区或寒冷地区形成固态冰雪，其余的降水则不断汇成小溪和河流（有些水重新蒸发回到大气）或变成地下水并最终奔流入海。水在循环过程中会不断被动植物使用，还有大量的水储存在冰层或地下含水层中。但水的运动速度却有天壤之别。冰川几乎亘古不变，山洪下泻却有奔腾之势，而某些地表水在多年的时间里也仅有几公里的运动变迁。

我最喜欢水循环模型的一点就是，尽管水以不同形态、不同状态和不同速度在运动，但最终都回到了海洋重新开始循环，这与资本流动极为相似。最初货币资本购买商品然后经过生产过程变成新的商品并在市场中售出（货币化），并以不同形式分配给不同的参与者（以工资、利息、租金、税收和利润等形式），然后再度变成货币资本。然而，水循环与资本循环之间存在一个重大差异。水循环中的驱动力来自基本恒定的太阳能（尽管有些波动），太阳传递给地球热能的不均衡性引发了地球的许多重大变化（造成地球冰河期或炎热阶段）。近来由于温室气体（由化石燃料燃烧引起）的影响，地球吸收的太阳热能大幅增加，导致地球变暖。尽管冰川会融化，地下水会枯竭，但地球表面水的总量基本恒定或仅仅发生很细微的变化（以人类历史尺度而不是地质历史尺度来衡量）。在资本循环中，资本循环动能更加多元化，另外由于增长的要求，资本的量会在运动中以复合速度不断扩大。水循环更像一个真正的循环（尽管有全球变暖加速的迹象），而资本循环则更像不断扩张的螺旋。

价值运动

那么，价值运动示意图该怎样画才能表现马克思关于资本的概念呢？首先还是要从马克思对资本的基本定义出发，即一种运动中的价值。在此我会尽量使用马克思的原文，然后在论述过程中详述其含义。马克思的许多术语都不是直白的，从表面上看有些令人糊涂甚至让人感到神秘。其实马克思的概念并不难理解，我希望能用马克思自己的语言来剖析马克思关于资本的叙述。

那么运动中的“价值”是何意思？马克思对这个词语的定义是非常特殊的，所以这是第一个需要加以解释的术语。下文会详细展开论述这一概念。但其基本定义就是：在竞争性定价市场中通过商品交易为其他人提供的社会劳动。虽然有些拗口但其实理解起来并不太难。例如我是一个鞋匠，我有鞋子，做好鞋子之后卖给别人，然后用卖鞋得到的钱去买我想要的衬衫。在这样的交换过程中，实际上我是用自己制造鞋子的劳动时间去跟别人制造衬衫的劳动时间做交换。在竞争性经济中，有许多人在制造衬衫和鞋子，但如果在制鞋上花费的平均劳动时间要高于制造衬衫的劳动时间，那么鞋子的平均成本应该高于衬衫。鞋子价格会趋于平均水平，衬衫的价格也会趋于平均水平。这些平均水平差异的背后原因就是价值差异。例如，一双鞋相当于两件衬衫。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强调的是平均劳动时间。如果我作为个体在鞋子上花费过多的劳动时间，那我不会获得相应的回报，这会变成鼓励落后，我只能拿到相当于平均劳动时间的价值。

马克思将价值定义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我花费时间制造别人会购买和使用的东西，这其实是一种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就像地球引力那样，看不到摸不着但又客观存在。我们无法敲碎一块石头找出其中的“引力”，也不能撕烂一件衬衫来找到其中“价值”的原子。两者都是具有客观物质影响的非物质关系。这一概念的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机械唯物主义，尤其在经验主义体系中，往往不承认任何不能被物理记录或直接衡量的事物或过程。但是我们却要不断使用“价值”这样的概念。如果我说“中国的政治权力高度分散”，即便我们不能马上到中国的街道上去测量，但大多数人也会明白我的意思。历史唯物主义承认这种非物质的客观力量。我们常常用这些概念来解释柏林墙的倒塌、特朗普的当选、民族认同感以及本地居民根据自己的文化规范生活的意愿。我们用非物质性的术语来描述权力、影响力、信仰、地位、忠诚度和社会团结等社会特性。马克思的价值也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他认为，资本从某一方面来说又是价值，也就是某种非物质的东西，同它的物质构成无关的东西。

鉴于这种情况，这就急需出现某种形式的有关价值的物质代表，即我们可以接触、持有和衡量的东西。这种需求是由货币来满足的，货币成了价值的表现形式。价值是一种社会关系，而所有社会关系都超脱直接的物质关联。钱是这种社会关系的物质代表和表达。

如果资本是运动的价值，那么价值又如何运动、在哪里运动以及为何要运动并表现为不同形态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构建了马克思描述的资本流动图（见图1–2）。这幅图虽然表面看上去有些复杂，但其实并不比水循环示意图更难。

货币形式的资本

资本家占有一定数量的货币用作资本。在这里假设已经存在一个发达的货币体系，在社会上流动的货币通常情况下可用于各种各样的途径。货币的汪洋中有一部分成了货币资本，但并不是所有货币都是资本。资本是某种特定用途的货币。这个区别是马克思理论的基础。他不支持（虽然他有时也将其默认为普遍理解）将资本定义为用来赚钱的钱。马克思更喜欢他“运动中的价值”的定义，随着论述的深入，这一定义的意义也会不断体现。例如，通过这样的定义马克思就可形成对货币的批判视角。

在有了资金作为资本后，资本家就在市场上购买两种商品：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这里假设工资劳动已经存在，而劳动力正在等待被收买。在此也假定工人阶级已经成功地被剥夺了对生产资料的使用权，因此必须出卖劳动力才能生存。这种劳动力的价值是以既定生活水平的生产成本来确定的。这相当于劳动者生存和繁衍所需的一系列商品的市场价值。但请注意，资本家不购买劳动者（这是奴隶制），而是在一段固定的时间内（例如每天8小时内）购买劳动者的劳动。

生产资料是各种形式的商品：直接从大自然中免费获取的原料、汽车零部件或硅片等半成品、机器和驱动机器的能源、工厂和周边基础设施（道路、下水道和供水等系统，这些可能是国家免费提供或由许多资本家和其他用户集体支付）。虽然其中一些可以公用，但大多数商品必须以代表其价值的价格在市场上购买。所以不仅必须存在货币体系和劳动力市场，还必须有一个完善的商品交换制度和充足的物质基础设施以供资本使用。正是出于这个原因，马克思坚持认为，资本只能发生在已经建立的货币、商品和雇佣劳动的流通体系之内。

在此循环过程中的价值发生了形态变化（就像液态水在水文循环中变成水蒸气一样）。资本最初是以货币的形式出现的。现在货币的形态不见了，并开始以商品——等待用来增值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为幌子。马克思始终紧紧把握价值观念，并由此研究价值从货币形式向商品形式转变的性质。这种形态变化会产生问题吗？马克思提出这个问题让我们思考。马克思从中看到了危机的可能性，当然也仅仅是可能性。

商品生产和剩余价值生产

一旦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被资本家成功控制，就要通过劳动过程生产出等待销售的商品。在这里，价值变成劳动生产的新的商品形式。价值是在从实物（商品）到过程（赋予商品价值的劳动）到实物（新商品）的运动过程中产生和维持的。

劳动过程需要采用某种技术，技术特点则决定了资本家此前在市场上购买的劳动力、原材料、能源和机械的数量。简单地说，生产投入的比例会随着技术的变化而变化。同样，在生产过程中劳动力的生产效率也取决于技术的发达程度。少数使用尖端技术的劳动者生产出的部件比数百名使用原始工具的工人要多得多。在落后技术下生产出来的每个部件的价值也远低于先进技术生产的部件。

对马克思而言，技术问题在几乎所有经济分析中都有重要作用。马克思对技术的定义是广泛而全面的。技术不仅涉及机器工具和能源系统的运行（硬件），还包括组织形式（劳动分工、合作结构以及公司形式等）和控制系统软件、时效和运动研究、即时生产系统以及人工智能等。在竞争激烈的经济体系中，企业对技术优势的争夺会产生技术和组织形式上的跨越式革新。出于这个原因（以及其他我们稍后将要研究的更多细节），资本成为世界历史上永久性的革命力量，而生产活动的技术基础始终在变化。

这里存在着一个马克思重点研究的矛盾：技术越发达，生产出单位商品所需的劳动就越少。更令人头疼的是，如果商品的总产出不足以补偿个别商品的价值下降，那么总价值可能会减少。如果生产效率翻倍，那么必须生产和销售两倍的商品数量才能保持总价值不变。

但在物质商品生产过程中总会有一些其他事情发生。要了解这一点，我们就必须回到劳动价值理论。劳动力的价值相当于在一定生活水平上再生产劳动力所需的商品的成本。这个值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不同，但是在给定的合同期内却是已知的。在生产过程的某个时刻，劳动者已经创造了与劳动力价值相当的价值。同时劳动者也成功地将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到了新商品中。按马克思的说法，在工作日中的某个时点，劳动者已经产生了相当于V（马克思称之为“可变资本”的劳动力价值）的价值，并将C（马克思称之为“不变资本”的生产资料）转移到了新商品中。

但劳动者在过了这一时点后并未停止劳动。雇佣合同说工人应该为资本家工作10个小时。如果劳动力价值在前6个小时内就完成了，那么劳动者无偿为资本家劳动的时间就是4个小时。这4个小时的免费劳动创造了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他定为S）。剩余价值是货币利润的根源。困扰古典政治经济的难题，即利润来自哪里，就此迎刃而解。商品的总价值为C + V + S，而资本家计算的却是C + V。

请注意这里的重要一点：生产出来的是物质商品，价值和剩余价值凝结在商品形式中。当我们寻找运动中的价值时，它只是作为工厂车间的一堆产品存在。无论我多么努力去翻找这堆产品，都不可能看到运动中的价值的迹象，唯一实现的办法就是资本家赶紧把产品推向市场卖掉，然后将隐藏的价值转换成货币形式。

但在我们跟着钱袋去市场之前，我们还需要认识到隐藏在生产环节中的事情。那里产生的不仅是新的物质商品，还有剥削劳动力的社会关系。资本主义生产具有双重特征，它不仅需要生产物质商品，还要为资本家的利益生产剩余价值。在一天结束的时候，资本家只关心剩余价值，这些价值将被转化为货币利润。他们对生产的具体商品则漠不关心，如果市场需要毒气，那么资本家也会生产。这时，资本流动不仅包括商品的生产，也包括以剩余价值形式存在的资本与劳动之间的阶级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虽然维持了市场上（市场公正透明）个体等价交换的表象（劳动者获得劳动力的公允价值），但在劳动过程中资产阶级却获得了剩余价值的增量，这些是不透明的，资本家极力掩盖真相。从外表看，价值似乎具有自我增值的神奇能力。生产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增值”的神奇时刻。僵死的资本（C为不变资本）只是被转移，而劳动力（V）是唯一可以扩大价值的手段，劳动力具有生产马克思所说的“绝对剩余价值”的作用。这个技术很简单：把工作日延长，超过劳动力价值对应的时间。工作时间越长，资本产生的剩余价值就越多。

这是资本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两百多年的历史中充满了关于工作日长短、每星期工作日甚至工作年限的斗争。这种斗争是永无止境的，根据阶级力量的对比变化而反复。过去30年来，有组织的劳动斗争在许多地方开始溃散，越来越多的人需要每周工作80个小时（两个工作）才能求得生存。

资本每一次通过生产过程都会产生盈余，即价值增量。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资本主义的生产意味着永恒增长。这就是资本运动的螺旋形式。如果一开始投入那么多钱，到最后也只能拿回那么多钱，就不会有人去组织生产了。资本的激励来自货币利润，手段则是在生产中创造剩余价值。

货币形式的价值实现

在成功的市场交易过程中，商品在市场上被卖掉，价值就会变回货币形式。为了实现这一点，必须有相应支付能力（有效需求）支持的对商品使用价值的需求。这些条件并非自然形成。资本主义有着悠长而复杂的制造欲望和需求的历史。此外，有效需求与我们将要谈到的货币分配也有联系。马克思把这个关键的价值形态转变称为“价值实现”。但是当价值从商品转变为货币形态时，这种转换并不一定会顺利进行。如果没有人对某商品有需求或需要，那么无论该商品在生产中耗费了多少劳动时间，它都没有价值。因此，马克思指出，要想维持价值流动，就必须实现价值生产与价值实现之间的“矛盾统一”。要记住这一点，因为这在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中非常重要。后面我们将再次审视在这个环节发生危机的可能性。

马克思区分了在价值实现时的两种消费形式。第一种是他所说的“生产性消费”，就是把生产创造的使用价值作为资本投资的手段再拿去生产与销售。资本家生产所需的所有半成品都必须由其他资本家生产，而这些商品直接流入生产过程。所以社会总有效需求中的一部分是由货币资本购买的生产资料构成的。资本家对这些商品的需求和需要也会随着技术和组织创新方面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制造犁所需的商品投入与制造拖拉机所需的商品投入大不相同，而制造犁、拖拉机与制造飞机所需的材料又有天壤之别。

第二种则是最终消费，其中包括工人生存繁衍所需要的工资商品、主要由资产阶级消费的奢侈品以及维持国家机器所需的产品。在最终消费中，商品完全从流通中消失，这与生产性消费不同。《资本论》第二卷最后几章专门研究为了维持价值流动的顺畅，工资商品、奢侈品和生产资料三者必须达到的均衡状态。如果无法找到最佳比例，那么其中一些价值将不得不被毁掉以使经济保持均衡的增长路径。正是在价值实现和转化的论述中，马克思建立了保持有效需求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推动整体资本流动的理论。

货币形式的价值分配

一旦价值通过市场销售从商品转为货币形式，那么这笔资金就可以分配给所有的参与者，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他们可就其中的部分权益提出要求。

雇佣劳动

劳动者将以货币工资的形式获得部分价值。阶级斗争的状态是确定劳动力价值的因素之一。劳动力可以通过阶级斗争来提高工资和改善生活条件。相反，有组织的资产阶级反击可能会降低劳动力的价值。但如果工资商品（劳动者生存繁衍所需的商品）越来越便宜（例如通过便宜的进口或技术变革），工人在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也可能会减少在价值分配中的份额。这是近来资本主义发展史的一个重要特征。普通工人在国民总收入中的份额都在下降，但从表面上看现在工人都有了手机和平板电脑（好像生活变好了）。而同时1%的最富有人口却占有了越来越多的价值份额。马克思尽力说明，这并不是自然法则，而是在缺乏反抗的情况下资本所追求的必然结果。虽然所产生的价值在资本和劳动力之间分配大体上取决于劳资双方的组织程度，但劳动力中的个别群体却因技能、层次和地位获得不同薪酬，同时也可能因为性别、种族、民族、宗教和性倾向等差异而产生薪资差别。然而需要说明的是，无论何时何地，资本都会将人的技能、能力和力量当作免费商品而据为己有，蕴藏在工人阶级中的知识、学识、经验和技能都是资本所依赖的劳动力的重要属性。

以工资形式归劳动力所有的资金通过购买与劳动力有效需求相对应的工资商品再次返回资本的整体流通中。这种有效需求的弹性取决于工资水平和雇佣劳动的规模。然而在工资回归流通环节时，劳动者成为买家而资本家成为卖家。因此，当工人在行使有效需求时会有一定程度的消费选择自由。马克思说，如果工人有吸烟的习惯，那么烟草就是工资商品！在社会发展中会形成明显的文化习俗和生活习惯，而资本往往会利用这些特征来生产适销产品并赚取利润。

工资商品支撑了社会再生产。资本主义的兴起造成了商品价值和剩余价值生产与社会再生产活动的割裂。资本实际上要依靠工人及其家庭的繁衍（也许会有一些来自国家的帮助）。马克思研究资本并将社会再生产视为独立于资本的活动领域，这一领域其实是在为资本提供免费馈赠，资本无须负责劳动者的繁衍成长，但劳动者却以合格劳动力的状态为资本所用。在这个社会，在生产领域内的社会关系及其社会斗争的形式与资本增值（阶级关系占主导地位）或价值实现（买卖双方博弈）环节有很大差异。性别、父权制、亲属关系和家庭以及性取向等问题在这一领域变得更加突出。再生产中的社会关系也会在精心组织下，通过教会、政治、教育以及各种社区组织等一整套制度安排，影响到日常的政治生活。尽管家政和护理领域也存在雇佣劳动，但在社会再生产领域，这方面的工作一般是自愿和无偿的。

税收

价值和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会以国家税收、对其他公民社会组织（例如教会）的贡献以及对社会机构（例如医院和学校）的慈善捐款方式被拿走。马克思没有对这方面展开详细分析，但他对税收问题也一笔带过，这是非常令人惊讶的，因为他对古典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要对象就是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我怀疑马克思没有展开论述的原因是，他想单独著书（按《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计划）来论述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马克思的习惯就是要对税收这样的大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思考，然后才落笔成文。由于马克思对此什么都没写，因此这在他的理论上就成了空白。但在马克思不同的著作里，他都将国家视为确保资本流通的积极因素和要素。例如资本主义国家保证了资本主义市场机构和治理的法律与司法基础并承担了许多监管功能，在劳动政策（工作日长短和工厂行为）、货币（造币和法定货币）以及金融体系的制度框架方面确立规则。根据恩格斯整理的《资本论》第三卷的内容，马克思对金融体系的问题尤为热衷。国家对有效需求可施加很大的影响，例如国家可通过采购军事装备以及各种用于监控和行政管理的装备。此外，国家还投资公共品和公用设施的建设，例如道路、港口以及供水和污水处理设施等。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家还承担了资助研发（主要是军事用途）等功能。此外，国家还作为再分配机构调剂收入并为工人提供教育、医疗和住房等保障。

现在，国家活动越来越广泛，有些甚至开始直接追求经济的国有化，因此，现在已经有分析人士开始专门论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这种资本主义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规则不同，而马克思以及之前的亚当·斯密都是在自由竞争条件下探讨资本运动的规律。国家参与程度及其相关税收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阶级力量的对比。这也取决于人们对国家干预资本流动的优缺点的认识以及对国家在国际地缘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判断。在大规模危机之后（如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人们往往会呼吁加强有效的国家干预。在地缘政治威胁加剧的情况下（无论是真实还是想象），军事开支和相关费用就会明显增加。军工体系的影响力是不可忽视的，因为资本流通明显地受其影响。

税收资金最终会用在国家支出上，而国家支出又会反过来影响对商品的需求。国家消费有助于市场上的价值实现。当资本流通遇到困难或缺乏活力时，国家刺激有效需求的策略（如凯恩斯理论所设想的）便成为现实的选项。对因利润率太低而无法鼓励私人投资的情况，最典型的做法是制订各种刺激计划，通过一系列的国家干预措施来提振经济中的有效需求。为此，国家通常会从银行和金融机构（最终是通过这些机构向民众）借钱。

在其他情况下，这些资金也会直接流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再投资，但此时就是以国有经济的形式。在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法国和日本等国，主要行业都属于国有，今天中国的国有经济依然掌控着国民经济命脉。这些国有企业名义上独立于政府机构，但在资本流动方面，其主要作用是生产公共品而不是赚取利润。资本流动的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国家机构进行的，如果不考虑这一点，那么对资本运动的考察就是不完整的。可惜马克思并未将此纳入他的整体理论。相反，马克思始终在完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考察资本运动，而把国家干预放在一边。

不同资本类型的分配

在劳动者和国家拿走部分价值之后，剩下的那部分价值和剩余价值不管多少都会在不同类型的资本家之间分配。单个资本家是根据其预付资本的数量而不是其生产的剩余价值来获取价值和剩余价值的份额的，原因将在下文谈到。地主或房地产业主会以土地租金和房租的形式拿走部分剩余价值。知识产权的所有者也可通过许可费用和特许使用费获得剩余价值。因此当代资本主义中“寻租”是极为重要的。商业资本家也要拿走属于自己的那部分，银行家和金融资本家同样要拿，因为这些货币资本家在促进和推动货币转化成货币资本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由此资本才能完成周转并回到增值过程。上述这些资本家都会以工业资本利润、商业资本利润、土地租金、其他产权收益以及货币资本利息等形式瓜分剩余价值。

这些分配形式中的每一种都可追溯到资本流动形式兴起之前的时代。在对历史的叙述中，马克思承认这种历史传承的重要性并将之称为资本大洪水到来之前的资本形式。他对这些资本类别和权益的理解方法是相当特别的。马克思问道，工业资本家作为商品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者究竟有多愿意将货币化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分给其他人？商人、地主和银行家在成熟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又发挥了什么不可或缺的作用呢？这最终会引向一个问题，即这些资本家通过什么政治和经济方法来达到无耻占有本来属于工业资本家的剩余价值，且其所得远远超过其本身应得的部分？资产阶级内部的斗争无处不在，马克思在对银行和金融的初步探讨中也承认这一点。但他最重要的贡献还是来自他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而把回答第二个问题所涉及的综合条件和力量平衡则留给我们去研究。

然而要注意将价值分配看作剩余价值生产被动结果的错误倾向。马克思的论述表明，分配并不由生产决定。金融和银行绝不是在那里坐等货币形式的剩余价值按等份分配到它们手里。通过有息资本流通，金融和银行是让资金不断流转回剩余价值生产环节的活跃中介和机构。以中央银行为首的银行体系是创造货币的熔炉，但不考虑生产中的价值创造。因此金融家和银行家不仅仅是过去价值生产的受益者，更是未来价值流通的推动者。生息资本的流通必然要求基于所有权的回报，这就为始终是一元化概念的价值运动流增添了二元性。工业资本家就承担了这样的双重角色：作为剩余价值生产的组织者，他们会遵循一套规律；同时作为货币资本的所有者，他们也能通过预付资本获得利息回报。他们要么从别人手里借钱来开展业务，要么把钱借给别人收取利息。

这就为资本循环引入了所有权和管理权这一日益重要的概念区分。股票持有人要求其货币资本取得投资回报，而管理层通过积极组织商品形式的剩余价值生产来获得其剩余价值份额。一旦生息货币资本流通在资本概念中获得独立地位，那么资本作为价值运动的动力就会分解。股票持有人和投资者（货币资本家）会崛起成为新的阶级，他们通过到处投资资金来获得货币收益。这一阶级的出现加快了货币向货币资本的转变。没有资本运动，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就不会增值，也就不会有货币资本的增长或回报。同时，这一强大和有影响力的资本部分也具有纯粹货币取向，可以通过生产增值之外的手段轻松获得回报。如果参与土地、财产和自然资源的投机或投资商业经营能带来良好的货币回报，那么投资者就会把资本投向那里；如果购买政府债务的收益高于生产所得，那么货币资本就会倾向于购买国债而减少对生产的投入。

马克思认识到这种可能性。但他倾向于认为资本最终还是会回到生产，理由是，如果所有人都投资于土地或商业活动而没有人投资于价值生产，那么后者的回报率将飙升，此时资本就会回到马克思认为最重要的生产环节。马克思认为，最糟糕的情况无非就是（至少对商业资本和利息而言）：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环节的利润率和其他部门的利润率趋于平均。但即便如此，作为价值运动的资本也不能被看成是单股流动，而是分成各种支流，各支流还往往有不同的特征。这就像在水循环体系中，降水也有许多不同的形式。例如在近期，资本流向价值生产环节相对较少，而货币资本在其他投资回报率较高的地方（如土地和房地产投机）则相当活跃。这就导致了2007—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大部分地区的价值生产都陷入了长期停滞。

这其中矛盾的因素是，金融体系内部的债务创造成为进一步积累的持续动力。疯狂追逐利润就需要疯狂举债，但某些疯狂举动必须要有资本增值的配合才能延续。然而价值并不总是会像最初资本投入生产那样回到生产增值环节，价值在运动过程中发生变化，又在变化中不断扩展。但现在资本的扩张不仅是对剩余价值的追求，还必须偿付在分配渠道中堆积的债务，这些债务本身是为了让资本流动更为顺畅。

价值运动的推动力

这里的资本流动示意图（图1–2）当然是经过简化的。但这种简化是有理由的。它描绘了资本整体流动过程中的四个基本过程：资本在生产过程中产生剩余价值的增值过程；通过市场上的商品交换将价值转化为货币形式的价值实现过程；各方对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分配过程；将分配出去的部分资金收回来转换为货币资本，从而继续投入增值的过程。每个具体过程都在某种程度上独立存在，但所有这些过程都整合在价值流通中。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价值运动统一性中的这些具体性在构建《资本论》文本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资本论》第一卷的重点是资本增值，第二卷是关于价值实现，第三卷则主要论述各种形式的分配。

此外，《资本论》也简要解释了资本流动的推动力或动机。最明显的推动力就是：资本必须增值，如果在生产增值结束后获得的资本不能超过最初投入的资本，那么没有任何一个理性的资本家会费心尽力去组织商品和剩余价值生产。简而言之，追求利润就是其动机。当然，我们可以把这归因于人类的贪婪，但马克思并不愿意简单地将其当作道德缺陷。社会发展需要有人去组织生产人类所需的使用价值。由于利润来自剩余价值生产，因此价值增值过程具有的内在激励机制会无限持续下去，这一切的基础就是在生产过程中对活劳动的剥削。这意味着剩余价值生产的永恒性扩张。资本生产的循环成了永远增长和扩张的螺旋。

马克思对于价值实现过程中也存在推动力的观点持否定态度，但并未给出足够的理由。人们对不同使用价值的欲望和需求变化其实也会产生推动力。虽然马克思倾向于将欲望和需求看作资本所定义的“理性消费”，但情况可能不是如此。例如，如果相当一部分人口（是工人阶级还是资产阶级并不重要）希望改善与自然的关系，那么导致环境恶化、物种损失以及气候变化等现实资本主义做法可能就会出现调整，那么资本的整体流动过程可能会发生方向的改变。如果这些愿望和需求都有支付能力的支持（国家提供的新能源补贴和鼓励措施也能发挥作用），那么环保设施和可再生能源就有可能开始取代传统化石燃料。

马克思没有考虑这样的问题，但是根据马克思的想法构建的示意图，却自然而然地提出了这些问题。此外，国家可以成为资本积累的驱动力，因为国家能对军事装备、警察和监视技术以及各种社会控制工具的有效需求产生重大影响，更不用说对各种日常管理和治理的需求。政府的影响力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在某些历史时期一些分析人士倾向于将凯恩斯主义当作资本积累的主要驱动力。国家对促进创新和技术变革其实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关于价值实现的政治和社会斗争实际上比比皆是，但它们与围绕着增值的传统斗争有着不同的社会结构和意义。这是因为价值实现的基本社会关系是买卖双方的关系，而不是增值过程中的劳资关系。

价值分配领域内的社会和政治斗争也同样不能忽略。但如果想弄清这些问题，就必须在马克思思考的基础上继续深入，因为马克思的分析局限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在完全的资本主义条件下为什么这些分配形式可以存在？其实应更加深入地看到地主、商人以及金融资本家是为了自身利益而形成的独特阶层，这些群体都在努力实现自身所获价值的最大化。那么接下来一个大问题就是，地主、商人和金融家为何要把钱再投回到增值生产过程中，他们从组织生产的资本家那里分得远超他们应得的部分，然后就此躺在那里享受不是更好吗？既然能够坐地收租，为何他们还要跟生产扯上关系？

这里，生息资本流动的独特方式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创造债务，其中包括通过完全独立于价值生产的银行货币创造形式，分配环节产生了持续资本循环的强大动力。甚至可以说，偿还债务跟追求利润一样是推动未来价值生产的重要动力。债务是对未来价值生产的要求，因此，债务可抵消未来的增值。还不起债就成了资本流动系统的一切危机源头。

从整体资本流通过程来看，保持系统运转和维持运动的动力有着多重诱因，价值运动并不缺乏推动力。但这也意味着，价值运动过程中会遇到多重威胁和困难。我们将在下文中展开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