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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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历史的突破

大型猎物的灭绝,开始于5万年前的非洲,继之以2万年前的亚欧大陆,然后在1.1万年前的美洲达到高潮,这一过程对于以猎杀大型动物为业的狩猎者来说,肯定是一次严重的打击。种类很多(200种食草动物和相关的食肉动物),包括北美诸如马和骆驼这些潜在有用的动物。参阅Paul Schultz Martin & H. E. Wright,Pleistocene Extinctions,p.82—95。最近对非洲——这里大型动物的灭绝比别处要缓慢得多——生物量的估算,表明大型猎物的消失意味着多么巨大的食物损失。比如,单是大象和河马就构成非洲草原整个动物界生物量的70%;甚至在斑马和牛头羚作为最大食草动物的地方,这两类动物也至少构成动物界生物量的50%。请参阅F. Clark Howell & François Boulière,African Ecology and Human Evolution,p.44—48. Vernon L. Smith,“The Primitive Hunter Culture,Pleistocene Extinctions,and the Rise of Agricultur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83(1975),p.727—756,对过度滥杀导致的灭绝现象进行了有趣的经济学分析。如果发生在更新世(Pleistocene)的灭绝现象系与人类狩猎者的行为有关,则古代灾难性的滥杀与现代工业对化石燃料的滥用非常相似;不同的是,现代人毁灭其生存的能源基础的时间可能少于史前祖先对他们的能源基础的毁灭。大型动物的先后消失可能导致各地人口的急剧减少。对一群人来说,在一周或更长的时间内依靠一只猛犸象为食是一回事,但另外,要每天猎杀足够的小型猎物来供养同样数量的一群人,就不那么容易了。同时,气候的变化也改变了自然平衡,像在北方沿着冰川退却的边缘地区,而在亚热带地区,信风的北移使以前适合狩猎的非洲撒哈拉和西亚邻近地区出现了沙漠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