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北方民族的活跃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北方民族的隆盛

中国古代史的终结，与北方民族入侵这一契机不无关系，这一点前文已有论述。与欧洲的日耳曼民族大迁徙一样，中国在中世阶段也曾多次出现类似的民族迁徙活动，这一时期中国的支配权很大程度上为北方的游牧民族所掌握。那么，这些北方民族的政治势力是如何得以发展的呢？

正如前一章所提到的，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在亚洲内陆靠近北部的干燥地带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尖状器的石器文化，并在当时游牧式生活的背景下实现了杰出的发展。在这一时期，人类的生活极为和平，可想而知，这是由于当时缺乏精良的武器。不过，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阶段后，南方农耕民族眼中的游牧民族总是以凶狠、勇武、好战的形象出现，这种从和平向好战的转变究竟是如何发生的？这一点令我们颇感兴趣。毫无疑问，导致这种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南方的农耕民族。农耕民族利用其政治的凝聚力，侵占了游牧民族的居住地，不仅掠夺了对方牧养的牛羊，还抢夺其牧场用于耕作。对于农耕民族的这种暴行，游牧民族最初只能选择屈从，或是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以融入农耕社会。但是，游牧民族在农耕社会中学会了其战斗方式，并将这种战斗方式加以发展，由此开始反攻农耕社会。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实现反转的新的战斗方式，既依靠金属武器的发明，也仰赖战车和战马战术的发展。

在周代，华北地区的游牧民族被称为“戎狄”，他们只知道步行战斗的方式，与汉人的战车战术形成了鲜明对照。但是到了战国时代，尽管中国输入了来自西方的战马战术，但这一战术的传播可能是以北方游牧民族为中介的。生活在蒙古高原南部的游牧民族较汉人更早地学会了骑马作战的战术，由此提高了军队活动的自由度，并实现了民族的大团结。这一骑马民族最初就是以“匈奴”之名出现在历史记载中的。

匈奴的强盛

战国时代中期，蒙古高原南部出现了游牧民族的大集结。当时，匈奴出现在阴山南麓，他们占领了鄂尔多斯，对赵国、秦国构成了重大威胁；东胡兴起于匈奴东侧的热河与察哈尔地区；而在匈奴西侧，则有大月氏在甘肃地区扩张势力。为了应对这些游牧民族，战国时代的赵、燕等国在北方筑起长城以保护内地，而秦国则在秦始皇讨平诸国后，将匈奴逐出了鄂尔多斯。最终，秦朝建成了西起临洮，经黄河河曲地区，东接赵、燕两国旧长城，延伸至辽东地区的所谓“万里长城”，用以防御游牧民族的入侵。

但是，秦帝国不久之后就瓦解了。就在中原处于分裂状态的时候，匈奴人中出现了一位名为冒顿的英雄。冒顿在南边恢复了被秦朝夺走的旧领地，在东边打败并消灭了东胡，同时向西攻打大月氏，将其驱赶至偏远地区，又向北攻入外蒙古，使突厥系的隔昆、丁零等部落降服。由此，冒顿建成了蒙古高原历史上最初的大国。

匈奴与汉朝的纠葛

在匈奴人的首领冒顿称霸之际，在其南方，汉朝的汉高祖也打败了楚国的项羽，实现了中国的统一。汉高祖以匈奴轻侮汉朝、入侵山西为由发兵征讨，两军在平城开战，最终汉军遭遇大败。高祖遂向匈奴求和，率军逃回长安。此后，汉朝依照和约与匈奴称“兄弟之国”，并将宗室之女嫁与匈奴单于。此外，汉朝还须每年向匈奴提供大量的绢帛和粮食。这一事实无疑说明，汉朝在当时已经成为匈奴的属国，而匈奴实际上已经在亚洲大陆的东部确立了霸权地位。

匈奴的体制

匈奴之所以能够成为此等强国，与其建立在特殊的游牧社会基础上的国家体制密不可分。匈奴人“逐水草而居”，在牧养家畜的同时也进入山林捕猎鸟兽，或是在暂时的居所周围进行少量的农耕。在食物方面，他们吃肉和乳酪；在衣着方面，他们多穿裘皮。他们的住所是便于迁徙时携带的毡帐（穹庐），在现在的蒙古草原上仍能看得到。毡帐往往以编结的柳条为梁柱，上面覆盖毛毡，作为帐顶和帐壁。当需要迁徙时，匈奴人就将毡帐拆解，并用牛马车运输。此外，匈奴人在平时也会进行一些必要的行军训练，以备战时之需。

居住在两三顶毡帐中的20余人就构成了一“落”，成百上千的落就构成了一个部族。部族主要是以血缘关系结成的集团，其中混杂着一些奴隶性质的人。部族首领的命令会被刻在木头上，并通过口头传达的方式从一个部落传到另一个部落，部落民对首领的命令都必须绝对奉行。在战时，壮丁会从部落中一个接一个地被征发，他们以十进制组成队伍，所以有什长、百长、千长，千长之上还有“万骑”。万骑要统率数千以至上万骑兵，整个匈奴共有24位万骑。

匈奴的统治者即“单于”，其全称是“撑犁孤涂单于”，该名称在蒙古语中为“天之子、伟大的王者”之意。单于的出身仅限于冒顿的子孙一系，且必须是匈奴人中血统最高贵的屠各部挛鞮氏的后裔。选出单于后，还要进一步从挛鞮氏一族中选任左右屠耆、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等24位万骑王将。24人都分左、右，左王将分得左地，即东蒙古；右王将分得右地，即西蒙古。相、都尉以下的官属皆服从于24长，并管理所属地区的各部落酋长。在战时，各个万骑将率领数千甚至数万的军队出征。单于的直辖领地位于内蒙古，其首都为单于庭，位于现在的呼和浩特附近。在直辖领地内，与单于有着姻亲关系的贵族有呼衍氏、兰氏、须卜氏等。单于会从这些贵族中选拔出左、右骨都侯之类的大臣以辅佐自己，并管理内政、外交等事务。左、右王将每年正月、五月、九月会到单于庭集合，祭祀天地祖先，同时汇报政务，商议国政。

匈奴所在地区的气候相对寒冷，只有一小部分是适合畜牧的草原，因此生活水平较低，且面临着诸多困难。这就是为什么匈奴会经常与中原进行贸易，试图从中原得到绢帛、酒食的原因，也是匈奴在国势强盛之后会连年侵袭中原的动机所在。不过，游牧的生活方式以及这种水平相对较低的生活状态，为匈奴提供了培养善战之士的绝佳条件。在汉代，汉人对骑马战术并不陌生，但是由于中原的地理条件不适合畜牧，所以汉人未能获得足够多的战马，汉朝军队也因此以步兵为主。如果为了应对灵活机动的匈奴强兵而在国境常年设置重兵，对于汉朝来说将造成难以承受的财政负担；但如果等到发现敌人之后再出兵，则未及交兵，匈奴骑兵就已经达到侵袭的目的并全身而退了。汉文帝时，晁错曾上书分析汉朝与匈奴的军制，认为匈奴的优势在于战马的调教、马上的袭击、行军的持久性这三点；与此相对，汉朝的优势在于平地上的车战、可远距离投射的弓弩、能众箭齐发的弩机、坚甲与利刃以及步兵耐久的战斗力这五点。因此，晁错主张以己之长攻彼之短，并取其长技，以免受制于对方。

与汉朝相比，匈奴虽然在军事上一度占据了相对优势，但其弱点更多。如果这些弱点受到攻击，那么对匈奴来说必然是致命的。匈奴的弱点之一是其国民凝聚力不够强。匈奴社会是以血缘性的集团为单位而建立的氏族制社会，每个个体过于热衷于其自身所属的小集团，因而其行为会不时地导致民族层面的分裂，乃至国家的瓦解。其次，匈奴的人口以及物资相对贫乏。匈奴所占有的土地面积虽然远远超过了当时的汉朝，但其物产却局限于畜牧类资源方面，即便匈奴人熟知刀、镞等兵器的锻造技术，却不得不从汉朝获取相应的原料。所以，在汉武帝登上历史舞台之后，匈奴与汉朝之间的攻守关系就发生了一次巨大的反转。

匈奴的衰落

汉武帝即位之际，匈奴内部因单于的继承问题发生内讧，部分有实力的部族选择投靠汉朝。于是，汉朝以这些匈奴骑兵为先锋，向匈奴发起反攻。汉武帝先是攻取了对方防守最为薄弱的甘肃地区，使浑邪王投降，从而断了匈奴的右臂。汉朝将新归附的匈奴部族称为“属国骑”，令其分属北方五镇，平时让他们负责侦查放哨，战时则让他们作为前后卫从军作战。此外，汉武帝在中原也积极地饲养战马，并从西方买来伊朗血统的马种以改良马匹，从而组建了大规模的骑兵部队。卫青、霍去病等名将遂率领这些新组建的骑兵部队，对匈奴发动远征。在他们的攻势下，匈奴难以继续坚守内蒙古，遂穿过戈壁逃往外蒙古。于是，汉军也随之穿过沙漠继续追击，一直追到贝加尔湖畔，将汉朝之军功记录在石碑上之后才折返回朝。匈奴由此在军事上遭受了重大打击，而在内部治理上则不仅失去了以往对各部族的统治力，还遭到各部族势力的挑战。可以说，匈奴已然不复昔日之隆盛。

这时，居于叶尼塞河畔的突厥系的丁零、西拉木伦河畔的东胡后裔乌桓以及伊犁河畔的乌孙等纷纷独立，与匈奴对抗。于是，匈奴不得不在沙漠周边地区辗转迁徙，以躲避对手们的锋芒。

汉武帝时，汉朝与匈奴曾争夺天山南路之地，位于南路上的各国大多选择归附汉朝，这也使汉朝对大宛的征伐成为可能。到汉宣帝时，匈奴的日逐王率自己治下的北路诸国归顺汉朝。汉朝于是并有南、北两路，确保了与西方之间交通线的畅通。不过，匈奴却因此受到排挤，愈发陷入困窘的境地。最终，呼韩邪单于选择归附汉朝。此后，汉朝与匈奴之间以长城为界，匈奴对汉朝行臣下之礼，并负责长城一线的防卫。相应地，汉朝将宗室之女嫁与单于为妻，并每年赠送大量物资。从此，匈奴就成了汉朝的一个属国。

在王莽时期，匈奴曾一度叛离。但到了东汉光武帝时，汉朝根据传统的国策，招抚了天山南路的各个城邦小国，并由此扫清了匈奴的势力。不久后，匈奴内部出现内乱，蒲奴单于之从兄日逐王自立为单于，两单于并立，以争国权。后来，日逐王请降于汉，光武帝遂令日逐王所率部族迁入长城之南，并使其承担守御北部边境的任务，这一部分匈奴也被称为“南匈奴”。由此，匈奴分裂成了南、北两部分。

居于蒙古草原的北匈奴在外蒙古的鄂尔浑河流域设立单于庭，为争夺天山南路这条与西亚之间的交通线而与汉朝屡次开战。而在东面，鲜卑在摆脱了匈奴的统治后曾袭击北匈奴，并杀死了当时的优留单于。同时，北方的丁零和南方的南匈奴也趁机进攻北匈奴。北匈奴无力应对，在阿尔泰山地区遭遇了汉朝与南匈奴联军的讨伐而大败。此后，北匈奴只好放弃在蒙古草原的领地，逃往天山北路和伊犁河畔。据说，北匈奴到了欧洲后被称为“匈人”，匈人的到来可能就是罗马-日耳曼世界民族大迁徙的原动力所在。而他们原来的领地则大体上被来自东方的鲜卑占领。最后，在长城以北，匈奴的残部只在鄂尔多斯附近有零星的分布。

北方民族的内迁

北方民族向中国内地的迁徙，几乎在各个时代都是存在的。但是，在北方民族的入侵终结了中国古代史的进程之前，最初的大迁徙其实要算东汉光武帝时南匈奴向长城以南的迁徙。他们迁至山西省中北部，在那里拥戴自己的单于，维持旧的氏族体制，保持着与当时汉朝的郡县系统不同的自治性质。不过，由于人口的增加，南匈奴在有限的领地内难以维持生计，于是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逐渐脱离了氏族，加入汉朝的军籍。当时，山西省中北部在汉朝的行政区划中属于并州，因此东汉末年并州的汉军中胡骑甚多，其勇猛之态颇令周遭忌惮。

以中原以北的并州为中心，其东侧为冀州，西侧为凉州。冀、凉二州的军队都募集了许多境外的游牧民族，凉州的军队中甚至还包括氐、羌等藏系民族。东汉末年，董卓正是率领着凉、并二州的胡骑攻入国都洛阳的。董卓肆意专权，把持朝政，最终导致了汉朝的分裂。董卓死后，继承其地位的是曹操。不过，中国古代史进程的终结和中世分裂时代的开端的第一步，便始于董卓肇始的胡骑横行。

曹操不仅继承了董卓部下的胡兵，而且进一步招募游牧民加入自己的军队。其一是并州的匈奴部族，其二是冀州境外的乌丸（乌桓）部族。乌丸和鲜卑都是东胡的后裔，属于蒙古系的游牧民族。曹操出冀州，攻乌丸本部之柳城，杀其单于，并将万余落的部族强行迁至冀州境内。曹操从这些部族中征集骑兵，以为“乌丸突骑”，被视为当时天下的精锐。

曹操之子曹丕废汉室而建立魏，与此同时，当时自立于中国南方的蜀汉与东吴也出于对抗魏国的需要，各自从境外的领地征募外族将士。蜀国多利用藏系的氐、羌，吴国则多利用生活在山间的山越。如此一来，三国时期的中国军队多含有外族内迁者，而这其实就是塞外民族内迁的第二阶段。西晋之后，中国进入了所谓的“五胡乱华”时代，华北成了北方游牧民族的天下。而其他在蒙古高原南部伺机待发的游牧民族则如潮水一般，一拨接一拨地越过长城，涌入中原，这便是民族大迁徙的第三阶段。

五胡乱华

西晋虽然统一了三国，但其统治时间并不长久。晋武帝死后，惠帝即位，分属于各个藩王的各地军队趁此中央统制松弛之机，纷纷拥立各自的宗主，以图号令天下，“八王之乱”由此发端，西晋的疆域也在事实上陷入了分裂状态。而长期蛰伏于并州山间的南匈奴，则趁此机会再度兴兵而起。

一般认为，东汉一代，南匈奴为汉朝的军队提供了大量士兵，但其自身的社会地位却与汉室的权威成反比，一直在走下坡路。尤其是曹操执政时，曹操对南匈奴施以压迫，将其分割为五部，以弱化其凝聚力。而到了西晋，南匈奴五部又被进一步细分为“三率”甚至“四率”，其势力被进一步削弱。南匈奴由此终于失去了自治权，不得不服从于郡县的役使。然而，晋惠帝时的这次“八王之乱”给了他们可乘之机，呼韩邪单于的后代、屠各部的族长刘渊在这一时期统一了南匈奴五部之众。他举起了独立的大旗，在平阳建都，自称汉帝。因刘渊的祖先历代单于都与汉室结有婚姻关系，而且刘渊自己也改了“刘”这个汉人姓氏，所以他声称自己继承了蜀汉的正统，标榜要兴复汉室，并宣称对汉室拥有继承权。此后，刘渊之子刘聪攻陷了西晋的都城洛阳，俘虏了晋怀帝，又令在长安即位的晋愍帝投降，从而将华北之大半纳入了自己的治下。而晋室之一族司马睿则逃至江南，仅能保有东南半壁江山，后世称之为“东晋”。

刘聪死后，匈奴人的“汉朝”消亡，其后就出现了前、后赵的争霸战。此后，国土的分裂和统合频繁地在华北地区上演。当时，在陕西、甘肃地区，氐、羌等藏系民族占据优势；而在山西地区，则有匈奴和与之类似的羯族；至于河北地区，则是蒙古系的鲜卑势力较强的区域。这些民族与汉人一样，一个接一个地在华北地区建国，但每个国家都兴衰无常，以致在140余年的时间里，竟先后出现过16个国家。与此相对，据守建康（今南京）以保有江南的东晋，也因内讧不断而国力不振。无论在南方还是北方，民众都徘徊在饥饿的边缘，因此在这一时期，土地荒废、人口减少的现象十分明显。

南北朝

华北地区民族混乱的局面最终得以统一，是借由后来从蒙古草原越过长城侵入中原的游牧民族鲜卑拓跋氏部族之手实现的。鲜卑与乌桓都是从西拉木伦河畔起家的蒙古系民族，但乌桓在遭到曹操的重击之后势力不振，鲜卑遂得以兴起。鲜卑通过占领匈奴故地，吸纳当地的故民，曾一度雄视漠南。鲜卑部族中最初展露锋芒的是慕容部，该部早早就进入中原，建立过前燕、后燕、西燕、南燕等国。与之相比，拓跋部的兴起时间相对较晚。拓拔部以山西以北为根据地起家，并与鄂尔多斯地区的匈奴联手，趁慕容氏衰落之机侵入中原，到太武帝时控制了华北，实现了北魏的霸业。时为公元439年，江南的军阀刘裕也几乎在同时篡夺了东晋的王权，建立了刘宋。此后，中国进入了南北朝对立的时代。

北魏太武帝的祖父是道武帝，他在称帝后建都平城，使国力愈发强盛。至太武帝时，北魏统一了长江以北，还打败了起家于外蒙古的突厥系柔然一族，并直捣其老巢。高句丽和天山南路的小国纷纷向北魏朝贡。与此同时，南朝的刘宋在宋文帝的治理下实现了繁荣，虽然宋文帝曾出兵进攻江北，但遭到了北魏太武帝的反击，北魏甚至进犯至长江边。可以说，在武力层面上，此后南朝历代始终受到北朝的压制。

北魏在建国之际，尚保存着以往游牧民族特有的氏族制度。不过既然要在华北开疆拓土，北魏就必须与中华文明和汉人社会接触。北魏的中央政府中设置了汉式的百官，并由华北地区的豪族来担任；北魏的亲贵们则在武将系统中任职，直接隶属于天子。在地方上，北魏同样实行这种一文一武的双重体制，有实力的武将就像封建诸侯一样，但臣属于中央。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拓跋部鲜卑人日渐汉化，并形成了鲜卑人的官僚阶级。他们像以往的汉人豪族一样兼并土地，并开始将农民作为部曲，使之成为自己的奴隶。对此，北魏中央政府不得不采取必要的对策，以解决由此产生的社会问题。

太武帝的曾孙孝文帝是一位稀世明君，他在国民中推行了彻底的汉化政策。因此，与其说他是拓跋部的天子，不如说他是汉室的继承者。孝文帝认为，要统治中原，当然是采用汉式的政治体制最为便利。因此，他将拓跋部的历史置于一旁，以成为纯粹的中国皇帝作为统治中原的最佳手段。为了打破以往的氏族制度，孝文帝建立了“三长制”的邻保制度，五家设一邻长，五邻设一里长，五里设一党长，使党长负责户口的调查与租税的征收。孝文帝将土地分配给人民，并允许其开拓荒芜的土地，根据人口数量征收均等的租税。

孝文帝以十分强硬的手段推行汉化政策，然而有些政策看起来并无必要。但是孝文帝力排众议，坚持将国都迁至洛阳，禁止国人穿胡服、说胡语，并要求人人皆穿汉服、说汉话。为了贯彻自己的政策，孝文帝甚至不得不将保守派所拥立的皇太子杀死。然而，发生这样的悲剧也是无可奈何，因为当时迁至华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并非只有鲜卑人，还有氐、羌等藏系民族，以及丁零、乌桓、高车、柔然等大量蒙古系、突厥系的民族。北魏的鲜卑族希望将这些异族同化，却缺乏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固有文明。所以，为了使这些少数民族都沐浴在同一个文明之下，去其杀戮之气，使之享受和平，北魏就必须去除这些异族自身的风俗。为此，鲜卑拓跋部不得不率先垂范，首先放弃了自己的国俗。

总之，北魏孝文帝的政策确实取得了决定性的成果，其对异族的汉化的确得到了有效的推进。然而，北魏未能因此获得更多汉化所带来的好处，反而在推进汉化政策的过程中走向崩溃，最终不可避免地成为时代的牺牲品。

北魏的再度分裂

孝文帝迁都洛阳后，皇室亲贵相继成为汉式的官僚豪族。他们独占高位，兼并田土，极尽豪奢，而与此同时，留守在北边的大多数拓跋氏部民则极少得到朝廷的恩泽。他们生活在寒冷的气候之下，还必须一直防范着可能会从北方侵入的柔然等强敌。也就是说，朝廷在汉化的同时变得软弱无力，而北方的武装力量却在不断积蓄压力。最终，当北方军士的不满情绪高涨至极点时，便爆发了北方六镇的举兵造反，北魏朝廷对此无力加以镇压，只好依靠山西豪族尔朱荣来平叛。平叛成功之后，尔朱荣将自己的亲兵与北魏降兵合并，其军事实力由此变得更加强大。北魏孝庄帝担心难以压制其势力，故决定诛杀尔朱荣，但尔朱荣死后不久，孝庄帝便被尔朱荣之侄所弑。尔朱氏后继无人，其兵权分归部将高欢、宇文泰二人。高欢拥立孝静帝而有东魏，宇文泰则拥立孝武帝与之对峙，北魏由此分裂为东、西两部分。但东魏、西魏的实权都不在朝廷手中，魏帝不过是傀儡而已。六镇之乱后，北方民族再度出现南迁倾向，这便是民族迁徙的第四阶段。

东魏以邺为都城，丞相高欢在晋阳开设军府，手握强兵，把持朝政。东魏领有之地包括山西以东的肥沃地带，其富强程度凌驾于西魏之上。而西魏则以长安为都城，由宇文氏掌握实权，但其领土局限于甘肃、陕西一带。虽然宇文氏试图向东拓展领地，但每次侵入河南，皆为高欢势力所阻，久不得志，只好退后再作打算。

宇文泰在担任西魏丞相期间创立了府兵制，即根据全民皆兵的原则，要求各个民族无差别地承担兵役，平时交替参加军事训练，一旦有战事就可以立即从农村动员和征募大量精锐士兵。同时，这一军事训练制度还起到了同化各个民族的作用。以往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乃人种最为混杂之地，这里杂居着来自西方的氐、羌等藏系民族，以及来自北方的鲜卑、匈奴、柔然等突厥系、蒙古系民族。此外，由于原居于此的汉人在数量上并不占有压倒性优势，所以统治起来极为困难。通过宇文氏的兵营同化政策，上述外来民族能够逐渐被汉化，在不丧失自身优点的同时，吸纳中华文明的长处。此后的中国之所以能够延续几个世纪的光辉，与宇文氏建立的府兵制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这一点值得我们注意。

与此相反，东魏占据了更加优越的地利，但东魏及其掌权者高氏却过早地被中华文明同化，并受到了其消极因素的影响。高欢之后，其子高洋废魏帝而即帝位，建北齐，即文宣帝。北齐的几位皇帝大多都有贵族趣味，他们将洛阳的文明转移到邺城，并与南朝保持着频繁的交通往来，从而使得北齐上下都浸润在江南文化和浮华之风中。朝廷排斥武将而重用文士，因此北齐之武力渐衰，最终被西魏的宇文氏压倒。

在西魏，宇文泰之子宇文觉废魏帝而自立，建立了北周。至北周武帝时，府兵制渐趋完备，其土地尽管并不丰饶，但军力强盛。北周以其强兵讨伐北齐，并于平阳大破北齐军，长驱直入军都晋阳并使之缴械，而后邺城几乎没有进行抵抗就向北周投降了，北齐后主虽败走但最终被捕。至此，华北地区在分裂为东魏、西魏40余年后，终于由北周再度实现了统一。

南朝

“南北朝”指的是北魏与刘宋之间确立对立关系之后的历史阶段，正如北魏承接了所谓“五胡十六国”的历史进程，刘宋则承袭了东晋，而东晋又承接了三国时的吴国。因此，中国南北对立的历史可以说是始于三国时代的。但是，在三国时代，无论从经济还是文化方面来看，长江流域的江南地区终究比不过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华北在晋初就有13个州，而与之相比，即便把江南的吴、蜀两国合起来也不过只有6个州。

但是五胡乱华之后，晋室南迁，并建都于吴国的旧都建康。与此同时，晋室将华北的衣冠风尚也一并携之南渡，江南地区的开发由此有了显著进展，南、北双方的势力也变得难分伯仲了。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南方与北方的力量对比开始发生转变。在当时的华北，北方民族的不断入侵和各民族间的战争使当地人口日益减少，经济也逐渐衰退。而江南地区则得以享受相对和平的状态，迅速实现了当地的资源开发。其中，长江下游地区的发展尤为迅猛，人口也出现了极快的增长。不久，中国经济重心从华北转移到江南的序幕也就由此拉开了。

刘宋在文帝在位期间曾获得一时太平，但因北魏的入侵而未能持久，历时约60年后，刘宋被南齐取代。此后，南齐又历时20年，最终被梁取代。梁武帝在位的48年，是短暂的南北朝混战时代中难得地维持了小康与安宁的一段时光。梁武帝极为笃信佛教，自称“三宝之奴”，甚至舍身佛寺。在皇帝的带动下，南朝出现了以建康为中心的，人称“南朝四百八十寺”的前所未有的佛教盛世。如果要说江南文明是从何时开始超越北方的，恐怕就要追溯到南北朝时期了。而且，当时雄踞中原的鲜卑拓跋氏及其治下的中原社会也开始学习和模仿南朝的风尚。

梁武帝在晚年器重北齐降将侯景，然而后来却反遭侯景的囚禁而饿死。经此乱后，建康的繁荣一朝之间化为尘土。尽管梁武帝死后侯景之乱被平定，梁朝也得以复兴，但权力已经旁落，梁朝也很快为陈朝所取代。而陈朝的北境也因遭到北齐和北周的进犯，无法维持昔日的疆土，只能勉强据守建康及其周边地区，在此做偷安之梦。

总而言之，南朝利用自然的恩惠开发自然资源，提高了江南地区的地位，在江南开出与其风土相匹配的文明之花。但是尽管如此，南朝在武力层面上始终无法匹敌朔北之强劲兵马。在这种南风不竞的状态下，北方势力终于在陈朝时完全压倒了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