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印度与印度支那半岛各民族的兴衰

中世的分裂时代

孔雀王朝所实现的古代印度的统一局面未能持久，在大月氏入侵后，印度进入了中世的分裂时代。尽管当时仍不时会出现倾向于统一的希望之光，但往往不久就消失无踪，使印度再度陷入社会混乱。这种分裂倾向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印度的地形容易使西部的印度河流域和东部的恒河流域分离开来，且南部的德干高原地区又因其特殊的地形而易产生分裂倾向。另一方面，从人种上说，印度也充满了分裂性的因素。在印度南部，存在着较早形成的达罗毗荼人的固有文明；印度中部的两河流域则基本为雅利安人所统一，但此后，这里又出现了来自中亚的数次民族迁徙浪潮。这些迁徙而来的民族基本上以突厥系为主，最初是斯基泰人，接着是大月氏，之后是哒。对于这些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险峻的兴都库什山脉也未能构成大的障碍。入侵者先是在印度河上游的五河地区建设根据地，随后逐渐进入下游平原地区。对此，雅利安人原住民则以恒河流域为根据地，与之对抗。在此期间，出现了笈多王朝的英主沙摩陀罗·笈多和超日王，以及短命的普什亚布蒂王朝的戒日王等。就这样，印度本土势力与来自中亚的突厥系的斯基泰人、大月氏、哒等入侵势力相对抗，双方的力量此消彼长、交错纵横，构成了印度中世大分裂的时代特征。

笈多王朝

中亚的大月氏势力衰落之后，其在印度的领土也随之分裂，印度河下游的斯基泰人恢复了独立。与此同时，笈多王朝在摩揭陀地区的巴特利普特那建都，国家日益兴盛。

笈多王朝的始祖是与孔雀王朝的始祖同名的旃陀罗·笈多一世。旃陀罗·笈多一世在位时，其王朝的领土尚未超出恒河中游地区，但到了其子沙摩陀罗·笈多即位时，笈多王朝已经支配了整个恒河流域，并使斯里兰卡等周边小国成为自己的朝贡国。后来，沙摩陀罗·笈多的儿子旃陀罗·笈多二世被称为“维克拉玛蒂亚”，在汉译佛典中被称为“超日王”。在超日王时期，笈多王朝击败了大月氏和斯基泰人的势力，将印度西北部的大半乃至印度河河口地区的领土都收归治下，这一时期也成为印度中世第一个光明的时代。

在这一时期，一度受到佛教压制的婆罗门教也得以复兴，但其印度色彩难免有所减少。笈多王朝兴起于受外国影响较少的恒河流域，故对婆罗门教这一以印度生活方式为背景的宗教信仰十分倾心。但是，笈多王朝的诸王与民众也都并不排斥佛教，而是将佛教作为婆罗门教的一个派系加以尊奉。同时，婆罗门教本身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佛教的影响而发生变化，逐渐形成了以毗湿奴、湿婆信仰为中心的印度教。

哒的入侵

超日王的孙子塞建陀·笈多在位时，来自中亚的新的游牧民族哒开始翻越兴都库什山脉，侵入印度西部。哒也见载于中国史籍，在西方则被称为“白匈奴”。塞建陀·笈多虽然在防卫哒的过程中曾一度取得过胜利，但终究未能抵挡这个未开化游牧民族的压境之势。最终，哒在获得波斯东部边境地区的基础上，如潮水般涌入印度，占领了整个印度河流域，其领土范围几乎完全再现了以前大月氏时期的疆域。

然而，哒的兴盛期并不持久，很快即归于覆灭。其本部所在的中亚地区受到来自北方的突厥的攻击，其在印度的领土则遭到笈多王朝和其他印度本地势力的反击。但是，哒的入侵给印度造成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尤其是对笈多王朝而言，它因此失去了在印度的霸权，各个小王国在各地分立并与之抗争。在这些小国中，实力相对较强的是伐拉彼王国和普什亚布蒂王朝。

戒日王

普什亚布蒂王朝原本是位于德里附近的小国，至光增王时期才开始走向强盛。到光增王之子戒日王在位时，王朝才终于得以称霸整个印度北部。戒日王号为“尸罗逸多”，在中国史籍中被译作“戒日王”。

戒日王于十六七岁时即位。他训练战士，以象军五千、骑兵一万、步兵五万征战四方。六年间，象不解鞍，人不脱甲，终于使北印度臣服。据说，当时戒日王已有象军六万，骑兵十万。唐朝巡礼僧玄奘到访印度时，正值戒日王在位之际。

戒日王成功平定了除南印度以外的印度河、恒河流域，并将曲女城定为新都。玄奘曾目睹曲女城的繁华景象，并在自己的《大唐西域记》中加以记载，其记载颇有趣味。据传说，当时的曲女城直径达一里半，外有城壕，还有冲天的高塔与曲女城相对望。城中的佛教信徒与印度教信徒数量相当，且相互之间并不排斥；佛教寺院有上百座，印度教神庙则达两百座。此外，戒日王还每隔五年举办一次盛大的佛教盛典，招待自北印度前来参加的二十国之侯伯。

戒日王也是一位科学与艺术的保护者，其在位期间是梵语文学的黄金时代。当时的梵文作品至今仍有留存，而戒日王本人也始终被视为英雄，至今仍受到印度人民的尊崇。

戒日王的时代与中国的唐太宗“贞观之治”时期相当，两国之间有过数次使者往来。但最后一次唐朝派遣王玄策为正使出使印度时，戒日王已经去世，其臣下篡位并拒绝了唐使的来访。王玄策于是一面说服吐蕃王，一面请尼泊尔国王出兵，使二者进军印度，将僭越者及其追随者作为俘虏带回唐朝。关于该事件的经过，我们目前只能看到中国史籍中的记录，其描写或许不免有所夸张。不过戒日王去世之后，印度的确很快就陷入了混乱，吐蕃军队也趁乱侵入印度，这些都是确有其事的。总而言之，戒日王的大一统仅维持了一代，在他去世后，统一局面也就随之瓦解了。此后的印度中部，中世的混乱分裂局面不断加剧。

南印度的形势

在孔雀王朝、笈多王朝和戒日王朝称霸印度中北部的时候，南印度作为达罗毗荼文化的维持者不断与前者对抗，并保持了自身的独立性。在孔雀王朝时期，德干高原地区就曾出现过安德拉政权；在笈多王朝的鼎盛时期，德干高原上又出现了以坎契浦兰为中心的帕拉瓦王国及其他两三个独立国家。在北方笈多王朝的攻伐之下，帕拉瓦王朝虽然不得不一度屈服，但不久便又恢复独立，并将东海岸一带乃至斯里兰卡都纳入势力范围。此外，在当时的德干高原上还有遮娄其王朝，其国王补罗稽舍二世还曾击败戒日王朝如怒涛般自北方南下的大军，令不世出的戒日王都品尝到了战败的滋味。然而，补罗稽舍二世最终被从东方来犯的帕拉瓦王击败，战死沙场。帕拉瓦王国也由此得以支配整个德干高原。但是，一度濒于亡国的遮娄其王朝在蛰伏了十余年后，终于在超日王一世的统率下击败帕拉瓦王朝，恢复了旧日疆域，并以世袭的方式传承了数代，维持了其在南印度的霸权。

南印度的形势不久就影响到了附近的斯里兰卡。以往称霸北印度的阿育王在消灭了东海岸的羯陵伽后，曾向这里派遣佛教的传教者，以试图实现斯里兰卡的佛教化。与南印度一样，斯里兰卡的原住民也是达罗毗荼系的泰米尔人，但当来自北方的雅利安民族出现在印度东海岸时，斯里兰卡也就不得不面对雅利安新移民的迁入了。雅利安系的僧伽罗人从印度东海岸迁徙至斯里兰卡，始于距今2000～2100年前。这些移民后来独占了西部以及南部的肥沃平原，并被称为“白种族”，而原住民则被他们逼迫迁至东部山地，并被称作“黑种族”。僧伽罗人和原住民都信仰佛教，因此时至今日，即便佛教在印度已经式微，但斯里兰卡仍然是南传佛教的一大中心。

在南印度，达罗毗荼系泰米尔人的势力仍然十分强盛，常有强国在此兴起，从而使斯里兰卡的僧伽罗人不得不时常受到泰米尔人的威胁。尤其是5世纪以后，泰米尔人占据了斯里兰卡北部，并屡次在那里建国。不过，僧伽罗人很快就摆脱了泰米尔人的支配，并将泰米尔王族逐出岛外。在中国史籍中，僧伽罗人占据优势的斯里兰卡北部被称为“狮子国”，而原住民占多数的南部则被称为“狼牙修”。10世纪初，印度东海岸的注辇国逐渐强大，并侵入斯里兰卡。此后，僧伽罗人与此强敌也进行了长期的争斗。

孟加拉与缅甸

孟加拉地区以恒河河口附近的平原为中心，但它在印度的古代文化史上尚未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不过，随着印度内陆人口数量的增加，向这片肥沃的三角洲地带的人口迁徙活动也变得旺盛起来。在经济上，孟加拉地区的农作物日渐占据重要地位；在政治上，该地区也愈发受到重视。特别是在笈多王朝时期，以往在历史上未曾有过举足轻重地位的金耳国，自6世纪中叶开始迅速成长为强国，金耳国国王更是曾与戒日王的哥哥大战，并将对方打败，令其丧命。但是，由于戒日王朝的兴起，孟加拉地区遭到攻伐，反而变成了戒日王朝领土的一部分。戒日王朝四分五裂之后，孟加拉地区再度陷入混乱。8世纪中叶，波罗王朝建立，并在达摩波罗统治时期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在达摩波罗及其子提婆波罗在位期间，孟加拉王国的领土曾一度拓展至印度中部。然而自此之后，孟加拉王国国势渐衰，以曲女城为根据地的普腊蒂哈腊王朝夺取了印度中部的霸权。

与孟加拉地区的东部相接壤的是缅甸。缅甸位于从中国西南的云南省到印度的通道上，尽管这条交通线不甚畅通，但是沿着这条路线生活于山间的民族，既能从北部吸收中国文化，又能从西部接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并逐渐实现民族的觉醒。到8世纪末，统御18国的骠国得以在此出现。虽然目前我们尚不明确其中心势力究竟有几种，但可以想象，其居民在海岸地区以孟族为主，在中部以北则以缅族为主。

缅甸虽然在东部与泰国接壤，但二者之间为险峻的山脉相隔，所以据说泰国最初接触印度文明并不是通过缅甸，而是通过海路。在此，我们有必要对印度文明经由海路向东传播的过程，以及受到印度文明刺激的南洋各民族的情况进行说明。

马来西亚与爪哇

印度东海岸的原住民自太古时代起就活跃于孟加拉湾的海面上，他们开拓了与斯里兰卡以及远处的印度支那半岛、南洋群岛之间的交通线。阿育王对羯陵伽的征服，对当地人的海外发展来说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被征服的原住民最初逃往海外时，在临时的落脚点建立了适宜的迁居地，但他们不会想到，后来雅利安人也追随着原住民的足迹走向了海外。

船只从印度东海岸出发，横穿孟加拉湾后，自然就可以进入马六甲海峡。马六甲海峡北岸的马来半岛虽有诸多良港，但缺少平地，亦缺乏港区建设；而南岸苏门答腊岛的海岸则多为湿地，不适于停靠，因此无论是北岸还是南岸，都不适合作为大量人口的收容地。于是，印度人仅在马来半岛上留下了若干较小的殖民地，多数人还是将目光投向了土地更肥沃、气候更温和、物产也更丰富的爪哇岛。他们征服了岛上的原住民，在那里建立了殖民地，同时将印度的新旧文明一同带到了那里。印度人向爪哇的殖民大约完成于5世纪前后，爪哇与中国南朝刘宋之间的第一次交通往来记录是在公元435年。中国唐代时将爪哇称为“诃陵”，这与“羯陵伽”或许是同一名称的不同音译。

在爪哇得到开发的同时，新加坡海峡的重要性也与日俱增。爪哇与印度之间的交通线需要经过新加坡海峡，从中国前往爪哇的航线也要沿着海岸通过新加坡的海湾，这是当时十分普遍的航行路线。

在通行于新加坡海峡时，人们最初并不经过苏门答腊岛海岸，而是从新加坡北部通行。在今天新加坡的地理位置上，估计最迟在5世纪前后就已经出现了印度人的殖民城市。隋唐时期，中国将此地称为“师子石”或“师子州”，将其南部的林加岛、新及岛称为“狼牙修”。

随着爪哇岛变得富有而强盛，相邻的苏门答腊岛也逐渐得到了开发，占碑和巨港等平原地区的开发取得了尤其明显的进展。不久后，苏门答腊岛便出现了强大政治势力的集结，这就是以占碑为中心建立的赤土国。后来，以巨港为都城的室利佛逝（三佛齐）也逐渐兴起。该王国一方面控制着北部的新加坡海峡，另一方面又将东部的爪哇岛置于势力范围之内，长期支配着苏门答腊岛以东的海域。

占婆与柬埔寨

继新加坡海峡之后成为中印之间海路要冲的是占婆。无论是利用东北信风自中国南海之门户广州向南洋进发的航程，还是反向的归程，沿途都必须经过占婆的海域。因此，船只经过此处时大多都会在此靠岸，补充燃料和水。

自汉武帝时期以来，中国的势力范围日渐延伸至占婆北境。汉朝疆域最南端的日南郡象林县，相当于今天越南的广义省周边地区。东汉末年，象林县的原住民获得独立，不仅占领了日南郡北部的大半，还向南扩张，建立了林邑国。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从中国史籍的记载来看，林邑国这一边境之地似乎是处于中国文化影响范围之内的。但实际上，林邑国的建立是由于受到印度文化刺激的缘故。因为印度人很早就开始活跃于海上，并实现了对马来半岛海岸的印度化。此后，印度人又利用信风最先来到占婆，并在这里种下了印度文化的种子。他们与当地原住民孟族人、高棉人一同建立了林邑国，并在该国北境与中华文明接触。总之，从其发展路线上来说，在印度支那半岛东部，印度文化首先被引入占婆，随后其影响波及柬埔寨，进而扩展至暹罗。

尽管占婆占据了航路上的绝佳位置，但其弱点和马来半岛相同，即山脉迫近海岸线，海边缺少平地，背后的港区过于贫弱等。因此，占婆专以商业立国，但这也暴露了其对外敌的入侵缺乏抵抗能力的弱点。

占婆西侧的湄公河流域是一片开阔的平原，而高棉人很早就在这里居住和生活。在占婆通过航海贸易日渐繁荣的同时，高棉人的扶南国也在其刺激之下逐渐发展起来。正如其建国传说中所言，扶南国是本地的高棉人和外来的印度移民融合后的产物。扶南虽然与东西方交通的主干线距离略远，但拥有肥沃的湄公河平原，当地人在平原上发展的农林产业足以弥补其在交通位置上的劣势。此外，占婆在商业上所获得的利益，最终也被扶南掠取。占婆的文化也进一步促进了扶南的开发，而这些因素反而激起了扶南攻伐占婆的野心。

进入7世纪后，扶南国为真腊国所取代。真腊即生活于山间的朴素的高棉民族。在真腊建国之际，生活在湄公河平原上的原住民的国粹主义变得比以往更加浓厚。但尽管如此，印度文化在湄公河地区并未遭到排斥，而且佛教和印度教也仍在流行，柬埔寨佛教还对中国有过相当大的贡献。真腊最初的国都设在伊赏那补罗，唐代的中国人就以此地名称呼真腊。

真腊国在此后曾分裂为内陆和海岸两部分，分别被称为“陆真腊”与“水真腊”。而到了9世纪初，二者再度统一，真腊的国势也迅速强盛起来，高棉民族由此进入了最强大的时代。吴哥城就是当时真腊的国都。强盛时期的真腊向东压制了占婆，向西拓展至湄南河，并进一步将势力延伸到马来半岛。可以说，此后泰族在湄南河流域的兴起，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受到了这一时期高棉文化的影响。

印度支那半岛与中国

由于占婆所处的地理位置是航海路线上绝佳的港口地带，所以常常成为邻国垂涎的对象，不仅招致了西面柬埔寨的入侵，也不得不面对来自北方的征服者。占婆原本位于中国疆域的南端，后来当地人获得独立，建立林邑国。但是在当时，大国和小国之间只能以非常微小的实力差距保持均衡状态。自中国南北朝分裂后，南朝的国都大多建在长江沿岸，对于林邑而言，这意味着来自中国的压力突然变大了。在南北朝之前的三国时期，吴国的孙权就曾派遣使者向林邑等南海诸国招降。东晋之后的中国历代王朝都不断与林邑发生冲突，而到了最后统一南北朝的隋代，隋炀帝更是对林邑进行了大规模的征伐。隋朝灭亡后，林邑幸运地得以复兴，并成为唐朝的藩属国。唐代中叶以后，林邑已被普遍地称作“环王国”。可是到了这个时候，林邑的国力已经衰落，并且不得不面临来自西邻高棉人的进犯。

南方地带的国家体制

从印度到南洋，这些有兴有衰的国家往往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缺乏国家延续的持久性。造成这一特点的因素或许有很多，但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民族的复杂性。南亚次大陆的面积与整个欧洲不相上下，其包含的民族数量之多，也并不比欧洲逊色。在南亚次大陆上，一个个政权如泡沫般稍纵即逝，这些政权之所以不断膨胀和收缩，原因就在于该地区民族的复杂性。然而，印度-南洋地区的历史与欧洲历史毕竟有着显著的不同，而这一点或许主要是由于热带风土的影响。在这里，人类的意志力变得相对脆弱。热带的大自然有着巨大的威力，其威力之大并不亚于北方寒冷地带的自然威力，人类在如此强大的自然面前，在获得丰富的食物供给的同时，也容易失去强大的意志力。所以，如果人类不专心于冥想式的思索，就很容易变得懒惰，以致常常失去行动的锐气。不过，从另一方面看，这种气候也给了个体以施展才能的绝佳机会。因为在南方地带，继承父祖之余绪者往往较少，英雄人物往往是从社会的最底层立身出世，成为一代大征服者。但是，鲜有子孙能够守住前人的伟业，一位英雄一旦去世，其国家的统治力就会立即变得松弛，雌伏于其治下的各个民族也会很快争相自立，与之相抗。总之，创业之君留下的国制，几乎很少能够传承至十代。

另外，南方地带之所以人种杂多还有其他的原因，即热带地区因受惠于自然气候而资源丰富，而生活在北方寒冷地带的民族往往会为了追求温暖的气候而南下，这构成了世界史上的一大潮流，并在印度-南洋地区表现得格外明显。也正因如此，印度-南洋地区的历史命运屡屡受到外界势力的影响，而且由于外来民族对这一地区的入侵过于频繁，所以这里的人种分布也变得愈发复杂，南方地带历史的被动性由此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