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克《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第一版序言》的思想史解读

◎ 吕和应

摘要：兰克的处女作《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虽然不够成熟，但它却让兰克获得了柏林大学的教职，从而开启了德国现代史学的兰克时代。后世对这部经典著作的评论众多，而对其中第一版序言的评论尤甚。鉴于这篇序言的重要性，本文拟对其进行文本细读，并根据《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的第一版序言、正文和附录等直接相关的材料来重新解读第一版序言，尤其是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这句格言。首先，笔者重新探究了第一版序言的结构，认为第一版序言存在一个由“意图”“研究”与“表现”三部分组成的“隐微”结构，在论及“研究”与“表现”孰轻孰重的问题时，笔者强调，在兰克那里，“研究”要优先于“表现”，这是本文进行相关解释的出发点。其次，在将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去经典化的过程中，笔者进一步论证了这句格言主要是针对“研究”层次而言的。再次，通过分析兰克回应利奥的文章，笔者指出，布劳等学者利用这篇回应文章进行的论证偏离了兰克的本意，事实上，他是要将史实的求真与生动形象的描述在“研究”的层次上统一起来。最后，笔者认为，兰克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希望在近代史领域复兴古典史学传统。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笔者着力批判了从历史主义和审美主义的角度对第一版序言进行的时代误置的解释。

关键词：《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第一版序言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 “隐微”结构 去经典化 兰克与利奥的论战 复兴古典史学传统 时代误置的解释

 

《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1824）是兰克的处女作，这部历史著作虽然不够成熟，但它却让兰克获得了柏林大学的教职，从而开启了德国现代史学的兰克时代。这样一部经典著作在当时以及后来都引发了强烈的反响，而围绕其中第一版序言展开的研究更是层出不穷。

兰克生前出版的《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一共有三个版本，分别是1824年第一版、1874年第二版和1885年第三版，而对应的序言则只有两篇：一篇是第一版序言（1824、1874、1885），后世研究者对这篇序言用力甚勤，它也是本文讨论的重点；一篇是第二版序言（1874、1885），即《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被收入《兰克全集》时兰克新增的序言，这篇序言重在说明为什么《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只出版了第一卷；在第三版中（1885），兰克没有另外增加新的序言。

由于兰克每次修订《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时都对1824年第一版序言做了程度不一的修订，因此，第一版序言相应也有三个版本，分别是1824年第一版序言、1874年第一版序言和1885年第一版序言。其中，1874年和1885年的第一版序言是1824年第一版序言的修订版。1874年第一版序言对1824年第一版序言做了一定幅度的修订，其中大部分的修订是拼写和语法方面的修订，只有少部分的修订涉及遣词造句和关键概念的修订。1885年第一版序言又对1874年第一版序言做了进一步的修订，但它与1874年第一版序言差别不大。还需要说明的是，1824年，《近代史家批判》是作为《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第一卷（Band）的“附录”出版的，在1824年第一版序言中，《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被称为“当前的这本书”，《近代史家批判》被称为“另一本书”（Buch），这一称谓在1874年和1885年的第一版序言中被保留下来。《近代史家批判》自成一体，而且拥有独立的序言，但它与第一版序言关系密切，本文虽名为第一版序言研究，但实际的研究对象还包括《近代史家批判》及其序言。

在《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的两篇序言中，第一版序言通常被视为兰克史学的宣言，兰克在《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中提出的观点以及采用的研究方法和写作技巧在这篇序言中都有所体现。与兰克后来一系列历史著作相比，《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并没有使用档案文献，后世史学家在相关领域的研究中不断推陈出新，使兰克这部处女作的价值大打折扣。尽管如此，从史学史的角度来看，因其划时代的意义，第一版序言一百多年来依然被反复研究着。

一、学术史回顾

截至目前，对《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第一版序言的研究主要涉及如下几个方面：对第一版序言的文本研究；对第一版序言的整体研究；对第一版序言中最常被引用的格言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的研究。总的来说，既往研究体现了两个特点：第一，研究越来越深入，切入点越来越小，甚至小到对一个概念的研究，比如，对eigentlich的研究，对1824年第一版序言中的sagen被修订为1874年第一版序言中的zeigen的研究；第二，德国学者或德裔学者在兰克研究方面占据主导地位，一方面，德国学者对19世纪德国史学的研究素有传统，另一方面，哈乔·霍尔本（Hajo Holborn,1902—1969）、菲利克斯·吉尔伯特（Felix Gilbert,1905—1991）、伊格尔斯等德裔学者推动了英语世界的兰克研究，并为其培养了新生代的研究者，毫不夸张地说，德国和美国是迄今最重视兰克研究的国家。鉴于第一版序言的相关研究异常丰富，加之本文篇幅所限，笔者将选取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加以概述和分析。

在第一版序言的相关研究中，大部分研究以兰克的格言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为中心展开，但也有一些例外。比如，恩斯特·舒林（Ernst Schulin）的《兰克的处女作》和特奥多尔·冯·劳厄（Theodore H. Von Laue）的《兰克的早期生涯》。舒林的论文名义上是分析兰克的处女作《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实质上则是分析其中第一版序言。舒林在文中探讨了兰克为什么没有写出《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的第二卷，也就是涉及1514年至1535年欧洲历史的那一卷。他给出的一种解释是，在写到1514时，兰克发现当时的出版物很少涉及1514年之后的事件，材料不足使他的研究无法继续下去；后来，兰克在柏林、维也纳、威尼斯和梵蒂冈等地发现了丰富的档案文献，而这些材料又使其研究偏离了他在1824年为《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设定的方向。除此以外，舒林还探讨了兰克这部经典著作的基本观点：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是一个统一体，在他看来，这种超越于政治之上的观点终究不可能成功。与舒林的研究不同，劳厄在其《兰克的早期生涯》的第一章中系统地分析了《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的第一版序言。劳厄首先概述了路德新教、古典语文学、德国观念论、浪漫主义、民族主义、法国大革命、拿破仑以及波旁王朝复辟对兰克的影响，在随后的分析中，他强调由于时局的缘故，兰克从古典语文学转向近代史研究，尽管如此，兰克的《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还是保留了古典语文学的印迹。劳厄指出，古典语文学与历史学具有相通之处：首先，兰克在莱比锡大学接受的古典语文学训练使他未经历史学训练就可以胜任历史研究的工作；其次，兰克直接将古典语文学的方法移植到近代史研究中，更新了历史研究的方法；再次，兰克也像古典语文学家那样，超出语法和文本去把握被研究对象的生命和思想。

鉴于本文的重点是基于第一版序言的整体结构来重新解释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为此，笔者将花费更多笔墨来分析既往关于这句格言的研究。

由于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长期遭到误解，为了澄清这句格言，有的研究者诉诸词义演变分析；有的研究者在各种文献中寻找与此类似的句子，以求获得类比性的解释；有的研究者综合兰克前后期的观点进行整体性的解释。这些解释策略是否有效呢？

第一种解释策略是词义演变分析。为了解释这句格言，伊格尔斯曾诉诸词义演变分析，他认为，在兰克时代，eigentlich的含义比现在模糊，它既有actually之义，又有characteristic或essential之义，而且兰克更多是在后面两种含义上使用eigentlich。伊格尔斯这样解释eigentlich，意在强调eigentlich具有“个体性”的意蕴，以便将这句格言朝着历史主义的方向进行解释。事实上，伊格尔斯的解释并不具有说服力，因为仅凭词义演变分析，并不能彻底改变对这句格言的理解。我们可以看到，比伊格尔斯夫妇译本晚出的英译本大多仍将eigentlich译作actual或actually。而在兰克自己的论著中，eigentlich也并不罕见。在《近代史家批判》中，兰克曾言，“马基雅维利并非那个时代真正的史学家”，此处“真正的”即eigentlich；在晚年自述中，兰克又言，“尼布尔实际上更热衷于赋予传统某种意义”, 这里的“实际上”即eigentlich。

第二种解释策略是类比性的解释。类比性的解释能否澄清兰克这句格言呢？汤普森在其《历史著作史》中声称，早在1778年，施密特（Michael Ignaz Schmidt,1736—1794）已在其《德意志人史》第一卷的导论中使用了类似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的表达（wie es das worden sey, was es wirklich ist）。汤普森下此判断的预设是，与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类似的表述，其含义也与这句格言类似。仔细搜索，我们可以发现，有类似表述的绝不止兰克一人。在兰克之前，威廉·洪堡和尼布尔也使用了与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类似的表述。洪堡在《论史学家的任务》的开头说道，“史学家的任务是表现发生之事”（Darstellung des Geschehenen）。尼布尔在《古代史讲义》中评论说，“有一次，一位有智慧的男人问道：‘据说，人们已经到了如此地步，在阅读古代史时，竟将古代史当作真实发生之事’（als ob sie wirklich geschehen）。”在兰克之后，格维努斯（G. G. Gervinus）在《十九世纪史导论》的序言也有过类似的表述。聚贝尔（Heinrich von Sybel）在《历史知识的原则》（1864）的最后总结道：“但科学不能过问倾向和私欲，它只能追问真理（nur nach Wahrheit fragen）。”聚贝尔将兰克视为德国观念论的重要体现者，但具体到对这句格言的解释，他还是认为，由于受约翰·冯·穆勒（Johhanes von Müller）和尼布尔的影响，兰克在格言中强调的是批判的方法。据此，我们是否可以推断出，洪堡、尼布尔、格维努斯和聚贝尔都持有与兰克类似的观点呢。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要真正澄清这句格言，除了考察它本身的含义之外，还需要以第一版序言以及其他直接相关的材料为依据，仅凭不同学者的两句话之间的相似性，势必难以达到此目的。

批评性的解释是类比性的解释的变体。尼采对兰克的解读就是典型的批评性的解释。尽管尼采在《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1873）中对客观史学大加鞭挞，但在1885年的笔记中，他坦陈，直到写作《人性的，太人性的》（写于1876—1878年，出版于1878年），他才真正阅读了兰克的历史著作。1877年初，尼采读到了兰克的《教皇史》，在《朝霞》的第307节，尼采写出了自己的读后感：“事实，虚构的事实！——历史学家处理的，不是实际发生过的事（was wirklich geschehen ist），而是在人们想象中发生的事，因为只有在人们想象中发生的事才会有效果……”在这里，尼采并未点名批评兰克，而且他使用的表述was wirklich geschehen ist与兰克的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看起来也不尽相同，但研究者还是将尼采的批评与兰克联系了起来。关于这句引文，尼采著作Pütz版的编者注释为：“……历史科学的首要任务是，永远只探讨一个时代的精神，以及通过这种方式同时只描写那个过去了的时代有效的事实或‘观念’（例如可参兰克）。尼采反对这种观点，对于真实发生的事件的解释的效果代替了真实发生的事件。”从编者的这条注释来看，尼采的批评所针对的，是兰克主张史学家要描述“实际发生过的事”，而尼采在阅读兰克的历史著作之后强烈感受到，兰克的史学主张与其历史著作给人的实际印象反差太大，为此，他才感叹“历史学家处理的……是人们想象中发生的事”，借用编者的话来说，即“对于真实发生的事件的解释的效果代替了真实发生的事件”。看得出来，尼采是强调“解释”对于历史学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其他著作中，尼采曾强调，“没有事实，只有解释”。尼采的洞见很有启发性，但无奈他所批评的兰克并非真实的兰克，兰克的格言也并非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第三种解释策略是整体性的解释。我们以布劳（J. D. Braw）的《作为修正的“可视性”：兰克与现代史学的开端》为例来加以说明。布劳这篇论文极具挑战性，它试图颠覆关于《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的既有解释，即方法论创新的解释和历史主义的解释，在他看来，兰克的这部处女作的核心思想，既不是方法论的创新——将古典语文学的方法移植到近代史研究中——又不是历史主义，而是呈现历史本身的“可视性”的文学策略，如类比和隐喻等策略；布劳认为，兰克史学算不上范式革命，只能算是某种修正。为了论证其观点，布劳使用了大量材料，除了《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的第一版序言、正文和附录，还包括兰克与海因里希·利奥（Heinrich Leo,1799—1878）论战的文献，兰克其他历史著作以及1824年前后的书信和日记，聚贝尔、狄尔泰、约克伯爵和梅内克等后世学者的观点也被当作重要的佐证。尽管这篇论文具有较强的说服力，类似观点也已成为主流的解释，但布劳的观点及论证并非无懈可击。首先，布劳在选取材料时有失偏颇，为了论证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的本义是展现历史本身的“可视性”，布劳援引了大量强调历史学是一门艺术的材料，但兰克从早期到晚期一直强调历史学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在有些段落，他格外强调历史学的求真追求，对于这方面的材料，布劳置若罔闻。其次，布劳并未严格依据《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的第一版序言、正文和附录以及兰克与利奥论战的文献等直接相关的材料来论证其观点，他援引的大多数材料与第一版序言只是间接相关。

并非所有研究者都赞同布劳的观点，两位青年学者齐格弗里德·鲍尔（Siegfried Baur）和阿图尔·阿西斯（Arthur Alfaix Assis）就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鲍尔在其《青年兰克的历史知识理论》中论证说，兰克将历史学区分为“研究”（Forschung）与“写作”（Schreibung）两个层次，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对应于“研究”的层次，因此，这句格言并不是强调历史写作的艺术性，而只是强调历史研究的科学性。阿西斯在《史学何为？》中将这句格言解释为兰克“为知识而知识”，其观点与鲍尔类似。鲍尔和阿西斯一反主流解释，源于他们看到了第一版序言中“研究”与“表现”之间的区分。

上述三种解释策略是本文重新解释第一版序言需要借鉴的，但笔者认为，相关研究还是存在一些疏漏：

关于兰克《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第一版序言的研究，数量虽多，但没有哪一种解释是最终的解释，这是由这份文本的性质决定的。第一版序言翻译成中文只有2300字左右，在这样的篇幅内，兰克不可能将所有想法都呈现出来，更不可能将每一种想法都透彻地说清楚，因此，每一种解释都是研究者自己的诠释。在相关研究中，援引兰克其他论著、书信和日记的情况俯拾皆是，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第一版序言无法完成自我诠释，必须借助其他辅助材料才行。

在借助其他辅助材料进行解释的过程中，出现了历史主义和审美主义的解释取向。在下文中，笔者将通过文本细读来澄清，这两种主要的解释取向都存在时代误置的问题，它们都忽略了兰克撰写《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第一版序言的具体语境，而且在使用其他辅助材料时不够谨慎。在本文中，对第一版序言的研究力求依据直接相关的文本，如《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的第一版序言、正文和附录，兰克与利奥论战的文献，以及与《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直接相关的书信和日记，这些材料才是重新解释第一版序言的基础，兰克在其他论著中表述的观点最多只能作为补充性的材料，否则，对兰克早期观点的解释就有可能变成对兰克一生观点的解释，甚至出现以今度古的情况。

既然《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第一版序言是本文研究的落脚点，加之第一版序言的三个版本之间又存在一定的差异，那么在重新展开研究之前，文献整理就成为必要的准备性工作。

二、第一版序言的文献整理

要准确把握《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的第一版序言，文献整理是其基础。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这项工作姗姗来迟。1999年，托马斯·马丁·布克在《历史年鉴》上发表了《论兰克1824年的格言：一项以文本考证为主的研究》，在该文中，他详细考证了1824年、1874年和1885年的第一版序言的区别，并将1874年和1885年的两次修订归纳为十类，其中大部分修订只涉及拼写和语法，对研究者不具有任何意义，但少数修订，如兰克将er will bloß sagen, 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一句中的sagen修订为zeigen或将某些句子整句删除，就具有值得探讨的深意。布克的工作不只是整理文献，他还着重研究了1874年和1885年的第一版序言为什么要将整句格言中的sagen修订为zeigen，在他看来，sagen是“说出”之义，zeigen是“展示”之义，兰克借此修订，旨在说明史学家“不需要说出，而只需要展示……他所看到的东西”，以突出历史现象的“个体性”和历史写作的“直观性”。诸如此类的修订，显然系兰克有意为之，因此，研究者在引用第一版序言时，要随时注意1824年第一版序言与1874年和1885年的第一版序言之间的差别，这是研究第一版序言的前提，但目前关于《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第一版序言的大多数研究，往往都忽视了这一点。在第一版序言现有的多个德文版和英文版中，编校者或编译者径直将1874年修订后的版本等同于第一版序言的标准版而未加说明。为此，研究者今后在引用第一版序言时，需要标明是1824年第一版序言，1874年和1885年的第一版序言，还是布克的考证版第一版序言（考证版第一版序言可以对观三个版本的第一版序言，它以1824年第一版序言为底本，另外在脚注中标明1874年和1885年的第一版序言做了哪些修订）。本文在引用第一版序言时，若未专门说明，皆默认为引用考证版第一版序言。

本文将基于第一版序言的整体结构来重新解释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因此，还需要就这篇序言的分段问题略作交代。在1824年第一版序言中，总共有五段文字，第一段是总纲，兰克表示他要在“意图”（Absicht）、“材料”（Stoff）和“形式”（Form）三个层次上概要说明《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的成书情况，在第一段之后的三个段落，兰克分别从“意图”“材料”和“形式”三个层次展开论述，最后一段是补充性说明（这一段以endlich开头），兰克在该段落中提出了个体与整体的关系问题。针对德文版第一版序言的这种分段方式，大多数英译本都做了改动，尤其是在涉及“意图”的第二段和涉及“形式”的第四段。可能是考虑到第二段和第四段的德文原文过长，英译本往往将第二段一分为三，将第四段一分为二。为了方便读者的阅读，这种重新分段的方式并非全无道理，但作为一个经典文本，在重新分段之后，整篇序言的层次不清，而且极易误导研究者。

本文并不想在布克的基础上重新整理第一版序言，而只是鉴于现有的英译本和中译本都存在一些瑕疵，为了下文论述的方便，才有意根据布克的考证版重新翻译第一版序言。在翻译过程中，笔者将以1824年第一版序言为底本，同时在注释中标明哪些重要内容在1874年和1885年的第一版序言中被修订过，由于拼写和语法方面的修订很难在中文中显示出来，故暂不作翻译。

 

我必须承认，对我而言，当前这本书在付梓之前比现在也即行将付梓之时看起来更完美。但我还是希望善意的读者们更多地关注本书可能有的优点，而不要只盯着它的缺点。鉴于本书正文并不具备澄清所有事情的功能，因此，我还是有必要对本书的意图、材料和形式作一个简要的说明。

一位史学家的意图取决于他的观点。关于我的观点，我有两点需要在此说明。第一，我把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视为一个统一体。这一概念与以下三个相近的概念都不同：第一个概念是普世基督王国的概念，这一概念包括了亚美尼亚人；第二个概念是欧洲统一体的概念，因为土耳其人是亚洲人，而俄罗斯帝国包括整个北亚，所以我们只有深入了解亚洲的整个国际关系，才可能从根本上理解土耳其和俄罗斯；第三个也是最相近的概念是拉丁基督王国的概念，但斯拉夫人、拉脱维亚人、匈牙利人都属于拉丁基督教世界，它们具有某种无须赘言的特色。关于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统一体之外的事情，我只在必要时涉及，而且一笔带过，我将集中关注拥有纯日耳曼或日耳曼—罗曼血统的亲缘民族，它们的历史是整个近代史的核心。接下去的导论主要是通过对外功业的线索，试图展示这些民族究竟多大程度上是在一个统一体中以及在相同的运动中获得发展的。这就是作为当前这本书的基础的那种观点的一个面相，而另一个面相则直接体现在本书的正文中。这本书远未涉及这些民族的全部历史，而仅仅涉及其中一小段历史，而这一段历史也可以视为近代史的开端——但它是复数的历史，而非单数的历史。一方面，这本书涉及西班牙君主制的建立、意大利自由的丧失；另一方面，还涉及了一个双重的对抗的形成，政治对抗因法国人而起，宗教对抗因宗教改革而起，换言之，我们的民族分裂为两个敌对的阵营，而整个近代史都奠基于这一分裂。本书始于这样一个时代，在当时，意大利还是一个统一体，而且至少享有外部自由，因为教皇在意大利，所以意大利甚至还有可能被视为霸主。本书试图表现意大利的分裂，法国和西班牙人的入侵，一些国家丧失全部自由，另一些国家丧失自主权，最后还试图表现西班牙的胜利以及西班牙在意大利的统治的开始。其次，本书也始于政治上虚弱的西班牙诸王国走向统一，统一的王国联合起来打击异教徒，并影响了基督教的内在发展。本书力图阐明，与异教徒的斗争是如何导致美洲被发现以及当地的几大王国被征服的，但最重要的是阐明，强化基督教的企图如何导致西班牙在意大利、德意志以及尼德兰称霸的。再次，本书也始于查理八世通过反土耳其的斗争——法兰西在此过程中遭遇了所有幸运与不幸——而成为基督教先锋，到41年之后弗朗索瓦一世又寻求土耳其的帮助以对抗皇帝时代。最后，通过追溯德国在政治上集体反对皇帝、欧洲在宗教上集体反对教皇，本书力图为更全面地洞察宗教改革所引起的重大宗教分裂铺平道路。关于这一宗教分裂，需要考察的只是第一阶段。本书尝试把所有这些事件以及其他相关事件置于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的统一体中加以把握。人们曾赋予历史学评判过去、教导当代人以利于未来的职责，当前的尝试不敢奢望这样的重任，它只是想说出事情的本来面目。

要重新来研究这段历史，材料从何而来呢？回忆录、日记、书信、外交报告、目击者的原始记录等原始材料是当前这本书的基础。至于其他著述，只有当它们直接援引了上述原始材料或由于其包含了某种最初的认知而与上述原始材料等价时，才会被采用。每一页都会标明援引的著作有哪些。研究方法以及考证结果将在同时出版的另一本书中展现。尽管柏林皇家图书馆藏书甚丰，但得益于主管部门的特许以及图书馆员维尔肯、布特曼、施派克的仁慈，这座图书馆向我敞开了大门，这项研究尚有多少改进的余地，日后会自己显露出来。

本书的形式取决于它的意图和材料。人们并不能要求历史学做到可以在诗性作品中发现的那种自由发挥（诗性作品至少在理论上可以自由发挥），而且我也并不知道，人们是否应该相信已经在希腊和罗马的大师的作品中发现了这样的自由发挥。严格地表现事实——即便事实可能是偶然和枯燥乏味的——无疑是最高的法则。对我来说，其次是阐明各个事件的统一性和进步性。因此，虽然人们本来期待我首先对欧洲的公共关系进行一般性的表现，但我并不会这样做，如果这样做，即使不会打乱我的视角，也会使我的视角不够集中，我偏好更详实地展示每一个处在异常活跃或霸主地位的民族、强权和个人的本来面目。我并不在意我之前在这里和那里已提及它们，因为我如何能够避免提及它们的存在呢？通过这种方式，至少它们普遍采取的路线、它们所走的道路以及激发它们的思想都可以得到更好的把握。

最后，对个体的处理是史学工作中这样一个本质性的部分，而我能够就它说些什么呢？对个体的处理通常不是粗糙的、残缺的、死板的、令人生厌的吗？在这方面，古代和近代都有高贵的典范——人们不要忘了近代也有这样的典范，但我不敢模仿这些典范，因为它们的世界与众不同。对个体的处理，确实存在一个崇高的理想：使各个事件易于被人们理解，既要把握其统一性，又不失其多样性；这个理想是有可能实现的：但我知道，我离这一理想还有多远。还说什么呢？有人尝试过了，有人努力过了，但最终还没人实现这一理想。人们不应该为此而失去耐心！重要的事情始终是我们要处理什么，正如雅各比所说，我们要处理人类的真正面目，不管这种面目是不是能够说清楚，换言之，我们要处理的是个体的生活、一代代人的生活、一个民族的生活，有时还要处理高居于它们之上的上帝之手。

三、第一版序言的重新解读

兰克一系列历史著作具有共同的结构，它们都是由序言（Vorrede）、导论（Einleitung）、正文和附录（Beilage）四个部分组成的。四个部分各司其职，一般来说，序言主要是介绍正文的基本观点、材料来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零星的史学思想；导论是正文的先导，它与正文构成一个整体；正文之后的附录，要么是对某些历史著作的批判，要么是资料的汇编。在兰克的历史著作被翻译成英文的过程中，序言和附录通常都被省略掉，事后看来，此举造成了兰克长期被英语世界的读者误解。在兰克生前，他的讲稿、书信、日记以及晚年自述并未公之于众，人们要想了解兰克的史学思想，唯有通过阅读其历史著作获得自己的认识，而这些历史著作的序言和附录，往往有助于人们判断自己的认识是否符合兰克的本意，如果轻易省略掉，那么读者就只能按照自己一厢情愿的理解来评价兰克了。在兰克所有重要历史著作的序言中，《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的第一版序言占据着特殊的地位，一方面，它是兰克史学的宣言，另一方面，这篇序言与其他序言在结构方面有所不同，它有一个相对完整的结构。

1.第一版序言的“隐微”结构

兰克在《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第一版序言的开头就已经说明了这篇序言的基本结构，笔者在上文也做了简单的交代，事情已经足够清楚，现在还有必要重提吗？笔者以为，如果要澄清第一版序言的诸多谜团，那么重新分析其结构就非常必要。事实上，这篇序言包含了两套结构，一套是“显白”结构，另一套是“隐微”结构，正是这两套结构相互交织，才使这篇序言容易被误读。

第一版序言的“显白”结构是，它由“意图”“材料”和“形式”三部分组成，其“隐微”结构则是，它由“意图”“研究”（Forschung）与“表现”（Darstellung）三部分组成。这样一套“隐微”结构的存在，可以在第一版序言以及《近代史家批判》中找到直接的文本根据。

第一版序言的第二段以“一位史学家的意图取决于他的观点”开头。在这句引文中，我们需要说明，第二段中的哪些内容属于他所谓的“观点”（Ansicht），哪些内容属于他所谓的“意图”（Absicht）。由于第二段德语原文太长，第一版序言的英译本和中译本都将它一分为三，在第二段的第一部分，兰克首先亮出了他的“观点”：“我把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视为一个统一体”；与此相对应，他在第二段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表明了他的“意图”：“本书尝试把所有这些事件以及其他相关事件置于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的统一体中加以把握”。在第二段的末尾，兰克道出了历史学的“职责”（Amt）：“人们曾赋予历史学评判过去、教导当代人以利于未来的职责，当前的尝试不敢奢望这样的重任（hoher Ämter），它只是想说出/展示事情的本来面目。”

兰克在论及“材料”的第三段开头说，“要重新来研究（erforscht）这段历史，材料从何而来呢？”言下之意，材料是服务于研究的，要重新研究这段历史，就需要新的材料。兰克随后又在第三段段中补充道，“研究（Forschung）方法以及考证结果将在同时出版的另一本书中展现”，即在附录《近代史家批判》中展现。根据这两句引文的表述不难看出，用“研究”（Forschung）来替换“材料”（Stoff）并将其作为这一段的关键词是可行的。若不固执于兰克本人就第一版序言的结构进行的说明，我们甚至可以说，“研究”是更合适的关键词，对此，笔者有两点理由：第一，兰克的史学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所使用的新材料，在《教皇史》和《宗教改革时期的德国史》的序言中，兰克着墨最多的正是新材料的获取过程；有时候，他甚至断言，如果没有获取大量新材料，他很可能写不出像样的历史著作。但是，获取新材料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更新既往的研究成果，形成新的历史认识，新材料只是研究的必要条件之一。第二，兰克对德国现代史学影响至深，不仅是因为他撰写了一系列经典著作，更是因为他的研究方法惠及更多后学；尽管兰克在《近代史家批判》中直接展现的只是考证结果，但其背后隐含的研究方法更让人心驰神往，考证结果可能会受到利奥的质疑，但他所示范的研究方法却是授人以渔，在其晚年自述中，兰克谈及《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的写作时，津津乐道的正是其研究方法的独创性。

在涉及“形式”的第四段中，如果联系兰克被普遍接受的形象，最先跃入眼帘的一句话必然是，“严格地表现（Darstellung）事实——即便事实可能是偶然和枯燥乏味的——无疑是最高的法则”。“表现”在这一段中总共出现了两次，虽然其中一处只是一般用法，不具有上述的特殊含义，但我们依然可以用“表现”来替换“形式”并将其作为这一段的关键词，因为早在启蒙时代，德国学者就已经在史学方法论中大量论及“表现”问题。

在第一版序言中，兰克分别论述“材料”与“形式”，并将其视为历史学的两个重要的层次，这与启蒙时代德国学者区分“研究”与“表现”是一致的。在18世纪下半叶，随着历史学开始被视为德语意义上的科学，“研究”就逐渐从“表现”中剥离出来。1784年，启蒙史学家施罗策尔（August Ludwig Schlözer,1735—1809）论述与史学相关的从业者时，明确地区分了“历史研究者”（Geschichtforscher）与“历史写作者”（Geschichtschreiber）, 由此说明，在史学界，“研究”与“表现”之间的区分已经普及。19世纪初，弗里德里希·余斯（Friedrich Rühs,1781—1820）和威廉·瓦克斯穆特（Wilhelm Wachsmuth,1784—1866）分别在《历史研究入门提纲》（1811）和《史学理论提纲》（1820）中，以“研究”与“表现”之间的区分为根据来架构其史学方法论。与同时代的学者一样，兰克也接受“研究”与“表现”之间的区分。1828年，兰克分别在“研究”和“表现”层次上回应了利奥，在“研究”层次上，他主要是反驳利奥对其材料运用的指责，在“表现”层次上，他主要是努力证明自己的叙述条理清楚。

“研究”与“表现”之间不仅有区分，还存在孰轻孰重的问题。一部德国现代史学史，就是“研究”逐渐取代“表现”的历史。在科学化之前，历史学更重“表现”，在科学化之后，历史学更重“研究”。表面上来看，兰克是“研究”与“表现”并重，因为其史学思想始终关照了“研究”与“表现”这两个层次。在《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第一版序言中，兰克既论述了“材料”，又论述了“形式”。这种认识与他后来的主张是一致的。在1831—1832年的课程导论中，兰克论证说，在搜集、发掘和解析材料的层次上，历史学是一门科学，在“构形”（gestalten）和“表现”（darstellen）前一阶段成果的层次上，历史学则是一门艺术。在《法国史》的第五卷（1861）中，兰克同样肯定了历史学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并强调二者并不矛盾。正是在此处，除了将“科学”与“艺术”对举之外，他还成对地使用了“内容”与“形式”“语文学”与“文学”“美”与“真”“形式”与“探究”“表现”与“知识”以及“表现”与“研究”等概念。

尽管如此，这些论述真的意味着兰克是“研究”与“表现”并重呢？在笔者看来，单就第一版序言来说，事实并非如此。兰克在第一版序言的第四段段首明言，“本书的形式取决于它的意图和材料”，换言之，对兰克而言，“表现”取决于“研究”，“研究”与“表现”不是并重的，“研究”要优先于“表现”，这是兰克早期的史学原则，也是我们重新解释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的基础。尽管兰克曾说过，“史学家的任务同时是文学和学术的；历史学同时是艺术和科学”（1861），“历史学的科学和表现是一种职责，只有牧师的职责可与之比肩”（1873），但这与我们强调“研究”要优先于“表现”并不矛盾。

纵观学者对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的研究，我们发现了两种各执一词的解释取向。美国科学史学派和新康德主义者分别将兰克视为科学史学家和历史实在论者，他们对这句格言的解释过于依赖它与“研究”层次的联系；吉尔伯特和布劳等学者强调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的审美维度，他们对这句格言的解释又过于依赖它与“表现”层次的联系。鉴于美国科学史学和新康德主义的解释早已被抛弃，我们将以布劳为例，聚焦对这句格言的审美主义解释。我们注意到，布劳在论文中直接将Historie译为history-writing，同时将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视为“表现”（布劳将Darstellung译为representation）层次上的追求。他曾援引“历史学的目标是将过去的生活呈现在眼前”一语（出自兰克1827年的课程讲义）作为重要证据，乍一看，这句话应该是针对“表现”层次而言的，因为兰克是在概述文学发展史时顺带论及历史学的目标的；但结合兰克回应利奥的文章来看，这句话也未必是完全针对“表现”层次而言的，它也很可能同时是针对“研究”层次而言的，因为兰克在这篇回应文章中论证说，生动形象的历史不仅需要依靠合理的想象，而且更需要原始材料的支撑。总之，布劳对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的解释一开始就偏离了“研究”优先于“表现”这一史学原则。

在下一节，笔者将结合《近代史家批判》对第一版序言加以分析，这样做，既是为了说明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并非经典，又是为了说明这句格言主要是针对“研究”层次而言的。

2. 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的经典化和去经典化

《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第一版序言的“隐微”结构长期被忽视，与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被格言化存在直接的关系。由于被大量引用，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逐渐成为经典的格言，甚至成为兰克史学的代名词。此过程并未让人们越来越了解兰克的史学主张，反倒使其主张遭到越来越多的误解，究其原因，是由于后世学者将这句格言与其语境剥离开来、任意解释而造成的。而本节所谓“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的去经典化”，是指将这句格言重新置于其语境中，以便让它在《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的第一版序言、正文和附录等直接相关的材料中呈现出原初的朴素含义。

兰克本人非常清楚，《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算不上成熟的历史著作，在着手编辑其全集时，他并未将这部不成熟的历史著作编入全集第1卷（被置于首卷的是《宗教改革时期的德国史》），而是连同《近代史家批判》编入第33、34卷。在兰克生前，《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的第一版序言并未引起特别的关注，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更少被学者谈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化正在悄然发生，我们可以在伯伦汉（Ernst Bernheim,1850—1942）和新康德主义者身上发现这种变化。

还在担任哥廷根大学的编外讲师时，伯伦汉就已经出版了《历史研究与历史哲学》（1880）一书，他在该书中评论说，兰克的《近代史家批判》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不过，此时他并未提及《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的第一版序言，更没有提及wie es eigentlich gewsen。然而，在稍后几年出版的《史学方法论》（初版，1889年；修订后的第五和第六版，1908年）中，伯伦汉在概述史学方法论的发展史时，特别表彰了兰克的《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及其附录《近代史家批判》的贡献：伯伦汉认为，《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的出版使历史学真正变成了科学，作为佐证，他完整引述了“人们曾赋予历史学评判过去、教导当代人以利于未来的职责，当前的尝试不敢奢望这样的重任，它只是想展示事情的本来面目”，而没有引述该书中的其他文字；对于《近代史家批判》，他更是推崇备至，他称《近代史家批判》在方法论上开创了新的纪元。尽管伯伦汉在其论著中多次提及兰克，但上述观点无疑是他对兰克最重要的评价。伯伦汉的这部史学方法论教材影响巨大，他对兰克的评价也传播甚广。与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进路不同，新康德主义者坚持反实在论的立场，在他们眼中，历史实在论在德国最重要的代表就是兰克。作为新康德主义的早期代表，文德尔班在晚年的《历史哲学：战时讲义》中分析“历史哲学”的任务时写道：“根据兰克著名的格言，人们只能断言，历史不得不单纯而客观地确定历史事件是什么，也就是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而哲学应该判断历史事件具有什么样的价值。”根据引文提示，我们知道，文德尔班是较早将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视为格言的学者。在文德尔班之后，李凯尔特、西美尔、卡西尔等新康德主义者延续了文德尔班对兰克的认识。

同样是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美国科学史学派成为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格言化的另一主导者。当时很多美国史学家单纯地认为，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就是指客观地记录历史事实。尽管卡尔·贝克尔和查尔斯·比尔德等史学家后来反对这种史学观，但他们并不反对此前美国史学家塑造的兰克形象，这种状况一直要持续到流亡的德国史学家的到来。在“二战”前后流亡到美国的德国史学家在“二战”后纷纷撰文，纠正美国史学家对兰克这句格言的片面理解。“二战”后，英语世界与德国的学术交流增多，纠正兰克形象的问题也成为了德国学者的重要任务。

正是在误解和纠偏的过程中，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一句经典的格言，与其说这句格言本身很经典，还不如说它是被塑造为经典的。在本节剩下的篇幅中，笔者准备结合相关材料，让这句格言去经典化。

要去经典化，首先需要回归第一版序言和《近代史家批判》等直接相关的材料。据布克的考证版第一版序言，我们将整句格言翻译为：

 

人们曾赋予历史学评判过去、教导当代人以利于未来的职责，当前的尝试不敢奢望这样的重任，它只是想说出/展示事情的本来面目。（Man hat der Historie das Amt, die Vergangenheit zu richten, die Mitwelt zum Nutzen zukünftiger Jahre zu belehren, beigemessen: so hoher Ämter unterwindet sich gegenwärtiger Versuch nicht: er will bloß sagen/zeigen, 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

 

从使用的词汇和句式来看，这句格言并不具备独特性。

首先，正如上文所述，兰克在1874年将1824年第一版序言中的sagen修订为zeigen。在笔者看来，此处修订只能表明zeigen更贴合第一版序言的遣词造句，更能传达兰克的史学思想，而不能表明在此处修订前后，兰克的史学思想发生了转变。从正面来说，除了此处修订，兰克在第一版序言的其他地方原本就使用了zeigen或类似表述（ins Licht zu setzen），特别是“我偏好更详实地展示每一个处在异常活跃或霸主地位的民族、强权和个人的本来面目”一处使用的zeigen，与“展示事情的本来面目”中的zeigen在用法上几乎相同。1828年，在回应利奥的批评时，兰克也多次在“表现”层次上使用zeigen一词。从反面来说，sagen在1824年第一版序言中出现达五次以上，在1874年第一版序言中，仅格言中的sagen被修订为zeigen。正反两方面都说明，sagen和zeigen都是第一版序言中的常用词，1874年第一版序言将格言中的sagen修订为zeigen只是锦上添花，不具有根本的重要性。

其次，整句格言常被简写为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在第一版序言和《近代史家批判》的序言中，我们也可以发现类似的句式。比如，在第一版序言中，我们可以找到如下表述：“我偏好更详实地展示每一个处在异常活跃或霸主地位的民族、强权和个人的本来面目”（wie sie gewesen），“正如雅各比所说，我们要处理人类的本来面目”（wie sie ist）；而在《近代史家批判》的序言中，我们则发现了这样的表述：“还有一些人只是以转述已发生的事为目标”（was geschehen ist）。这些出现在同一时间、同一文本中的常见表述应该可以佐证，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未必有后世学者反复揣摩的深意。

从内容来看，整句格言与《近代史家批判》的序言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

《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第一版序言具有清晰的层次感，每个段落之间的衔接都非常紧密。上文已证明第一版序言存在“隐微”结构并就各个组成部分进行了简要说明。笔者当下疑惑的是：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这句格言在第一版序言第二段中处于什么位置，它在整篇序言中又处于什么位置？在第二段中，为什么兰克在论述了自己的“意图”之后，突然加上了整句格言？从表面上看，整句格言与第二段所论述的“意图”无关，兰克的“意图”是撰写近代开端的历史，并将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视为一个统一体，而整句格言表达的是历史学的职责，二者风马牛不相及。整句格言似乎与第三段关于“材料”的论述也无关，因为兰克在第三段开头说，要重新研究近代开端的历史，接着就提出，什么样的材料使他有可能重新研究这段历史。

经过对比，笔者惊奇地发现，“人们曾赋予历史学评判过去、教导当代人以利于未来的职责，当前的尝试不敢奢望这样的重任，它只是想说出/展示事情的本来面目”这整句格言与《近代史家批判》的序言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笔者得出这个结论，是基于如下几点理由：

其一，整句格言与《近代史家批判》序言中的一些句子传达的意思相同。就“人们曾赋予历史学评判过去、教导当代人以利于未来的职责”这句而言，我们可以在《近代史家批判》的序言中找到对应的内容：“一些人庄重地走来，他们想要表现，他们自认为走的是古人走过的道路。另一些人则想从过去获得一些教益以供未来之需。有很多人想要辩护或控告。有不少人出于更深层次的原因，出于热情和爱好，致力于推动事件的发展。还有一些人只是以转述已发生的事为目标，撰写报告的目击者就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其中，“另一些人则想从过去获得一些教益以供未来之需”与第一版序言中的“人们曾赋予历史学评判过去、教导当代人以利于未来的职责”何其相似。在第一版序言中，兰克“只是想说出/展示事情的本来面目”，而在《近代史家批判》的序言中，兰克则声称，《近代史家批判》的主要目标是弄清哪些作者掌握了“原始认识”（originale Kenntniß），从哪些作者那里“能够获得真正的教益”（wahrhaft belehrt werden können）；这两句话分别表明了兰克希望在《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和《近代史家批判》中达到的效果，虽然前者是希望说出/展示近代开端的历史的本来面目，后者是希望弄清近代史家中哪些人的著作值得信赖，但二者在结构上何其相似：前者试图突破近代史家设定的职责，后者试图突破近代史家占有的材料。

其二，兰克在第一版序言第三段开头宣称，要重新研究近代开端的历史。一般而言，要重新研究一段历史，要么是关于这段历史的既有著作粗陋浅薄，要么是出现了新观点或新材料。事实上，二者互为表里，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由于新出著作在观点或材料上更新颖而使既有著作被淘汰。与《近代史家批判》对近代历史著作的尖锐批评相比，兰克在第一版序言中表现得更为克制，他一上来并没有直接说既有著作不堪卒读，而是说他产生了新观点，并有新材料作为支撑。

研究者在援引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这句格言时，一般都未留意它前面的一句话，即“本书尝试把所有这些事件以及其他相关事件置于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的统一体中加以把握”。这句话是兰克所谓的“意图”最精炼的概括，在这句话结束之后，兰克才强调，“人们曾赋予历史学评判过去、教导当代人以利于未来的职责，当前的尝试不敢奢望这样的重任，它只是想说出/展示事情的本来面目”。整句格言前面的那句话是强调兰克在《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中引进了新观点，根据《近代史家批判》的序言来看，整句格言的前半句“人们曾赋予历史学评判过去、教导当代人以利于未来的职责，当前的尝试不敢奢望这样的重任”则表明，兰克不满意近代史家留下的著作，它们赋予了历史学过多的职责。由此可见，兰克要重新研究近代开端的历史，应该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他提出了新观点，另一方面，他不满意既有著作。正因为如此，他在第二段论述其“意图”之后，接着谈及自己不敢奢望像近代史家那样撰写历史，而“只是想说出/展示事情的本来面目”。

由于要重新研究这一段历史，加之既有著作不能令他满意，兰克才在第一版序言第三段讨论新材料。柯林武德曾形象地将西方传统史学概括为“剪刀加糨糊”的史学，这种评价显然低估了西方传统史学的价值，但却无意间道出了它在材料运用方面的局限，那就是大量援引前人历史著作中的材料，甚至是直接摘抄。兰克只想“说出/展示事情的本来面目”，而近代史家的著作注重评判过去、为当代人提供教益，更关键的是，这些著作中存在大量史实错误，因此，它们就不可能成为兰克直接援引的材料。兰克在整句格言的前半句真正想表明的是，除了与近代史家“道不同不相为谋”，还有他对近代史家无法直接为他重新研究这一段历史提供更多材料表达不满。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第一版序言第二段末尾与第三段的开头是紧密衔接的。兰克在第三段中称“研究方法以及考证结果将在同时出版的另一本书中展现”，这只说明了第一版序言与《近代史家批判》的表面关系，第二段与第三段之间的衔接在更深层次上展现了二者的关系：《近代史家批判》是《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的前提，这并不是说后人不能重新研究同一段历史，而是说，没有《近代史家批判》的话，兰克就很难取得研究上的突破。

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去经典化的过程见证了《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第一版序言与《近代史家批判》之间非同寻常的关系。有鉴于此，要真正理解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就必须充分重视《近代史家批判》。根据上一节对第一版序言的“隐微”结构的分析，《近代史家批判》体现了“研究”之于历史学的重要性，因此，笔者认为，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主要是针对“研究”层次而言的。

3.驳海因里希·利奥

既然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主要是针对“研究”层次而言的，那么它与美国科学史学派和新康德主义者的解释有何区别呢？难道时至今日我们还必须接受“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就是指客观如实地记录历史事实”这一解释吗？答案当然不是，在本节中，笔者将重点分析兰克回应利奥的文章，在此过程中，笔者将顺带指出，这句格言的意思与美国科学史学派和新康德主义者的解释有天壤之别。

兰克的《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出版之后，褒扬者有之，但批评者也不乏其人。1828年，也就是这部历史著作出版四年之后，海因里希·利奥在《耶拿文学通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小文章（分两期连载），对兰克的《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大肆攻击，在兰克看来，这样刻薄恶毒的批评让他忍无可忍，他的还击是出于被迫。兰克在《哈勒文学通报》上发表的回应文章篇幅也不大，其中还包含了不少出自《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和《近代史家批判》的引文。他分别在“研究”（Forschung）、“表现”（Darstellung）和“思考”（Besinnung）三个层次上反驳了利奥的观点，这是他第一次站出来澄清他在《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中确立的原则和方法。

在“研究”的层次上，利奥主要批评了兰克在材料运用方面的问题。兰克在第一版序言和《近代史家批判》中确立了根据材料得出事实的原则，而且声称要“严格地表现事实”，但在利奥看来，兰克本人也未严格遵循他自己确立的原则。利奥以德意志史学家皮尔克海默尔（Bilibald Pirkheimer）的《瑞士战史》为例。兰克曾在《近代史家批判》第四编第二章中批评了皮尔克海默尔，他认为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待皮尔克海默尔的历史著作：一方面，皮尔克海默尔曾参加过一些战斗，他关于这部分历史的记载是可信的；另一方面，对于他未参加过的战斗，他的记载多半是道听途说，而且错误比比皆是。尽管如此，兰克在《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中论述瑞士与士瓦本同盟之间的战争时，还是大量援引了皮尔克海默尔著作的说法，这一点在该书密集的脚注中清晰可见。利奥借皮尔克海默尔对兰克发难，是因为利奥认为，兰克无中生有，虚构了皮尔克海默尔著作中没有记载的东西，也即出现了利奥所谓的“诗性的添加物”。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在1499年的鲁德霍尔兹战役中被瑞士人打败，兰克曾就此写道：“马克西米利安的希望都落空了。最初，他将自己关在林道的皇宫里，并且让邦君等在门外，但不久他就使自己镇静下来。在傍晚时分，他打开房门，在大庭广众之下就餐；然后，他从窗户遥望星空，并谈及星星的本质。”在叙述结束之后，兰克还特意加上脚注，说明他援引了皮尔克海默尔，但利奥发现，他在皮尔克海默尔的著作中找不到“马克西米利安的希望都落空了”或“他让邦君等在门外”这样的说法，因此，他怀疑兰克是在虚构情节。兰克辩解道，他没有虚构情节，这样一些说法可以在皮尔克海默尔著作的其他段落中找到文本依据。至于他为什么在《近代史家批判》中批评皮尔克海默尔而又在《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中援引他，兰克又辩解道，他最在意的是“对个体进行根本性的研究”（gründliche Erforschung des Einzelnen），为此需要具有“原始性”（Originalität）、“直观性”（Anschauung）和“丰富性”（Fülle）的一手材料。唯有如此，他才能对个体的“特殊性”加以描述。最后他说，“他并不想骗人”。

在“表现”的层次上，利奥批评兰克的叙述混乱不堪，兰克以《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第二章第一节“统一的西班牙”的第一段为例予以回应。在这段话中，兰克论述了西班牙的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的联合以及西班牙与法国、英格兰和葡萄牙的关系。兰克先整段引用，并虚拟大声朗读，然后再逐句分析，以此说明他的叙述并不混乱，最后他讽刺道：“我要问的是，哪里混乱了？是我的表现混乱还是我的解释混乱了呢？”兰克声称该段落意在直接表现“普遍性”（Allgemeine），因而没必要赘述“特殊性”（Besondere）。对他来说，表现整体和精神是诗性和艺术性表达的本质特征，这是他在《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中的重要尝试。兰克认为，利奥与他“走的是完全不同的道路”，他并不怪罪利奥。

在“思考”的层次上，利奥批评兰克在《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中不时论及“上帝之手”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兰克予以否定，他坦言，自己在著作中论及“上帝之手”，与教会史家具有根本的差别，教会史家意在证明历史进程是由上帝意志决定的，而他只是在古代神话和悲剧的层面谈论上帝对于历史写作所具有的意义。兰克以古希腊的色诺芬为例加以说明。在色诺芬的《希腊史》和《长征记》等著作中，神对历史进程不起决定作用，之所以论及神，更多是宗教习惯使然，再者是修辞的需要。

兰克这篇回应文章进一步阐发了他在第一版序言以及《近代史家批判》中未能充分阐发的观点，它也是我们解释第一版序言最重要的补充材料。

在第一版序言中谈及“材料”问题时，兰克突出了一手材料的重要性，《近代史家批判》已表明，他强调一手材料的缘由是，近代史家的历史著作存在大量史实错误。当然，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兰克的回应文章来看，他强调一手材料还有另一个重要的缘由：“对个体的根本性研究”。要做到这一点，史学家不可能像司各特的历史小说那样杜撰史实，而只能在一手材料中去寻找相关素材。一手材料往往是事件参与者或目击者对历史的记录，其情节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绝不逊色于历史小说，若将这些记录移植到历史著作中，必然会使之更加生动形象。因此，搜罗一手材料并以之为基础，不仅意味着在史实上求真，而且还可以呈现出历史的个体特征。

在第一版序言最后一段，兰克重点讨论了对个体的处理，在他看来，对个体的处理难度不小，为了使历史事件易于理解，“既要把握其统一性，又不失其多样性”，虽然古代和近代都有处理个体问题的典范，但兰克并不清楚自己能否实现这样的理想。从他最终的表态来看，他想要尝试一番。于是，我们就看到了《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中大量生动形象的细节描述。这些描述是否成功呢？从同时代和后世的评论来看，兰克还是取得了成功，但与此同时，该书遭到的批评，大半也与他对“个体”的描述有关。生动的细节描述与材料之间可能存在紧张甚至矛盾的关系，为了描绘鲜活的历史场景，纵然是兰克，也难免超越材料进行发挥。在面对利奥的质疑时，兰克只能诉诸合理的想象来为自己辩护。

在第一版序言中谈及“表现”问题时，兰克除了强调“严格地表现事实”，还强调要“阐明各个事件的统一性和进步性”，因此，我们在《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中既看到了生动形象的细节描述，又看到了很多提纲挈领的概述，这些概述是兰克对某段历史的总体把握，往往鞭辟入里，与生动形象的细节描述相映成趣。利奥批评兰克类似的概述过于混乱，兰克则认为，追求个体的整体性和精神性是“表现”的重要任务，因为历史分为外在和内在两个方面，外在呈现出“特殊性”，而内在则呈现出“普遍性”，对历史的揭示，需要将外在和内在结合起来，由此说来，通过概述来揭示历史的趋势是必需的。其中一个佐证是，尽管兰克在《近代史家批判》中对奎恰尔迪尼的细节描述有大量批评，但他并没有以此否定奎氏著作的经典地位，因为奎氏对历史的总体把握充满了睿智和敏锐的洞察力，而这同样是史学家需要具备的能力。

这篇回应文章再次见证了兰克史学思想的丰富性，它为我们重新认识第一版序言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在兰克那里，在“研究”的层次上，除了追求史实的真实，还包括了生动形象的细节描述，在“表现”的层次上，除了审美需求，还包括了史学家提纲挈领的概述。这与美国科学史学派和新康德主义者（前者属于经验主义者，后者属于唯心主义者）把兰克多元化的史学思想简单归结为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大异其趣。且不论他们对这句格言的理解是否可信，仅凭他们以点带面的思路，我们就可以对其观点置之不理。

最后，我们有必要从另一个角度来审视布劳的观点。布劳曾依据这篇回应文章论证说，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的含义是展示一种“可视性”，即历史本身的丰富性、复杂性和戏剧性。我们看到，兰克分明是在“研究”的层次上而非“表现”的层次上强调这种“可视性”的，换个角度来看，兰克此处不正是强调“可视性”必须建立在可靠的一手材料基础上吗？

兰克为什么要追求建立在可靠的一手材料基础上的“可视性”呢？这是笔者将在下一节着力解答的问题。

4.回到早期的兰克

通过前面三节的梳理，第一版序言传达的史学思想已逐渐呈现出来，笔者尝试将其概括如下：

（1）兰克不想赋予历史学“评判过去、教导当代人以利于未来”的重任，这些是近代史家赋予历史学的职责，他只是“想说出/展示事情的本来面目”。

（2）如何“说出/展示事情的本来面目”呢？兰克认为需要依靠书信、日记、外交报告和目击者的原始记录等一手材料，近代史家的著作因为被赋予过多的职责，而导致了大量史实错误，近代开端的历史需要重新研究。

（3）为了“说出/展示事情的本来面目”，在搜集材料时就需要注意哪些材料可以更好呈现个体的特征，兰克强调，要寻找一些具有原始性、直观性和丰富性的材料。

（4）在“形式”或“表现”层次上，史学家既要“严格地表现事实”，不能虚构情节，同时又要“阐明各个事件的统一性和进步性”，揭示历史的趋势，二者不可偏废。

根据上述概括，似乎很难看出兰克的史学思想具有什么样的开创性？事情真的是这样吗？

布劳通过一系列论证，最终想达到的结论是：兰克史学只是对既往史学的修正，算不上范式革新。而赖尔（Peter Hanns Reill）则倾向于认为，兰克的《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算不上划时代的著作，它与启蒙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格拉夫敦也提醒我们，欧洲学者自近代以来已经发展出系统的考证方法，在19世纪初，史学家似乎已不需要兰克再来强调考证的重要性。为此，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质疑：既然这部著作的划时代意义是后世赋予的，不管是兰克本人赋予的，还是被其他学者赋予的，那么兰克的意义究竟何在？

赖尔和克拉夫敦的解释值得商榷，他们都将兰克置于某种传统中加以考量，并认为《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并未超越传统，这种解释的根本问题在于没有注意到兰克史学自身的特点。兰克的史学成就绝不止于对考证的重视。大多数研究者都忽略了，兰克在第一版序言中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崇高的理想：复兴古典史学（近代史家模仿古典史学的著作可称为“新古典史学”）。既往研究者如劳厄也试图从古典语文学的角度来解释第一版序言，他曾大量论及古典语文学对兰克史学的影响，却很少论及兰克意在复兴古典史学。兰克的考证方法得自古典语文学不假，但即使没有古典语文学的专业训练，他也有可能通过其他渠道掌握考证方法，因为考证方法当时已通行于历史学、神学和法学等学科。事实上，古典语文学对兰克的意义在于，它只是让兰克真正了解古典史学的跳板而已。接下来，笔者将结合兰克在晚年自述中关于《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写作背景的论述进行解释。

兰克在普伏塔文科中学就开始接受古典语文学的训练，后来在莱比锡大学又以古典语文学和神学为专业。古典语文学对兰克的影响是终身的。修昔底德等古典史学家一直是兰克心目中无法超越的“大师”，他的博士论文就是以修昔底德为题。在法兰克福中学教书期间，他更是通读了古典史学家的所有著作。那时候，他讲授的课程大多与古典文学有关。可以说，兰克对古典时期的著作了如指掌。古典语文学对兰克的影响绝不止于考证方法，在题材和写作技巧方面，古典史学家皆是兰克的楷模。

兰克在第一版序言以及《近代史家批判》的序言中将1494年至1535年的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的历史视为“近代史的开端”，这就足以说明他选择了一个重大的题材。纵观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波里比阿和塔西佗等古典史学家的著作，他们的著作无一例外地声称自己选择的是重大历史题材。兰克的青少年时代正值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席卷欧洲，他早年的书信、日记以及晚年的自述都清晰显示出这些事件在他脑海中留下的难以磨灭的印象。他由古典语文学转向历史研究，也是时局所致。他没有像古典史学家那样直接记录自己时代的历史事件，而是往前追溯，探究现时代是如何形成的，他在此过程中发现，1494年至1535年的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的历史为近代史奠定了基础。这与希罗多德追问希波战争爆发的原因，波里比阿追问罗马崛起的原因是一样的。在古典史学家那里，所记述的事件具有重大影响是它们值得记述的根据。对兰克而言，一方面，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的历史在近代史上具有重大影响，因此值得记述，但鉴于它与现实已相隔数百年，不会直接作用于现实，而只是人们更好地理解现实的知识，他才认为无需赋予历史学“评判过去、教导当代人以利于未来”的重任。

兰克在第一版序言中两次提及古典史学家，其中一次，他带着崇敬的心情谈到古典史学家为处理个体问题树立了榜样，接着，兰克话锋一转，说古典史学家乃至近代史家与他所处的时代不同，兰克在此或许是想表明，在他自己的时代，历史学已逐渐成为一门科学，以重叙述的古典史学家为楷模可能要冒一定的风险，因为在这样一个富于科学精神的时代撰写历史，对材料及其真实性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一大难题。尽管如此，兰克还是不畏艰险，甘愿尝试一番，这一尝试也让他后来遭遇到很多误解。

古典史学家往往都是具有丰富的政治军事经验的实践者，他们务求准确而详实地将自己亲身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记录下来。在兰克时代的德国，职业史学家的题材不再是他们亲身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他们撰写数百年之前的历史，如果他们想要复兴古典史学，并获得古典著作带给人们的现场感，那么只有搜集和利用一手材料中的相关材料。作为古典史学的模仿者，兰克就是像带着镣铐跳舞的学者，一方面，他希望自己的著作像古典著作那样生动形象，另一方面，他又必须确保这种生动描述有据可循。正如布劳所言，兰克在选择材料时就已经非常注重“可视性”，但笔者的观点是，与其说兰克强调的是“可视性”，还不如说他强调的是“可视性”必须建立在可靠材料的基础上。这是笔者与布劳的根本分歧，笔者可以举出一些正面和反面的事例加以说明。

比如，兰克曾提及，在莱比锡大学就读期间，他沉迷于德意志民族的古老语言，由于路德对德语书面语具有关键性的影响，于是他就向路德学习德语，但最后对路德的论著以及路德的生平事迹产生了兴趣，最终，他决定用路德本人的语言来叙述路德的历史。又如，兰克在回顾《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出版之后的反响时承认，他从近代史家的著作中借用了一些叙述模式，并将他们艰涩的句式结构移植到自己的著作中，这种奇特的风格引来了不少批评。再如，兰克初读司各特的历史小说时兴奋不已，但他后来发现其中有太多情节与事实不符，遂决定抛开历史小说，誓言“严格以事实为根据”（mich streng an die Thatsachen zu halten）。在这三个事例中，前两个事例属于正面事例，第三个事例属于反面事例。

这些正反事例足以说明，兰克以路德本人的语言来叙述路德的历史，借用近代史家的叙述模式，将其艰涩的句式结构移植到自己的著作中，目的有两个：一是使他的叙述看起来像事件的参与者或目击者的叙述，从而生成某种现场感，一是使他创造的现场感有据可循。兰克的《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与司各特的历史小说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既生动形象又实事求是，这也解释了一个看似矛盾而且长期困扰研究者的现象：兰克的叙述往往以文学性著称，但他又经常强调“严格以事实为根据”。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第一，第一版序言要处理的问题，首先不是纯理论的问题（如兰克后来发展出来的历史主义思想），而是如何在19世纪撰写一部新古典史学著作的“技艺”问题。

第二，兰克强调一手材料和考证，目的是使“对个体进行根本性的研究”有据可循；他强调原始性、直观性和丰富性，是了更好展示历史的本来面目。

第三，吉尔伯特和布劳等学者对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的解释错误地强调了这句格言的审美维度，而忽略了其中蕴含的科学性。

四、时代误置的解释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将继续驳斥既往关于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的两种经典解释，一种是历史主义的解释，一种是审美主义的解释。尽管这两种解释相较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美国史学家的科学史学解释更具有说服力，但它们同样存在缺陷，因为它们都是时代误置的解释，都忽略了兰克表述自己观点的语境。历史主义的解释混淆了兰克在不同时期有区别的观点，而审美主义的解释则是以今度古。

1. 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是一项历史主义原则？

上文对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的解释，只依据了《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的序言、正文和附录以及兰克与利奥论战的文献等直接相关的材料，如果不局限于这些材料而借助其他间接相关的材料，在更大的语境中做进一步的解释，其效果将如何呢？

我们的解释将围绕一个核心问题展开：在整句格言中，兰克并未明言，为什么历史学过去曾承担了“评判过去、教导当代人以利于未来”的重任，现在就不需要承担了，而只需要“说出/展示事情的本来面目”即可。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很难在《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的第一版序言、正文和附录以及其他直接相关的材料中找到十分明确的答案。对研究者而言，这是一个相对开放的问题，抑或是兰克在撰写《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时未曾深思熟虑的问题。有鉴于此，笔者将尝试做出两种解释，在第一种解释中，笔者尽量根据《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第一版序言等直接相关的材料进行解释，在第二种解释中，笔者将根据兰克在1830年代之后的论述进行解释。

第一种解释是“科学史学”取代“范例史学”。阿西斯近期的研究表明，在18世纪与19世纪之交，德国史学家的史学功能观发生了质变。在西方传统史学中，历史学被视为“范例史学”，它所叙述的事件和人物被后世当作值得模仿的典范。然而，在启蒙时代之后，范例史学逐渐被抛弃，这在萨维尼、黑格尔和洪堡等学者身上都有所体现，在此背景下，黑格尔说过，历史给我们的唯一教训是我们从历史中学不到任何东西。了解这一点之后，我们再来看待兰克的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可能就会有不同的感受。兰克身处史学功能转换的时代，他不再赋予历史学“评判过去、教导当代人以利于未来”的重任，一方面是因为近代史家的范例史学造成了大量史实错误，另一方面是因为“为史学而史学”已开始变成一种崇高的理想，历史学不再需要服从于其他更高的目标。

这种解释的材料基础何在呢？正如上文所述，“研究”概念是《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第一版序言的核心概念之一，它正是第一种解释的材料基础。“研究”概念的流行，与18世纪科学理性在欧洲的兴起有关，具体到德国，则与现代研究型大学的出现有关。在柏林大学的筹建过程中，费希特、施莱尔马赫、洪堡等思想家对新型的大学都充满了期待。施莱尔马赫（1763—1834）在《德国式大学随感》（1807）中指出，大学的任务就是培养独立进行研究（forschen）、发现和表现（darstellen）的能力。洪堡的观念更为直接，他在《论柏林高等学术机构的内外组织》中宣称：“高等学术机构还有一个特点：它始终把科学当作一个还未完全解决的问题，因此也始终处于研究（forschen）状态中……因此称之为高等学术机构的要摆脱政府的一切形式，只能把人的精神生活、外在的悠闲和内在的追求导向科学和研究……”洪堡的大学教育改革涉及诸多层面，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将教学与研究统一起来。大学讲坛不再是单纯传播知识的地方，大学教师除了讲授必要的课程之外，还需要像科学院一样从事研究工作。在洪堡看来，“在研究和教学统一的假设下，只有一位好的研究者才可能成为一位好老师：也即研究（Forschung）是主业”。

当研究成为制度性规定之后，各个大学纷纷建立研究所和讨论班。就此而言，兰克在第一版序言中将“研究”作为核心概念之一，与当时的教育思潮的转变正好契合。在推崇研究的时代，历史研究不再是“垂范历史”的手段，它本身就是目的。

以此为契机，我们需要重新来看待赖尔和格拉夫敦对兰克的“低估”。我们必须承认，赖尔和格拉夫敦说出了一部分的真理：兰克史学与启蒙史学乃至整个近代史学都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在考证方法方面，兰克绝不是真正的开创者。既然如此，兰克为什么要声称他在考证方法上的独创性呢？事实上，除了兰克之外，兰克的前辈尼布尔和兰克的晚辈德罗伊森都强调自己在方法论层次上的独创性，因此，兰克声称自己在考证方法上的独创性就不足为奇了。尽管我们可以说兰克等学者夸大了自己的学术贡献，但这一现象恰巧说明，对作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考证的推崇，正好反映了研究已成为历史学中普及性的价值理念，否则当时的学者也不必为了独树一帜而虚张声势。

第二种解释是历史主义的解释。在19世纪初，哲学对历史学等新兴学科造成了强大的理论压力，如何论证历史学对个体的研究是合理的，对兰克来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兰克从两个角度论证了这个问题。

首先是神学的角度。还在任教于法兰克福中学时，兰克就在书信中宣扬上帝存在于历史中：“在一切衣食住行的历史中，都可以认识到上帝。每个行为都证明了上帝的存在，每个时刻都宣扬了上帝的名字，但我认为，上帝最重要的所在是重大历史的关联中。上帝站在那里，就像是神圣的象形符号，我们只能感知他的轮廓并将这种轮廓保留下来，以免它从未来数个世纪的视线中消失”。上述引文表明，兰克具有神正论的历史观，史学家透过历史能感知上帝的存在，这也从侧面为历史学提供了神学奠基。进入柏林大学任教之后，兰克被卷入学院政治斗争，他加入了施莱尔马赫为首的一方。黑格尔早在1822年就开始批评以尼布尔为代表的“考证史学”，面对来势汹汹的黑格尔派，兰克不断论证历史哲学的缺陷以及历史学存在的合理性。在《普遍史的理念》这篇课程导论（1831—1832）中，兰克强调个体都有赖于上帝，个体都具有神圣性，因此，历史学不能怠慢个体，哲学家也没有理由批评历史学对个体的研究。在第一版序言中，我们看不到这样的神学论证。在撰写《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时，兰克还是一个未坚定自己未来是否会从事历史研究的中学教师，他自然不会借助神学来论证历史学存在的合理性。在进入到大学体制后，兰克对此定然有不一样的认识，唯有如此，他才会祭出神学论证来驳斥来自哲学的批评。如果《普遍史的理念》是借助神学来论证历史学存在的合理性，那么《近代史上的各个时代》则是借助神学来论证历史上的每个时代都有其特殊的价值、都应该获得尊重，其目的在于否定启蒙时代的进步史观。

神学还具有一种功能，那就是论证古典语文学的考证方法适用于历史学。在西方诠释学传统中，先于历史学引入诠释和考证观念的是圣经学、法学和古典语文学，在三门学科中，考证之所以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是因为它们处理的都是经典文本（《圣经》、法律文书和古典著作），经典文本的每个细节都不容差错。而历史学的对象是历史本身，而非经典文本，如何在理论上论证古典语文学的考证方法适用于历史学呢，笔者以为，当务之急是论证历史本身的神圣性，我们看到，兰克在《近代史上的各个时代》中就完成了这一论证。历史本身被赋予神圣性之后，对历史进行考证才变得有意义和价值。

其次是哲学的角度。从早期到晚期，兰克都具有一种“普遍史”（Universalhistorie）的理念，但他所谓的“普遍史”，与其说是一种体例，还不如说是一种视角。“普遍史”与历史哲学不同，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式的历史哲学以普遍性作为终极目的，“普遍史”虽然也追求某种总体性，但对特殊性的研究是其基础。兰克曾言，“对特殊性的研究总是需要与更大的语境关联起来”，而且“将特殊事物与普遍事物联系起来不会损害研究”，但他同时强调，“普遍史包含了人类过往生活的丰富性和总体性”。兰克以退为进，先肯定普遍性，再阐明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辩证关系，由此为特殊性赢得了生存空间，但从根本上来说，哲学论证也需要以上文的神学论证为前提。

与第一种解释有所不同，兰克还必须完成一系列论证之后，才能赋予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更深层次的含义，也就是历史主义的内涵。在《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第一版序言中，虽然兰克论及了个体性问题，但其论述更多是从“表现”的层次即一种技艺的层次展开的，而此处所述，则是从纯理论的角度展开的。从第一版序言到《普遍史的理念》一文，时隔数年，我们明显看到，兰克在理论上的成熟，可以说，从《普遍史的理念》开始，兰克逐渐形成了历史主义的史学思想。

笔者更倾向于上述两种解释中的第一种解释，因为它可以在《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的第一版序言、正文和附录等直接相关的材料中找到文本依据，而既往的大多数研究都借用了晚于《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的其他间接相关的材料来证明自己对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的解释是合理的。第二种的解释大量使用了1830年代之后的材料来解释《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第一版序言，其缺陷一目了然。1824年的时候，兰克还没有发展出系统的历史主义史学思想，即使有，也最多只是某种萌芽形式，以他后来发展出的成熟的历史主义史学思想来诠释1824年第一版序言，难免会“时代误置”，夸大兰克早期的理论成就。

2. “科学出于艺术”？

通过对兰克《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第一版序言的解读，笔者还发现，由于受海登·怀特及其《元史学》的深刻影响，近几十年来，不管是在德国还是美国，大多数研究者在解释兰克时越来越倾向于从审美主义的角度入手。福尔达在论及德国现代史学的诞生时甚至声称“科学出于艺术”。平心而论，相较于从科学角度入手的解释，这种解释更加新颖，而且极大地丰富了兰克史学的面相，但同时也造成了明显的“时代误置”。

尽管在笔者看来，在早期的兰克那里，“研究”要优先于“表现”，但这并不妨碍他赋予“表现”重要的角色，我们看到，后来他还反复强调历史学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相隔一个半世纪之后，德国学者吕森同样强调历史学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这两种看似相同的观点其实折射出了德国史学思想在长时段内的变化。

兰克希望在近代史领域复兴古典史学的传统，乍看起来，他是“研究”与“表现”并重，但就其实质而言，前者是后者的依靠。不同于兰克的是，德罗伊森希望将历史学提升为一门科学，对他而言，“研究”是现代史学的基础。尽管如此，在其《历史知识理论讲义》（始于1857—1858）及其《纲要》（1868、1875、1882）中，德罗伊森还是特地为“表现”（《讲义》和《纲要》中的“体裁论”）保留了重要的位置。只不过，在德罗伊森那里，他对“表现”问题的认识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表现”问题最初属于历史研究的方法论，但1882年及其后的各版中，“表现”问题即《历史知识理论纲要》中的“体裁论”（Topik）获得了与历史研究的方法论并列的地位。

德罗伊森在“体裁论”开篇就批判了格维努斯的历史诗学。在《纲要》中，他也明确指出“历史知识理论”不是历史写作的诗学，但此处他实际批判的对象可能不只格维努斯，很可能还包括了兰克，英国史学家卡莱尔和麦考莱。既然德罗伊森将“体裁论”置于与方法论并列的地位，为什么他依然反对“历史写作的诗学”？有研究者指出，德罗伊森这样做，是为了突显历史表现中方法理性的优先性。因此，德罗伊森在“表现”问题上较为纠结：他既希望用“研究”（具体表现为“方法论”中的“考证”和“解释”）来克制“表现”中过多的艺术成分，但面对兴起于19世纪中叶的实证主义时，他又觉得有必要重新肯定“表现”的重要性。

虽然其地位尊崇，但在历史学职业化稳步推进的19世纪下半叶，兰克和德罗伊森的上述观念依然被后学视为“不合时宜的”。在“研究”与“表现”孰轻孰重的问题上，后来的学者几乎一致选择了前者。作为兰克的弟子，聚贝尔对兰克敬而远之，他在《历史知识的原则》中独尊“考证”和“解释”而贬抑“表现”。作为德罗伊森的继承者，伯伦汉在其《史学方法论》（1889年初版）中只是简要涉及了“表现”问题，他们认为，“表现”保留了历史诗学的残余，有违历史学的科学性原则。狄尔泰与新康德主义者主要讨论的是“历史知识如何可能”，“表现”问题自然就被忽略了。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表现”概念日益淡出了史学家的视野，而“研究”则无可争议地成为历史学最核心的概念。“xxx研究”不仅大量出现在论著标题中，而且还被设定为某些期刊的刊名，“研究”一词的流行绝非偶然，它反映出，已主导现代学术体制的“研究”概念代表了学术的最高旨趣。在历史叙事理论于1970年代复兴之后，德国学者才重新关注“表现”问题并将德国这一传统发掘出来，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正是吕森。

海登·怀特对历史叙事理论的复兴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在怀特看来，历史叙事理论的复兴并不意味着照搬传统。在传统的历史叙事理论中，叙事只是实现解释和理解的一种话语模式，叙事附属于解释和理解；在他自己的历史叙事理论中，叙事超越于解释和理解之上，叙事不再是完成解释和理解的最后一道工序，而是历史研究的对象得以可能的先验条件。换言之，在传统的历史叙事理论中，叙事只是史学方法论的基本“技艺”之一，而在怀特的历史叙事理论中，叙事具有了本体论意义。借用“研究”与“表现”这对德语概念来说，在怀特的历史叙事理论主导的时代，“表现”完全凌驾于“研究”之上。

当传统的史学理论家起来反对叙事主义历史哲学时，吕森坚定地站在怀特等学者一边，但基于“二战”后德国的社会现实，他也并不完全赞同怀特他们的观点。吕森更多强调了启蒙理性对于“二战”后的德国史学所具有的道德意义，在他看来，叙事主义历史哲学只重视历史叙事中的审美维度而忽视其中的科学合理性是其致命弱点。为了弥补叙事主义历史哲学的不足，吕森“研究”与“表现”并重。

通过梳理“研究”与“表现”概念在德国史学理论中的此消彼长，我们清楚地看到，怀特从叙事角度入手对兰克进行的解释揭示了“表现”在兰克史学中的分量，而这恰好是兰克研究中长期被忽略的问题。就此而言，怀特的解释具有纠偏的作用。但依笔者之见，这种解释的文本基础稍显薄弱。怀特用来解释兰克史学思想的材料非常有限，而且大多局限于英文材料，更严重的问题在于，他经常撇开兰克表述自己观点的语境，而将结构主义的分析强加给兰克，以此获得符合其解释策略的结论。然而，这样的结论既没有顾及兰克在不同时期的观点之间的区别，又没有考虑到兰克本人的观点与他的观点之间的区别。众所周知，解读历史著作与解读小说有所不同，忽略兰克表述自己观点的语境，必然使怀特的解释矫枉过正。

为了更准确地评判怀特的解释，我们不妨诉诸一种对比性的分析。对兰克来说，在他之前的时代，历史学是一门艺术的观点在西方已流传上千年，他论及“研究”与“表现”两个层次，其实意在突显前者。对吕森来说，他强调历史学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则是在叙事主义历史哲学大行其道的时代，为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争取生存空间。在兰克的学术生涯早期，历史学尚未独立成科，强调历史学是一门科学，是一种趋新的观念，强调历史学是一门艺术，则是一种保守的观念；在吕森所处的当代，强调历史学是一门艺术，是一种趋新的观念，强调历史学是一门科学，则是一种保守的观念。以此为参照，笔者斗胆断言，虽然兰克的弟子以及研究者从科学角度入手对兰克进行的解释失之片面，但怀特的解释却罔顾事实。在19世纪初，历史学是一门艺术的观点依然相当流行，兰克无须再强调“表现”之于历史学的重要性，他更应该强调的是“研究”之于历史学的重要性。从兰克研究史的角度来看，怀特的解释是新颖的，但其新颖也仅止于此；从兰克表述自己观点的语境来看，这种解释却是对兰克极大的误解。泛言之，吉尔伯特和布劳等学者从审美主义的角度切入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也纯属时代误置的解释。

五、小结

本文的初衷是根据《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的第一版序言、正文和附录等直接相关的材料来重新解读第一版序言，尤其是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这句格言。这种解释策略与词义演变分析、类比性的解释和整体性的解释都不同，上述解释策略将第一版序言与其语境剥离开来，最终得出了时代误置的解释，如历史主义的解释和审美主义的解释。

笔者重新探究了第一版序言的结构，认为第一版序言存在一个由“意图”、“研究”与“表现”三部分组成的“隐微”结构，在论及“研究”与“表现”孰轻孰重的问题时，笔者强调，在兰克那里，“研究”要优先于“表现”，这是本文进行相关解释的出发点。在将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去经典化的过程中，笔者进一步论证了这句格言主要是针对“研究”层次而言的。通过分析兰克回应利奥的文章，笔者指出，布劳等学者利用这篇回应文章进行的论证偏离了兰克的本意，对兰克而言，生动形象的描述不仅属于“表现”层次，更是属于“研究”层次，他要将史实的求真与生动形象的描述在“研究”的基础上统一起来。兰克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希望在近代史领域复兴古典史学传统。

理解青年兰克，我们需要回到他所处时代的语境中。历史主义对他而言更多是论证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合理性，审美主义对他而言则是西方历史写作传统的延续。根据兰克早期的论证，历史学是一门需要进行“研究”的科学，其神圣性来自新教神学和德国浪漫主义，经由这种论证，青年兰克才能赋予迥异于自然科学的历史学另一种科学性。与此类似的情况同样发生在了德罗伊森身上，虽然德罗伊森与兰克存在较大差异，但他也借助历史主义和审美主义进一步论证了历史学的科学性。对德国现代史学奠基者的兰克和德罗伊森来说，历史主义和审美主义都是手段，科学性才是其目的，在那个时代，强调历史学的科学性是大学研究体制催生的基本观念，坚持这种观念也算是一种“时髦”。对当代史学家来说，历史主义和审美主义是一种新颖甚至非常值得借鉴的理论，但在一个多世纪之前，这两种理论对德国史学家来说都是常见的理论，历史学的科学性在19世纪逐渐获得认可并在世纪末成为主流观念，本身就说明了科学性在当时也已经成为历史学最高的价值尺度。据此，我们就不能根据今天的历史观念来看待青年兰克的史学思想。

（吕和应，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