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评审时代
学术不是自家园子里的菜
媒体爆料,《商场现代化》刊物,凭借核心期刊的名义收版面费,敛财上千万。其实,随便问一个硕士研究生,这样的事还是新闻吗?在中国的土地上,自从大学发明了让学生土法炼钢、炮制论文以增加学校的发表量的高招以来,有哪个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没有交过版面费呢?过去穷得叮当响的学术期刊编辑部,突然之间,就抖了起来,编辑们待遇大大改善了。明码标价的收费有,我就看过这样的价目表,一论刊物名望,二论文章长短,按尺码收费,一丝不苟。暗中收费的也有,为了多发文章,大学的各个学术机构,不惜降尊纡贵,巴结学术期刊,尤其是社科院所属的所谓一级学刊,有什么头衔,都可以奉上什么头衔。主编副主编神气活现,纷纷进入大学当上了兼职博导,分享课题经费,出去开会,顺便旅游。
同样,媒体也爆料,徐州师大和××政法大学申请博士点失败,教授们如丧考妣,一个声言罢教,一个要求行政复议,网上议论纷纷。其实,这对于业内人士而言,也不是新闻。争夺博士点的战争,已经打了好多年了,硝烟弥漫,银弹纷飞,早在两年前,一个地方院校的副校长,就跟我说,为了争博士点,把胃都喝坏了。这些年来,大学的领导人,拼命奋斗的,不就是这些玩意吗?什么博士点,一级学科,重点学科,重点学科研究基地,先争后保,争到了欢天喜地,争不到哭天抢地。
这两件事,都跟中国的大学有关,如果大学不逼学生发文章(不发不让毕业),就不会有那么多学术期刊大收版面费,但是,如果大学不争博士点之类的东西,就不用比赛发表数量,两件事构成了头尾相衔的链条。归根结底,行政主导的大学,所谓的档次,标志就是行政系统赐予的这些博士点,一级学科、重点学科、重点学科研究基地,就像一个人,地位高低,全靠华丽的衣服撑着一样。
这样的竞争,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属于中国教育的特色。可是,将这特色的油彩刮去,里面露出来的,却多是虚假的货色,不仅所谓核心的期刊的发表是买卖交易,就连期刊本身的评定,也充满了交易,用这样发表量堆积起来的各种硕士点、博士点和某某学科,研究基地,里面不仅文章是空的,连耗费大量国家资财的课题,也是空的。自然科学我不了解情况,人文社科的国家课题,有多少是有用的?
大学一直以来,都处在超级的亢奋之中,大家都拼命要升级,职业教育的中专技校,有点本事的,都升了大专,原来的大专,升了本科,进了本科,就想着有硕士点,有了硕士点,就想博士点,连博士点都有了,就琢磨某某学科,重点学科研究基地,有了一个就想两个、三个,越多越好。原来的职业教育被废掉了,因为好一点的职业学校都升格了,变成本科中的垃圾,原来的本科,乃至研究生教育也废掉了,因为大家一起虚胖,什么都顾不得,全体力争虚胖,肿得越高,学校的档次就越高。
这是一个外界看不懂的中国式游戏,国外的外行不懂,内行也不懂,如果有哪个高手能在短时间内把我们如此的名堂,如此的争夺,给老外解释清楚,无论如何都是天才。只是,在这种游戏中,我们的学术也随之变成了自己园子里的菜,自产自销,决不出口,跟国际学术没有了关系。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中国教育最大的贡献,就是在中国确立了西方的学科体系和大学教育模式。在新文化运动之前,中国虽然有大学,但名不副实,哲学和史学乃至文学,基本是混在一起的,讲中国哲学,得从三坟五典讲起,讲到周公,学期就结束了,别说孔子,连老子都还没出现呢。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的大学,出现了群星灿烂的局面,今天令我们自豪的西南联大,能在战时昆明的草棚子里办成世界一流,最终得归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
然而,可悲的是,近百年之后的今天,大学不仅背离了五四引进西方的大学传统,而且背弃了自己多年奋斗得来的传统,不追求大学内涵,只追求大学的形式,那种外在的,被行政系统强行赋予的形式,所有人都在追求那些“点”、某某学科、基地,好像没了这些,大学就没了魂似的。试问,自从现代大学体系兴起以来,有哪个国家的博士点是由政府的行政体系决定的呢?又有哪个国家有过我们这样的某某学科、某某基地呢?即使是官办学术,官办教育,也得是学术中人来决定教育和学术的形式和内涵,不能由官方机构来决定,官方机构决定的学术和教育,只能是贴在衙门表皮上的油彩,好看固然是好看,但一点用都没有。今日大学的种种乱象,教育质量低劣,学术造假成风,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们的大学活动,已经变成了一个封闭园子里的自娱自乐的游戏,我们的学术,已经变成自家园子里一种蔬菜,跟外界没有了多少关系。
惩办“学术汉奸”?
祥和之时总不免有杀伐之声,火气大的人,动不动就喜欢动杀机。有来自全国最高学术机构的政协委员,声言提议人大制定《惩治汉奸言论法》,说是某些学者,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歪曲历史,为八国联军侵华历史,尤其是日本侵华历史翻案,所以,必须以法律手段,加以严惩云云。
笔者在近代史界混迹多年,至今尚未出界,耳濡目染,从未听说国内这个界里有谁翻过这样的案,如果说是日本学者,倒是大有人在,不过,中国立法,好像也严惩不到人家头上,所以,某委员所要严惩的,估计还是某些他看不上眼的国内学者。这些学者,所有的罪过,不过是没有按照某委员所喜欢的一些调子来研究而已。大家只能在这个调子底下,在狭小的框子内从事研究,出了框子,就算大逆不道,不仅要开展学术大批判,而且要立法严惩,必欲将之抓进班房而后快。这个问题,我想只要还是个学者,或者自称是个学者,都不会认同的。但是,我们这位具有研究员、教授和国家最高学术机构学术委员头衔的某委员,却一个吐沫一个钉,这样说出来了,看来,中国的学者称谓,有的需要改称“学罚”或者“学惩”了。
历史研究,是要讲材料、讲证据的,传统史学家,比之为老吏断狱,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像法官断案,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不同意人家的论证,哪怕恨得牙根痒痒,也只能拿出证据来驳,口气再恶,也不能出学术讨论的范围,就算你真的认为人家是所谓的“学术汉奸”,也得拿出证据来,否则,就是漫骂、人身攻击和大批判。这样的大批判,无论声势有多大,嗓门有多高,终归无济于事。更何况,现在某委员已经没有办法像“文革”时那样,操办一台群众大会,把他痛恨的学者揪到台上去,戴上高帽子,批倒批臭,再踏上一万只脚,所以,在骂街之余,只好求助于法律了,而法律又没有以学术研究治罪的条款,于是《惩治汉奸言论法》的提议,就这样问世了。
帝国主义侵华的历史,是已经发生过的客观事实,但是这个客观事实,必须加以认真的研究,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弄清楚历史原貌,认真客观地探讨事件发生的原因、历史背景,而不是声讨一通帝国主义、痛骂一顿侵略罪行就完了,像以色列对待犹太大屠杀历史那样,详细到每个所能找到的殉难者。定个调子大骂,过去不是,现在不是,将来也不是研究。最起码的,学术研究,必须让人说话,动辄扣帽子,打棍子,甚至捉将官里去,研究是无法进行的。学术研究,动不动就道德审判,甚至法律审判,上纲上线,这么大的火气,最后当心烧了自己的屁股。
但愿,某委员不要变成学术杀手,其所在最高学术机构,不要变成学术惩戒院,否则,中国的学术真是没救了。
看人下菜的学术期刊
辽大副校长抄袭案,查出一个雷锋来。我刚刚写了一篇文字调侃,就有记者跟我说,没准,人家助人为乐是真的,因为很多学术期刊,就是认人不认文,公开宣称,我这个档次的刊物,副教授以下写的文章,无论写得多好,就是不登,登了掉档次,而且,据说登了无名小辈的文章,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转载的可能性也是很小的,而转载率是目前评价学术期刊的一个重要指标。这样的学术期刊有没有?当然有。各个期刊程度不一,有的是专门辟出版面,给所谓的大牌学者留着,非大牌,写得再好也上不去,有的则像记者说的那样,整个刊物都只对大牌开放。
大牌的大,重要不是学术地位高,而是职位高,这在中国学界是一个特色,官大学问大,官大学术地位自然高。当然,这些官大的学者,有一些的确是学而优则仕,因学问不错,上头奖励一个官职,尽管当官之后,忙于开会和行政事务,没有多少时间看书做研究了,但毕竟曾经肚里有过货,但是,大量的学官,尤其是在著名大学和学术机构里的学官,其实原本就没什么学问,但只要坐在那个位置上,学问也就跟着好起来了。
但是,无论何种的学官,校长还是院长,的确都太忙了,一天有无数的事等着,会要开,饭要吃,鉴定要做,演说要讲,因此,写文章的时间无论如何都挤不出来,挤出时间,也挤不出思路,所以,文章得有人代劳。代笔者写出来,学官大笔一挥,修改一下,据说也一样点铁成金,画龙点睛,即使成不了金,也不像龙,但只要有了学官的大名,只要这学官的地位足够有分量,期刊一般都是要给面子的。当然,代笔的人,也不白代,署不上第一,第二第三总有份。也确实有学生或者下属,看着第二第三的排名上,乐意奉献,至少,自家的名字可以在一些顶级学术期刊上露个脸,否则,即使在不怎么样的刊物发一篇,也需交数目不小的版面费。
况且,现在的大学,博士生毕业需要两篇核心期刊论文,否则连答辩都不允许,而年轻的教师,则有每年的科研考核,完成不了指标,别说别想评职称,就是现在的地位也保不住。做奉献,背后有动力。
学术期刊如此势利眼,背后其实有利益的驱动。不是说我们的学术期刊编辑统统没有学术眼光,但利益的诱惑,的确是难以抵敌的。这多少跟我们现行学术期刊评价体系有关,学术期刊跟大学一样,需要定期评比,而评比的尺度,一是专家评价,二是转载率。眼下学术体系的专家,基本上被学官垄断,无论何种评比和评审,基本上都是学官的业务,就冲这个,期刊都得罪不起专家,也就是学官,地位越高的学官,就越是得罪不起,定期发点这些学官的文章,看在文章的面子,一旦评比碰上了,也会高抬贵手的。
其次,现在一些著名的学术文摘,大抵也有地位优先的习惯,小人物的东西,即使转,概率也低。两下加起来,你说,让我们的学术期刊怎么办呢?
因此,我们的学官,该学雷锋的时候,还是学吧,只是,以后留点神,别帮文抄公的忙,如果一旦不留神帮了,及时处理,别露出来,天下太平。
垃圾生产机器的动力分析
命题作文要我谈“知识生产机器”,委实是强人所为。当下,笔者所服务的高等教育界,满眼看去,净是些制造垃圾的机器和这些机器造出来的垃圾,久而久之,入鲍鱼之肆不闻其臭,不仅鼻子都习惯了,连眼睛都麻木了。
眼下,人文社会科学界有“三多”,文章多、专著多、课题多。老师、学生、海龟和土鳖,大家一起忙活,一眼望去,真是郁郁葱葱,繁荣得很。不过,这个景象,就跟阎锡山时代,山西的某知县为了应付老阎的绿化工作检查,满山插树枝一样,当时看着养眼,过后就都被老百姓捡去当柴烧了,不,确切地说,我们这些成果是要被收废品的捡去送到造纸厂化纸浆的,比插的树枝本钱更大,利用价值也稍高一点。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是没有人特意制造垃圾的,垃圾实际上是生活和生产的特殊排泄物。如果有人故意制造垃圾的话,那么我们首先要问的是他的动机是什么?是谁在后面提供给这种机器做这种无用之物的动力?显然,除了极个别特别自恋的人之外,绝大多数学术垃圾的制造者其实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但是大家知道了还要埋头从事这种“中国制造”,原因其实只有一个:这是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的提倡甚至要求。
我们的高等院校,几乎所有的评估指标,都跟所谓的科研成果挂钩。尽管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据说已经是海归当家,但所拿出来的评估体系,却基本上是自说自话的封闭体系,科研成果只看数量不看质量,而且基本上由教育行政部门主导。只要有了数量,那么学校就可以从教育行政部门得到各种好处,不仅博士点、硕士点、一级学科等等标志学校“档次”的东西,需要科研成果数量来支撑,还有一些由我们的学官们自己炮制出来的名堂,什么重点学科啦,学科研究基地啦,精品课程啦等等,评上评下,除了必要的“攻关”之外,也主要看学校的成果数量。各个高校对教师制订各种考核指标,甚至逼着研究生必须在“核心期刊”上发文章,大搞土法炼钢,小土群遍地开花,主要就是为了拼数量。
当然,也许有人会说,大家看重数量,可能是由于学术成果的质量不好评定。不过,我们的学官们对数量的偏好,其实一点都不是由于学术成果质量评估的困难。从根上说,是他们对学术垃圾情有独钟。不信的话,大家可以看一看高校的人文社会科学课题,尤其是重大课题,那些在211、985工程名下动辄资金上百万的课题,有多少是意识形态的宣传,有多少是大而空的无病呻吟,不是“世界”就是“全球”,非“战略”即“规划”,这些东西当然都是各个学校的教授和研究人员编出来的,但只有这样的东西,才入得了学官的法眼,否则,就通不过。
不明就里的人,乍一进中国的教育界,估计多半会疯掉,他怎么也不会明白,为什么一方面有那么多农村的儿童因贫困上不了学,儿童的义务教育还要依赖海内外的善款,一方面政府却大把大把地向高校撒钱,一个精品课,要给50万,一个人文课题上千万,上亿,甚至十数亿,而且做的都是无用功。
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学界垃圾生产的动力源,就是有关的行政部门。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央政府手里的钱越多,这种动力就越是强大,目前,已经强大到了可以吞噬一切的地步。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国家的人文社会科学界,功用是非常明确的。由于真理是已经给定的,所以大家能做的主要是介绍和阐释真理,可是给定的真理相当明晰,所以,介绍和阐释的工作量必然有限,所以实际上大家做的事情,主要是阐释和解释上面的方针政策,由于方针政策总是变,害得学者也只好跟着变来变去,很是影响形象;好在我们这个学界还有另外一项功能,那就是教化,这个功能很古老,自董仲舒时代就已经开始施展,但在新中国,已经古为今用、旧瓶装新酒了,为了这个功能,人文社会科学所有的学科,教材都是按照几个既定的真理式的口号编写的,一大批人类灵魂工程师,与其说是在传授知识,不如说是在灌输教条;人文社会科学的第三项功能是做匕首和投枪,打击或者反击敌人。按道理说,匕首和投枪原是领袖对文艺的要求,可是因为敌人比较狡猾,经常借学术和理论来攻击我们,如果一色用文艺来反击,不符合兵来将挡、水来土囤的原则,所以,学界有用武之地了。笔者曾经混迹于近代史学界,为了饭碗计,弄过一段义和团研究。当我回顾和爬梳建国以来的义和团研究论文的时候,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有好长时间,我们的学者写文章的时候比较喜欢用的一个符号是惊叹号,比较喜欢用的一句话是“是可忍,孰不可忍”,比较喜欢攻击的一个对象是美国。由此悟到,原来我们的学者其实不是在做研究,而是在舞刀弄棒,或者是放土铳,既对着境外的反动势力,也对着身边的赫鲁晓夫(其实是自己不小心说错了话的同事)。
当然,后来世界变了,中国也变了。意识形态的诚信不知怎么逐渐褪了色,人们再阐释真理或者解释政策的时候,在进行教化的时候,更多的是为了自己的饭碗,为了自家头上那教授的头衔,和这个头衔给他们带来的荣耀和光辉。至于匕首、投枪加土铳,就更是没有多少用武之地了,因为大家都咸与维新,与时俱进,对内对外都不搞运动了,自然带惊叹号的学术大批判就发动不起来了。当然,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也在变,不仅长官土鳖换海龟,而且思想之跃进,令人目不暇接。学官们手中有权,口袋里有钱,脚开始不着地,在现代化的大路上实行跨越式发展。最明显的是大家突然之间对“大”字感了兴趣(把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一度很流行的舒马赫的《小是美好的》都忘了),竞相跳起了大字舞,在实行了大扩张、大升级之后,高校又实现了大合并,一个大城市,十几个高校合并在一起,大学生见面用不着问是哪个学校的,只问是哪个校区的就行了。当大字舞跳进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时候,我们发现,大课题、大项目连同大手笔出现了。风气所及,刚回国的海归们也迅速地被感染,跟着一起大吹肥皂泡、跳大字舞,一个豆腐块的介绍文章可以说成是专论,没有出版的论文可以吹成是专著,研究人员变成了研究员,会员变成了院士,甚至敢到人民大会堂开庆祝会(有了海归的加入,学界的舞姿果然更加优美,带了洋味了)。到了这个时候,愚钝如笔者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我们“知识生产”的功能,悄悄地变了,从传统的阐释、教化和战斗,变成了制造热闹,而且是大热闹。
热闹不是胡闹,热闹对于当下的政治局面的确是有用的。热闹是用数字和一堆成果堆出来的,我们刻薄一点说人家是垃圾,但人家自己完全可以自我辩解说就是科研成果。有数字有成果就意味着事业的繁荣,数字出官,标志着学官的政绩,可以让他们在每年的总结上,洋洋洒洒地列出一大堆比去年、比上任更多的成就来,更可以让他们升官。正因为如此,所以不管对这种现代版的高等教育“大跃进”,学者们有多少意见,教育行政部门还是好官照做,跃进依旧。
不过,现实政治上的道理,尽管有理,也往往是短见的。1958年的全民的“大跃进”,其实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以粮为纲和以钢为纲,对于一个落后国家来说,并没有什么大错,快速地在中国建设一个人间的天堂,其实也是非常诱人的一件事情,况且,当年的亩产万斤和土法炼钢,都是得到大科学家证实的事情。可是,结果呢,却饿死了人。今天如果我们继续生产这些毫无知识增量、甚至根本不叫知识的科研成果,而且由国家机器倡导,加大投入诱导,最后,人是饿不死了,但饿死的是学术。
我所服务的单位,负责科研的领导是个很有学术信念的学者,但是不幸的是,按照现在的学术评价体系,他每年要奖励的年轻人中,恰是那些根本不做学问的人,而真正埋下头来做学问的人,受的都是惩罚。他告诉我,每年的年终总结要发奖的时候,他都像吃了苍蝇似的。其实,这位仁兄的不快是小事,严重的是,如果这种局面还在继续下去,我担心我们这些所谓的学者最终都会变成苍蝇,只有恶心别人的份了。
心照不宣的造假游戏背后
大学老师领着学生造假,说起来挺像人咬狗,但在我们中国,早就不是新闻,我们大学生出身的媒体从业者们,两年前就知道了。一般来说,造假,都是单位内部的事,尽量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便于保密。大学造假,虽然也是学校内部的事,据说也很忌讳外人知道,可是,造假的动静太大,涉及人员太多,开大会小会层层动员,就差没用大喇叭把造假的事喊出来,因此,想让大家不知道都难。
造假是为了迎接高校的本科评估。显然,评估检查什么,各个高校事先都知道,虽然按道理检查的是已经发生过的,但是学校为了过关或者得优,从前做的不够的,要补,做错了的,要改,没有做的,要做。因此,教学计划没有的,要补,座谈会没开过的,要补,教学改革没做的,也要补,学生作业没有的,补,实习报告没有的,补,试卷改得不合格的,重改,如果连试卷出的就不符合标准,那么老师就得带领学生给已经毕业的学生重新答卷,最惨的是缺学年和毕业论文的,老师不仅带领学生要重做,而且要逐步填写进度表、论文周记和撰写英文提要。有的学校甚至规定,如果哪个教师负责的造假工作不达标,就按严重教学事故论处。有的学校,为了给评估专家留下一个好印象,甚至连校园的气氛都造假,专家进校之后,校园里树荫下、街椅上,从前卿卿我我的恋人突然人间蒸发,一律换上了捧书苦读的莘莘学子。
造假不稀罕,稀罕的是,多数大学造假造得都相当粗糙,相当拙劣,几年前的试卷,几年前的论文、实习报告,纸张和字迹都是簇新的(据说现在已经有大学学习古董贩子,把假货用药水加以熏蒸,这是后话),评估专家都是久在大学里混的人,按说一眼就能看穿(其实不用专家也一样看得清楚),可是,这么多学校评估下来,硬是就没有什么西洋景被拆穿过。造假的和看假的,彼此心照不宣,好像在玩着逗你玩的游戏。评估的结果,大体上也跟预定好了似的,凡是名牌大学,一律为优秀,差一点的,就是良好,不及格的,就是几所职业学校。一般院校,把专家伺候得再好,想拿优也难;专家就是再不满意,也很难把名牌评成良好以下。
既然如此,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干嘛闹得大学鸡飞狗跳,老师半年乃至一年什么都干不了,累得精疲力竭,带领学生一起作假,不惟斯文扫地,而且令学校多年的思想政治工作、道德教育毁于一旦呢?当然,也有为评估辩解者说,这样可以让学生早点适应社会,如果此说当真,我们的大学最好应该开一门讲骗术的课,作为学生的必修课程,从监狱里请些个中高手,来当兼职教授。
显然,评估之意,并非真的本科教学检查,无非借此强化教育行政部门对大学的控制,虽然教育行政部门不可能是所有大学的主管部门,但是有了评估,以及类似的各种评审检查,任你哪个大学,都得乖乖地跟着我的指挥棒走,我出一招,无论多么荒唐,大学都得跟着折腾,其实被评估的大学也知道,一所全日制的大学(职业学校除外),无论办得怎样不堪,不大可能真的被枪毙(这样的话,会引起另外的麻烦)。大家卖力气地造假迎评,无非是要得一个过得去的分数,就像现在许多评比一样,你好我好大家好,凡是参评的,就是优秀,优秀上面再加一二三等奖,最佳者,一般都是好几个。
如果说,其他的评审,比如硕士点、博士点、一级学科、重点学科之类,像是定期扔出一些骨头让大家来争抢,那么,本科评估,则是一种强化行政主导的“杀人游戏”,人是不可能真的被杀掉的,但紧张的气氛却会出来,在紧张中,大家不知不觉就范听话,疲在其中,也乐在其中。当然,也顺便把前阶段各个大学“大跃进”粗制滥造的痕迹抹掉了,回过头来可以跟那些不知趣的批评者算账——谁说我跃进来着?
诚然,目前高校教学状况如此之差,本科教学评估应该做,但是,这个工作只能由社会上中立的(甚至可以请国外的机构)调查机构来做,而不应由教育主管部门来包办。目前这样大张旗鼓、声势浩大的行政主导的评估,说得难听一点,只能是一种基于权力技术的扰害。
犹抱琵琶半遮面
教育部在自己的官方网站上表示,今后对于研究性大学,即进入211和985工程系列的大学,会大幅度精简各种评估和检查活动。教育部一向强项,尽管批评声铺天盖地,对正在展开的本科教学评估,更是骂声一片,但是,叫骂由您叫骂,好官我自为之,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评估硬是在滚滚骂声中前进。现在多少有了点表示,很是难得。
自上个世纪末,一轮新的高校“大跃进”高调进行以来,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大增,各种评估检查也随之增加,闹得大学几无宁日,不胜其扰。平心而论,这些评估和检查,有相当数量是没有必要的,纯属扰学,但是其中有一些,比如最为人诟病的本科评估,和不那么有人反感的硕士点和博士点的评估检查,其实是有必要的。我们看到,自高校扩招以来,社会公认大学整体教学质量下降,本科、研究生(硕士和博士)都下降,很多学校,包括所谓的211和985大学,对教学的糊弄、教学培养环节的忽略和应付,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但是问题是,由教育部负责的评估检查,能遏制这种现象吗?
首先,从已经进行的本科评估来看,各校几乎普遍存在着造假应付的现象,作假技术含量很低,新的纸张,新的笔迹,不用专家,正常人用眼一看就能识破,但是,评估的专家们,有谁点破过这个玄机呢?凡是所谓的正规大学,尽管全力迎评,小心伺候,但目标其实就是要专家给他们评一个优,因为及格是必然能拿到的,差不多就是良。从专家的评估来看,好像他们并不热衷于纠正本科教学中的问题,只是大致地走下过场,再得一点好处。整个评估下来,只有那些刚刚挂上本科招牌、在行内被视为野鸡大学的学校,才被示出黄牌,其他的大学,都安然平稳渡过,皆大欢喜。
其次,此次进行的本科评估,就检查项目和内容而言,重点是在检查教学的程序,强调教学的规范,对于一个大学教师,即使他的教学所有环节都无懈可击,考试成绩都呈正态分布,有标准的教学大纲和教案,但依然不能说明他教学的水平高,陈旧的内容、空乏的思想、枯燥的讲授,都可以是百分之百合乎标准的教学。实际上,这种评估检查,并不能起到真正提高本科教学质量的作用,反过来,还有可能进一步扼杀教师创新的热情,教师的个性和创造力,将大学教育引导到刻板的教条、僵化的程序化道路上去。至于各大学在迎评过程中上下动员、一起造假,大搞政治运动,会给学校和学生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已经有许多精彩的评论,在此就不多说了。
事实上,对学校进行的评估检查,理应由第三方,社会上成熟的非官方的评审机构来做,它们与大学没有统属关系,没有利害纠纷,这样才能做到公正,起到纠正偏差的作用。像现在这样,由教育部成立专门以评估检查为任的中心,不仅增加了编制,使机构膨胀,而且强化了大学的行政化、衙门化色彩。实际上,定期的评估,无非就是让大学更加听话,说的不好听一点,就是把大学通过评估检查这种绳索,牢牢地捆绑在教育行政部门的战车上,这样的评估,哪怕只有一次,都是多余而且有害的。纠正自己错失,是政府部门的职责,要纠正,就彻底一点,不要犹抱琵琶半遮面。
大学的评审时代
现在的大学,已经进入“评审时代”。博士点、硕士点、一级学科、重点学科、重点学科研究基地,以及各种项目的评审,已经进入常规状态,到时间就来了,高校里,大家分田分地真忙,分到的,要保住胜利果实,没分到的,要运动到让自己分到,大队人马出动,大笔的钱财撒出。至于本科评估,则更像是一场政治运动,为了迎接教育部的评估,各个大学上下齐动员,老师不放假,学生帮造假,到处大标语:掀起迎评促建新高潮!
各种评审,无一例外都是行政主导。虽然,从表面上看,评审专家都是教授、研究员,但这些人的选拔,全凭教育部的主张,选拔的标准,不是看这个人是否在学术上有何造诣,而是看他是否是官,比如各个重点大学的相关学院的院长,更关键的是,要看这个人是否听话,如果有某人在某次评审中不那么听招呼,那么下次评审,就不找他了。姑且不论这种评审是否必要,比如什么叫做“一级学科”?什么叫做“重点学科”?为什么要有“重点学科研究基地”?为什么同样一个学科,比如政治学,凭什么你的学校的政治学就是一级学科,我的学校的政治学就不是,你的学校的就是重点学科,我的就不是?天底下政治学只有一个,中国和外国,只有一个,怎么学科到了中国,非要分出高下等级来?这种中国特色的高校评审,只有中国专家明白,外国专家都不明白,当然我辈一般教师就更不明白了。
但是,有些评审,至少从字面上看,我们还是明白的,而且以为如果非要评的话,我们有资格参与。每年的例行先进评选,现在还在进行,优秀教师一年一年评出来,院级、校级、省部级,乃至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三八红旗手。只是评选已经成了走过场,领导看上谁,谁就当便是,有的单位,甚至连群众评议的过场都不走,好像也没出什么乱子。除了这些老名堂之外,新名目也在涌现,比如精品课、精品教材、名师(国家级和省部级)、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跨世纪人才、新世纪人才等等。这些新名堂,背后往往带着巨大的物质利益,比如如果哪个教师的课入选精品课,那么就可以得到三十万的资助,当上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也有三十万。可是奇怪的是,这些涉及教学的评选,学生不能参与,教师也不能参与,往往等到评完了,大海报贴出来,优胜者的名片上多添了一行字,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我们身边又出来一个“牛人”。
一个教师,教好课,是应尽的义务,是本分,评先进已属多余,更何况什么名师、精品。在还存在数量不小的失学儿童的情况下,这种高调的评奖,大笔的赏赐,则显得格外不协调。就算非评比不可,那也得听听学生的意见、老师的意见,因为他们才真正知道哪个老师教得好,怎么可以领导关起门来一鼓捣,就定了呢?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只要相关领导自己符合评选条件,最后评出来,多半是他自己。高校的各种评审,从学术评审到项目评审,再到教师评优,对教育,对学术,甚至对教师行业本身,只有摧残,没有帮助,更谈不上促进。这种官本位的评审,不仅不能奖优,反而加速劣币驱逐良币的过程,完成逆向淘汰。高校里,凡是老实做学问的人,在这种评审中,不是落荒而逃,就是自我放逐,迅速边缘化,让那些即使原来有点学问也没有时间继续做的学官们,占据学科主流,占据各种官方的平台,年复一年地炮制出大批量重复而平庸的“科研成果”,其中还不乏造假和抄袭之作。在这场评审的狂欢中,只有两个优胜者,一个是那些学官们,他们的头衔越来越长,荣誉的级别越来越高,科研经费越来越多;还有一个就是教育管理部门,它们成功地利用越来越名目繁多的评审,把大学捆在了部属政治的战车上,老老实实,一步一趋。输的是国家,输的是教师,输得最惨的是付出了青春和金钱的学生和他们的家长们。
有关大学教育一点小事的三问
眼下,似乎很多人都讨厌大学行政化,我的校长还在国际论坛上,高调反对大学行政化,提倡教授治校。
但是,有一个校长们垂手之劳就可以办到的事,就是没人办。
在大学里的人都知道,无论按现行教育法规的哪一条,都找不到依据,可以强令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发表核心期刊论文才能毕业的。但是,几乎所有的学校,都这样规定。
大家也都知道,学校之所以这样做,无非是担心在教育部的考评体系中,发表量这一项落了后。于是命令学生土法炼钢,靠小土群提高指标。大家更知道,这种行为导致了核心期刊加速腐化,纷纷不管论文质量大收版面费,同时也催生了学生论文的抄袭、造假和大幅度的低水平重复,连带教师也是如此。这是当今学术腐败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我身在中国人民大学,先从自己学校问起。
第一问,问人民大学研究生院院长。人大的师生反映,自打您就任研究生院院长之后,对于博士生发表核心期刊论文的问题,要求得特别严格。从前还可以用两篇非核心期刊论文顶替,现在则一点通融都不行。到底是何道理?你作为研究生院院长,凭哪条法律或者规定可以这样做?你在做教授的时候,估计也感同身受,知道学生的苦处,怎么一当官就变脸?你知不知道,现在一篇核心期刊的论文,已经要价4000余元,这对于一个来自农村的学生,意味着什么?
第二问,问人民大学校长。你曾经多次对现行大学体制发问,赢得了敢言之名,也曾对着媒体,宣称人大可以不要求博士生非发文章才能毕业。可是,至今人大变本加厉,博士生不发两篇核心期刊论文,连答辩资格都没有。这个情况,你知道吗?如果知道,是否打算兑现承诺?
第三问,问新任教育部长。你也做过大学教授,带过博士生,现在应该还在带。你应该知道这种逼学生发论文的命令有什么样的危害。比起其他教育的问题,这个小事最好解决,只消你下令取消大学考评中的发表量数量指标,各个学校就不会这样疯狂热衷于“土法炼钢”了。你能伸出一个小手指头,做一下吗?据说你也来自农村,你更应该知道,那些贫寒的学生,凑一篇核心期刊4000元的钱,能有多么地难。
如果连这点小事都不能做,那么大话就别说,大事也就不用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