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这就是尴尬

1 尴尬意味着什么？

我读了研究生之后的第一个发现就是，自己并不怎么正常。那是1999年秋天，我刚刚进入明尼苏达大学研究生院开始心理学专业的学习。学校为新生做了一系列常规心理测试，包括性格、智力和职业兴趣等，并提供反馈报告。测试前，我的心态相当放松，心想这不过是一次好玩儿的自我探索罢了，但是测完之后，我的看法变了，我怀疑此前我对自己可能过于乐观了：眼下这些测试可能表明，在我身上存在着一些异常特质，而我以前从未认真思量过。

两周后，我的信箱里出现了一个用密封条封印并标有“机密报告”字样的黄色信封。我小心翼翼地打开信封，对即将读到的报告内容感到一阵紧张，那感觉就像是将要打开一扇弃置已久的阁楼大门。报告上满是图表，用来描述我的各种特质——内倾性、友善、有序性以及各种认知能力分数落在正态分布曲线的位置。每张图表旁边都有一段话，用以解释我在此项特质上是属于“正常范围”还是进入了临床病理范围。

跟斯宾塞得到的结果一样，我的性格与病理学分数并没有被明确诊断为有问题，但是这些分数显得很不均衡。比如说，我的性格特征分数，友善和好奇远在平均分数之上，但是耐心和有序得分却比平均分要低不少。我很好奇在别人眼中，一个极友善却缺乏耐心、极混乱却充满好奇的人会是什么样的。

总的来说，前面几页描述的还都是一个相对正常的状态，但是当来到中间部分，在被命名为“社会性发展”的地方，一种不同寻常的模式慢慢显现了出来。这一部分包含了一些来自我家庭成员的访谈结果，其中评估专家特地标注了大家对一道特定问题的回答，这个问题是：“在泰12岁之前，让你印象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虽然访谈都是单独进行的，但是所有人都给出了相同的回答：“泰的妈妈让他专心点儿。”

一些人列举了一些经常发生的事件来作为例证，比如倒牛奶。他们说这样的事情从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发生，而且持续的时间“比你以为的还要久”：我坐在餐桌前，西瓜型发帘下面的棕色眼睛紧紧盯着牛奶盒，我妈妈穿着剪裁得体的套装站在我身后，她的目光也紧紧盯着牛奶盒以及它旁边的空玻璃杯。接下来，我抓起牛奶盒，慢慢地抬起它，与此同时，我妈妈发出清晰无比的指令：“专——心……专——心……”，这指令循环再三，语调镇静悠远，有着禅宗般的韵律，再接下来——

一个突然的颠簸。我所有意愿和努力的全部聚集造就的这个颠簸。就像有人使了个猛劲要把番茄酱从瓶子里磕出去一样。这种过于急切的作用力一下子碰到了杯子的边缘，杯子向前滑去，牛奶顺势就洒了出去。旁观者回忆说，随之而来的会是一阵沉默，在这沉默里大家都心照不宣：泰又有了一次“事故”。

我妈妈那满怀期望的祈祷般的余音在眼前的绝望境地里戛然而止，继而她缓慢地阖上眼睛，停顿一小会儿，极力让自己镇定下来。我妈妈是个优雅而整洁的人，此情此景之下，旁观者会在她的优雅淡定与我的任意散乱的不相匹配之中觉察到一种让人难以忍受的搞笑味道，却苦于这不是一个适合笑出来的时机，于是只好赶紧避开眼去，继续擦拭已经擦好的杯盘，搅拌已经不再需要搅拌的东西。谁都知道，一个已满8岁、10岁甚至12岁的男孩本该有能力为自己倒一杯喝的，就算偶尔失手，成功概率也不该低于50%才对。然而，我妈妈总能在我的赫然失误之下巧妙地完美收场，“没关系的，泰，咱们只是需要再练习练习……”

在我们家，“练习”是一个高频词汇，尤其在“生活技能”领域，当然，“生活技能”本身也是个高频词汇。对于我在常规社交情境中的笨拙表现，我的父母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耐心。但是随着我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多的生活技能却落入了“发育迟缓”范围的时候，他们在私下一定忧心如焚。因为他们知道，我一天天在长大，及至进入无情的中学阶段，此前作为一个小孩子所独享的失误豁免权终将消失。

另一方面，我在一些非社会性能力上的发展却超越了年龄。我喜欢做很长的乘除心算，能记住随机的事情——比如全国棒球联赛投手的平均跑赢率——对我来说也轻而易举。然而，虽然我被誉为“一部会走路的棒球统计百科全书”，却常常会忘记在小联盟比赛时带上自己的棒球手套，也想不起来这次轮到我准备点心和饮料了。随着我越来越大，父母已经觉察到我的同龄人在赛后休息的时间里看到我光着一双手站在那里的时候会投来异样的目光。

我的社交失误本就不是出于恶意企图，且又通常无伤大雅，因此也就说不上会带来什么严重影响。到了差不多10岁左右，其他孩子在以下两个方面都有了长足发展：形成了更加复杂的社会预期，也学会了将他人符合该预期的程度作为判断此人社交价值的标准——他们比以前更加在意谁在艺术课上画了怪异的东西，谁衣服上的卡通图案不是五年级学生的通行风格。这个时候，我此前那些不被关注的怪癖现在却像是秃子头上的虱子一样明显了。我能感觉到别人对我的社交期望一直在变化，却很难完全把握其精髓，这让我无法做出适当的改进，也难以甩掉那如影随形且日益增加的社交尴尬。

我的父母深知要想帮助我这个长期尴尬的孩子完成对社交生活的良好适应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像其他尴尬的孩子一样，我既冷漠又固执，这就意味着他们能从我这里得到的信息少之又少，他们只能打持久战，还必须时时刻刻注意自己的言行，从而让我少感受些尴尬。我的父亲是一名高校教师，母亲经营了一家儿童学习障碍诊所，在工作中，他们看到了太多反面的例子：孩子努力回归常态的热情被家长和老师出于善良的意图无情浇灭。

为帮助我这个尴尬、固执而又孤僻的孩子回归正常生活，我的父母做了许多了不起的工作。现在看来，我明白他们是采用计之长远的方式来引导我的社会化。他们潜移默化地给我灌输了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方式直到现在仍然在指导着我，用一个问题来表述再恰当不过：如何在不失去自我的前提下适应外界？

这是一个由来已久、发人深省的问题，也是我在思索如何才能帮助人们减轻社交尴尬，进而在写就此书的过程中，一直萦绕于心的问题。在接下来的篇幅中，我将对大量来自性格、临床心理学、神经科学领域以及天才儿童的发展性研究进行梳理。无论你是一名自己容易尴尬的人，还是为孩子的尴尬而焦虑的家长，还是一名不知如何才能与潜能突出却极易尴尬的员工打交道的管理者，我都希望接下来的内容能为你提供有用的帮助。为了这个目的，我将本书分成了三个部分：

1．第一部分主要描述了尴尬意味着什么以及如何在社交生活中得到指导。

2．第二部分回顾了快速变化的现代社会生活是如何让人们变得格外尴尬的，以及我们可以作何适应。

3．第三部分解释了为何那些让人尴尬的特质本身也可以帮助人们获得非凡成就。

长期处于尴尬中的人会觉得这世上所有其他人仿佛都在一出生就得到了一本名为《拥有天才社交能力》（How to be socially competent）的绝密装备手册，在这本梦幻手册中有通俗易懂、循序渐进的说明，只要照做就能让人体面地掌控社交生活，避免尴尬失态的时刻，摆脱与尴尬如影随形的焦灼。在社交生活中，神奇魔杖当然并不存在，并没有一张清单，上列简单易行的十条方法，只需照葫芦画瓢就可迅速修得正果。不过，终南捷径虽不可得，对于我们这些竭尽全力以适应复杂社交生活的人来说，能提供实在帮助的研究成果却也不在少数。

我们会发现，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违反直觉，有时还会很微妙，但是最后它们会凝聚成同一个故事——那就是如何找到我们都渴望拥有的社交归属感，却不必牺牲掉那些让我们出类拔萃的绝妙怪癖。为开启我们的探索之旅，先来看看社交期望的演变是如何为我们的尴尬时刻打下基础的。

我们基本的归属需求

在我的初中时代，让我为之着迷的为数不多的几本书之一便是《蝇王》（Lord of the Flies）。和身边很多同学一样，我被这样的想法给迷住了：如果换作我，像主人公那样，和一群男孩在没有大人监护与照料的情况下在一座荒岛上生存下去，那会怎么样？虽然在书中，紧张感绝大多数时候来自于主人公搜寻食物、饮用水和避难所的紧迫性，最让人屏息的却是主人公拉尔夫（Ralph）为满足必要的生存需求而组建同盟的努力。他日日悬心于其他成员能否坚守本分，恪尽忠诚。

在实际生活中，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都是为了生存而不断进行殊死搏斗的历史。这幅脆弱的生存图景现在看起来似乎已经与现代生活毫不相干了，但是别忘了，就在19世纪，西欧诸国超过三分之一的死亡都是饮用水缺乏导致的，而营养不良与饥饿致死则更是屡见不鲜。在数千年的时间里，世界范围内的人均寿命一直在40岁以下，也就是在过去的200年中，人均寿命才逐渐增长。

在20世纪50年代，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提出了人类动机的需求层次理论。马斯洛认为，生理需求诸如吃饭、喝水等是个体最为基本的需求，而其他需求比如社交需求和自尊则处于需求层次的第二位。但是后来的研究结果对这一理论提出了挑战。1995年，社会心理学家罗伊·鲍迈斯特（Roy Baumeister）和马克·里亚利（Mark Leary）发表了一篇名为《归属的基本需要》（The Fundamental Need to Belong）的论文，在文中他们对几百篇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以确定社会归属需求会落入哪一个需求层次。他们发现，人类对于维持一些使自己感觉良好的人际关系的心理渴求和吃饭、喝水这类生理需求一样基本而迫切，甚至在一些情况下不惜以牺牲生理需求为代价来满足归属需求。

乍看起来，这种认为归属感与饥饿、口渴一类的生理需求一样基本的看法似乎不怎么合乎情理，让人难以置信。但是几千年来，人们以不超过50人的狩猎采集方式聚居在一起，这些人因为关乎生存的共同目标而紧密团结在一起。人类和其他社会性动物所下的进化赌注就是牺牲掉短期的利己与私心，共同协商、相互合作，以完成食物采集、搭建庇护所和相互保护。协作较好的团队会将劳动力分配到不同的岗位上去，一些人负责农耕，一些人负责狩猎，其他人则专门照顾小孩。遇到收割庄稼或者抵抗外敌入侵一类的事情，则会把全部人力都调配到这些时间敏感型事务中，以最大限度地集聚资源，从而提高所有成员的生存概率。

形成双方都满意的人际关系的心理需要进一步强化了通力协作所固有的生存优势。就像口渴的时候需要喝水，饥饿的时候需要饱餐一样，当我们的归属需要被满足，我们会感到快乐。来自伊利诺伊州立大学的埃德·迪纳（Ed Diener）在幸福感领域已经进行了30多年的研究。在众多可能影响的因素中，迪纳和其他研究者发现，对幸福感最有预测力度的不是我们的工作、收入、达到理想体重等等，而是令我们满意的人际关系的存在。迪纳还发现，即使在食物充足、人均寿命几乎翻倍的发达地区，归属感依然具有显著的益处。那些拥有满意人际关系的个体，其健康状况更好，寿命更长。

反过来看，极少有哪些东西的心理破坏力会比社交排挤更大。俄亥俄州立大学医学院院长贾尼斯·科克尔特·格雷西（Janice Kiecolt Glaser）对数十年来的研究进行梳理发现，长期孤独感是造成人体免疫功能受损、心脏病以及其他多种重大疾病的重要风险因素，而这些不断累积的健康风险会造成死亡风险的急剧上升。

我们不单是愿意归属到社会团体中，我们更需要归属。在人类历史的绝大多数时候，归属都还算容易。为了生存下来而苦苦挣扎的人们别无选择，只能把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儿童都集合起来。人们需要团体，团体当然也需要每一个个体为了共同目标而做出其独特的贡献。

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是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类学家，她在其1966年出版的《洁净与危险》（Purity and Danger）一书中指出，狩猎-采集群体需要找到一种机制以方便考量其成员是否忠于组织，以及是否为了团队的共同目标而竭尽其能。无论是贪婪者鼠盗狗窃以致其他人白白饿死，还是刁滑之徒趁乱倒戈以致团队崩溃瓦解，其结果都是团队无力承担的。因此，那些无法与团队愿景一致的成员的存在，对于团队整体的福祉安康来说是极大的威胁。

为了防范背弃团队目标付出的巨大代价，人类社会在日常互动中发展出了复杂的社交期望，以便成员之间对彼此的忠诚度进行经常性的评估。当个体遵循这些社交期望，如互致友好问候、由衷地致歉、轮换交流等等，他对团队共同目标的认同就经由这些细微之处传达了出来。相反，当团队成员看到有人偏离了这些期望时，就会产生警惕，怀疑此人有背叛团队利益的可能性。恰如一台过于敏感的烟雾探测器，稍有烟味就会发出警报一样，团队成员也会将那些轻微背离常规社交期望的蛛丝马迹视作可疑线索进行预警。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仍然会把微小的社交期望当作判断他人社交价值的重要途径。事实上，因为需要经常与并不熟悉的人打交道，那些微小社交期望的评估价值可能变得比之前更为重要了。在美国这样的国家，超过80%的人和其他成百上千万的人一起在大都市比邻而居，要对每一个人此前的人品声誉逐一了解简直没有可能。于是，现代都市人就只好时时刻刻地对身边随时出现的陌生人进行价值评估，无论是在工作中、公共交通上还是在交友软件上都是如此。

上千份来自社会心理学领域的研究表明，人们会通过对他人衣着风格、个人卫生、眼神接触以及无数其他细微线索的瞬间观察来形成对此人是否应包含或排除在自己所属团体的判断。

如此多的期望以及与此相关的衍生物听起来让人无所适从，然而实际上，绝大多数人都能够满足日常生活中的绝大多数社交期望。比方说，如果你两天内洗过澡，天天都刷牙，穿着一件没有难闻气味的衬衫，那你就100%地达到了人们对你个人卫生的日常期望。即使有社交尴尬的人也可以满足日常生活中的绝大多数社交期望，只是那些已经符合标准的上百个期望所受到的关注远不及某一两个不达标的多。当我们确实偏离了社交期望，或者怀疑自己可能会偏离时，就会体验到那种清晰无误的尴尬感。

虽然人们都说第一印象很重要，但大都是凭直觉说话，社会与人格心理学家则通过上百项研究，向人们揭示了社交互动中的前5分钟是多么关键。对于一个人是否讨喜的判断会在互动的10秒钟之内就迅速得出，判断依据包括此人的卫生、姿态、眼神、语调等等。人们当然也会修正自己的判断，但第一印象已基本确立了人们认为他人是可爱的还是不可爱的、可信的还是不可信的偏好。

因此，偏离日常交往中固有的社交期望对于个体的归属感来说具有深远的影响。尴尬言行通常是无害的——衣品掉线或者拉链不拉伤不着任何人——但是这些细微的偏离拉响了原始警报：尴尬言行可能暗示此人不是“自己人”。基于几分钟的互动就骤然做出的判断听起来未必公平理智，但是上千年来，人们正是借助于这些蛛丝马迹来适应社会生活，这就使得这种评判依据很难在短期内消失。

以上种种对于我们这些饱受尴尬之苦的人来说都实在叫人沮丧，但事情未必不可转圜。我们的招数就是，尴尬者别再就“为什么我会尴尬”这样的宽泛问题穷追不舍了，更有价值的，且与他们剖析复杂问题的能力更加匹配的问题应该是：“为什么我有些时候会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