尴尬属于自闭症吗？

我从儿科医生办公室的小册子和我的朱蒂·布鲁姆（Judy Blume）丛书中了解到，初中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段尴尬时期，但我有一种预感，自己铁定是尴尬中的尴尬者。我知道斯滕森教练是对的，也很感激他扳正了我。如果他遵从时下盛行的观念，那么他的首要目标必然会变成：只要我彼时彼刻自我感觉良好就算了。盛行于20世纪80年代的自尊运动，借由一系列自助书籍和脱口秀大咖，大肆吹捧提高自尊就可以提高孩子成绩、远离毒品、降低孤独感的理念。然而，如果斯滕森教练和其他成人也这么简单的给我贴上一副保护自尊的心理创可贴，就无疑是掩盖了我身上更为本质的问题。甚至在去医务室之前，我自己就已经感觉到，我需要关注的不是自尊问题，而是需要发展一些社交技能，同时学会转换我那不同寻常的兴趣点。

在那次摔跤教训之后，我开始想在自己身上是不是确实存在问题，对于我们这些社交困难的孩子来说，是不是有什么可以解释的办法。那时候我对心理诊断还一无所知，但是我们可以假定一下，面对我当前这些症状，心理医生会作何描述。假如心理医生需要给七年级的泰·田代写一段临床概述性的话，它很有可能是这个样子：

来访者在与别人进行眼神接触时似乎很不自在；体态不自然；穿着笔挺的牛津衬衫，打褶裤的裤腰提得很高。自述比较害羞，很少主动和同龄人交谈，但是确定有三个从小学至今的好朋友；自述经常担心会在社交情境中说错话。记事本上有长长的备忘清单，表明来访者曾经对选手的平均成绩和输赢记录进行过复杂的方程计算，并由此排出了棒球投手前10名的榜单。来访者对于一些日常琐事有着异乎寻常的刻板固执：周二早上6:46醒来，看环卫工人清理垃圾；周一到周五下午3:30到5:30，严格按照本子上列好的规定时间和规定程序进行篮球训练；周日晚饭后，参照当天的报纸，手绘股票轨迹图。对例行程序的任何偏离都会带来心理上的极大不安。

我这些行为很显然并不正常，但是你会觉得我只是有些不一样而已呢，还是觉得我确实应该被诊断出什么来才对？如果用“五规则”来分析我的情况，医生通常会考虑这样五种可能性：高功能自闭症、社交焦虑、内向、人格障碍和社交尴尬。

让这类诊断性鉴别变得扑朔迷离的部分原因是，对重度抑郁症、药物滥用、社交恐怖、自闭症以及精神障碍诊断手册中的其他上百种障碍的诊断都是二分法诊断，也就是说，一个人要么被诊断为有这种障碍，要么没有。但是如果我告诉你，自闭症特征并不仅局限于那1%的自闭症患者，而是随着正态曲线的中间部分逐渐向两边扩散而开始出现，你会怎么想呢？

西蒙·巴伦-科恩（Simon Baron-Cohen）在剑桥大学主持了一个自闭症研究中心，同时他也是自闭症研究领域的专家。在2001年发表在《自闭症与发展性障碍》（Jornal of Autism and Developmental Disorders）杂志的论文中，他和同事报告了他们开发的一套名曰“自闭症指数”的自闭症特征测查工具及其相关研究。“自闭症指数”问卷包含50个项目，涵盖了自闭症人群较常表现出的五大类特征：社交技能缺失、沟通问题、关注细节、注意转移困难、想象力活跃。自闭症指数得分在0（不符合自闭症特征）到50（完全符合自闭症特征）之间。

巴伦-科恩和同事们将该问卷施测于两个样本中，一个是自闭症群体，其成员都有阿斯伯格综合征和高功能自闭症，另一个则是174名随机招募而来的普通成年人。研究得到的第一个有趣结果是，对照组的平均自闭症指数不是0，而是16，这表明普通人在社交生活的某些方面也会体验到一些挑战。而自闭症群体的平均自闭指数为35，是对照组得分的两倍还要多。巴伦-科恩发现，32分是区分自闭症和非自闭症群体的最佳临界值。

同时还需要注意的是，自闭症特征在普通人群中的分布呈正态曲线，这意味着有些人的分数会高于平均水平。这部分人的自闭症指数在24到31分之间，大致落在第85到第98百分位数上。介于16分（平均分）到32分（诊断临界值）之间的这群人，他们达不到自闭症标准，但是社交笨拙、沟通不良、行为刻板，你会如何称呼他们呢？我叫他们社交尴尬者。

自闭症和社交尴尬之间的关系映照了临床心理学与精神病学中的一个常用概念——“正常”，那些在心理学术语中“正常”的人，很可能是带着严重疾病的轻微特征的人。就像带有忧郁特质的人不一定会被诊断为重度抑郁症患者，一个讲究条理的人不一定会被诊断为强迫症一样，社交尴尬者也不一定是孤独症患者。

尴尬者与自闭症患者的区别不仅仅是语义上的，事实上，牢记这一点——尴尬和自闭症不是一回事——非常重要。自闭症的诊断标准已经表明，这类疾病带来的社交功能损伤和重复性行为比尴尬带来的社交技能缺失与行为刻板要严重得多。在中、重度自闭症患者中，超过50%的人同时具有智力障碍，很多人连生活都不能自理。自闭症儿童的行为可能包括对吸尘器或者搅拌机发出的声音无端暴怒或有重度语言障碍等。那些希望与自闭症孩子建立情感联结的照顾者有时会说，患儿的社交、沟通缺陷使得他们常常“遥不可及”。

在社会层面，鉴于拨给学校和社区的心理健康预算本就不够充裕，对自闭症的随意和过度诊断更会稀释自闭症患者本该享有的资源。况且，若临床医生生生把尴尬归入自闭症，必然会产生消极的结果，因为误诊之下的心理教育干预，其效果只能是弊多利少。因此，不把尴尬归为自闭症不仅从实用性上来说很重要，而且还因为，对于自闭症患者及其家属所承受的艰辛来说，那么做极其不尊重。

当我回头去看童年时代的自己，也觉得高功能自闭症和阿斯伯格综合征对于我当时的社交挣扎来说，似乎并不是贴切的诊断。我自己私下里完成了自闭症指数测试，也请一些家人就我七年级时的所作所为进行了自闭症评估，结果是，我的分数虽在平均数之上，却并没有达到高功能自闭症和阿斯伯格综合征状的临床诊断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