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重新认识技术性失业

人类用聪明才智发明的大量技术，反过来却导致了人类自身的失业，这是一个从机器被创造出来之后就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显的必然趋势。尽管凯恩斯（见图1-4）很早就指出过技术是新型工作的一个强有力的生产者，但是他所认识到的技术性失业同样意味着，在技术加速发展的前提下，我们发现节约使用劳动力方法的速度超过了我们为劳动力寻找新用途的速度，也就是我们消灭当前既有工作的速度超过了我们创造新型工作的速度，失业因此产生。接下来，凯恩斯补充了一个含混不清的观点：“但是，这只是一个短暂的失调阶段。”很多经济学家由此认为，技术消除的是岗位而非工作，它在消除大量旧岗位的同时创造了更多的新岗位，技术性失业是经济增长过程中暂时但必要的垫脚石。

图1-4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现代经济学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凯恩斯1930年发表的论文《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中，提出了“技术性失业”的概念

然而，诺伯特•维纳并不这么认为。1913年，19岁的维纳在《剑桥哲学学会会刊》上发表了一篇关于集合论的论文，这是一篇将关系的理论简化为类的理论的论文，在数理逻辑的发展中占据有一席之地，维纳从此步入学术生涯。在其50年的科学生涯中，他先后涉足哲学、数学、物理学和工程学，最后转向生物学，在各个领域中都取得了丰硕成果。维纳称得上是恩格斯颂扬过的、本世纪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的科学巨人。而维纳最为世人称道的地方在于他奠定了计算机科学、机器人和计算机控制自动化的重要基础。早在1942年，维纳就已经意识到计算机可能会通过编程来运营工厂，并开始担心无人组装线的出现将会带来颠覆性的影响。而彼时，整个世界仍然处在信息时代的前夜，维纳却已经预见性地探讨了计算机可能带来的技术性失业问题：“这个设备非常灵活，能够进行大规模生产，而且无疑会使得工厂不再需要员工。在当前工业组织下，这种工厂导致的失业将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很显然，维纳坚定地认为这些机器的趋势是要在所有层面上取代人类，而非只是用机器能源和力量取代人类能源和力量。在维纳看来，自动化拥有将一名工厂工人的价值降低到一文不值、无须被雇佣的地步的潜能，结果就是我们生活在一场十分残酷的工业革命中。20世纪60年代中期，由于菲利浦斯曲线被广泛接受，一部分学者相信：扩张总需求的政策虽然可以消除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总量失业，但同时会导致通货膨胀率上升，于是，在这一时期，技术进步是否会导致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上升成为争论的中心。但是，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二战后所有对机器和自动化的担忧并没有得到经济数据的支持，新的技术的确大幅提高了生产力，然而失业率并没有如悲观者宣称的那样升高，相反，到1969年的时候，美国的失业率已经降到了3.5%的较低水平。20世纪80年代，当欧洲失业率从50—60年代的2%～3%上升到当时的8%～10%时，经济学家之间又发生关于技术进步就业效应的争论。这场争论的中心在欧洲，争论的焦点在于：新兴的计算机技术是不是导致20世纪80年代欧洲失业率上升的主要原因。

由于技术进步与就业之间的关系极其复杂，上述关于技术性失业问题的争论一直没有取得完全一致的看法，那些认为计算机和自动化可能造成大量失业的观点也曾经因为一度淡出经济学的主流视线而备受冷落。

但是大部分人在批评这种观点的时候，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维纳发表这些观点的时候，计算机还是房子般大的某种机器怪物，其计算能力正如一个刚出生的婴儿一般。1965年，英特尔（Intel）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Gordon Moore）提出了摩尔定律：当价格不变时，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元器件的数目，每隔18～24个月便会增加一倍，性能也将提升一倍。此后，人们发现这种指数级的增长定律几乎可以放之信息领域的各个角落而皆准。事实上，直到几十年之后的今天，数字技术带来的指数级增长才使得维纳当初的预言得到了合理的证实。在某种程度上，自动化和智能化会使一个经济体通过机器实现无限输出，而整个过程无须人类参与，其造成的结果将会是大量失业，贫富差距急剧扩大，最终消费者购买力越来越低，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随之下降，进而无法继续推动经济的强劲增长。如果这样的趋势发展到一个极端程度，就会使从事日常工作的工人们的经济价值降低到雇主们花任何低价都不愿雇佣的程度。

面对这样的状况，普通人和经济学家一样，都迫切希望寻找一个答案：这只是一个短暂的失调阶段吗？有理由相信，技术革新在削减传统工作岗位的同时也在催生着新的岗位。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工业化用了将近200年才将美国的农业人口降低到现在的不足2%。然而，当前的智能革命会给人们这么长时间吗？知名的自媒体人罗振宇在谈到技术性失业的时候说过，曾几何时我们可以用几代人的命运去承担一次变革，但现在我们要用一代人的生命去承担全部的变革。在过渡的一代人中，还是会产生阶段性、悲剧性、普遍性的失业。每一个微观层面的适应都需要时间，也就是凯恩斯所说的“短暂的失调阶段”。然而，已经在路上的这次智能革命与以往截然不同，它所带来的变化实在是太快了，没有给所有人留下即便“短暂”但是足够的适应时间。或许，这也印证了凯恩斯的另一句名言：“在这场长跑中，我们都已阵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