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决定一切”

入行20年以来，业内一直有两种声音争执不休。一种认为，技术的发展推动了社会进步；另一种则相反，认为社会发展出现了新需求，于是产生了新技术。由于早些年从事市场工作多一些，笔者自然而然地接受了后一种声音。但非常意外的是，随着工作时间的增加，笔者竟然推翻了自己的认识，越来越多地接受前一种观点。

转变的原因是什么？举个例子，如iPhone手机，在乔布斯之前，从来没有哪个市场提出自己对智能手机有极大的需求。iPhone手机汇集了许多创新型技术，作为一款石破天惊的创新产品，一问世就获得了广泛欢迎，从而推动3G、4G和移动互联网应用的爆发。

其实，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科学的技术化和社会化已经成为这个历史时期的显著特征。到了20世纪，美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技术决定论思潮，认为科学技术的作用是巨大的、无穷尽的，把科学技术当做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尤其是电子和计算机等信息技术爆发后，更是让许多西方的未来学者认识到，人类社会将要经历一次深刻的、巨大的社会动荡，这次“动荡”结束后，将会迎来一个以科学技术为先导的新的时代——技术革命。技术革命将极大地改变社会制度并取代社会革命。

当前，技术的渗透力和影响力已延伸到现代社会的各个角落，包括人在内，都成为技术的目的。技术社会并非凭空而来的产物，国内外学者对此已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在《对技术的追问》中明确地指出了现代技术社会所具有的特征，“技术时代的人类以一种特别显眼的方式被迫逼入解蔽之中，现今人类生活在被现代技术所笼罩的座架之下，技术所体现出的自主性，似乎将一切都置于它的掌控之中”。

那么，技术与社会是什么关系？

1929年，凡伯伦（Thorstein Veblen）提出了技术决定论，这个理论建立在两个重要原则的基础之上：一是技术是自主的，二是技术变迁导致社会变迁。

不难发现，前者依靠内部逻辑发展而不受“外力”干预，如牛顿定律、薛定谔方程；后者即技术决定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等，如突飞猛进的3C技术（通信技术、计算机技术和控制技术的合称）带来了全球化。

美国学者兰登·温纳则进一步强调，“技术自主性所体现的是一个逆适应（Reverse Adaptation）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技术的自我产生、自我延续、自我实现的自主思想得到了最明确的展现”。即人变成了技术化的人，社会变成了技术化的社会，一切都由技术在操控。

1904年，在凡伯伦发表《企业论》并提出了技术决定论的基本思想后，随着工业大生产的发展，技术人员的重要性日益增加，他们逐渐代替企业家成为社会的掌权阶级。

1939年，熊彼特在《经济周期》一书中提出的创新理论使之与经济相结合。各个时期的经济波动与生产技术革新都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每个周期都与特定的创新结合在一起。生产技术变革决定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波动。

其后，技术决定论进入了多元化发展的时期。

20世纪40年代，C·E·埃尔斯提出科学技术标准论，提出以是否符合科技进步的原则作为判断与衡量一切事物是否具有合理性、历史进步性的标准。

20世纪50年代，罗斯托提出经济成长阶段理论，认为应当以生产技术水平作为划分社会发展阶段的主要标准。

罗斯托依据现代经济理论，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用历史、动态的方法研究了不同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状况，指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要经过六个阶段的理论。每个社会都要经过六个阶段：传统社会阶段、准备阶段、起飞阶段、趋向成熟阶段、大众消费时代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

传统社会指牛顿之前的社会，该阶段生产力低下，技术长期停滞，变革缓慢，社会结构单一，人们依靠传统的生产方式而不去开拓新领域。准备阶段主要是从“传统社会阶段”向“起飞阶段”过渡的时期，是人类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的前夕，是持续增长的过渡时期。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期，现代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已转化为新的生产力。罗斯托又指出，在这个时期政府要建立一个全国统一市场，促使经济摆脱自给自足的区域性特征，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以便应对现代化所需的资金，还必须制定现代化政策等。

20世纪60年代，加尔布雷思提出技术阶层理论，该理论认为由于科技发展的推动，当今美国已从传统工业社会进入“新工业国”阶段。在“新工业国”中，科学技术已经代替资本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由于权力总是归于最重要生产要素的拥有者，因此企业及社会的权力也随之从资本家手中转移到掌握科学技术知识的“技术阶层”手中，科学教育界成为社会革新的主导力量。

20世纪70年代，美国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代表的电子信息技术得到了快速发展，技术决定论进入了高潮时期。

1970年，布热津斯基出版《两个世纪之间——美国在电子技术时代的作用》，总结了技术革命理论。在新技术革命推动下，美国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电子技术时代，其特征是科学技术，特别是电子技术，已经成为决定生产方式、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及全部社会生活的基本因素。

同年，托夫勒出版《未来的震荡》，提出了新技术革命理论。书中论述了迅速发展的新技术革命浪潮对美国原有社会结构的冲击与震荡，阐明了人们将如何改变传统观念与生产、生活方式，从而适应新技术革命的挑战。

托夫勒是美国著名的战略家和未来学家，他在1980年出版的《第三次浪潮》中总结了人类社会的整个发展进程，涉及科技、社会、信息和心理等诸多领域，从“技术决定一切”的视角出发，勾画了“技术社会形态”。他把人类社会发展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农业阶段、工业阶段和以信息科技为主导的新兴阶段。

站在科学技术与人类社会发展关系的视角，来考察技术革命对社会历史进程的影响。托夫勒指出，人们从近代技术中总结出人类物质文明的三大基本要素，即材料、能源和信息，这三大要素在原始技术中也存在并且同时起作用。它们在人类技术、生产工具的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遵循着材料、能源、信息的秩序依次突显出来。因此，在他看来任何一种“文明”或“社会基本结构”基本上都是由“技术领域”、“社会领域”和“信息领域”这三个部分组成的。其中，在这三大领域中，“技术领域”是起重要、决定作用的，因为它的特征决定其他领域的状况，其他领域的形成一般都是首先适应于“技术领域”。如果“技术领域”发生变化，随之就会引起“社会领域”和“信息领域”的相应变化，进而导致社会基本结构的变迁。

1973年，著名的未来学家丹尼尔·贝尔出版《后工业革命的来临》，提出后工业社会理论。他认为，在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美国和西方国家已经进入了后工业社会。过去马克思是把生产资料所有制作为社会的核心因素（中轴），而在后工业社会中科学技术已无可争辩地占据了核心地位，“技术是后工业社会的一个中轴”。

丹尼尔·贝尔把社会划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三个阶段。后工业社会的结构特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在经济上产品经济向服务性经济过渡，专业、技术性阶层趋于主导地位。其次，发展科技、理论知识成为社会的核心。最后，智能技术是领导和决策的基础。在这些特征中，科学技术在后工业社会中起核心作用，被称为“中轴原理”。

技术决定论从本质上很好地描述了西方近现代文明的特征，并且伴随着近代西方国家的殖民活动，几乎被所有国家认可。

我们需要注意到，技术决定论建构的背景是近代以物理学为代表的新科学。新科学成为技术决定论的背景，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因为它在知识上有巨大的优越性，另一个是它具有巨大的实用价值。

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西方国家产生了“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的研究思潮。这种思潮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和社会科学三个方面综合考察当今世界出现的复杂性问题。

进入21世纪后，技术特有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使人们对技术导致的问题更加敏感，即对“技术与社会”问题的关注，包括技术后果所对应的责任问题、科技工作者所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及技术的价值与伦理问题等。

在科技迅猛发展的当下，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广度与深度向前发展。人类文化形态、认知体系、价值观也在科技的推动下发生蜕变，形成一种“科技/社会”的格局。

技术与社会是双向互动的关系，技术在当今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都起着重要的作用，每一次技术的变革都会带来社会各个领域的巨大变化，进而推动社会的发展。

在技术日新月异的当下，技术创新带来的深刻变革正在重构社会的文化形态和商业生态，人们的价值观也随之改变。技术社会赋予了技术以社会属性、技术文化属性、技术价值属性及技术商业属性。美国学者怀特认为，人类生存方式的文化结构自下而上由底层技术系统、中层社会系统和上层观念系统三个亚系统构成，由此可见技术系统是基本的和首要的驱动因素，决定社会系统和文化系统的形成。

因此，无论是研究经济，还是社会发展，我们都必须关注技术本身，关注技术发展的社会机制，关注技术的社会功能。

在我们主流的观点中也存在着技术决定论的因素。我们认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一个因素。科技的迅猛发展，是生产力方面的革新，即生产力革命，要实现社会制度方面的飞跃不是单纯的生产力革命，而是实现这种飞跃的社会革命。

目前，我国正处于新的技术变革周期中，移动宽带互联网、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兴技术成为新一轮创新创业的活跃阵地，借助“双创”经济的创新创业浪潮，新兴技术的崛起和快速发展将重塑社会的认知方式、价值观及文化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