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文献综述

关于政府债务理论的研究一直是经济学中最恒久、最活跃的课题之一，其中债务可持续性问题是经济学家们研究的重点。对于美国政府债务的研究，现有文献主要从债务扩张原因、可持续性、影响等方面进行多维度论述。

一 政府债务理论综述

（一）政府债务理论发展

总体来看，西方主流经济学派关于政府债务理论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20世纪30年代以前古典经济学的债务理论阶段，主要代表人物为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其主要思想是主张预算平衡、反对政府举债。斯密认为，政府应该使用税收而不是债务为战争融资，这将缩短战争的时间，政府在发起战争之前也会先三思而后行。斯密还指出公共债务将阻止新资本的形成。这可能是最早的关于挤出效应的论述，尽管这个术语在当时并不存在。此外，他进一步批判了重商主义关于债务利息不会造成任何负担的观点，他认为，国债会增加未来还本付息的负担，导致未来赋税加重，影响国家生产。李嘉图继承了斯密关于政府债务的思想，他认为，公共债务的负担在于减少了政府举债时的资本积累。因为总体收入不受影响，所以，债务利息和偿还国内债务并不代表一种负担。不过，他也指出，由于高债务而引起的税收增加可能会引起那些需要支付税收的人通过移民逃避纳税的义务。总之，在古典经济学阶段财政平衡成为这一时期国家财政活动的基本准则。

第二阶段为凯恩斯主义的债务有益论，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主要代表人物有凯恩斯（John M. Keynes）、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汉森（Alin H. Hansen）和勒纳（Abba P. Lerner），主张用公债弥补财政赤字，认为政府举债是有益的。大萧条使传统古典经济理论面临困境，它既无法解释大萧条中出现的经济问题，也不能提供摆脱危机的有效对策。这时，凯恩斯的经典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从根本上动摇了古典经济理论，其中，凯恩斯关于政府举债的观点更是成为对政府债务认识的第一次重大转折。他认为之所以会产生危机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导致投资不足，可以通过货币供给的增加来降低利率促进投资，但由于流动性陷阱的存在，货币政策作用有限，因此就需要由政府开支或直接由税收变化刺激支出，这就要求政府实行赤字财政，而赤字财政的结果之一就是政府债务的增长。这也意味着对政府举债的态度由原来的否定变为了肯定，认为政府发行债务有益于国民经济。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政府举债和赤字的理论是由后来的经济学家勒纳和汉森按照凯恩斯的逻辑总结出来。作为功能财政的创立者勒纳认为，赤字财政有助于充分就业，只要产量低于充分就业就没有理由认为通货膨胀是由赤字财政带来的，政府可以依靠收入乘数使经济实现充分就业。由于内债的支付被视为自己付给自己还债，从而私人的福利状况不会由于内债而恶化，所以，政府债务的高涨并不会引起人们的关心，债务规模也就不会受到限制。同样，汉森在其著作《财政政策和经济周期》以及一系列文章中，不遗余力地论证债务的积极作用，其理由是政府债务是十分重要的内在稳定因素之一。人们持有政府债务就是持有切实可靠的财产，它也是储蓄银行、保险公司、储蓄和贷款协会以及年金信托基金会的财产，商业银行持有政府债务即为存款人提供了保证。政府债务还为经济衰退时期提供了购买力，即使持而不用，也会增强消费者信心。他甚至认为，要想使社会富有，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发行政府债务以满足支出。但要有个前提，即社会要保证足够的生产能力，能够对货币收入的流通量和公众持有的流动资产量赋予实际价值。

凯恩斯关于政府举债的观点一度风靡整个西方世界，各国普遍通过政府大规模举债来拉动经济增长，虽然带来了失业率的下降和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却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同时政府债务规模也逐年攀升。凯恩斯主义的弊端逐渐显现，随之而来新的政府债务理论诞生。

第三个阶段为新自由主义时期的政府债务理论，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持续的“滞胀”时期，以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巴罗（Robbert J. Barro）为代表，主张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反对政府举债。布坎南认为，战后许多国家赤字持续增长、政府债务负担率不断提高的罪魁祸首就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他从个体角度研究债务的负担，认为政府债务的实际负担或成本，必定要由政府还本付息时的纳税人承担，而不是由政府支出发生时的纳税人承担。无论公债还是私债，在任何一种情况下的借款都是取得了本期额外的购买力却不发生额外的本期成本。支出成本被转移到未来，在此时期内，债权人拥有获取个人或政府收入的基本要求权。如果政府靠举债支付消费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而不是资本性支出，就等于破坏国民资本价值，不管是内债还是外债，这个结论都适用。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理性预期的代表人物巴罗（1974）发表了论文《政府债券是净财富吗？》，在这篇著名的文章中，巴罗论证了李嘉图等价定理。巴罗的论点建立在代际间利他主义的基础上。在他看来，消费者都具有将财产的一部分遗留给后代的动机，这种动机会采取一种特殊的形式就是利他主义。在巴罗看来，既然消费者在代际是利他的，则在面临政府以发行债务替代征税从而造成减税（减当期的税）效果时，消费者是不会增加消费支出的。理由非常简单，对于利他的消费者来说，是由他本人，还是由其子孙后代来支付偿还公债本息所需的税款，是没有区别的。巴罗的观点与凯恩斯主张的赤字财政政策大相径庭，当然这也与他自由主义立场密不可分。同时理性预期学派认为政府债务与通货膨胀之间有着密切联系，政府发行债券为赤字融资往往会带来更高的通货膨胀。

总之，主张发挥市场自身作用是新自由主义时期的核心思想，自然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包括政府大规模举债都会遭到反对，这与凯恩斯主义在政府债务上的观点形成鲜明对照。

（二）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理论

关于政府债务可持续性虽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才被视为一个研究课题（Burger,2005），但是，历史上针对赤字、债务急剧增加而对政府偿债能力、债务负担等可持续性相关问题的探讨却极为频繁。从国内外的研究来看，对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理论研究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

1．利用常规指标分析债务可持续性

关于国债可持续性的研究有些是通过常规指标从国债规模适度性来分析的。目前使用较多的主要有三类指标：第一类是通过直接使用反映宏观经济情况和债务情况的指标分析，如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就是欧盟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对财政赤字率和国债负担率等比率指标的规定，即公共债务不得超过GDP的60%，财政赤字率低于3%。第二类是以政府预算约束理论为基础，分析债务利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如卡伦（Callen,2003）、伯格（Burger,2005）、刘易斯（Lewis,2010）、Csaba（2011）采用此种方法对不同国家债务可持续性进行分析。第三类是通过各项指标的综合分析，它也是测度政府债务风险的一种常见方法。如标准普尔（1998）给出国债信用风险评级体系，包括政治稳定、经济增长与结构、财政收支、赤字率、债务和利息负担、金融稳定性、通货膨胀率、国际收支和储备等多方面的指标。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财政赤字与国债研究”课题组（1998）指出，在判断国债安全规模时应采用国债依存度、偿债率、相对规模、债务支出中消费性支出所占比率等指标进行。贾康、江旭东（2000）提出了从宏观经济指标、广义国债指标、名义国债指标和国债效率与结构指标四个层次建立债务监测、预警指标体系。

2．从经济增长角度分析债务的可持续性

关于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理论的探讨很多学者是基于经济增长的角度，最早的分析在多马（Domar,1944）国债模型中出现。1944年，美国经济学家多马突破了长期以来仅从定性角度分析政府债务的方法，首次在对债务可持续性的分析中引入数理模型，从债务和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关系的角度对政府举债进行了分析和预测。他认为，高额赤字必将促进经济高速发展，这反过来将增加税收收入从而偿还债务，经济发展越快，债务产出率就可能下降越多，债务负担问题实际上就是经济增长速度问题，而不在于国债规模。多马国债模型是国外动态分析国债规模的经典模型。

巴罗（1979）推导出了当期政府基本预算约束条件，这为此后在债务可持续性方面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在他的文章《政府债务决定理论》中，巴罗提出，为了维持预期持续的税率，政府赤字应做出相应调整。也就是说，政府支出扩大时债务的发行起着积极的作用，债务增加了政府当前收入并且带来了预期的名义债务通胀。因而，债务的发行应与债务收入维持一定的比率，除了极少数影响外，也应与政府支出维持一定水平不变。

随后，很多学者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完善了关于债务可持续性的分析。汉密尔顿和弗莱文（Hamilton and Flavin,1986）基于政府可能存在的永久性预算赤字和公众理性预期的假设，动态考察了利率、预期税收和通货膨胀的变化，根据满足债务收敛、不出现“庞氏骗局”的基本思路，得出了现值借贷约束条件（Present-Value Borrowing Constraint）。威尔科克斯（Wilcox,1989）指出了现值约束模型理论存在的不足，如没有用随机实际利率来代替固定实际利率；用静态的利率盈余代替动态利率盈余；以及假定非随机游走借款约束特征是不合理的。威尔科克斯（1989）对现值借贷约束模型进行了上述方面的完善，并提出了跨期预算约束条件，波恩（Bohn,2005）又进一步提出一般均衡条件下的跨期预算约束条件，也就是不仅要考察政府自身的偿还能力，还要考察投资者的购买意愿，即政府的潜在的债权人是谁以及他们的行为由什么决定，将债务可持续性理论进一步完善。

余永定（2000）也是从经济增长角度来考察债务可持续性。他认为，即使政府长期不能实现财政收支平衡，但只要能通过发行债券为赤字融资，就可以认为财政依然处于稳定状态。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财政可持续的理论框架，指出债务负担率与财政赤字率、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陈建奇（2006）研究指出，如果经济是动态无效的，并且初始债务与GDP比率不超过可持续债务比重上限，那么还本付息的债务政策不但是可持续的政府债务政策，而且可能实现帕累托改进，提高社会福利。

3．从债务危机角度分析债务可持续性

当政府因忽视成本和风险因素使债务持续扩张，并出现不可持续迹象时，公众和市场将失去对政府的信心，这将导致融资成本的大幅上升，降低财政政策的操作空间，严重时政府将难以获得融资，最终导致债务危机的爆发。

科尔和基欧（Cole and Kehoe,1998）对债务危机的爆发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试图从此角度来研究债务的可持续性。他们指出政府债务是否可持续，是否会爆发债务危机，主要取决于借新债是不是政府筹集资金的唯一方法。如果政府无法增加税收，或者通过其他渠道获得收入来偿还债务，同时借新债又遇到困难时，投资者就会预期政府有可能出现债务违约，要求提高新债的收益率，甚至不论新债价格多高都会拒绝购买，这也就使债务偿还出现问题，公众预期的债务违约也就有可能变为现实。进一步说，科尔和基欧提出了债务危机的量化模型，是否爆发债务危机主要取决于政府当前的债务水平。

为避免债务危机的发生，很多学者试图构建债务危机预警机制，如Ciarlone和Trebeschi（2005）利用三区制Logit模型对债务危机进行预测，Fuertes和Kalotychou（2007）对主权债务危机的预警系统进行最优设计研究，指出在损失函数确定条件下，混合的递归预测结果要好于宏观数据聚类、宏观数据Logit回归和信用评级回归三种单一预测方法。

（三）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实证检验

以上主要探讨了国内外学者对债务可持续性的理论分析框架，从理论层面提出了一国政府债务可持续的约束条件，关于这些约束条件如何进行检验，很多学者在此方面也做出了贡献。就债务的可持续性计量检验主要可以分为三种方法。第一种是对债务积累的平稳性检验（单位根检验）。在宏观经济学和金融学的实证研究中主要是基于时间序列，因为大多数的经济指标和变量遵循一个趋势，根据这些趋势，时间序列可以是平稳或非平稳。一个平稳的过程意味着方差和自相关结构不随时间变化。非平稳，是在许多宏观和金融时间序列中普遍存在的特性，意味着一个变量没有明确的回归常数的趋势或线性趋势。汉密尔顿和弗莱文（1986）、威尔科克斯（1989）均主要应用此种方法对美国战后债务的平稳性进行检验，之后，Corsetti和Roubini（1991）、Caporale（1995）、Greiner和Semmler等（1999）分别应用年度数据对不同国家债务可持续性进行平稳性检验。

第二种方法是对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进行协整检验。20世纪90年代之后，不少学者开始尝试用季度和月度数据对财政可持续性检验，所应用的方法主要是协整检验。如Eillot和Kearney（1988）运用协整检验方法测试了澳大利亚的财政赤字是否满足跨期预算约束，Hakkio和Rush（1991）应用1950—1988年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季度数据对美国债务的可持续性进行协整检验，得出两者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Tanner和Liu（1994）、Quintos（1995）、Payne（1997）、周茂荣和骆传朋（2007）分别对不同国家应用协整检验方法进行债务可持续性检验。

第三种方法是应用财政反应函数检验。通过建立政府的财政政策对债务负担的反应函数来检验是否满足跨期预算约束条件。这种方法最早是由波恩（1998）提出，他认为前两种方法在进行检验时不能拒绝可持续性。原因是债务数据或者财政收入、支出数据经过任意高阶序列差分后是平稳的都能满足跨期预算约束条件，而且财政收入和支出不需要协整。他指出，财政反应函数检验在理解债务问题上将更有前途。进入21世纪后，很多学者运用这种方法对债务可持续性进行检验。如De Mello（2005）对巴西，Campeanu、Stoian和Roman（2006）对罗马尼亚，Medoza和Ostry（2007）对新兴经济体，Mendoza（2011）对发达国家，Csaba（2011）对匈牙利均采用此种方法进行债务可持续性检验。

二 美国政府债务问题研究综述

20世纪80年代之后，西方国家普遍经历了公共债务迅速增长的时期（Afonso,2004），也正是从这个时期人们开始重新关注政府债务的问题。对于美国政府债务问题的相关研究在这个时期也越来越多起来。国外学者更多地采取定量分析，关注债务的可持续性，如汉密尔顿和弗莱文（1986）、Trehan和Walsh（1988）。而国内这一时期对此的讨论更多地局限于美国如何从债权国转为债务国，如曹梅颐（1985）从国内和国外环境因素分析了美国转变为最大的债务国的原因，胡景岩（1988）从长期和短期两个方面分析了美国成为债务国的原因。姜圣复（1988）论述了美国的对内对外债务的形成。

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美国政府债务、财政赤字问题再一次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如李石凯（2011）从美国主权债务负担程度分析了美国主权债务过度膨胀的严重性。李翀（2011）将美国的财政赤字观与政府债务相结合，认为政府债务屡创新高主要受到凯恩斯的财政赤字观影响。白玉珍（2012）从80年代美国债务的累积角度分析了美国债务居高不下情况。综观国内外学者对美国政府债务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美国政府债务扩张的原因

20世纪80年代，美国债务迅速增长，引起了国内学者对于美国债务形成原因的探讨。当时主要从国内和国际环境来分析美国债务增长的原因，并且普遍对美国未来经济表示担忧（胡景岩，1988；李俊江，1989）。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国内外学者又一次把焦点聚集在美国债务产生的原因上，大多数学者认为，财政赤字是美国政府债务高涨的主要原因，如Truman（2004）认为，美国政府债务与其财政政策联系密切，认为美国国内的财政赤字和外部的经常项目赤字是相关的，两者是同一问题的不同方面，并且两者又都与美国债务高涨有紧密联系。而国内学者杨琳（2012），黄梅波、王珊珊（2012），宋玉华、曾绍龙（2013）也都从这一角度进行了分析。也有一些学者提出，美国政府债务不断高涨与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息息相关，如段彦飞（2008）、杨琳（2012）、黄梅波、王珊珊（2012）等指出，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是导致美国政府债务高涨的重要因素。此外，黄梅波、王珊珊（2012）还指出，美国经济增速下滑是债务高涨的根本原因。刘友法（2011）又进一步从政党政治及全球战略方面分析了美国政府债务得以不断积累的原因。

（二）美国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

美国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是国内外学者重点关注的问题。近三十年来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主要经历两个阶段：一是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这段时期美国持续的财政赤字和债务的迅速增加引起了大量关于政府债务可持续的讨论。二是2000年之后由于互联网泡沫、布什减税及伊拉克战争等因素使美国债务屡创新高，债务问题再次成为研究的重点（Bajo-Rubioa,2008），而此次金融危机后更是激发了国内外学者对此问题的关注。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有关美国政府债务的研究大多以现值预算约束理论为基础，即债务能否持续需要满足当前政府债务水平必须等于未来基本预算盈余现值条件进行分析（Trehan and Walsh,1991; Smith and Zin, 1991）。汉密尔顿与弗莱文（1986）最早运用此方法，对战后的美国政府债务进行现值预算约束检验，并以满足非蓬齐博弈条件（No Ponzi Game）作为债务可持续性的检验标准，对美国1960年以后的政府债务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战后美国政府债务是可持续的。之后，Trehan与Walsh（1988）研究发现如果满足现值预算约束条件，政府债务与财政赤字之间是协整的同时利率保持不变，那么债务可持续的一个充分必要条件是债务与基本预算平衡是协整的，Trehan与Walsh根据美国战后数据检验发现政府债务与财政赤字之间是协整的，据此指出美国政府债务是可持续的。波恩（1998）将现值预算约束研究拓展到随机环境，提出另一种检验方法：如果政府基本盈余对债务增加能做出积极反应，那么政府债务是可持续的，波恩根据此方法对美国政府债务进行检验，结果显示美国债务是可持续的。然而，与此相反，威尔科克斯（1989）指出，当非蓬齐博弈条件成立时，政府债务现值平稳并且无条件均值为零，他结合美国战后政府债务数据进行检验，结果发现政府债务现值并不平稳并且无条件均值不为零，从而得出美国债务不可持续的结论。进一步，克莱默斯（Kremers, 1989）增加了财政预算盈余不能超过产出的约束条件，则现值预算约束成立的充分和必要条件是政府债务产出比率平稳，但他并没有发现战后美国政府债务产出比率稳定的证据，从而认为美国财政政策可能不可持续。Hakkio与Rush（1991）通过检验政府收入与支出（包含利息支出）的协整关系，发现政府支出的增长快于政府收入的增长，二者不存在协整关系，故得出美国政府债务不可持续的结论。

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政府债务、财政赤字不断攀升的事实促使人们对美国债务问题更加关注，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政府债务屡创新高，使人们对美国债务的可持续性再次表示担忧。在此过程中，国内外学者对此的分析视角呈现多样化。波恩（2005）在传统的现值预算约束基础上建立一般均衡条件下的跨期约束模型研究政府债务问题，并结合美国1792—2003年财政数据进行检验，结果发现美国财政政策可持续的证据；Bajo-Rubioa等（2008）利用1947年1月至2005年3月的数据检验结果表明，美国当前财政政策仅仅处于弱可持续性。Bettina Fincke和Alfred Greiner（2011）在波恩（2005）的基础上对日本、德国、美国的政府债务政策进行实证分析比较，发现美国公共债务是可持续的。而张军、厉大业（2011）和曲春青等（2012）利用一般均衡条件下的代际预算约束模型考察美国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得出美国政府债务能够持续的结论，但同时也认为，未来美国债务的可持续性依然面临着经济增速可能下滑、债务利率水平上升的挑战。陈建奇（2011）通过构建连续的分析框架，重新评估当前美国债务、财政问题，结果表明尽管美国财政现阶段仍处于可持续水平，但已出现偏离稳态的迹象，未来债务负担率的进一步上升很有可能导致经济增速下降。如果财政政策没有及时做出调整，极有可能发生债务危机。

此外，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CBO）通过结构分析方法对美国财政收支结构演变以及未来财政状况进行分析和预测，结果显示，2050年美国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将上升为256%左右（CBO,2005）。而费尔德斯坦（Feldstein,2009）认为，美国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将高于CBO的预测，因为CBO的预测是在未来经济增长率为3%的基础上做出的，他认为，由于债务的不断攀升导致挤出效应会更加明显，故私人的生产性投资会大量被挤出，经济增长会放缓，反过来将导致债务负担率进一步上升，高于CBO的预测。美国彼得森（Peterson）国际经济研究所2011年6月发布的研究报告对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未来债务发展进行预测，认为美国到2035年债务占GDP比重会达到213%，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措施，那么未来很有可能会出现财政危机。

除上述定量分析外，国内也有学者从定性分析角度来研究美国政府债务问题，如张明（2009）通过构建美国国债市场的供求缺口分析框架，得出美国国债市场的供给增长要快于需求的增长，即使美联储的介入能够从表面上弥补供需缺口，但相应造成的通胀预期依然会推高国债长期收益率，这说明从长期来看，美国当前大规模的政府债务是难以持续的。潘宏胜（2010）通过综合分析美国经济增长前景、金融危机成本、财政支出潜在压力、财政约束等因素，认为近中期美国公共债务仍可持续，但也面临一定的风险。陆晓明（2011）通过对美国财政收支的分析和预测对美国公共债务的可持续性作出判断，认为美国公共债务存在很大风险，政府减债难度很大，未来通过美元贬值和通货膨胀来减轻债务负担的可能性较大。

（三）美国政府债务的影响

由于此次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债务创下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新高，人们不仅对其可持续性表示担忧，同时对美国债务不断积累所产生的影响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美国债务居高不下对美国经济运行，尤其是通货膨胀造成巨大压力。费尔德斯坦（2009b）对债务引发通货膨胀的问题做了专门评价，尽管费尔德斯坦赞成美国政府在应对此次金融危机时实行超常规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但他对政策的实施可能引发未来通货膨胀也表示出担忧。他指出，危机之后美联储大量投放货币，增加商业银行储备，一旦经济好转，商业银行储备立即就会被盘活，由于美联储缺乏足够的国债来满足公开市场操作的需要，因而经济复苏后收回货币的难度很大。另外，美国政府需要发行大量国债弥补赤字，财政赤字引发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很大。国内学者也普遍认为，美国高债务引发高通胀的可能性极大，同时通货膨胀必然带来美元的贬值，进一步削弱美元的国际地位，这将促使国际货币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刘友法，2011；杨琳，2012）。罗杰斯（Rogers,2012）指出，美国高额债务可能面临违约风险，并从短期和长期两个角度分析债务违约的影响。与之不同，利珀、普兰特和特劳姆（Leeper, Plante and Traum, 2009）通过贝叶斯方法和动态随机均衡模型，研究美国为保持债务稳定而进行一些局部政策调整时，如资本、消费税、政府支出等方面的政策，会对经济带来的影响。

如果美国债务出现问题对我国经济，尤其是外汇储备也会造成巨大影响，这也是我国学者重点关注的问题。由于持续贸易顺差导致外汇储备积累（宋国友，2008），同时出于安全性、避险动机考虑（张明，2009），我国持有大量美国国债，占我国外汇储备的1/3左右，所以一旦出现违约，我国将成为损失最为严重的国家。不仅会导致到期债务不能足额偿还；而且对于未到期的债务，由于国债价格下跌，将导致其面临流动性差，难以变现的风险（王石生，2011）。孔立平（2009）也认为我国外汇储备资产中以对美国国债的投资为主，存在信用风险、汇率风险、流动性风险以及投资收益损失风险，所以，从长期看，我国应减持美元资产。钟伟、谢婷（2011）表示中国政府在增持美元资产时，可以考虑附加特定条件，来降低风险。实际上，中国在美国国债问题上已经陷入了“两难困境”，无论是增持还是减持都存在弊端（陈新平，2009）。与此同时，这种债务风险还会增加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出口环境恶化（王艳，2011）。黄益平（2011）也对美国债务的不断扩张、美元贬值的长期化可能造成我国通货膨胀的加剧表示担忧。

三 对已有文献的评述

通过上述文献梳理发现，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政府债务再次成为世界经济的热点问题，虽然对此研究较多，但在债务形成、债务风险和可持续性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同的见解，所以，关于美国政府债务问题的研究还有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的空间。

首先，通过对现有文献的分析发现，众多学者对于美国政府债务的分析更多集中于对近期债务迅速增长的探讨，而很少有考察长时段美国政府债务的演进，对于债务形成更多停留在表面分析，很少将其置于经济思想史、两党政治视角下深入考察。虽然目前美国政府债务能否持续是关注的焦点，但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问题，应将其置于长期视角，结合经济思想发展全面深入分析美国政府债务的历史演进。

其次，通过对文献梳理可以看出，美国政府债务能否持续是人们关注的重点，但对此的研究不仅结论不一致，研究方法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来看，对美国政府债务能否持续存在着不同的结论。如波恩（2005）、Bettina Fincke（2011）、张军（2011）认为，美国债务是可以持续的，Bajo-Rubioa（2008）等认为，美国债务是弱持续的，而陈建奇（2011）则认为，未来美国发生债务违约的概率很高。从研究方法看，目前大多数对美国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研究是以跨期预算约束理论为基础，但是，在计量检验时所采用的方法仍有争议，当由于某种原因影响时间序列时，会导致传统的债务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检验方法失效，在这方面财政反应函数的检验则更有优势，但如何建立财政反应函数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在这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另外，关于美国政府债务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确定条件下的分析，缺乏对美国债务本身演变趋势的判断。

最后，美国作为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其债务问题必将对世界经济产生一定影响，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总结发现，关于这方面的论述还有深化的空间。目前对于美国政府债务影响的讨论多为国内学者的定性分析，主要关注其对我国外汇储备的影响。事实上，美国政府债务的持续扩张对自身经济将产生一定的影响，同时给世界经济的运行也带来一定的风险，而美国若想保证债务可持续，必然要采取措施进行调整，这一过程也将对世界经济产生溢出影响，而目前关于这几方面均缺乏深入、系统的分析。

综合来看，美国政府债务状况不容乐观是不争的事实，对其深入系统研究应在明晰历史背景下，全面考察其演进与可能带来的风险，再进一步分析其能否持续以及是否需要调整来保证债务的可持续，同时关注美国债务调整对世界经济及中国经济的溢出影响。